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新作《成为批评家》出版
“真生命必自奋斗求得来”，胡适悼念徐志摩的这句话，被周明全引为自勉。在《成为批评家》中，“成为”二字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从色格村走出的自卑少年，到推动青年批评力量成长的“诗人批评家”，周明全以自身经历证明，批评不是冰冷的理论游戏，而是“刻苦钻研得来”的真学问，是“自我奋斗得来”的有意义的人生。
全书第一辑“纵论”对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梳理，最引人深思的莫过于对“无名”与“共名”关系的辩证思考。周明全借用陈思和先生的理论框架，指出从“五四”到1927年的文学批评始终笼罩在“白话文学”“人的文学”的共名之下——即便各流派主张不一，却“彼此都臣服在共名”之下。这种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认知，源自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洞察，而批评“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表达的是时代的要求”。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止步于历史梳理，而是以诗人的细腻捕捉到“共名”之下的“无名”微光。他提及丰子恺《缘缘堂续笔》、无名氏《无名书》等“地下诗歌”，正是这些“个性的不易毁灭”的创作，为批评提供了突破“共名”的可能。这种视角使得他的批评史研究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不失文学的温度——他不是在解剖历史，而是在与那些“无名”的灵魂对话。第二辑“足迹”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篇章。周明全毫不避讳地袒露自己的起点：“出生在曲靖市沾益一个叫色格的小山村里”，那种“被困在山谷间的自卑感和虚弱无助”，成为他“渴望远方”的原始动力。母亲“见过世面却又不得不回到乡间”的人生轨迹，让她坚定地教育子女走出大山，这种对“体面生活”的朴素渴望，最终转化为周明全对知识的执着。尤为深刻的是他对“苦难”的理解。老村让他明白，“所有的血泪之苦、血泪之疼，只有用生命去消化，去抗拒”。这种认知塑造了他的批评伦理：拒绝“心灵鸡汤式的抚慰”，坚持以生命体验为底色去触碰文学。当他说“写老村就像写自己一样”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批评家对作家的解读，而是两个生命在文字中的相遇。这种将个人成长嵌入批评实践的写法，打破了批评与创作的隔阂，让批评本身成为一种“真生命”的表达。当作者在代后记中反思“学术研究中寻找人生意义”时，我们终于理解：这本书不仅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梳理，更是对“如何以批评为业，以批评立身”的深刻回答。
批评家李音评价说，但凡读过《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文学流浪生涯》，都难忘马尔科姆·考利为1920 年代的美国作家描绘群像时那种深情、自如的口吻和独具历史现场感的叙事。但考利也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文学具有历史动能，和世界高度同构，可以命名的时代。换一个时空，比如新世纪以后的（并且一直具有巨大的地域差异的）中国，成为马尔科姆·考利如何可能？也许是因为生活在文化中心的批评家和学者都过于沉浸挟裹于某种“当地”时间，目光聚焦（也必然是囿于）特定的圈子和话语，生活在云南边地的批评家、出版家周明全，却对“40后-80后”几代批评家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历史化研究，近年来对谈了五六十位散布在各地的批评家。云南之远，不仅让他的研究风格具有一种不同于常规学院派的混沌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太大，变化又太快，从边地到中心，要越过不同的“历史”时区和地域，于是时间和视野在明全这里都变得层叠和混杂起来。这本兼有研究、评论和个人自传的文集，与他一系列以批评史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和在一起，是对“中心”和“典型”的一种校正，真诚地展示了在无法诞生马尔科姆·考利（或者说其失效）的时空，如何努力成为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