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金雁

2004年元旦，做生意的第十年，我把公司从武汉搬到北京，在西四环和西五环的交界处买了一套八十平方米的房子。萦萦和我一起到了北京，她是我的女儿，那年她十一岁，对于突如其来的搬家，她哭了，她说她就喜欢武汉，喜欢她的同学，她下学期还要继续做宣传委员，和小伙伴排练《哈利·波特》舞台剧呢，她不想离开。但我告诉她，北京是首都，去了那里，她会认识更有素质的老师、更有见识的同学，她的舞台剧能到更大的场所表演，例如人民大会堂、中央戏剧学院—总之，我们的生活会在北京变得更好。

虽说我去北京是为了赚钱，但去之前，我先打听了有什么小学能接收萦萦，毕竟她已经五年级了，还没有北京户口。问了一圈下来，只有在五环边的一个小学的校长愿意收她。我去看过那个学校，和萦萦在武汉市中心读的重点小学比起来，这个小学普通得就像一个社区托儿所。就在我心灰意冷时，忽然被走廊里的一堵照片墙吸引了，是在不同场景的合影，有的在舞台上，有的在录影棚里，相片中有校长、穿着校服的孩子，还有明星，里面有我叫得出名字的，也有我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见我对这些照片感兴趣，校长便笑眯眯告诉我，他在电视台有人，孩子有的是机会见世面。我听完眼前一亮。这就是萦萦最需要的呀，她钢琴弹得那么好，就差展示的机会了。于是，我下了决心，按校长的指示，去他最青睐的山姆会员店，买了四瓶茅台、十条中华给他，并把他职高毕业的小侄子推荐到杨总那里当保安处主任。杨总是我老乡，生意圈里的老友。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年，我们圈子里的人都去北京做生意，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在北京开了公司，买了房子，开上了奥迪，这说明北京遍地是金子。我是生意人，哪里有钱我就去哪里。但我也放不下萦萦，她必须跟着我，而不是做一个留守儿童，当然这些我没有告诉她，她不需要知道太多。

到北京时，新房还有大半年才能交楼，我和萦萦租住在一个老小区里，离她学校只有一站路，方便她上下学。房子装修老旧，几乎等于毛坯房，蟑螂在油污遍野的厨房里安居乐业多年，怎么杀都杀不尽。两室一厅，我睡一间，萦萦睡一间，客厅是正方形的，一半堆放从武汉运过来的家当行李，另一半靠窗放着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也是从武汉运来的。我本想把钢琴卖掉，到了北京再换新的。萦萦舍不得它，因为琴身是罕有的暗紫，像是沉浸在晦暗暮光里的湖面。睡前，萦萦练琴，但隔音差，她一弹琴，楼上邻居就敲地跺脚，石灰碎屑从天花板如雪似的落下。此后她将练琴时间调整到夜晚七点前，也就是她放学回家后那段时光。我很久不曾听她的琴声，我回家时，她已睡了，翌日醒来，她已背书包出门了。北京春天短，五一时晴光晃眼，我公司放假，萦萦也放假，她穿着我从百盛商场给她买回来的新裙子，湖蓝，无袖，一圈欧根纱如透明涟漪，荡在A字形裙摆上，我带她去人艺看话剧。她走在我面前，马尾辫长长的，甩在肩后，像一株忽然盛放的睡莲。我不知道她已经和我一样高了。那天后不久，她的初次月经来了。

第一年在北京的生活，我过得不好。我的公司在武汉开了十年，自创品牌，五湖四海的客户来找我加盟，我就负责联系厂家进行批量生产。我做过很多不同的产品，洗衣粉生产机、地毯清洁器、皮鞋美容机、桌上足球—这个产品旺我，让我在武汉最好的地段买了两套房、一辆车，我就这么坚持做了下去。我喜欢南下考察，广东商人总有最新的点子启发我。我在传统的桌上足球加上投币器、音响，客人一边玩，它就一边播放：“Go, go, go! Ale, ale, ale!”我把一米五高的比赛型桌上足球等比例缩小成台式的，成了幼儿园也可以引进的玩具。我甚至还开发生产数码体育馆、插卡式游戏机，通过连线到电视，玩家就可以拿着遥控器和屏幕里的人打网球或乒乓球。我以为这一切会在北京迎来新的巅峰，却没想到是“水土不服”。看着账户收入越来越少，即将面临破产时，我忍不住去找了柳忠海。他是带我入行的师傅，比我大十岁。他约我在长安壹号，靠着窗户，外面是黑茫的夜，枯枝像空气里的伤疤。你瘦了。他说。没钱了，公司快完蛋了。我说。你说你，就非要那么拼吗？之前跟你说过，北京不像武汉，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客源肯定会少，你不信，你非要来。他说。你们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我说。他没有说话，只是给我倒酒。我与他碰杯，然后我说，那你帮我吧，我已经来了，我不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萦萦已经在这边上学了，她马上就要小升初，不可能转来转去的。他说，那你就入伙我们公司吧，这个邀请，我早就提过，只是你之前不感兴趣。我说，可我完全不懂互联网，我真的能做得好吗？他说，王发盛不懂，杨国东不懂，李小田不懂，但他们都加入了，不懂互联网没关系，我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最重要的是，你懂销售，你知道怎么吸引客户，这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从酒杯上放下来，摊在桌面上，向前伸。我赶紧把放在桌上的手收了回来，他的手便静止了。他继续说，你知道的，我去年赔得一分钱没有，今年就靠互联网生意回血了，我的新公司你也去过，三层楼，不是骗你的。嗯，我点头，但心里还是空空的。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货越来越难卖吗？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玩桌上足球了，他们玩电脑，上QQ聊天。啤酒最好喝的，就是刚上来的那层泡沫，赚钱也是一样的，互联网现在就是泡沫，你得抓住时机，把这个泡沫越吹越大。我沉默了一阵，抓起酒杯，一饮而尽，说，行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

2005年元旦，我叫了废家具回收公司的人来收货，看着货运师傅将仓库里的一百五十台桌上足球一台一台搬走。假如它们成功卖出去，我能赚回来三十万，现在，它们通通上了卡车，成了不值钱的废物。卡车驶动的时候，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下来，风吹得我脸生疼。我一把将眼泪抹干净，打了个车，就到新公司去了。

新公司在西三环的一个甲级商务大厦里，对面是北京理工大学，附近有北京电视台。我在九楼租了四台桌子、四个电脑、一个小办公室，柳忠海把他公司里的一个技术人员和一个美编拨给我，我不嫌弃，毕竟我只入股了十万。两个星期以后，我赚了四十万，柳忠海召集全体员工，五百多个人，给我开庆功大会。向金总学习！柳忠海拿着喇叭喊话。向金总学习！员工们重复。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柳忠海继续喊话。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员工们继续重复。元旦假期过后，我的公司从四台桌子和一个小办公室，变成了大半层楼。乔迁当日，我忙得像个欢喜陀螺，一会儿吩咐人事部经理安排应聘会议，一会儿应酬前来贺喜的各部门人员。大概十点多吧，我正指引工人将我从王府井工美买的一对玉石貔貅、发晶招财树、旋转水晶球加湿器、落地船舵、“天道酬勤”横轴书法，还有从新发地购入的一米九高的发财树，逐个搬到我临街的大办公室。想不到房间里有人，一个女人，站在我桌子前，阳光打在她身上，一个瘦长的剪影。

你好？我问，请问你找谁？

剪影回头，从光下走出来，我才看到，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

金总你好，她说，我是柳总派来搞卫生的。她的声音细细的，没有翘舌音，我猜她是南方人。

你好你好。我露出招牌微笑，迎过去—清洁工会知道你最多的秘密，是最需要善待的人。你叫我雁姐就行，我问她，你是新来的吗？

她似笑非笑，露出和麦色肌肤成鲜明对比的白牙，来了快个把月咯，本来是负责大堂、走廊、电梯那些的，但上个礼拜被柳总招进来了，每个老总的办公室，我都要打扫，但柳总吩咐我，第一个打扫你的。

哦，这样啊。我打量她，棕色丸子头，齐刘海，大眼睛，凹在眉骨下，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手中的抹布。她没穿制服，穿的是一套水洗蓝色的紧身牛仔服和牛仔裤，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的，瘦如纸片，比我高半个头。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应该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清洁工。

这样，我说，你先擦桌子，然后……

我刚想教她，她却马上打断我，我知道，柳总教过我，先擦桌子，再擦大班椅，从椅背到轮子，顺序不能错，不然就脏了噻。

她一边说，一边就按这套流程做了，似乎是在向我证明她的工作实力。我便没再管她，继续招呼工人摆放招财法宝。

后来，每天早上十点左右，假如我没去开会，就能在办公室碰见小叶。她每次都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吃了早餐没有，昨晚休息得好不好。虽然都是客套话，但成功地让我留意到了她的存在，不像其他那些上了年纪的清洁工，都被规训成了沉默不语的老黄牛。

你多大了？我问她。

二十五。她说。

你是哪里人呢？

云南的，一个小地方，离缅甸很近。

我是看你有点像混血儿。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逐渐知道了，小叶出生在一个畸形家庭里，爸爸比妈妈大二十多岁，有好多个女人，十多个孩子。她和姐姐、妈妈住在一起，读到高一就辍学了。几年前家里把一楼改成门面，做餐馆，结果起火了，家里所有东西都烧光了，好在人没事，但姐姐要养孩子，钱不够，她就独自来北京打工。她是去年秋天才来的，起初是去别人家里做钟点工，但总是遇到些奇怪的人，例如有一对老夫妻，女的瘫在床上，男的照顾她。起初男主人对小叶出手大方，给劳务费之余还会顺带送些吃不完的零食水果，直到有一次，那男主人忽然从背后抱住小叶，她拼命尖叫，挣脱了，溜走了，工钱也不要了，再也不敢去了。此后她只敢在公共场合做清洁工。除了在我们公司，也去别的地方，KTV啊，美容院啊，健身房什么的。现在，她住在西五环，一个铁皮屋里—倒是离我家不太远，地铁坐两站就到了。

那家里有暖气吗？我问。

没有，要烧煤。她说。

第二天，我带了些冬衣—穿过几次的，因为长胖了，穿不进去了—送给她。

不久，她送给我鞋垫。

这是云南花绣，她说，我妈妈、姐姐绣得特别好，但我学得慢，绣得不好。

我看着那两个鞋垫，白底上生出姹紫嫣红，看不出有什么破绽。

有次她忽然跟我说，雁姐，你要小心。

怎么了？

公司里有人吸毒。

你怎么知道？

我在垃圾桶看到了那些东西，就是吸毒用的。

是吗？

还有男的女的，偷偷在厕所做那种事，但我知道不是你的员工，是杨总那边的。

小叶一开始时不时给我递一些八卦。例如杨总喜欢跟销售部的年轻女员工搞暧昧；李总的办公室最脏，满地烟头瓜子壳；王总最可怕，总是色眯眯地盯着她，有次他喝多了，趁她弯腰擦柜子的时候，摸了一下她的屁股。

你想不想离开这里？我问她。

我怕没钱。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很快就要搬公司了，我说，我不跟这些人合作了，我要单干了。

2005年年底，因为工作理念不合，我离开了以柳忠海为首的互联网集团，自立门户，在另一个大厦里，租了两层楼。我的办公室扩大了一倍，有两百平方米。小叶是我公司的保洁队队长。

也就在那一年，萦萦开始了她的初中生活。之前我们两个会在约好的时间一起打扫房间。这也算是一种亲子活动。但后来，我越来越没有时间和精力。看着家里乱糟糟的，我觉得需要有个人来帮忙了。于是我问小叶，要不要来我家做钟点工？

她说，雁姐，我之前已经下决心不到别人家里工作的，但我跟过那么多老板，我只喜欢跟你说话，如果是你请我，我肯定是愿意噻。

就这样，小叶进入了我和萦萦的生活。

二、金紫萦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第一天入住北京的感觉，但我记得第一天坐在新班级里的情境。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我甚至记得那天自己穿了什么衣服，雪白的呢绒开胸外套，卡其色微喇叭裤，黑色漆皮玛丽珍鞋。教室是竖长形的，同学分成两组排座，一排四个人。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校服，绿油油的。是校长和我妈领着我到了班门口。班主任是个敦实的中年女人，金色卷发像TVB电视剧里的法官发套。她大手一挥，招呼我去最后一排坐下，那里有个空桌子。然后她出门和校长还有我妈说话。我知道我妈带了一大盒进口巧克力，在她的单肩包里，将会送给班主任。我穿过伸着好奇脑袋的桌椅中间，议论声像逐渐涨潮的波浪，推着我直达尽头。我前排的两个大个子男生嬉皮笑脸地回头，问我问题，用一种我没听过的卷舌音。我不记得他们问了什么，大概是想知道我叫什么，从哪里来。当我说出“武汉”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一问一答，像是说相声：“‘捂汗’是哪儿啊，您听过吗？”“嗐，就是捂在被窝儿里出汗呗。”他们拍着我的桌子笑起来。我一把捉住其中一个男生的胳膊，拇指和食指用力，狠狠掐他的肉，他疼得嗷嗷叫，而另一个却笑得更起劲。更多的人回过头来看热闹，起哄，直到有个女生站起来喊，安静！谁再说话我就让谁留下来扫厕所！她高大健硕，浓眉大眼，戴着一个镶满水钻的发箍—事后我才知道，她叫徐雅倩，是班长。而那个被我掐胳膊的男生，叫孙宏轩，是体育课代表。不久，班主任进来了，一切回归平静。

我尝试在这个新班级里像往常那样活着。上课，下课，议论老师奇怪的衣服，踢毽子，互换明星贴纸，讨论《天龙八部》里的剧情并选择角色扮演。但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固定的搭子，尤其是女生，女生刚好十六个人，大家都喜欢成双结对，例如徐雅倩每次去厕所，都会叫上秦阳，张雯每次去小卖部都会叫上李红红。张子琪、刘靓、陈朵、于彩，是班里知名的四大金花。所有这些活跃的女生，都以徐雅倩为中心。也就是说，徐雅倩让她们跟谁好，她们就跟谁好。起初我是徐雅倩的关照对象。她会特意叫上我一起活动，但我很难插入互动，仿佛她们之间的对话是已经持续更新五六年的肥皂剧，我必须努力脑补前边的剧情，才能不让自己的演出显得尴尬。

但尴尬并不影响我正常生活，直到有一天，校长忽然出现在班门口，打断班主任的讲课，他对我招手，金紫萦同学，你出来一下。我感觉班级里三十多个脑袋，六十多双眼睛，都盯着我从座位起身，走到班门口。只见门外站着一对男女，女人拿着话筒，男人举着摄像机，身上还穿着“京城电视台”的制服。

这是金紫萦同学。校长把我介绍给那对男女，他们笑眯眯对我点头。校长接着说，她是新同学，这学期刚从外地转来的，按理说，高年级、毕业班，我们不收转学生，但我还是破格收了她，因为她成绩非常好。之前她在老家读的是五年制小学，等于说已经提前把我们六年级的东西学过了，而且她钢琴还弹得非常好，她的母亲还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女人对我笑得更灿烂了，大美妞儿你真棒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耳朵根发热。她稍稍弯下腰，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跟我说悄悄话似的，语气温热，一会儿啊，你就对着镜头说几句话。第一，你叫啥；第二，你老家是哪儿的；第三，你说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同学都对你倍儿好，老师对你倍儿亲，你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融入新的校园生活—就这三句，行吗？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就被摄影师打断，要不要再加个男生？这样看起来比较均衡。校长二话不说，又回到班里去找人，不久，他带了个男生出来，我一看，是孙宏轩。

摄影师开始指挥我和孙宏轩，你俩面对面站着，可以假装聊天，乐乐呵呵的，眼神闪光的那种。于是我站到孙宏轩面前，仰起头，咧嘴对他笑，他低头，但眼神飘忽不定，摄影师NG了好几次。当最后一条通过时，他逃命似的离开，连再见都没跟我说。

紧接着，校长领着我和电视台的人去了音乐教室。摄影师让我随便弹一段钢琴。我选了《土耳其进行曲》。我在渐进的激昂之中，感觉阳光落在我起伏的双臂上，我乘着音乐之翅，飘向高空。

那段弹钢琴的片段被校长剪辑出来，在操场上的大屏幕里播放，一到午休时间就播，连续播了两周。我还被点名表扬。而我与电视台主播的合影、在光下弹琴的背影，还有和孙宏轩对视的笑脸，都被校长冲洗出来，贴在了走廊的照片墙上。不知道先是谁开始恶作剧的，故意将我和孙宏轩的合影戏说成结婚照。时不时就会有讨厌的男同学给我鞠躬，叫我轩嫂。我手下不留情，谁这么叫我，我就掐谁的胳膊，或追着其捶打。孙宏轩好像也为这事烦心。他上课总是趴在桌子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回过头来招惹我，叫我的外号—“大金子”“傻萦子”。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星期，也许是半个月，有一天，课间操刚刚结束，大家正成群结队从操场往班里走，当我经过那堵相片墙时，孙宏轩突然从人群里冒出来，扯住我的袖子。喂，他说，给你。我低眼一瞧，他递给我一个蓝色信封，被折叠成手掌大小。人来人往，这一幕一下子就被其他同学捕捉到了。哎哟喂，你俩干吗呢？一有人开始吆喝，大家就苍蝇似的涌过来，起哄声此起彼伏。孙宏轩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就在大家嘻嘻哈哈要我接下这封信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来了，是徐雅倩。她扒开人群，直接站在我和孙宏轩之间，叉着腰，尖着嗓子叫唤，你俩想干吗，早恋啊？我忍不住对她翻了个白眼，说，对，我俩就早恋了，怎么着吧，你管我呢？说着，我一把接下孙宏轩递来的信，在一片叫好声中走掉了。

那封信我其实并没有看，而是将它塞回了孙宏轩的课桌抽屉里。但那天以后，我感觉同学们开始疏远我，尤其是女生。只要我出现，原本正热火朝天的闲聊就会忽然静止。课间去厕所，大家会故意假装看不到我，或走得飞快，避免与我结伴而行。体育课需要二人一组做仰卧起坐，没有女生愿意和我搭档，我只能和男生在一起。逐渐地，我发现更明显的意外，例如从课间操回来，我原本挂在椅背上的雪白外套，被扔在地上，还被踩出了好几个脚印。早上交上去的作业本，下午收到时，印着飞天小女警的可爱封面被撕掉了。新买的一整版蔡依林贴纸，明明被我放在课桌抽屉里，但上了一节体育课回来后，它就成了碎片，散落在我的桌面。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去办公室找班主任，我对她说，老师，怎么办，我感觉同学们都在欺负我，他们都不理我……我记得当时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给我递来纸巾。我以为她会帮我做点什么，最起码也要安慰我几句，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多年后都难以忘记。她说，大家为什么都讨厌你呢？是不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我知道，你家跟校长关系好，你妈厉害，但是，这里可是学校，不是你家，你不能为所欲为，知道吗？我的哭泣一下子就止住了，仿佛一瞬间我被施了魔法，从头皮到脚趾，渐次结冰。我看着班主任的双眼，它的尽头泛起温柔涟漪，这让我不禁怀疑，她刚刚说的是一些温馨提示，而非诽谤。我愣愣地从办公室退出，脑子空空地走回教室，结果刚好看到几个男同学正在翻我的书包，我冲过去。抄起桌上的课本，冲着他们的后背拍过去。但他们像青蛙似的，分头蹦跶开去，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我随便盯住一个追着跑，跑着跑着，我觉得班里安静了，忽然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停下来回头看，班主任来了，她就站在门口，这一次，她的表情不再温和，双眼凶狠如门神。金紫萦，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她这样大声对我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愣住了。随后她又说，你跟我走一趟。于是，我跟着她再次去了她的办公室。这次，班主任不再给我好脸色看，她直接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甩给我。本来我不想说你，看你一个外地孩子，怪可怜的，但是你自己是咋表现的？你一个女孩子，追着男生满教室跑，你像话吗？她这样说，不断地说，但我听不进去了，我盯着眼前的纸，上面写满歪歪扭扭的字，不同的字迹组成对我的控诉，明显是多人一起完成的：我们非常非常非常讨厌金紫萦，因为她人品极差，超级不诚实，谎话连篇，到处借钱，还不还，偷毽子、明星贴纸，抄作业，作弊，还跑到孙宏轩家里过夜，早恋，希望她能被开除……落款是一连串的名字，打头的就是徐雅倩。我还没看完全部姓名，这封信就被班主任抢回去了。明天让你妈来学校找我。这是她给我的命令。

我回家告诉我妈班主任要见她，她第一反应是，你成绩退步了？我说，没有。哦，她说，那我有空就去。她说这话的时候，刚刚从公司里回来，已经夜晚十一点了，她一屁股瘫在床上，衣服也没换，澡也没洗，几乎是一秒就睡着了。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妈才终于有时间去见班主任，但也是拖到放学时间才出现。我不知道班主任跟我妈说了些什么，我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我妈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们沿着长安街延长线行走，一眼望去，除了马路，还是马路，黑压压的夜底下，是低矮成群的楼房，车来车往，轰鸣声不断，没有我在武汉商业中心所见的灯火通明。我妈一路沉默。我跟在她后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每天回家时，我基本都睡着了。我希望她能对我说点什么，甚至批评我，或者质问我，这样我就有机会向她解释。但是她对班主任与她的对话，只字不提。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那时我狭隘地觉得，她是对我失望到无语了。也就是说，她直接相信了班主任，而非听我的解释。这个武断的理解，让我事后多年都活在对她的叛逆之中。直到后来我自己也成了妈妈，在某个午后，我忽然理解了无言背后的含义，它更多的是反思，或者说，后悔—假如没有搬家，没有转学，那么萦萦估计就不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校园欺凌，我觉得我妈应该是这样想的。

我不太记得，投诉信事件以后，我在那个班级里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了。回想起来，小孩子对于一件事情的热情程度是有限的，包括欺凌。大概临近期末时，同学们已经厌倦了对我的捉弄，又开始恢复与我的正常交往了。当然，我也逐渐融入了他们，例如我会故意躲开校长的热情问候，拒绝再代表学校参与公开表演，我甚至不想在家练琴了。当我变得和身边人一样时，就不再招人恨了吧。当然，这一切也可能跟徐雅倩的心情有关，她让那些听她话的狗腿子放了我一马，因为孙宏轩被我拒绝以后，他在同学们的嘲笑下低沉了许久。之后他能重新振作起来是徐雅倩不断地为他驱散谣言，在课间陪他做作业，午休时看他打篮球。他们两个似乎在寒假疯狂成长，六年级下学期时，已经成了班里最高的男女，一个一米七五，一个一米七，两个人并肩行走时，很像我们班的大人。据说他们偷偷在体育馆的储物间里接吻了。她的嘴唇是草莓味的—这是孙宏轩告诉我的。那时他看我也不再脸红了。

终于熬到了小学毕业，我要上初中了。我发誓要在新的学校里“洗心革面”。我剪了头发，是那时最流行的波波头。我买最大号的校服，剪碎裤腿，在衣服袖子上涂鸦，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小痞子。我学着男生的样子说大胆的脏话，熟练掌握了京片子，对于家乡只字不提，也不再有人笑我是躲在被窝里捂汗的人了。

但这些改变，仅限于在学校，每当回家，见到我妈，我还是会扮演以前那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反正只要我成绩遥遥领先，我妈就不会怀疑。只是偶尔，当我妈对我的穿着打扮不满时，我会忽然爆发，似乎我的脾气不受自己控制，像是会受刺激而鼓起来的河豚。但我不想跟我妈吵架。因为我不想看到她皱眉盯着我，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一个令她失望的女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和我妈相处。周一到周五，她忙，我不见她，很容易。但到了周六，我妈会在家待着。她经常在客厅或书房，捣鼓她的电脑，然后打电话跟人聊业务。我就会找各种理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已入住新房子了。我喜欢我的卧室，淡紫色的墙面，柠檬黄的暖气片，印着三只小猪的罗马帘，窗户外是小区花园、树、喷泉、秋千。书桌是我的小天地，我将作业本摊开，再把手机夹在本子和本子之间，我喜欢一边写作业，一边偷偷用手机发短信。我那时迷恋和不同的朋友聊心事，主要是网友，大多是在贴吧上认识的。除了聊天，我也会偷偷看书。读三毛、安妮宝贝、张爱玲，我喜欢看令我感到悲伤的故事，那让我找到共鸣，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悲催的角色。

这样的周六令我觉得很舒适，直到小叶姐的出现。她一大早就来按门铃，和我妈在客厅里说笑，然后被我妈领着进入我的房间，这让我不得不赶紧收起手机和课外书，搞得我神色紧张。好在我手快，我妈没有察觉。

这是我女儿。我妈把我介绍给小叶姐。妹妹真好看噻。小叶姐说。我没说话，只是扒拉了一下厚重的刘海。小叶姐指着墙上的照片问，这也是你吗？哦，我妈回答，那是她小学的时候。相中的我穿着粉色的印满蝴蝶图案的连衣裙，露出大额头，梳着长马尾，坐在钢琴前，对着镜头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小叶姐又问，好厉害呀，妹妹还会弹琴呀？我妈说，以前弹得可好了，现在……现在我懒得弹，我打断我妈，故意说，弹琴土死了，一点也不酷，以前那样的打扮也特难看，我不喜欢。小叶姐愣了，我妈也愣了，然后皱眉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呢，也没有人说你现在不好看啊……都好看，小叶姐连忙接过话茬，笑着打圆场，女大十八变。我妈没说话，我也没说话。算了，我们去外面看看。我妈说，然后拉着小叶姐出去了。我赶紧将卧室门关上，但心房还是对外打开。我听到她们在屋外说说笑笑，试用不同的清洁用品，吸尘器、玻璃清洗机、消毒机，嘈杂的声响一波又一波，吵得我脑子嗡嗡响。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抗拒小叶姐的到访，我觉得她打破了我周六的宁静。只要她进入我的房间，我就会故意找碴。例如当她擦拭我摆在书柜上的装饰品时，我就会故意冲进去说，谁让你动这些东西了？小叶姐赶紧道歉。然后我妈闻声进来，制止我，你好好说话。我看着我妈拉长的脸，就故意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我想，我曾经也好好说过，但是你听过吗？我根本就不想来北京，你听过吗？我在心里说。

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善，我还是继续拉长脸给小叶姐看。直到第四个周六，她走进来的时候，我刚好在看书。我还没来得及将书藏到作业本底下，她就看到了封面。然后她说，那是张爱玲吧。

是啊。我说。

那是非常好看的书，她说，我看过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像第一次看，可能因为我脑子不好，记性不好。

这让我有些意外。我开始正眼瞧她，这才发现其实她长得很漂亮，五官立体，脸黑黑的，神情就像一个只比我大了几岁的姐姐。我开始内疚自己曾故意让她难堪。于是我问她还看过什么，她指着我书柜上的书，说，《德伯家的苔丝》《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

厉害呀，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看书？

无聊吧。我之前生活的地方很小，不像北京，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在家闲着，就会翻书，但那些书本来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阿姨留下的，她算是有文化的人，但是后来死了。

为什么死了？

她跟她的远房表哥谈恋爱，被发现了，受不了，就自杀了。

啊……

嗯，可能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阿姨，所以我想看她喜欢的书。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喜欢了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看书的时候，自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是啊，我说，我也喜欢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都很想消失。

小叶姐没有接话，她继续擦桌子。我靠在暖气片看窗外，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油然而生。她忽然又说，但其实消失是很容易的，不消失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哇，你这话很像歌词，我说，我可以用来当我的QQ签名吗？

她抿嘴一笑，不置可否。

你用QQ吗？我问，要不要加你？

她摇头，之前在老家玩过，但现在不用了。

干吗不用？

没有电脑。之前也是在网吧用的。

哇，你去网吧？你好酷。

不是什么好地方，她说，我不喜欢烟味。

你和谁去，男朋友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又笑了，小妹妹，不要问这些问题。

切，我说，我可懂了。

后来我真的把小叶姐那句话换成了QQ签名，但不是在我家。我妈不怎么让我用电脑上网。我是在网吧换的。白杨带我去的。那是她亲戚开的网吧，不查我的身份证。其实白杨也是我在贴吧上认识的，她在离我几条街外的一个学校里，比我大一届。她和我一样，也是从外地来的借读生。她的老家是江西。

那天，小叶姐离开后，我给白杨发短信。

姐，我好像遇到一个很懂我的姐姐。我们都是很忧伤的人。

白杨回我，我们都是糖，甜到忧伤。

那次以后，每次小叶姐来我的房间，我都会把门关上，然后悄悄跟她聊几句。我发现她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钟点工。我感觉她应该蛮酷的。她不仅去过网吧，她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文身，写着一个小小的青色的“屿”字。我问她那是谁的名字，她说她不告诉我。我会把我的烦恼说给她听。但那时候会有怎样的烦恼呢？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一直强调，我很忧伤，很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又不敢真的死去，主要是，我怕我死了，我妈会很伤心。虽然我不想跟我妈说话，但是我知道她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从小到大，只有她在照顾我，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爸爸。很多人以为我的童年很惨，只有妈妈陪我，但其实我没有感觉，因为我反正也没有体会过有爸爸陪伴的日子，所以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我在武汉拥有金色的童年。妈妈虽然忙，但她周末一定会带我到她的公司，让我在其中一间会议室自娱自乐，我在那个房间里看漫画、玩芭比娃娃、画各种小动物、写作业和同学煲电话粥。有时公司来客户了，我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走廊里来来回回的脚步声，不同口音的人在对话、谈笑，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然后我会听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接电话，你好，这里是中旺金球公司，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这对我来说，就像听一场不会结束的广播剧那样有趣。我从何时开始忧伤的呢？我想就是来了北京以后。广播剧戛然而止。妈妈的新公司，她带我去过，但它跟武汉的那个公司完全不同了，它那么大，人都藏在格子间里，我有时会在妈妈的办公室里待着，但我见不到她的人。于是我选择不再跟她去公司。很多时间我都是独自度过。有时我会给武汉的小学同学打电话，他们起初会兴奋地询问我在北京的生活，我也好奇他们后来过得怎样，我们排练的那些话剧有没有成功参加市里的比赛。但逐渐地，我们没有太多话要说了。他们有了新的玩伴，新的生活。

小叶姐后来把手机号给我了，说我有需要可以发短信给她。但是她每个月话费有限。如果她收到而刚好又没事的话，可以去电话亭打给我。我好像只跟她通过一次电话。但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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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百花洲》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程皎旸，199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成长于北京，香港青年作家、城市漫游指南创作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学位，曾任《香港文学》特邀栏目主持人。著有小说集《打风》《飞往无重岛》《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危险动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