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可疑的人

墨西哥诗人帕斯说过一句话：“眼睛会说话，语言会观察，目光会思考。”当时，我正住在北京朝阳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拍摄电影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因为病毒肆虐，很多人闭门不出。我读到帕斯这段话的那段时间多了一个毛病，就是天天戴口罩，拿着相机，往街上跑……长期堵车的朝阳北路，空空荡荡。印象中我回故乡前最后一次拍这条街，就是在一个下雪天，地铁十里堡的过街天桥上。从天桥俯瞰下去，东西向的路，没有汽车，没有行人，路边没有摆摊的，所有共享单车上都落满了雪。此刻的安静，我可能再也不会忘记了。

这是2021年前后的事。在这之前，我每天会去固定的一家书店，约人见面聊工作。走的那条不短的路，在行进中分出不少条街，我每次都会随机选一条新路。有的路是不通的，有的路则通到别处，总之我在那几年走遍了姚家园附近所有的小路。2021年底，我回到故乡，环境变了，上街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我拿着同一台相机，继续走街串巷。

街头的吸引力在哪儿呢？我带着问题读一些相关的书，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关于城市规划领域的大开本书，名叫《伟大的街道》（2009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阿兰·B·雅各布斯。他在书中写道：“一定有眼睛在注视着街道，那些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街道自然所有者的眼睛。”此话对应了开头帕斯的那段话——这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帕斯的原因。

一条舒适、有趣、未知、包容的街上的每个人，都可能是“自然所有者”。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你希望发生但可能又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街头的赠予。我从没有留意过自己在街上的样子——一边走路，一边张望，手插在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摸着快门），随时预备掏出什么……这确实显得有些可疑。

在我想弄明白街头为什么吸引自己时，在读过的书里，还有一本很重要，就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游荡的影子》（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按说这本书和街头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也的确是一边读，一边放飞思绪，现在就只记得基尼亚尔特别喜欢“闯入”这个词，因为“他并没有权利这么做，他强行进来，结果是遭到驱赶。这就是不速之客”，用了不止一遍。

闯入者、不速之客，或者说只要你有些不同想法，带着好奇，在陌生人眼中，就变成了可疑的人。也许，人该对生活中界限不清不楚的事保持一份怀疑，“通过怀疑，诗歌才能消除修辞的不诚实、无意义的喋喋不休、谎言、青春期的饶舌、情感空泛”（《诗歌与怀疑》）。若把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这句话里的“诗歌”换成“摄影”也成立。不仅仅是摄影，虚假的情感无孔不入——不是刻意，而是摄影的普及和个人意识的强化，没有美颜的照片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拍照的目的变了。此外，作为可疑的人的我会说，摄影面对的那个世界运行的是另一种规则。扎加耶夫斯基针对米沃什的作品说的这段话后半句用到一个词：凝视。全称“怀疑严厉的凝视”。

拍摄就是凝视，另一种规则。

02

狭路相逢

在街上拍东西从你如何看别人，变成了别人怎么看你、接不接受你的问题。目光交会就会形成一种氛围。有的人跟我笑，我也跟他笑；如果对方一脸不悦，甚至恶狠狠地朝你瞪眼，那暗示我得赶紧逃走；还有人意识到镜头，会问我拍他干什么，像一个大人物暴露行踪，会招致杀身之祸……街上的每一天，都有一种和陌生人狭路相逢的壮烈。

这是一场没有胜败的相逢，陌生人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镜头里的那些陌生人，包括年轻人，他们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世界与自己无关的样子，形成对比的是老年人眼神、表情丰富的变化。我在街上拍到过一些骑电动三轮驮着小孩儿的老人，他们的神色十分复杂。

实际上，只有照片可以让我回忆起这些只有一面之缘的人，虽然大家再见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这些照片，我有一种与他们重逢的期待。也许是心情作祟吧，我一上街就怕错失见面机会，心里总憋着一股劲——那股劲就是想拍到什么小心思，而我知道，这样往往什么也拍不到。那就必须把它压下来，否则谁都会感觉到，氛围一旦被破坏，任何“表演”都非常别扭。可是一看到有意思的人事，我那股劲又来了；没拍到的话，又一阵失落涌上心头。

到底该不该拿出相机呢？还是就让它们消失吧。为什么非要留下，人太贪得无厌了一点儿。2018年前后那段几乎混街头的日子，我的心情就是这样每天起起伏伏。

不过，生而为人，就要开始面对。

03

经验不止一种

我在北京时出门谈电影方面的事、见电影方面的人，都要在路上花去许多时间。最初我用手机在路上随手拍下点什么，没有目的。拿照相机就是想被人发现。手机带来了一种伪装，相机会把你暴露在外。暴露带来一种冲击，我用这个方式，也拍到了不少别有深意的神情。回到故乡后，我去老城区拍照时，发现有意思的还是在被城市遗忘的区域住的人，他们的眼睛里有些特殊的东西，因为想抓那种神情，我拿起相机，为的就是让他们注意——来了一个可疑的人。

老城区的街头既陌生又熟悉。有的人怕陌生环境、陌生人，我喜欢陌生里的未知。陌生更多的是“阻隔”，有的人会觉得，只能做点表面功夫，让人走不进去，没办法，最终影响我们的是熟悉的那部分，或者叫看过的、被记入脑海的那部分——我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过很久，还有这里的人我似乎见过。我那种感觉是从记忆中抓回来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我的一部分“视觉经验”。

经验随着我在街头的时间增多变得丰富，但我似乎也没真正经历什么事，一切都过来了。每天准备离开老城区的时间，总赶上住在附近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回到这里。然后，那条我来时安安静静的街就热闹起来，自然形成一个小市场，卖什么的都有，主要顾客是这些灰头土脸的工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低频的嗡嗡声，很奇妙，车流声比它大，却又不是鸟叫声。我在街上，耳朵里全是这种背景声，但我说不清那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随着天色渐暗，声音慢慢减小，这时就能听清身边走过的工人们说话了。他们说各种我也听不懂的方言。方言让大家瞬间分拨儿，失去陌生。

04

一个缩影：小饭馆

在街道尽头桥墩下的小饭馆里，仅有的两排凳子坐满了人。小厨房借着桥墩的墙壁，也很小。只有眼睛，没有相机的那一刻，他们中的我，好像没那么可疑了。我坐在他们旁边，得意于逃脱那些目光。大家放松下来，才有自然的东西，一旦被注意到，很多东西就消失了。为了防止错失良机，我每次在街头都要从里到外武装一番，不仅衣服样式接近，说话口音也要差不多，并且提高音量，叹词增多，飙几句脏话，效果就直接拉满了。我的体会是，和他们说话时，一边说一边咳几口痰出来也有妙用——我不抽烟，喉咙很难有那种长期抽烟造成的堵塞感，有时为了气氛融洽，只能吐几口口水出来，意思意思。

我四季都去过这个小饭馆，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它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样子。北方没秋天，一下就冷了。冬天的小饭馆里，人很少，它地处桥墩下，四面漏风，一过火车，头顶就开始呼呼地吹冷风。吃饭的人扒拉两口饭，就赶紧拍屁股，逃离了现场。春天和冬天没什么分别，见不到几桌人。主要是夏天人多，这里不仅阴凉，过路风也大，大家不仅坐着不走，还多喝几瓶啤酒。其中有三个泥瓦匠吃着喝着，上衣就脱掉了，光起膀子，先是咳了几口痰，接着继续说某个粉刷匠很操蛋。后来，忽然从门口进来一个满身溅着白涂料点子的男人，这三个人立刻不说话了。透过神情，我判断他们口中说的“操蛋的人”就是这个人。当时，我坐在他们旁边桌，也有些尴尬，本来很想拍下那个有趣的表情，但直到它消失，我也没好意思掏出相机，手一直在兜里藏着。

故事发展猝不及防。三个泥瓦匠和一个粉刷匠，对面而坐，彼此上烟，你这边还在恍惚、尴尬、叹息错过了一张好照片，他们那边已经开始称兄道弟，改聊装修行情了。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

05

赶上了好感觉

我在街上拍的照片大多是赶上了，我没有特意去关注，自己就在这种生活里，或者说在对这种生活的想象里，我习惯了这种偶然——很多时候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矛盾心理。之所以这么说，很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脱离”了某个环境，回看它，而不是面对它，刺激了我的某些“怀旧”。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喜欢在老城区走街串巷，而不是在新城区最繁华的地方拍一些人。同样是街拍，同样是人，那些人也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生活。生活和生活本质上区别也不大。拍摄就是选择，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这种兴趣来自经验。摄影师李屏宾的摄影集里有一句话：“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拍的这些影像也不是很怎么样，就是当时在那些时候的一个情景，一个心情的记录。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孤独、无助的。”自己有多大的生活压力需要纾解吗？其实没有，只是某种必须要拍的感觉。过去，我听到艺术家面对提问，如何做一件作品，轻描淡写地回一声“看感觉”，就觉得无比奢侈，他没说错。任何人做事都要有感觉——比如泥瓦匠对砖头大小、水泥干湿全靠手感，才能把墙砌得好、砌得快。这是我在桥墩下的小饭馆里偷听来的。

不能说什么样的感觉是好的、正确的，这些都没法安排。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把日子安排起来过的人，我就认识一个。我一度羡慕他的规划能力，自责自己在很多事上治不好的散漫劲儿。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某一天，他的生活里出了件事，应付一下是可以过去的，据说他差点自杀。在我看来，击垮他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打乱了他的安排，然后精神秩序跟着也乱了。

老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这点“意外”，才能让普通人从生活里逃出来，透口气。很多人误以为我是那种喜欢冒险、做事出格的人——我做的事，像摄影、拍实验电影这些，听起来的确都与危险、冒犯有关，其实我做这些事时也会害怕和不安。

我的好奇心大于勇敢，所以在街上喜欢陌生多过熟悉。除了特殊的工作要求，谁会专门为了某些刺激、看点，为了新闻性的人和场面去拍摄呢？相比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我当然更喜欢在街头晃荡的布列松，不是说卡帕为了危险去拍摄，但不能否认他那些著名的照片都来自战场。布列松镜头里的人，相对来说，更接近我们这些普通人。赶上好感觉，能把普通人的生活拍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06

越荒凉越生机勃勃

我只能拍到这个时代里离自己最近的生活碎片。生活是自然发生的，不看相机取景器，不控制拍摄范围，一路赶上什么就拍什么，我的扫街像扫地一样。相机内存卡有限，删掉废片才可以装更多照片，但我习惯拍到提示内存已满、无法存储为止，完全沉浸在自己对街头的那种直觉里——理想化状态是，忘记观念、知识。大多数时候，这个直觉和当天的心情有很大关系。有时，我就感慨人的无力，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常常连自己都没法掌控，而且心情经常带着我们去做事，总之我不止一次因为心情的关系，从街头败下阵来，空手而归。

现在想想，我喜欢做的事，大都来自对“看”的渴望，对看到事物之后的感受的信赖。这可能是小时候家人忙着上班没空管我，同伴们嫌我个头儿小爱哭，没人愿意跟我玩产生的后果。我长大后，喜欢看别人，关注一些大家都会忽视的事物。

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里说：“街道是一种运动：人们四处观望、穿行其间，因此街道更是一种人的运动。”

看也是一种行动。我把这种行动具体化到去老城区晃荡。越荒凉的地方，人越生机勃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活得却特别有劲头。这样的人能打动人，我也愿意和他们走近，借一下力。在写字楼下拍到的人，西装笔挺，端着咖啡，遥望远处，好像可以随时去赴死一样，看了那一脸的决绝，我就想逃开。

写作的人，如果你问他们写作的目的，也许有人会告诉你：“我以触摸书桌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去感受肉体的短暂。”（切斯瓦夫·米沃什《我的意图》）其实，这就是在遮掩自己的害怕。摄影也有这层意思，只不过是相反的，我用在街上不停地按快门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去感受时间的飞逝。

肉体随时光消失。人生路上的各种问题才是主题、正题，而我逃上街头，也是偏离了主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主题，一辈子过一种生活，其实对现代人来说，反而是艰难的。

07

久违了，自我消失

2023年的一个下午，阳光不强烈，我拿上相机，匆匆出门。那天，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打来电话，和我在电话里聊起生活，话里话外，他都透着失望。庆幸的是，我不失望——和过去的生活，或者和眼前的生活相比，自己没什么资格悲观。他给我打电话时，我又在老城区（这里是拆迁区，不知道什么原因，空下的房子都租给了一些干杂活、干装修的工人。城市核心转移到西边，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每天晚上都要从城市西边往东边涌来）开始晃荡。

有时，我根本不会掏出相机，一圈走下来，常常也拍不到什么，但就是鬼使神差地要来这里。我说，就是为了耗掉几格电池，肯定没人相信。

朋友问我为什么去那边，有什么可拍的吗，我当然也说不上来。

大部分人都喜欢真实，但真实在生活中很少见，除非你脱离了熟人的目光，大家全回到了自然状态。这是我在老城区可以做到的。在这边走一走，就感觉踏实。周围环境，除多了一些楼房和汽车之外，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场景。我穿越了时间，越走越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最后几乎可以把自己走没了，整个人消失在这个空间——久违了那种轻松。

我挂断电话后，走进一条之前没走过的路，因为没有目的，所以一条路不通，就换另一条，每次走的路都是新的。

在街头，我们沿用着一样的口音、穿着，甚至思维方式。有时，我会买点水果和菜拎回家。现实中没人会跑这么远来买菜。我好像下意识地想让一切看上去更像日常生活。为菜的新鲜程度计较，为葡萄产地（如玫瑰香葡萄分昌黎和茶淀，茶淀玫瑰香葡萄每斤要贵一倍左右）争执。有时，前一个人一尝，争出了合适的价格，后面的人一拥而上，把葡萄买空，然后一哄而散。

这样的场景只出现在记忆里，我的手再快也超不过时间，根本来不及对焦，所以拍出的都是虚焦照片。可能别人不认为它是好照片，但那几张虚影背后流动着一种强大的生机，还有跳动的欲望。

08

坏天气，暗色调

秋冬时节的北方雾霾重。北京有段时间号召大家戴口罩出门，空气净化器一度成为卖得最好的电器。我故乡的雾霾一点儿不比北京小。我在窗前，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不想融入其中，感觉总是隔着一层，差那么点亲近感。

任何天气，对我来说都不如坏天气。这种天气为街上的暗调事物增加了一层暧昧的东西，我尤其喜欢暗调中的雨雪。风太大，人走不动路，我就躲在桥下，狂风中的街道镜头中，可能就会闯入一个骑车艰难前行的人；我在下雨时拍雨中的树，有时树下可能站着一对躲雨的父子，或者一个扶着自行车抽烟的中年人——这些“电影感”的东西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好天气里没有的。

瓦尔特·本雅明曾经写到，照相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发明，在它们实现的东西里面，引入了影子的缺失。我一直没搞懂“影子的缺失”是什么意思。过去我喜欢看一些外国哲人写的东西，比如帕斯卡·基尼亚尔在《游荡的影子》里引用本雅明的这段话特意用了斜体字，也就是说“影子的缺失”很重要，甚至是它决定了摄影的实现。他还说“这两种艺术消灭了自然内部的影子和光线游戏形成的强烈光晕”。是不是在说阴影是过渡，是可以人为形成的？所谓“取景”，这里就有很重的主观色彩。既然摄影已经有这么重的主观色彩了，那加入一些像“坏天气”这种难以控制的自然因素，事情就有意思多了。“也许，一条街道会开启记忆的闸门，或者给人以同赏心悦目之事不期而遇的渴望，再或者，你在这里漫步，更容易碰见一些熟识的或陌生的人，街道带来了那么多偶然的际遇。”《伟大的街道》是关于街头的，也是关于人的，人在街头，街头几乎包容一切，陌生人、建筑、树木等等。相机有宽容度，并且科技让它越来越高，街道的“宽容度”指的是它会在无形中，让人感觉到那个比自己更大的世界，并且街头让它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实际。

09

站远一点儿，站近一点儿

任何一张照片都离不开拿相机的人与被拍者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是否熟悉它是假装不了的。你不能如此要求一个作家。以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为例，他必须“熟悉”那条街吗？

“我无法假装作为作家，我只了解一个地方。我曾经面对过压力，要去那样假装，但是在我看来，那是种虚假的世界观。”事实上，奈保尔写这本书时，已经离开那条街十六年了，是他外婆家在米格尔街。他很早就搬到了伦敦。他在伦敦产生了一种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的灰暗心理时，才想起六七岁以前跟着外婆住的那条街。

这个距离是远的——无论地理，还是时空，但这也形成了一种观察角度，“我熟悉那些人，虽然我从来没跟她们说过话，他们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作家看人》）就是说，他们没有实质交流，也谈不上我们说的那种“熟悉”。创作就是不断调整这个距离，凑近一点儿可能写得更具体，站远一点儿可能就会写出更多的场景和更开阔的东西。用奈保尔的说法，就是“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说回我自己，有人会以为我在村庄里长大，会逃离故乡，去遥远的地方，见很多不一样的人。并没有。我在镜头里看到的，大部分来自我熟悉的那种氛围，真正陌生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多的，那种惊喜的东西很不可靠，而且稍纵即逝。与这个对比，当我发现自己对很近的地方都不熟悉时的那种慌张和茫然，甚至带点羞耻，是很难消失的。

熟悉不是来自近，陌生也不是来自远。真正的距离，肯定不是地理上的。画家刘小东在日记书《一公分》里有个说法，真的说得太好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理想，总是有些距离，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用一生的时间去弥补这些距离。”

对距离的这些思考来自街头，却不是我在街上拍照片的现场想到的。我在街上就是拍，什么也来不及想。

文章对我来说，是一次梳理，一次启发，一次升华。比如奈保尔的观察方式。我在街上用的也是这种观察方式，并且一厢情愿地在记录、在捕捉。“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用一生的时间去弥补这些距离。”虽然，《一公分》里的这个形容太抒情了，但也是真的。刘小东说出了我想在照片里体现的那种东西——如果不熟悉，拍照就该站得远一点儿，熟悉时就站近一点儿。在掌握好这点的前提下，“我是一个能行走的机器人”。街头全是匆匆而过的人，他们一言不发，神情凝重，没人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们。“陌生是一种保护。”那些人的照片让我想起遥远的1924年，法国戏剧家阿尔托写下这句话时，身边正弥漫开来的冷漠和冰冷。

10

中国农民丰收节

近几年，人类学家项飙有个观点：“附近的消逝”。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密集，改变了人与人的距离。在城里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手机下单，无论多远，你都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

“附近”在我的方言里，对应着“跟前”（“前”字发音比较奇怪），在我们北方农村，人与人的距离更近。“附近”是相对于城里人说的。“跟前”是面对面，一个村子里几乎不存在陌生人。一个陌生人都会引起大家的极大关注，不会像现在，地球成了一个村，人人都成了陌生人。跟前的未知、有趣的东西越来越少，彼此看似活在一个世界，其实完全对对方失去兴趣，艺术就只能去开拓远方了。然而有的艺术，比如摄影，一个小相机而已，就更靠近人群。

很多有力量的照片都产生在简单、纯粹的日常生活里，拍一张照片，就是收获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但还是有距离。两人相处，“更进一步”的说法和感觉是动人的。我最早听一个搞摄影的人这么说时马上记了下来，然后由衷赞美。

生活中的朋友也不一定了解彼此，但摄影师对人有个特别真诚的、感同身受的体会，才能拍到“平视”——或者叫自然而然的照片。这里面是有各种判断的，摄影师只是在很多人情世故的理解中，选择了一种最真诚的方式，纯粹地“看”那个人。对人的普遍理解，会把拿相机的人带入一种即时循环，一种随时开始、立即结束的不稳定的模式里，而不是一种固定的、世俗认识上的审视和仰望。

在这点上，越简单越自然，生活气息越浓。当我在一堆照片里偶尔觉察到这种感觉，通常可以确定自己在正确的地方，又没有失去“自我”——我是在这样特别市井的人群中长大的，也热爱着这样的生活。

摄影师弗兰克那句“我想呈现我所看到的，纯粹而简单的东西”前面还有一句话是，“我厌倦了浪漫主义”。我像个孩子似的在街上，体会那种事物朝你撞过来的滋味，直到有一天，自己也开始怀疑，现实主义是不是一种自由的假象？完全有可能。“如果没有假象，人们该怎样来承受生活的压力啊！他发现，仅仅试图离开假象的管辖区域，哪怕只有一眨眼的工夫有多么艰难。”（马丁·瓦尔泽《惊马奔逃》）

11

身在其中

照片里的日子没法涵盖生活本身，也不意味着永恒，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看见不只意味着眼前所见，它也意味着在记忆中存留”（米沃什的诺贝尔奖获奖致辞）。记忆存留针对的，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诗人一心埋首于过去，而是现在和过去，必须另有意义。现在似乎是不存在的。很多时候，眼前所见并没有运气被镜头捕捉到，那一切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不是的。任何一种记录形式，都是要让那些时刻变得意味深长，而不是冷漠地看着它消失。

摄影被认为是抵抗某种消失的艺术，其实这是一种徒劳。以我们的目光所至，能留下的片刻微乎其微，但摄影师会这么顽固地做下去。让无名之山增高哪怕一毫米，这“一毫米”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其实就是一个面。有人问20世纪最神秘的摄影师约瑟夫·寇德卡，就是那个拍到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布拉格事件照片的人，什么是好作品？他少有地开了口，回答是：“好照片就是我可以和它一起生活的照片。”他没提战争，虽然他是战地摄影师出身，我理解他说的“生活”和一段战火频频的历史有关。当整个城市成了战场，人们要努力生活下去，但他们如何生活呢？寇德卡拍这些人。他很多照片来自街头，背景全是士兵、武器、装甲车，以及硝烟……

我不喜欢躲在场外，冷静观看，那照片就只是照片。从街上这些人、这些事都能看得出，我跟照片里的人是有交流的。我在街上拍到的那些人，在小饭馆里吃过的那些饭，都和我小时候的生活对得上。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生活可以把人搞得除了呼吸什么事也不想做。生活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

12

问题还是出现了

2022年的第一场雪后，屋顶全白了。第二天一早再看，原本的灰色又恢复了，像没下过雪一样。还有一次，也是在这年，同样下了雪，紧接着阴天，大雪转小雪，温度随之下降。本地交通受阻，街上忽然有好多人在扫雪，还有巨大的铲车来来回回。当时，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最后不忍看工作人员无望的样子，就离开了。一路上，雪还在飘，刚露出灰色路面又白了，好像从没有人清扫过……我觉得自然环境中，有一些特别不稳定的事物，那会让我更警惕，时刻不忘记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我从此再也不相信很多东西。我把那些在街上拍照的日子记下来，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意义，而是由于平白无故的每一天充满着街头的不确定性和人的确定性。我确定，自己站在街头，等待一切发生。那些与陌生人相逢即诀别的时刻，需要你在脚步加快的同时，脑子里绷紧一根弦，口中默念：“事不宜迟，事不宜迟！”

尼采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街上！”加缪在引用的这句话前面说到，卡夫卡笔下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是超自然的焦虑世界。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说，街上也有两个互相冲撞的世界呢？

最近有一个摄影师在家用AI生成了一组人站在街头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这组图片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点赞。这个摄影师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没人关心这是AI生成的图片，还是人拍摄的图片。人们看到，随即感受，一切迅速完成。在一个技术发达的时代，我注意到一个新提法叫“作为物质的摄影”。说白了，物质就是实体。大家一开始都坚定地认为，摄影的本质是写实，是记录真实——“摄影”在日文里就叫“写真”，直到现在人们才慢慢意识到，这恐怕是一种对虚假的反叛而已。

“一切皆将消失无踪，如果你还想看，事不宜迟。”彼得·汉德克在《圣维克多的教训》里就是这么说的。同时，我也回忆起了那些狭路相逢的瞬间和毛毛糙糙的物质生活。虽然有时我也烦透了生活，但有个声音始终在告诉自己必须适应下来，如果还是抑制不住内心，想看到点儿什么的话，就上街去。对，趁现在，事不宜迟！

【唐棣，1984年生，在《世界文学》《上海文化》《书城》《天涯》等发表学术性随笔多篇，著有内地首本法国新浪潮电影史专书《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1959—1968》，随笔集《电影漫游症札记》《艺术，以及那些孤影》等。其艺术创作，包括摄影、纪录片、实验电影、艺术录像等，已陆续在今日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波兰文化中心等展出。2011年举办首次线上影像个展，2014年获新星星艺术奖年度实验影像奖。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