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与其阅读和身处的地域密不可分。我在东莞生活了二十多年。时间足够长，长到一座城市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他处”，而逐渐转化为精神结构中的“内部”。这种转化并不依赖某一次决定性的事件，而更像是一种缓慢的渗透：从阅读、写作，到观看、行走与停留，一点点形成一种可以安放自身的理解方式。

如果要为这种生成寻找结构，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四个彼此交织的维度：诗歌、生活、想像与阅读。

生活，是起点。它并不总是宏大或戏剧化的，更多时候是重复、琐碎，甚至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迟滞。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常之中，感受开始积累：一段气味，一束光影，一种无法立刻被命名的情绪。这些细小之物，如同东莞的莞香，需要经历风雨、雷电、虫蚀与时间的反复淬炼，才会生成内在的气息。也正因为如此，我常常将自己的写作与这种“生成性的经验”相联系——不经磨砺的生活，不会自然转化为意义。

我像是一粒被鸟衔着落在这片土地上的种子。它本不饱满，多年飘飞已接近枯萎。是这里的水、土和光，让它发了芽。这种感恩，后来长成了诗歌，再后来，长成了策展。

然而，生活本身并不自动构成理解。它需要被重新组织，被重新命名。

想像，正是在此处介入。它并不是对现实的逃离，而是一种再加工：将零散经验重新排列，使其获得另一种结构与可能性。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未曾完成的画面，在想像中被延展，成为通往理解的隐秘入口。但想像同样存在风险——它可能滑向无序，甚至在自我重复中逐渐失去方向。

因此，阅读成为必要的修正机制。

我的阅读是“杂”的。诗歌、小说、哲学、艺术史、评论、传记乃至时事与边缘文本，都在其中。这种杂览并不高效，甚至常常打断专注，但正是在这种不稳定之中，理解开始发生偏移：我们不再执着于单一解释，而是在多重路径之间，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些年来，我保持着每年阅读上百本书的习惯，忙的时候也至少有五十本。数量不是目的，而是保持一种持续的、与文字对话的状态。我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名家或大诗人，只希望在当代汉语中找到属于自己词语的微小位置。余世存先生曾说：“诗人就是使思想观念、大千万象定格为语言文字，回到文，以此斯文襄赞天地，以此斯文回向世间。”写作给我带来快乐，而快乐也是人生的使命。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人生与生活，理解阅读与写作的。

从《香语》到《行到水穷处》，我的写作始终扎根于我所生活与行走过的土地。《香语》写的是莞香的精神淬炼；《行到水穷处》则更进一步，说的不是在困境中放弃，而是在看似无路的地方，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这种姿态，正是我这些年写作与生活的真实体悟。诗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从阅历中生长，在阅读中被修正，最终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的藏书有上千册。从小到大，我习惯在床头放几本书，久而久之，床上的书占了“半壁江山”。午休、晚上睡觉时就靠在床头，随意取来阅读。这么多年来，书多少成了我的人生伴侣。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在书海天堂里翱翔》：

“我的房间里堆满了尸体

每天都和这些尸体生活

睡觉、吃饭、写作、歌唱、跳舞

在书海的天堂里翱翔、漫游、呐喊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我愿意提着灯，走在孤独寂寞里

踩着一具具尸体，翻越一座座峰峦”

这首诗不一定有多好，但它至今仍是我生活的写照。

阅读改变的，从来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如何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它让未被表达的经验获得结构，也让既有判断不断被修正。某种意义上，正是阅读，使生活与想像不至于散乱，使个体经验进入可以被辨认的秩序之中。在这样的循环中，诗歌逐渐显现。

对我而言，诗歌不是单纯的表达，而是一种“过渡结构”——它连接断裂，缝合撕裂，使个体在不稳定的世界中获得暂时的平衡。写作，是将感受转化为语言，将混乱转化为结构，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可以被他人感知的形式。正如我始终相信的：诗不是答案，而是一种通向答案的迂回路径。我曾在《顶峰上》里写过这样的句子：

“他在白昼和黑夜间徘徊

寻找那不曾到来的答案

白昼的光芒刺痛他的眼

黑夜的寂静吞噬他的心

他在无尽的轮回中

与自己的影子对话”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人在孤独中追问的状态——没有答案，只有追问本身。但正是这种追问，让他没有停在原地，而是“变成了一只猎鹰”。

如果说阅读使理解成为可能，那么写作则让这种理解得以被看见。

而阅读也并不只发生在文本之中。

在进行跨界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加相信阅读的重要性。在近些年的策展实践中，我逐渐意识到，展览同样可以成为一种“阅读的空间形式”。观众在空间中的行走、停留与观看，本质上是在经历一种被组织过的理解路径：图像如何被看见，作品如何被连接，意义如何被生成——这一切，都与阅读的机制相互呼应。

二〇二三年到二〇二六年，我以策展人身份做了十多个展览，印象最深的是参与了“孔祥忠中国画作品展”的巡展工作。从北京到东莞再到株洲，三座城市，三站巡展。在策展过程中，我把自己多年阅读和写作中积累的方法论注入展览。我把它叫做“诗性策展”。

不是把展厅塞满作品，而是像写诗一样，留白、呼吸、有节奏。三个单元——“乡土记忆”“造化心源”“器以载道”——形成一条由现实生活到文化记忆、由自然意象到综合媒介的递进叙事。这不是展览的装饰，而是策展的骨骼。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展览不应止于展厅。它应该是一个起点。株洲展期间，我在朋友圈发过一句话：“如果你在株洲美术馆看了孔老师的展览，也欢迎到绵竹来——来他画下的那片土地，亲眼看一看那些春色与春天，是如何长出来的。”这是展览的延伸，也是阅读的延伸。阅读一本书，阅读一幅画，阅读一座城市——本质上，都是在理解世界。

也正因此，我更倾向于把策展理解为一种“转译”：将文本经验转化为空间经验，将个体感知转化为公共可感。无论面对写意国画还是当代艺术，我所关心的并非类型本身，而是它们如何在不同语境中被重新理解、被再次生成。这种跨媒介的实践，使阅读从纸面走向了更广阔的现场。

今年世界读书日，正值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我在东莞大岭山中学做了一场讲座，主题是“阅读如何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我讲了蔡皋、孔祥忠和莞香的故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书、阅读生活、阅读土地，把困境转化为养分，把“水穷处”走成“云起时”。

在今天这样一个被信息与技术高度重塑的时代，关于阅读的疑问愈发尖锐。当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答案、总结观点、甚至模拟写作时，阅读似乎不再具有“必要性”。但或许问题恰恰在这里：当答案变得容易获得，理解本身反而变得更加稀缺。AI可以提供信息，却无法替代一个人形成自身的理解结构；它可以生成语言，却无法承担经验的重量。

阅读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替我们思考，而是迫使我们进入思考；不是给出结论，而是不断重写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被推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位置：它关乎的不再是“知道什么”，而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理解的人”。

作家李修文在谈及2025年度刀锋图书奖主题“假如我是新的”时说：在AI逼近人类生活的当下，我们更要孤绝地成为自己。与他人不一样，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当机器学会写作，人类独有的审美能力，“会成为我们与其周旋乃至战斗的最有效武器”。

这段话让我想到：阅读所培养的，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审美能力。不是对文本的被动接收，而是一种主动的、个人化的、带着全部生命经验的理解与判断。这种能力，机器可以模拟，却无法真正拥有。

回望自身的路径，无论是写作、阅读，还是策展，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人如何在复杂世界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中国国家画院面对古画时的凝神细读，在香港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跨域实践，在各大高校面对学生时的真诚分享——所有这些时刻，都在告诉我同一件事：在寻找答案的路上，不那么孤独。

或许，这正是阅读最深的意义。它不直接改变世界，却在缓慢而持续地，改变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社会越是发展，阅读越是重要。”这听起来像一句口号，但它是一个事实。在信息过载的时代，阅读是我们抵抗浮躁的最后方式；在AI生成一切的时代，阅读是我们守护判断力的唯一途径。一个不读书的人，容易被算法左右；一个不读书的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独立思考。

有人问我：读那么多书，有用吗？

我很肯定地回答他：有用，并且很有用。如果没有这些书，我不会成为现在的我。阅读不会直接给我答案，但会让我相信：光在云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