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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蘸火记》以“蘸火”为核心意象，书写章丘铁匠文化与地方抗日史。小说通过鲜活的人物群像和细腻的历史细节，还原了铁匠铸枪抗战的历史现场；章丘民众从个体觉醒到全民抗战的精神蜕变，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大义；红色历史记忆转换为生动可感的文学叙事，重塑了兼具地域特色与集体属性的民族记忆；小说打破传统抗战题材的宏大叙事框架，挖掘战争背景下个体的情感体验与成长轨迹，实现革命历史记忆与个体生活记忆的有机结合；以复现历史记忆传递当代价值，激活地域红色文化传承，建构民族精神史诗。

关键词：牛余和 《蘸火记》 抗战叙事 历史记忆 民族精神

当代生活与历史共存的感知愈加深刻，时间加速让当代社会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历史学家擅长叙事史实和评价史实；小说家喜欢通过虚构再现历史，并试图恢复历史的细腻触感和温度。重新书写抗战，是对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的再阐释，文学作品因而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精神载体，其独特价值在于以个体记忆与时代记忆的耦合，呈现出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与召唤性。

牛余和长篇小说《蘸火记》以生动笔墨再现了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反抗侵略的艰苦战斗，以及章丘铁匠打造武器支援抗战的鲜活历史。小说从波澜壮阔的宏观战争转向军民同心的局部抗战，以具像化的个体精神史和民间生活史为叙事底色，突出集体记忆的庄严性与个体记忆的真实感，核心价值在于生命淬炼与精神锻造。“抗战精神”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不仅意味着历史保存，更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实践；同时，小说隐含的反战主题，拓展了抗战叙事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空间；通过与当下对话，活化抗战记忆，深化历史反思与集体认同，为读者提供了多维度的认知价值。

一、在历史肌理中重塑“真实”

从叙事学角度看，文学与历史互为镜像，文学叙事是对历史的再次召唤。历史记忆传承与民族身份认同关系紧密，以历史记忆为内核的抗战叙事，通过虚构与真实互证、微观与宏大互映，再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救亡图存，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由个人到民族家国，漫长的历史看起来像一幅完整的地图，其实是无数生命的瞬间和剖面嵌合而成，这种叙事的深层意义，既扎根于历史的客观存在，又指向当代人的精神需求。《蘸火记》讲述的章丘长岭山抗日只是抗战全貌中的局部和侧影，由此及彼，“战争与和平”主题跨越时代与当下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尚邨英、何苇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梁铁峰、夏侯雪带领的独立大队，卢毓奎率领的独立旅，三支抗日武装力量在与侵略者的斗争中不断淬炼成长，小说还原了地域性抗战史，以及大历史背景下的微观生命史，以“蘸火”隐喻“浴火重生”的民族精神史诗。

（一）打破认知遮蔽，还原个体生命在场

“时间深居于社会”1，记忆不是历史，“记得”本身并不能展示真实完整的过去；在哈布瓦赫看来，历史也不是记忆，记忆是亲历者与见证者连贯的回忆。我们之所以对过往持有反复探究的兴趣，并非单纯出于揭秘或者证伪，之所以试图让被隐匿的记忆重新浮现，正是因为“当下”已经不在“过去”，一切历史都可以是当代史，但“过去”之中没有“当下”。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看待历史是旁观者，是求证者；唯有文学，让人成为历史的经历者和体验者。对于曲折往复的人类文明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文明，记住过去在人们身上发生过的所有苦难和不义，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义务；丧失了历史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正义可言。

《蘸火记》建构了历史叙事的四个维度，即物理、心理、伦理和哲理叙事空间。小说中的八路军、游击队员、铁匠、大家族、知识分子、平民百姓的个体经历，没有被民族主义整合为单向度英雄；小说通过地方性知识、风俗、景观、语言习惯等，把宏大的战争史转化为细腻可感的生活史和生命史。历史并非冰冷的时间线与数字罗列，而是由无数具体的苦难、挣扎、生死考验、信念坚守构成的“活态记忆”。正史中被简化掉的细节和断点，在小说中以情感和情境叙事得以生动再现。一个窗边对话的场景，一段不曾宣之于口的少女心事，小徒弟背叛师父时的内心挣扎，翟团长背负误解的牺牲，卢毓奎的游移与抉择，茜茹的隐忍与反抗，让历史认知从知道发生过战争深化为理解战争如何改变每一个人。宋子辉在冰雪覆盖的深冬也能找到色彩鲜亮的野果，或者向阳洞口的一棵细碎小花，为何苇杭浸在酒瓶之中；两个“毛头司令”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褪去学生气逐渐成熟；何苇杭和夏侯雪同一天失去丈夫，两位女性也是两个战士拥抱在白果树叶里相互鼓励；文学叙事中的大历史被复数形态的小历史所填充，抽象的历史表述还原为具像化的个体存在，单一的历史记忆转向复合的多元记忆。宋子辉、何一钳、梁铁峰，还有更多无名英雄，或许不会出现在史书的任何一页，但是文学记录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牺牲、煎熬、仇恨、反抗，以及对爱的信赖和追求，他们的微观生命史构成了一个民族宏大历史的坚实基础。

（二）超越认知惯性，书写复杂人性

抗战文学通过书写战争的残酷，不仅控诉侵略者的非正义性，也追问战争背景下的个人道德选择。小说家不断突破简单的二元对立，深入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经受的严峻考验，呈现人性的真实与复杂，通过普遍性的民族解放和特殊性的个人反抗，思考战争状态中伦理秩序的瓦解与重建。战争首先是对个体生存的极致考验，小说家书写民族大义的同时，不回避个体的爱欲、亲情等私人情感，可以减少宏大叙事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和笼罩，“英雄”符号背后，具体的人得以突破有限的历史视角。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中的人性书写与伦理反思，标志着民族集体记忆的成熟与深化；突破完美的英雄形象塑造和清晰的敌我界限，潜入战争的废墟，打捞起那些破碎的、矛盾的被忽视的个体生命故事。人性在战争中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充满灰色地带和艰难抉择；战争的伦理困境是永恒的，关乎生命价值、个体与集体的权利以及历史叙述的公正。正是通过这些文学探索，我们才能超越简单的仇恨或颂扬，真正反思战争，铭记苦难，并珍视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从而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获得更为清醒的历史认知和更为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

《蘸火记》整体基调是强烈的家国情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和热烈的生命色彩。千钧一发的战斗场景，真实人性的自然状态，为抗战牺牲的英雄，无辜死难的普通百姓，都写得饱含情感，避免了简单化的道德评判。主人公何苇杭有着多重身份，女师大学生、妻子、母亲，游击队政委，这些身份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作为战士，她理性果敢；作为女性，她有细腻的情感；作为母亲，她有不得已的牺牲。小说没有回避她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尚邨英的师生情，与何一钳的革命婚姻，与宋子辉的战友情，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思念孩子的内心纠结，都是彰显她人格和性情的重要因素。何一钳和宋子辉的牺牲，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家人和战友，还意味着青年时代的告别。小说开篇写长岭村何家，寡居的大儿媳茜茹和游击队锄奸队长郭立刚的关系，林妈的窥探和闲言碎语，胖厨师的淡定反应，大小姐牵线，老爷点头首肯，这是小说的第一个悬念，茜茹因何被郭立刚所救，何一钳为何拒婚，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伏笔。开篇营造的氛围是生活化的，何家是大户人家，后宅的是是非非之中，隐藏着很多信息；平静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是汉奸和鬼子的残暴。特务亓副官头脑冷静有能力，看起来一身正气；翟团长貌似叛徒奸细，最后壮烈牺牲；祁英为了打鬼子选择流产，牛子因为祁英不能再生育断然分手，战争中的爱又强大又脆弱；夏侯雪面对爱人牺牲时，满腔悲痛和愤怒无处宣泄；宋子辉对何苇杭的爱热烈真挚，却注定得不到回应；胸口伤痕累累的小徒弟，出卖师傅又抡起大锤冲向敌人拼死保护师傅，这些细节都让人物有了丰富可感的内心世界。小说还塑造了何如山、茜茹、胖夫人等个性鲜明的民众形象，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真实表现，是还原历史的坚实基础。

（三）探索认知深度：直面民族心理创伤

抗战文学是凝聚民族精神、强化集体认同的重要载体。面对民族存亡，文学作品通过塑造英雄形象，书写民众抗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联结在一起，进而强化民族意识，推动民众从地域、阶级的分散认同转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同时，文学也成为抵抗的武器，通过重新讲述历史，记念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治愈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抗战叙事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母题，其价值不在于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更重要的是承载民族创伤记忆的集体性沉淀，在认知与精神层面构筑立体空间，为个体与民族提供以史为鉴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坐标。

《蘸火记》以抗日锄奸为主线，无论是铲除汉奸、抓捕特务、搜集情报，还是锻造武器、对战偷袭、主动出击，总是伴随着牺牲。章丘的抗日救国军三支队伍，长岭山最西边的山坡舒缓，游击队驻扎在普集西北方向三山夹峙的山峪里；西边翻过几道山梁就是卢毓奎独立旅的驻地；地势险峻的鹁鸽岩是“儒匪”独立大队梁铁峰的山寨。这三支队伍在抗战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战争是残酷的，鬼子血洗桥头北，茜茹被几个鬼子糟蹋；七夕火烧长岭村，无数百姓惨叫着倒在鬼子枪下；日军偷袭枪械所，宋子辉被烧成焦炭；无数人的牺牲和死难，用鲜血写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小说还写到革命与爱情的冲突，多次出现何苇杭站在长岭山上看金针花的情节，金针花象征着牺牲与坚韧。她曾劝祁英与牛子分手，在战争中，很多个人情感无法与普通人一样，选择做一名战士，就必须作出牺牲，包括自由恋爱的权利。为革命而舍弃爱人和孩子的个体牺牲，也意味着战火中普通个体逐渐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新生过程。小慧在新婚之夜，趴在何苇杭肩头流着泪说自己想念郭队长；何一钳牺牲，何苇杭痛哭失声；梁铁峰牺牲，夏侯雪对天空鸣枪；茜茹的困境是无数战争中受辱女性的缩影；宋子辉留给何苇杭黄釉色酒瓶中的最后一枝花，象征着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抗死亡的未来期许、珍贵情感和精神寄托；何苇杭把那束花的花瓣理顺压平缝进日记，准备带进自己的坟墓，不仅是她个人对战友的怀念，还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象征，珍藏美好的生命记忆，封存所有牺牲、苦难和不幸，只为了后代人不用再去经历和面对这一切。

二、在记忆传承中凝聚民族精神

历史本身不是连续不断的鲜活记忆，记忆与历史并不是重叠的，二者有时候处于对立之中。文学书写是对记忆的保存和复现，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回应与重塑。优秀的抗战题材作品不仅讲述抗战历史，更重要的是唤醒历史。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记述战俘营中郁漱石经历的三年零八个月非人折磨，通过个体的身体痛苦和精神创伤揭示战争的残酷2；徐光耀《平原烈火》通过日军扫荡下冀中平原的“人间炼狱”，再现冀中抗日根据地抗战斗争的艰苦卓绝，反思战争本身的灾难性；孙犁《白洋淀纪事》写白洋淀人民的抗日，侧重普通人面对战争的选择和牺牲；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通过农民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图景，忠实记录和反映吕梁地区抗日斗争历程；知侠《铁道游击队》生动展现了一群草莽英雄如何在党的指引下，成长为具有崇高信仰的抗日战士的光辉历程；冯德英《苦菜花》写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农民极端艰难的生存处境，更写下了坚韧的爱和不屈不挠感人至深的斗争精神；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地下工作为主线，塑造了一群坚守真理和正义的英雄人物，通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突出理想信仰的价值；宗璞《野葫芦引》聚焦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将书写他们在沦陷、流亡和炮火中的气节与风骨，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牺牲；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通过个体在半个世纪革命洪流中的命运沉浮，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了富有个性化和思想深度的文学书写；王树增《抗日战争》是对抗日战争的全景式记述，也是民族的心灵史的重新建构，展现了全民族的精神觉醒和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内核。

（一）淬炼民族精神底色

抗战叙事中反复出现绝境中的坚守，无论是战场前线的浴血奋战，还是后方隐蔽战线的默默牺牲，或是普通人在废墟上重建生活的顽强韧性，本质上是对“反抗压迫、捍卫尊严”这一人类共通精神的具象化表达。这种精神通过文学的情感共鸣被代代传递，成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面对困境时不竭的精神动力。

“蘸火”作为章丘铁匠的方言，既是枪械锻造的物理过程，也是革命者精神淬炼的象征，这一意象保留了章丘地域独有的文化特质，把铁匠造枪技艺与长岭山抗战历史，以及民族精神浴火重生融为一体。何苇杭在日记中写道：“锻件浴火重生，刚强与柔韧融为一体，生命铸入魂魄——我们的长岭山抗战就是这样一场以鲜血为介质的青春淬火。”千锤百炼的锻造工艺与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成长非常相似；铁匠们在高温与冷水的淬炼中制造武器，而抗日队伍在战火中锤炼意志，两者共同演绎了“蘸火”的双重含义：外部是金属的硬化，内部是人性的升华。何一钳为换取情报不惜以身犯险，其悲壮牺牲如同“烧红的铁器在水中瞬间冷却”，最终化为曲星河中的一颗红星。淬火的烈焰和捶打的火花这一隐喻既完成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同构，也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重塑力量。

何一钳有着殉道精神，何苇杭和夏侯雪两位女性身上同样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殉道精神和牺牲精神呈现为一种崇高的美感。现代社会更强调生命本身的价值，质疑通过“牺牲”才能成就崇高，这使得崇高的牺牲叙事在现代语境中变得更加复杂。牺牲者的精神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战胜了人类的求生本能，这种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意志对恐惧的征服，正是崇高感的终极来源。《蘸火记》写了太多普通人的壮怀激烈，郭立刚、郝团长、小胖、祁英、翟义昆……无数人的鲜血浸满了长岭山的泥土和石子，山风浩荡，这些牺牲者的身影与蘸火时的火星四溅水花翻滚融为一体，从战争中穿过的生命，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牺牲。真正值得我们敬畏的不是外在的可怖力量，而是人内心深处的神性光辉，即超越个体利益的普遍价值，这种利他性和超越性，使得牺牲行为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度，成为了一种“善”的极致体现。

（二）强化民族情感认同

抗战作为全民族共同的历史经历，其叙事天然具有“集体记忆”属性。文学通过讲述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在战争中的命运交织（军民互助、各种力量携手抗敌），把属于个体的生命记忆升华为民族记忆，不同群体和个人因而获得“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继承者”的归属感。这种认同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当下尤为重要。民族的精神联结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共同的历史记忆编织而成。抗战文学通过情感动员与记忆塑造，使抽象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可感知的民族集体记忆，并通过代际传播成为建构历史观的重要资源。文学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着的隐形张力，为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历史解释的多元性。

唤醒“集体记忆的共情”，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共情”是把个人记忆中的情感能量融入集体心理认同。《蘸火记》中的三支抗战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国民党领导的独立旅，民间武装独立大队，在反抗侵略者这一家国大义面前，有着共同的敌人。成千上万人伤亡，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何韦杭无声痛哭、夏侯雪对天鸣枪，牺牲战士葬礼上的铁花铁香，宋子辉被烧得焦黑的年轻面庞，是撕心裂肺的疼痛；书写历史，不仅是让后来者知道历史，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牺牲的壮烈。这种“共情”不是宏大叙事，而是细微的、人性的，构建的是基于共同情感体验的“命运共同体”。

何苇杭的日记作为全书的框架性结构，既是个人情感的载体，也是历史见证的文本。开篇与结尾以“日记”相呼应，把个体叙事嵌入宏大历史，其心路历程和情感记录成为革命叙事中“微观史”的旁注；此外，书信（祁英与牛子的战地情书；祁英写给何苇杭的披肝沥胆的检讨书；胖夫人写给何如山的诀别信；尚邨英写给何苇杭的没有寄出的一帆布包书信）同样象征着战火中的情感淬炼，与曲星河的集体记忆形成张力。个体的爱欲与牺牲最终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却又在日记与书信中获得永恒，成为大历史的细微回响，揭示了个人历史记忆与集体心理建构之间相互塑造、彼此强化的辩证关系。还有亓副官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信中怒斥儿子：“闻你竟堕为甘受敌寇驱使之走狗，如遭唾面，惊愕莫敢以信。我家世代本分经商，于地方邻里间口碑颇佳，不意至吾辈竟养育了你这等不孝之子。我与你母亲皆感无言出入于人前矣！……如尔还自视为辛家之子孙，就应自洗耻辱，将功赎罪。否则，纵使九泉之下，我也断不与你这辱没祖宗的逆子相认。”信末还按上了血手印，这一滴血同样融入了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个人记忆是构成集体心理的基础，而集体心理又为个人记忆提供了支点和意义。抗战叙事唤醒的民族意识是从个人伤痛到国家叙事的凝聚，通过共享的历史记忆得以建构；个人的、零散的创伤记忆，被筛选、提炼和整合进宏大的国家叙事中，从而形成稳定的民族意识共同体。个人记忆具有碎片化与情感性特征，何苇杭对牺牲战友的缅怀，对山坡上曾经开过的野花的深刻记忆，对孩子紧抓着她不放的揪心不舍，对祁英流产的心疼，对小慧的教导和爱护，对胖夫人牺牲的愧疚，这些都是鲜活的个人记忆，充满了具体的情感细节，正是无数人细碎的个人记忆，构成了民族的整体记忆，构成了宏大的国家叙事，民族意识把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个故事强调民族的坚韧、牺牲精神和正义的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苦难被赋予了超越性的意义，成为民族独立这一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进而强化了国族认同。

三、在历史叙事中建立与现实的因果链条

历史伦理是记忆的筛选、修正与和解，并非一个中立的过程，涉及权力、意识形态和伦理抉择。哪些记忆被强调，哪些被淡化或遗忘？如何叙述他者（如侵略者）？关系到如何书写历史和评价历史。记忆具有建构性和选择性，集体记忆为了服务于当下的认同和政治需求，往往会进行筛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抗战叙事更强调正面战场的英雄主义，而对战争的复杂性、内部的纷争，以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更深层的精神创伤，表现不足。如何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面对他者的审视？尤其是那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声音（如慰安妇、大屠杀中的普通个体、战争中的灰色人性），同时，也要求我们反思对敌人的妖魔化叙述，避免以空洞的仇恨取代对战争的深度反思。

（一）站在多元文化视角的历史阐释

小说家面对历史，有自己喜欢的路径和方式，专注于一个时代如当年明月写明朝，或者地域，如马伯庸写长安，特定时代的人与风物，附着在作家的文字之上，作家的思想和心境附着在历史之物上，史实为写作提供了稳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写作者则应对历史保持敏锐观察，洞悉大叙事中的细小波纹，在战争中，在政治运动中，在大历史的车轮下，化作尘埃的或是被整合塑造成为历史雕像的个体，那些具体存在过的人，不是符号，不是象征物，只是具体的活过的人。新时期以来，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等，立足多元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书写历史的复杂面向：既有对国民党抗战作用的正面评价，也有对战争创伤的揭示，对人性阴霾的暴露，打破单一叙事，促使公众思考战争的责任、和平的代价以及民族解放的真实历史。

抗战叙事不仅书写战争本身，还通过战争中的社会互动，如不同阶层的合作与冲突、传统文化在现代战争中的碰撞、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来展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肌理。通过乡村在战火中的遭遇，窥见传统农耕文明的脆弱与韧性；通过知识分子的救亡实践，考察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变奏；通过青年人在战火中经受的考验和淬炼，理解成长的内外部因素。这种叙事帮助读者从历史中提炼社会发展规律，探究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抗日战争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一场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对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伦理秩序和乡土文明的巨大冲击。民众的抵抗是保家卫国，也是在保卫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蘸火记》中的民间传说并非闲笔，而是对革命叙事的补充与深化。这些传说背后是民间伦理，是世道人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有血有肉的个体，理解他们的愤怒、悲伤与勇气从何而来。历史不仅是英雄、战役和成败，更是无数普通人在其伦理世界被摧毁时的挣扎与重建，小说揭示了抗日战争取胜的根本在于唤醒了民众直面死亡的抗争精神和绝不屈服的斗争意志。长岭山百姓将抗日英雄纳入传统星宿信仰，既延续了文化传统，又为革命赋予了神圣性。这种“小切口、大主题”的书写方式，使历史叙事扎根于民间土壤，展现了底层民众在战争中的主体性。祁英纵身飞向断崖，茜茹悲愤拔枪而起，换上何苇杭衣服的大姐姐被鬼子刺刀从后背穿透到前胸，“胖夫人和胖厨师、大姐姐的牺牲，使我再次见证了尚邨英所说的那股隐匿于民间的绵长而浩大的力量”正是这些人拿命换回来的情报挽回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的牺牲，战争结束后，修葺一新的石峪寺大门一侧挂上了“章丘县抗日游击大队指挥部旧址”，一段历史，就像戏曲里那些忠肝义胆的唱腔从此绵延不绝在人心深处。

（二）抵抗历史虚无主义

詹姆斯·布斯说：“倘若大规模罪行的受害者们失去了面目和姓名，倘若他们最后片刻的辰光、举止和地点不为人所知，他们就处在真理之光的外面，被遗忘所抛弃。”3正如米沃什所说：“那些活着的人从那些死去而永远沉寂下去的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条诫命：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4作为普通人，选择放下历史仇恨，可以轻松地面对新的时代；而写作者是历史的守门人，理应拒绝遗忘。

因为一个排长和两个战士酗酒闹事，英雄师被通报批评，成了全军的反面典型。师长尚邨英抱怨何苇杭任性没有大局观，何苇杭怒斥尚邨英对历史的遗忘，“想想长岭山上那些尸骨已经腐烂的老战友，想想你那些倒在南下路上的首长和部下，再想想陈毅老总进入大上海的姿态，我都替你害臊”。尚邨英在当晚的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十八年后，何苇杭回到长岭山祭奠牺牲的战友，崖壁、木屋、老槐树、坟墓、金针花、秋菖蒲、大头菊、花椒树，依然萦绕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论是作家的书写，还是战争亲历者的书写，都是拒绝遗忘的努力。让历史可感、可触、可共鸣，既可以对抗记忆的消解与遗忘，又为现代人提供了理解历史、观照自身的精神镜鉴。这种叙事的终极意义，并非停留在对过去的回望，而是让历史中的勇气、坚韧、共情与反思，成为构建当代人精神家园的重要根脉，毕竟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取决于如何记忆自己的历史，记忆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是为了解放未来。

（三）超越仇恨的可能性与精神拓展

真正的文学，不会止步于控诉苦难或渲染仇恨，而是通过展现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对文明的破坏，通过描写战火中普通人对日常安宁的渴望，或敌对双方士兵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性闪现，传递“战争是人类共同的悲剧”这一反思。这种叙事让记忆超越复仇的本能，升华为对和平的珍视、对人性底线的守护，为当代社会提供“以史为鉴，避免战争重演”的精神启示。抗战文学既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也是伦理追问、身份建构与历史反思的载体，反复警示我们，历史认知并非静态的史实堆砌，而是通过文学蕴含的情感与象征不断重塑的过程。在当代语境中，如何通过文学既铭记历史的惨痛，又超越仇恨叙事，走向对战争本质的全面反思，仍是这一题材创作的重要课题。

《蘸火记》以地域文化为根脉，以革命淬炼为内核，把自然意象（金针花、曲星河）、工艺技术（蘸火）、民俗符号（方言、传说）与个体叙事（书信、日记）搭建成历史纪念碑，碑刻是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是对战争、牺牲、英雄主义的深度思考，战争的终极意义不在于毁灭，而在于淬炼出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如金针花永远盛放于长岭山的土地，曲星河永恒闪耀于长岭山的夜空，这些象征意象使历史记忆获得了文学温度与哲学深度。枪械所爆炸后，对日本俘虏的救治，成为日本兵加入反战同盟的契机。何苇杭受重伤昏迷不醒，日本医生相沢及时为她做手术挽救了生命，何如山含泪感谢，说起相沢一旦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必然有生命危险，相沢说，“我这是替他们向中国人赎罪。”当军国主义狂热席卷整个国家时，还有相沢这样敢于拒绝战争、为中国受害者发声的日本医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守护的不只是医学伦理，更是人性最后的尊严。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牢笼，在爱国和仇恨成为绝对正义的狂潮中，依然坚守生命尊严高于一切，人类痛苦远比民族荣耀真实的信念。相沢眼中，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分别，只有正在受苦的人类同胞。这种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意味着真正的文明进步在于能否在集体疯狂中保持个体良知，能否在仇恨教育下依然看见彼此共通的人性。这些反战者的声音虽然微弱，却为后世留下了超越仇恨的路径，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和解的桥梁，也喻示人类走向更高文明形态的可能，即每个生命的痛苦都关乎所有人，每种不义的暴行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

作为贯穿全书的民间传说，曲星河象征着抗战英雄的永恒存在与精神升华，长岭山流传着“文曲星、武曲星死后化为曲星河星宿”的说法，随着宋子辉、何一钳、梁铁峰等英雄相继牺牲，这一传说逐渐成为生者的情感寄托。老吹鼓手说：“死去的两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是要上曲星河的星宿。”何苇杭在丈夫牺牲后“真愿老何就化成了天上的一颗星”，将个体牺牲纳入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曲星河不仅是地理意象，更是作为全民抗战精神的载体，那些隐而不彰的市井英雄与显在的武装力量共同汇成“一条曲曲弯弯的星河”，诠释了“以鲜血为介质的青春淬火”（何苇杭日记），赋予英雄主义以诗意的永恒。民间文化提供了鲜活而具体的精神象征，在面对外敌时，这种文化基因会被瞬间激活，人们从这些古老故事中看到的不是神话本身，而是自身命运的镜像，即便力量悬殊，也要抗争到底。

写作者理应保持历史良知，不嘲讽，不虚无，不刻意放大某些情绪，也不逃避一个民族的自我审视，尽力为读者提供稳定的精神视野，历史远比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更多，更复杂，文学因而也就更珍贵。虽然解决不了今天我们面对的太多问题，但是在精神结构上，在历史认知上，给我们提供了直面的力量。抗战文学的本质，是将民族最惨烈的创伤记忆淬炼为精神资源的过程。它既是历史的证词，也是文明自省的镜子；既需守护记忆的真实性，又要警惕仇恨的再生产。真正的记忆工作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解放未来。当文学赋予苦难以思想重量和美学形式，抗战叙事便成为民族精神基因中永不磨灭的光亮，告诉我们从何处坠落，更指明向光而生的可能路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诗歌不能抵挡一辆坦克”，但文学可以穿透比钢铁更坚硬的东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课题”新世纪城市文学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4BZW14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亚秋：《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页。

2 参见邓一光《故事边上的故事——〈人，或所有的士兵〉创作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3 4 [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页。

[作者单位：张艳梅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孙熙悦 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