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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四十余年的诗歌“长桌宴”

“青春诗会点燃了青春的火焰。” 这是纪录片《青春诗会——走过四十届》开头诗人谢冕的一句话，从1980年诗刊社创办“青春诗会”至今，已经46年，期间走出了舒婷、顾城、骆一禾、吉狄马加、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翟永明、陈先发等五百余位诗人。正如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纪录片首映式致辞中谈到的，四十余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从青丝到白发的半生；对于中国诗坛来说，却是从复苏走向繁盛的青春编年史。“青春诗会”是当代中国诗歌最具生命力的精神现场。

第42届“青春诗会”在浙江松阳举办，在松阳的板桥畲族乡，每到四年一度的“三月三”活动时，村里都会摆出长长的桌子，桌连着桌，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长桌宴”。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沈苇说，“青春诗会”就像一场诗歌的“长桌宴”，有跨越四十余年的时间之长，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诗人的情谊之长，还有漫漫诗歌之路的求索之长。

开幕式结束后，几位嘉宾在分享会上讲述自己对诗歌的感受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汤养宗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诗，他的哥哥姐姐说他一年能在《福建日报》发表一首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写着写着，有一天《诗刊》的编辑写信给他，通知他入选第十届“青春诗会”。汤养宗是福建霞浦人，那时霞浦到福州都要一天的时间，去北京的车票大概70元，几乎是他半个月的工资，他完全不知道去北京的火车票该怎么买，于是赶紧对哥哥说：“为了我能成为重要的诗人，你必须给我买火车票”。那一届“青春诗会”经费很紧张，能办起来还是因为当班长的阿坚从一家啤酒公司拉到一万元的赞助。学员们就住在卧佛寺的和尚庙里，每天聚在一起很认真地“吵架”，晚上就在苹果园边上一起唱歌。“‘青春诗会’在我们这一代诗人身上留下了何其美丽的烙印。”汤养宗到现在依然十分怀念。

沈苇1997年入选第十四届“青春诗会”时，自新疆启程，搭乘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远赴北京。车行到兰州，他与同届参会的诗人阿信汇合，到宝鸡时，两人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一路痛快地喝了过去。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最开始写诗是因为一个女孩的背影，心动瞬间，万千情愫涌上心头，诗歌成了这样一种感情的抒发与表达。大学毕业后，他参加过《飞天》的诗歌比赛，拿到了一等奖，奖金500元，差不多是他半年工资，于是他就带着奖金下海南，在一家集团做了八个月的总经理秘书，又回到武汉当老师。那段时间他每天充满了对身边生活的无限厌倦，只想到远方去。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重新开始认真写诗，直到1994年，他接到了来自《诗刊》的一封信。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被骗了，因为想“怎么会轮到我呢？”但转念，自己名不见经传，有什么好骗的，于是踏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发射诗歌的龟波气功

现在，学员们参加诗会已不用再辗转几天几夜的火车。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也有不变的，比如诗歌和友谊。采风的车上，学员张晚禾打开一本纪念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问这是不是他们的“毕业纪念册”，她说是的。我问她打算写什么呢，她翻着大家的寄语，陷入认真的思考。

卓玛木初说她写的是“感谢诗歌以它的宽容之心承载大众的悲悯情怀”。这是浙江诗人陈人杰的一句话，后来陈人杰调入西藏工作。用一句话连接起了浙江、西藏和诗歌，大概就是这个藏族女孩的巧思。

张晚禾在车上写“毕业纪念册”

在650米的矿井下与长途卡车的副驾上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本科学的是俄语，1998年他去俄罗斯做访问学者，按规定必须随身携带护照，一位同行的友人有次忘记带，不巧被警察盘查到，警察问他如何证明自己学者的身份，那位朋友当场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能背出普希金诗歌的人肯定不是坏人，于是警察把他放了。”汪剑钊说，“某种意义上，诗歌成了他的另一本‘护照’。”

这次“青春诗会”首次在线上直播了诗歌朗诵会，每位学员都上台进行了自我介绍，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便像他们的“注释”一样，诠释着每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

诗歌朗诵会现场

刘春龙的诗便是《自我介绍》：“……性别，男。有时候并不像/多数时候我像蜗牛/触角探出去，又缩回来//今年三十七，明年就不是了……真正的我，藏在工位以外的地方。”刘春龙在煤矿工作了12年，“在这个暖气管道纵横交错的城市/没有哪一根能够对接到我的内心”，2011年他看到尤克利的这句诗，被深深击中，从此开始写诗。过了两年，领导找他谈话，说工人们打麻将，他写诗，这样会远离工人，不利于他开展管理工作。于是他压抑了十年，只读不写，直到2022年才又重新开始写诗。

事实上，煤矿工人写诗并不少见。榆木26岁时已经在井下650多米深的地方干了七八年，他觉得自己的一生也许就是那样了。转变发生在一次调动，他被调到一个很偏远的泵房抽水，大家都不愿去，但他发现那里虽然机器轰鸣，却让人内心很平静，他当时算了一下，离他退休还有30年，过了几天，他又想起来应该是27年。在井下，人很容易丧失时间感，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下，他开始写诗。

榆木的转变是因为想打破静滞的水面，让时间重新流动。我问火棠是怎么突然在大二从一个理科专业转学中文的，有什么契机吗？火棠说并没有很特别的触发点，只是那时候来到武大读书，眼界渐渐开阔，渐渐了解到自己想要什么。读大学以前，他甚至没有走出过河南。他的诗歌也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写起，朗诵会上他讲述了关于母亲陈焕香的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也写进了他的诗句里：“你喜欢奔跑，你更愿意成为父亲，/神话里的夸父，一位英雄，/驾驶着拖拉机，篡改土地的历史。”

火棠对妈妈的爱就像他的诗句“心思是洁白的雪，里面包着一块铁。”卓玛木初与妈妈的关系显然有更多母女间的趣味。来自阿坝的她说话时带着一些四川口音。小时候，妈妈带着七八岁的她去山上放牛，自己却捧着一本言情小说读得津津有味，牛跑了两座山，妈妈让她去追牛，她追到脚都起泡了，而妈妈自己却还在看小说。卓玛木初非常会讲故事，这段往事被她三言两语描绘得生动有趣，诗会期间，性格爽朗的她也收获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我总能见到女孩们手挽手依偎在一起，发出欢乐的笑声。令人惊讶的是，卓玛说她在银行工作时一点也不活泼。

莱明倒是找到了本职的科研工作与诗歌之间的共同之处。他觉得科研和写诗实际上有着非常本质的契合之处：两者都追求“精准”，诗歌要用精确的语言道出隐秘微妙的情感，而在做科研时，即便是最微小的变量也要求最高标准的准确；其次是对“未知”的好奇，科学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未知的领域，而诗歌则是竭尽可能地探索语言还能到达什么地方，还能如何表达？

汪剑钊已经连续三届担任“青春诗会”导师，当我问到他对这届学员的印象时，他注意到相比以往，这届学员最大的特征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生活经验丰富，写作风格也更多样化。诗歌分享会上，汤养宗、沈苇、张执浩、秦立彦、汪剑钊、刘笑伟、王自亮几位嘉宾和学员榆木都讲述了各自的经历以及对诗歌的感悟，秦立彦感慨，她很羡慕大家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经历，但可能正因为她的生活看起来“贫乏”，所以才更需要诗歌的滋养。

走在松阳的乡村小道上，童七和我说，她正是“小小年纪，生活经验很丰富”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母做事，父母卖水果，她也跟着出摊子，一车水果能卖到多少钱她很快就能算出来。后来父母开始跑长途，寒暑假时，她也跟车走，作业都是在大卡车的副驾上写的。大学毕业后，童七进入一家民营的三本学校教书，“我小时候很不爱说话，但当老师之后彻底变了，我的学生们教会了我很多，改变了我很多。” 童七非常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学生们也很喜欢她，她每年都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但是她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感，于是她辞去这份看似不错的工作，重新回到校园读博士，啃大部头，读理论。童七说，她现在正焦头烂额写博士论文，完全没想到这次能入选“青春诗会”，非常惊喜，但同时也带着巨大压力，“张执浩老师说我都没那么活泼了。”说着这话的童七挽着我的手臂，告诉我如果去扬州找她，她带我去吃扬州人做的好吃的云南菜。我不禁开始想象，没有论文压力的童七的模样。

青春，诗歌，勇敢地降临吧！

在松阳，山间高低起伏的都是茶田，在山间茶园吃茶，咏诗，今朝似旧时，仿佛时间的流转在这片土地失效了。茶园的石板路上刻有一首首诗词，有些是南宋时期松阳女词人张玉娘的诗。湿漉漉的石板上字迹有些模糊，大家围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辨认着。

茶园石板路上印刻着张玉娘的诗文

巧合的是，当晚，“青春诗会”的学员们就来到了松阳县张玉娘诗文馆，顺着玻璃幕墙隔出的小道走向诗文馆的中心，张玉娘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山之高三章》就刻在墙上：“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我心悄悄……”元代诗人虞集称赞这首诗“有三百篇（《诗经》）之风”。从诗经到张玉娘，再到如今的新诗，千百年来，诗歌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情感和文化载体之一。

“不是诗歌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诗歌。”张执浩说，意识到这个事实，诗人就会变得谦卑，拥有“失落”的力量。诗人有时候是自恋的，秦立彦说，不自恋可能没有胆量下笔，但过度的自恋就会让人固步自封。“青春诗会”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让青年诗人得以向前辈学习，也能结交同辈的友人，成为彼此最犀利的镜子。

分组改稿会现场（最下方一张图中，右下角床上摆放着一台电脑，那是正在台湾省交换而无法来到现场的意寒与导师及同组学员在线上交流）

分组改稿会上，大家静听导师的指点，也互相阅读同组诗人的作品，相互点评。张执浩告诉年轻的诗人们，首先要写自己熟悉的、擅长把握的事物，然后再抵达自己想写的领域。渐渐地，诗人就会形成自己的“词汇表”。“诗歌是一种声音，是词语组成的语调，而诗人就是要通过写作认识自我，了解自己的‘音调’。” 张执浩说，有些人的“声音”高亢而嘹亮，有着大开大合的气魄，但也有人的“声音”很低沉，不管高音、中音、低音，都有其迷人之处。

榆木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关于矿工生活的，禾西西有感于榆木细腻又贴切的感受力：“雨鞋的后跟让我们/看起来比原来明显，高了那么一点”“长年累月落在/工装上的煤灰，让我们又矮了那么一点”，建议他可以将这种敏锐从矿工生活延展至日常生活中来。

张晚禾觉得马迟迟写诗的风格像贾樟柯，这也许和马迟迟自身从事视频行业有关，他的诗歌仿佛一部纪实电影，记叙着身边小城镇的日常风物。但秦立彦也指出，马迟迟的问题也在于此，他给出了过多的信息与介绍，缺少了一点诗歌的“逸出”。汪剑钊评价袁磊的诗歌有过多人为设置的阅读障碍，但同组刘春龙的诗歌又过于平白而缺少了内部的张力。

不用害怕出错。“青春的本质就是试错，人们通过犯错来确认什么是正确的边界。”张执浩说，回看他自己的青春，就是一路的试错。

在板桥村观赏完“三月三”畲族歌会，松阳的太阳就像青春一样热烈，我们几人在屋檐的阴影下躲避阳光，我问张勇敢，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他愣了愣，大概是觉得有些突然。火棠在一旁说，勇气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

写诗是需要勇气的，所以青春对于诗歌才会显得如此可贵，因为青春时我们仿佛拥有无限的勇气。

张勇敢在“青春诗会”开幕式上作为学员代表发言，他的发言里收集了他从这次一起入选“青春诗会”的诗人们作品里所读到的青春：意寒的青春是“突如其来时让我们惊慌失措”；卓玛木初说，青春“像是草原上所有的春风，都溜进了两个小酒窝”；陈航认为，青春就是“美好干净地活着”；而火棠的青春，就是“在寂静处，建造一座记忆的公园”；张勇敢的青春，是“得到繁星也得到了尘埃”；童七享受着“当奔跑成为形态，就成了风的一种”——如风的青春；莱明的青春是“坐在彼此的影子里喝酒，一直喝到天亮”；敖运涛说，青春是“在没有雪花的时候，也尽情挥舞着洁白与爱”；袁磊站在青春年华里“给天空写信”；张晚禾是青春里“修星星的人”；榆木的青春是“把人间仅剩的一点光芒带入地下”；刘春龙的青春回忆则是“母亲一直跟在身后”；马迟迟面对青春，感慨“我们越发趋信命运”；禾西西却说，青春是“托着腮帮解不出答案的孩子”；方启华说，青春“像花儿一样，开放一次也就够了”。

离开松阳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又回响起纪录片中，诗人欧阳江河发出的那句洪亮的呐喊：“青春是一种降临！诗歌也是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