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四月渐深，摇曳的绿荫里，已有夏日轻浅的味道。

吃过晚饭，照例习惯到外边走走，总有几声激越昂扬的豫剧唱腔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辗转隐约传入耳际。有时伴着铿锵有力的急弦密鼓，有时奏一段热烈丝滑的乐音，有时一句高音长腔雄赳赳、泼剌剌直入天际，又用几个“哎嗨呀”婉转承接，仿若云中抛梯，折转而下，听得人心神荡漾。

循声走去，才发现这个“桥下梨园”。桥叫南桥，桥下原是古老的南城门，这里曾聚集全城最古老的店铺：弹棉花店、寿衣店、打铁铺、剃头摊等，还有一家布行。布行老板是一位老妪，瘦小，利落，花白头发在脑后绾一个小髻，戴一副老花眼镜，整天坐在布行门口的缝纫机前，低头加工各种床罩、被套、沙发罩。来生意了她就起身，把眼镜取下来挂在脖子上，左手拿木尺，右手拿粉笔头，在顾客挑中的布料上量量画画。

布行面积不大，迎着门的是一方半人高的台子，上面堆放着一卷卷布匹，一圈圈粗粗细细颜色各异的螺旋形截面，很有艺术感。布行里弥漫着一股安抚人心的味道，幽深，宁静。

儿子考上高中住校那年，我在弹棉花店打了一套棉花被褥，又就近在这家布行里定做了床单和被罩。老妪贴心推荐了布的花色和面料，把布放在缝纫机上加工——床单和被罩很快做成，针脚细密，柔软舒适。后来我经常光顾，说不清是喜欢布行的味道，还是信任干净利落的老妪。

修桥的时候，老旧的店铺和摊位都迁散了，布行也搬走了。南桥建成后，我曾绕道走到桥下，试图辨认从前的痕迹，但时光像橡皮擦一样，把这里擦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头顶呼啸而过的车流声和穿过桥洞呜呜的风声。

不知什么时候，南桥下有了“梨园”。粗圆的桥墩形成天然的廊道，几排红色连椅虚位以待，等日落西山，月升东天，那些怀揣声音和故事的人，就会从小城不同的地方聚来。

二

小城虽小，但豫剧、曲剧、蒲剧等戏种像这里随处可见的洋槐树、梧桐树一样，枝叶纷纭，遍地生长。

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随便拉一个，都能唱几句《朝阳沟》《花木兰》，还唱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公园一个小凉亭里，三五个老戏迷手持锣鼓家伙哐哐锵锵一开响，几个观众顺势围成半圆——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台就在此“开唱”了。

南桥下的梨园，空旷又清凉，也是人流聚散地，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每天晚上来这里唱戏的人多，围观者也多，《卷席筒》《秦雪梅吊孝》《大祭桩》都是梨园里百唱不厌的曲目。

来这里听过几次戏，渐渐知道了一个人——老王，桥下梨园的组织者。他六十多岁，皮肤黝黑，敦敦实实。他每天下午都去得很早，在桥下接好音响，排开长条凳——这是留给乐队的位置，然后他打开麦克风试声音，安排演出顺序。

看他形象，我以为他唱老生，不想一开口居然反串旦角。他唱的是《大祭桩》选段：“黄桂英我泪满面哪，我一步一趋走向前……”嗓音悲苦，有种说不出的哀伤，粗糙的手掌翻出悲凄的兰花指，竟有一种伸手向命运讨要公平的倔强和绝望，特别是那句“你今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可叫我怎活在人间哪”，一唱三叹，肝肠寸断，加上二胡幽微叹息般的折转和梆子清脆急速的敲击，命运的沉重感步步紧逼。

暮色苍凉垂降，有风从西边灰蓝色的天际和城市楼群的剪影处斜掠过来，犀利地穿过桥洞。老王双手交扣着端在胸前，摇摇欲坠般唱完最后一句，呆立原地。透过泪目，我看见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叫好声和鼓掌声，我低下头扯起袖子擦泪。

这南桥下旷天野地上的草台班子，虽十分简单质朴，但有些东西，比如星辰、大地、穿过桥洞的风，还有眼泪，依然值得相信。

旁边有人议论：“老王是可怜人，患病，丧妻，儿子老大不小了还没成家。”我忽然有点儿理解老王了。以前听不懂戏，嫌拖沓，节奏慢，那晚却依稀觉得，只有在缓慢的节奏里，才装得下命运的反复和无常；只有在逶迤的戏腔里，才唱得尽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只有在飞舞的水袖和一招一式的尽情演绎里，才能够认认真真把自己的伤痛轻抚一遍。

唱完戏的老王，依旧在人群中忙碌着，在手机上找戏词，传递麦克风，走到舞台一侧和乐队沟通。他的脸色还有些凄然，似乎黄桂英隐匿在他的胸腔里，如同他把悲伤隐匿在暮色中一样。

表演者当中还有一位富态的中年女人。她有一头大波浪短发，描画着浓重的眉线眼影和鸽血样的口红，大红连衣裙在肚子上勒出几重环痕，围观的人都叫她黄姨。她手拿麦克风，唱的是《铡美案》中的包公唱词：“陈驸马休要，休要性情急，听包拯我与你旧事重提……”唱到高潮时全身的每一块肉好似都跟着微微颤动，声音粗哑而刚硬，特别是那仰头向天忽忽哈哈长笑的动作，洒脱至极。

她是不是受过情伤，才唱得如此解气？我暗自揣摩。有人指着乐队中一男子说：“黄姨和那人是两口子，两个人都喜欢唱戏。”

男子拉二胡，细细瘦瘦的，戴着金边眼镜，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手扶二胡，深情而专注。他配得上柔美深邃的二胡，就像黄姨配得上刚正威严的包拯一样，难怪他俩成了一家人。

不过那晚出场更惊艳的是一个化了装的老人。只见他红眼窝，白鼻头，眉心一个红点，头顶正中揪起一个小鸡毛辫——原来他扮演的是《卷席筒》中的小仓娃。乐声响起，他摆好戴枷锁的姿势，悲切切地开口唱道：“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他双目圆睁，一步三摇，嗓音沧桑中透着天真，悲而不伤，哀而不怨，完全不像一个老人的嗓音。

“好！”围观的人们齐声叫起，站立的人群也像潮水一样晃动了几下。

不过这个老人有点儿怪，听身边的人描述，他每次来都自带化妆包，给自己造型、定妆，上场只唱《卷席筒》选段，唱完就走，像专门来赶场演出一样。

来梨园唱戏的，大约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也有一些铁杆戏迷只听不唱，每天早早来到桥下，帮忙把乐器摆好，把椅子擦干净，把音响调试好，把灯光打开，只等锣鼓家伙一响，浑身就像充了满格电一样精神，手里打着拍子，嘴里哼着戏词，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自得其乐。

三

再次散步到梨园的时候，发现布行的老妪居然也在。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依然收拾得素净得体，目不转睛盯着舞台，一只手沉浸地在膝头打着拍子。她的头发似乎比以前白了许多，灯光下某个角度像雪一样莹亮。她是戏迷，也是表演者，我每次去几乎都能看见她。

她总穿一身旧式斜襟灰白布衫，绾成小髻的头发稀疏，静坐在椅子上时像一截枯木，可她一起身接过麦克风，就像被春风催发的柔条一样，身段舒展灵活，眼神流盼灵动，一腔一调韵味无穷。她最爱唱的是《朝阳沟》里银环那段：“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有时也唱银环婆婆那段：“昨夜晚我老婆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了那银环前来看我，一进门笑呵呵……”

她唱功十分扎实，唱银环像银环，声音清脆响亮，唱婆婆像婆婆，有一种岁月淘洗过的沧桑和从容。看老妪唱戏，我觉得她身体里藏着一整个春天，能催开所有的绿叶和花朵。

有次她唱完，我挤过去坐在她身边，向她伸出大拇指，她居然像小女孩儿一样娇羞地低了头。她说自己是个戏疯子，年轻时就爱唱戏，曾加入村里的戏班，走村串乡到处演出。现在老了，还是喜欢唱。

老妪觉得，戏能解忧。

这话我相信。老妪不说话的时候，脸上灰蒙蒙的，像密布着一层薄薄的阴云，可是只要一开腔唱戏，她的眼神里就有光清凌凌地透出来。

有时我去得早，戏还没有开场，就和老妪聊天。从她口里得知：黄姨以前是县剧团的演员，年轻时很漂亮，唱花旦，可惜遇人不淑，离了两次婚，后来改唱老生；组织这个桥下梨园的老王，为了给儿子凑钱买婚房，把农村的房子卖了，来到城里打工，他喜欢唱戏，就联合几个人组了这个桥下梨园；那个演小仓娃的老人，戏唱得最好，在省里获过大奖。老妪和我聊天时，手里也不闲着，拿着扫帚扫扫掠掠，见到有树叶或小纸片就俯身捡起来。

再后来，我去了好几次梨园都没有见到老妪，向黄姨打听，原来她的老伴儿去世了。她老伴儿脑血栓，瘫在床上十来年，吃喝拉撒都是老妪伺候。她还有一个智力有些问题的儿子，四五十岁了，说不来媳妇，也得她管。黄姨伸出两根手指，在我面前晃晃说：“她身上背着两座大山，一背就是几十年，换作别人，或许早改嫁了。”

我问黄姨她今年多大了，黄姨说她七十了吧，比自己大四岁。我便想起那个气息幽深的布行——老妪背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却把布行维持得体面，它支撑着她一家的生计，也是她的体面。至于唱戏，肯定是老妪生活中第二重要的事。

当灯光亮起，当旋律响起，老妪就像久藏在黑暗里的蝉一样，挣扎着脱壳而出，化身银环憧憬爱情，化身拴保娘想象儿媳进门的样子，或者化身拴保、巧珍等人。生活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沉重，而是忽然有了千万种道路和千万种可能。日子没有解药，但她唱着喜欢的戏曲，日子里的疼痛定能缓解。

四

天气越来越热，南桥成了县里的网红桥。

入夜，华灯初上，凉风习习，走出家门乘凉的人，不约而同走向南桥。

站在桥上，仰头是散落着斜月和星辰的巨幕天空，远方是起起伏伏的黑色山峦和稀疏阑珊的灯光。辽远的风不知从哪个方向吹过来，有一种亘古和深邃的梦幻感。人们沿着大桥两侧宽阔的人行步道散步、聊天，倚着雕花的护栏拍视频、遛狗，孩子们在桥上跑来跑去，踩影子，唱儿歌，南桥上像赶集一样热闹。

南桥两侧装饰的轮廓彩灯无声变化着颜色，把天空映成玫瑰红、宝石蓝、葡萄紫、鹦鹉绿，仿佛一出壮阔的戏剧正缓缓拉开帷幕，而主车道上来往的车流又如流动的音符，把人的视线拉向邈远又带回身边。

也许，桥上才是人间正剧。它热闹，喧嚣，一览无余，凌驾在古老的南城门上，通向高铁站，也通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小城已经不需要矮小而封闭的城门了，它正向着世界无限敞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将和它相连。

而桥下的梨园，那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却变成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人间小剧场。它收容各种地方剧，也收容痴人、怪人、疲累人、伤心人，容他们放下担子歇歇脚，容他们掏出心事慢慢整理，容他们用悠长悠长的唱腔述说人前的笑和背后的苦，也容他们获得稀疏却真挚的掌声再上路。桥上是平坦大道，桥下是隐秘小径；桥上是熙攘人间，桥下是秉烛夜语；桥上是四季的鸿篇，桥下是黄昏的断章；桥上是复调，桥下是小令；桥上能通达世界，桥下只有一条路，指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徘徊在傍晚的梨园时，便知那排虚位以待的座椅，又等到一颗亟待治愈的心灵。它会在一种缓慢松弛的节奏和唱腔里得到松绑，也将会在众多戏里戏外悲喜交集的命运里获得人生的启示。

那个唱《卷席筒》的老人，年轻时想报考西安的一所大学，可惜未能达成心愿，之后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行走人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人迷上了唱戏。他从县里唱到市里，从市里唱到省里，多次获奖，他的长发也是专为扎头顶的小辫子留的。老人这是入戏了。他一生放不下的，是戏曲还是梦想？南桥下这个梨园，是否让老人的梦保持鲜润？它是否让老人一生的跋涉有了驻足和瞭望的地方？

那些生旦净丑，唱的不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是小城人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锣鼓声起，台上的人水袖翻飞，台下的人摇头唱和，掌声裹着笑声，汗水搅着泪水，这是小城的底色，也是小城人的日常。平淡的日子就是在这慢悠悠的韵致和腔调里渐渐升了温度，咂摸出了滋味，有了可共白头的深情。

小城人的岁月旁白，或许离不开戏曲的诠释。后来我知道老妪的名字，很好听，叫李云瑛。云是云彩，瑛是玉的光华，从泥泞人间到云端之上的光华，而托举她发光的就是那咿咿呀呀的戏曲吧。

常在桥下梨园遇到她，说不定哪天也能在桥上与她相逢。桥上的人走累了，会到桥下梨园小憩；桥下的人唱明白了，也会回到桥上整装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