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秋寒，生于1991年。2011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私拟群鹤》《仲夏发廊》等多部作品。

烧尸工的原话是，你姐姐的心脏丢失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这句话。商场里播放的情歌，红绿灯的盲人提示，豪车一个劲紧跟的喇叭，行人的谈笑……夜晚的大街上，一切声响都成了他这句话的变奏。他措辞独特。丢失。像丢失一把钥匙那样丢失一颗心脏，像一个人特意先丢失了自己的心脏再死去。

等餐的过程中，我想到姐姐的心脏。它在某个黑暗的抽屉里一抽一抽地搏动着。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街心广场。广场上的榕树古老巨大，仅仅几棵就像是森林了。树下人头攒动，争相观看云游艺人的表演。艺人们唱歌，跳舞，踩高跷，喷火。广场被赤脚，虎皮裙，火把，和艺人们脸上的染料建设成为远古部落。一个背影看起来正常的年轻女孩，一手端着小盆，一手持着收款码，接受观众零星的打赏。她的脸转向我这一边时，我认出了她，可我没时间走出去跟她打招呼。餐好了。我要带上它，在二十一点十七分前抵达，拨打平台为滨江道张曼玉小姐随机设置的虚拟号码。

外卖单上的名字不代表什么。《甄嬛传》热播的那年，我一晚上遇到过十多个叫什么什么小主的客人。她们散落在美甲店，猫咖，足浴坊，像小主们散落在各个宫殿。姓也不代表什么。有一位孙小姐说，我买什么都写张小姐，购物完成后，再打过来叫我张小姐的电话我都直接挂掉。甚至一个人的真名也不代表什么。叫静的也许很闹腾，叫丽的也许很丑。至于穷的富，和低微的贵，那更是不计其数。

但终于真的姓终，也真的叫终于。他的名字出现在专家号的滚动字幕里，费用比一般的医生高出四五倍。他父亲以前也在这家医院工作，下海后盘活了一家即将倒闭的制药厂，前些年退休，移居澳洲。一旦同时提到爷儿俩，人们会把他们称为终主任和小终主任，听上去十分滑稽，像说老糊涂神和小糊涂神。

我不是来给小终主任送夜宵的。他恐怕也不会点外卖。他对吃很讲究。老终主任更讲究，据说他的厨子曾为别的哪个国家的国宴掌勺。

光滑，冰凉，寂静。步入一座夜晚的医院，像在一头鲸的肺腑里漫游。腔体深处的终主任白衣荧荧。他问我怎么来了。我说我想去你家一趟。他不动声色，但我知道他是惊讶的。我一向不喜欢去他家。

我是去收集一些姐姐的遗物。

终主任和姐姐居住的别墅位于南山的半山腰。有别于沿途所见的不伦不类的罗马式建筑，它被茂盛的树木藤萝包覆着，与山体套嵌，形成整体。若非门前辟出宽敞的马蹄金草坪，四周围绕着精心修剪的木槿与枸橘混栽的袖篱，行人不大会注意到这一户。我初次登门的那天，乳白的信箱上蹲着的一只灰蓝色的鸽子。看到我来，它就扑扑剌剌振翅飞走了，因此震落了一封没有完全塞进投递口的信件。我正要去捡，姐姐来了。

她不止一次劝我来她这里住，又建议我存点钱，再由她从旁协助，尽早买一套房子。我说你要是像爸妈从前那样说教的话，我以后不会再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赚到下个月的房租和饭钱就行。我不像老李和摩子。老李要挣够养老本，摩子急着筹齐婚房的首付和给邵芸玉家的彩礼。我没有理由那么努力。他们在大街小巷里马不停蹄的时候，我把车架在一边，掏出手机拍月下的垂丝海棠。

摩子和姐姐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我游手好闲都是因为没成家，缺少一个管束我的女人。他说，你该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了，不是我显摆，你要找就找邵芸玉这种。他的话不算显摆。邵芸玉确实从方方面面显露出了贤妻良母的端倪。她在近郊的食品厂工作，原先摩子会送她上班，后来她改乘地铁转公交，不知道她是不想让摩子受累，还是希望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接单，好尽快达成经济指标，总之他们活得紧锣密鼓，并认为结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嫁给终主任的姐姐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她常年背环保帆布袋，衣帽间单调又稀疏，三十岁生日时获赠的昂贵皮包原封不动地陈列在原处。终主任取来一个绒布面的盒子，里头是几样我见过的首饰。他说都可以给我，婚戒留给他就行。我没要。我说衣食住行，各拿一样，做个念想。

温润的裹有手泽的鱼骨状车钥匙扣；看电视时常倚着的菱格腰枕；穿得最久，领子都有点发白发毛的牛仔衬衫。我说还有个杯子吧，她喜欢用的那个，宽口大肚的黑色瓷杯子，上面有一根孔雀羽毛图案的。终主任想起来了。那是个可以当碗的杯子，姐姐有时候喝粥也拿它。它在冰箱里，盛着二十来颗没吃完的樱桃。

终主任去找另外的盛器来替代，并不时回头看我，好像我会偷走他冰箱里的上等食材。

他换下那只杯子，洗净，擦干，递到我手上。我说我走了。他说好，没事来玩，客气得像我以前听到过的每一句没事来玩。我想傲慢地说应该不会再来了，话到嘴边却没说，仿佛说了就断了什么后路。

他把我送到山道上。月亮像遥远的井口，有种希望渺茫的感觉。分别前，我再一次郑重地问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做心脏移植手术？他说他不会。还说不会就是不会，没什么丢人的。他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天份，硬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心外科主任。我口头上说你太谦虚了，但心里其实也这么认为。十年前他给姐姐做的手术很成功，但那毕竟只是一台常规手术。他名噪一时，并非源自精湛的技术，更多的是医患因诊结缘，被传为佳话。

从烧尸工处得知姐姐遗体不完整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终主任，问他会不会做心脏移植手术。我只当姐姐签署了什么捐献协议，自此活在另一具人体里。终主任那时就说他不会。在他看来，放眼全国也没有几家医院敢揽这个差事。

我退回去找烧尸工。我说你确定那是我姐姐吗？他确定，他对他目前的工作能力很有信心。名字，尸体，骨灰，在他手上不可能对不上号。我说那你确定她心脏丢失了吗？他也确定，他对他以前的工作能力更有信心。他说，你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只有我怀疑别人的，没有别人怀疑我的。

他干了很多年法医。由于坚称一名女性死者生前曾遭受侵犯，他被调离工作岗位，去物管科任了个闲职。他掌握的全部知识，技能，真相此后都如同第六根手指。辞呈递上去不久，分管人事的领导找他谈话，叫他再考虑考虑。领导好话歹话说尽了，他也没犹豫半点。他说这么多年了，我连尸体都不怕，我能怕什么？领导很生气，说你死了之后我倒要找人给你解剖解剖，看看一根筋是什么结构。

出来求职四处碰壁，他原本都准备自立门户做小贩了，这时，殡仪馆发布了招聘广告，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学历和工作经历，只求力气大，胆子大。

他丝毫都不为这卑微的余地而沮丧。他一辈子都和死人打交道，但他是活生生的。

我听他说这些经历是在午夜的殡仪馆的屋顶上。那晚，他的单子像孤零零的吊死鬼似的悬挂了很久。即便拒绝系统派单会减少当天的工作机会，大家也都不去接他的单。殡仪馆坐落在北山上，盘山公路修建得再好也无法改变它通向殡仪馆的事实，何况沿途还有几处资深的孤坟。别说夜里，就是白天，愿意接单的也没几个。听见我来了，他在屋顶上激动地朝我挥手，大声说你好啊，你是第一个给我送饭的人。

他正修着烟囱。他称之为修路，去往天国的路。

一轮满月把屋顶的琉璃瓦照得波光粼粼，我们像坐在海边。这样看过去，南山好像并不远，实际上它却与北山之间隔着整整一座城池。他三五口扒光了饭。我说你没吃晚饭吗？他说吃了，但是干了六个小时的活，早就饿了。单位有食堂，管三顿，夜宵不管，饿了就自己泡方便面。我说夜里哪来这么多活要干？他拾掇着空饭盒，扎起塑料袋，朝下面一扔，说总有老人顶不住。有时感觉人是没日没夜地死，活是没日没夜地干。山上门庭若市，山下空空荡荡。

走之前，我把电话留给烧尸工，叫他以后想吃热乎的夜宵就给我打电话。我不收派送费，多买一份一样的请我吃就行。他问我大晚上的怎么不在家睡觉，又劝我别玩命挣钱，回头早早上他这报到就惨了。我说我下午才出工。人家夜盲，我夜明，晚上的视力比白天好，或者我的眼睛更适应月亮而不是太阳。

我没跟他开玩笑。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老远就看到了那女孩。她当时在比北山更北，快要接近乡下的地方往城里走。尘土飞扬的路上轰轰隆隆地穿行着想省下过路费的重型车。她踽踽独行，像是从这些庞然大物身上掉下来的一小块货物。我鸣笛提醒她避让。她停下来，扭过头，镇定地望着我，完全没有被我的车灯刺得睁不开眼。随后，她拦住了我。递过来的手机屏幕上写有一段文字，末端闪烁着心跳般的光标——我不会说话。刚才坐公交时睡着了，坐到了底站。现在没车回去了，也打不到车。你能载我一程吗？谢谢。

她不漂亮，这使我更敢，也更想捎上她。换一种说法，如果我有怜香惜玉的权利，从小到大，我都更愿意对不漂亮的女孩行使。漂亮的女孩会激发我的警惕与敌意。好像美貌也是一种锋利的武器，拥有者可以恃之行凶。

我说那我讲话你听得见吗？她点点头。我问她去哪？她描述不上来，敲下一段新的文字，说她认识城里的路，只要进城就好办了。我说好吧，你上车，我一直往前骑，要向左就拍我左肩膀，要向右就拍我右肩膀。

就这样，经历无数次拍肩动作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心广场。

广场上，那个去年年底就来过的侏儒歌舞团带着新节目再次登场。观众围绕着他们，像铁锅沿上贴着的一圈饼子。表演者们雀跃欢腾，是锅心里咕嘟咕嘟冒泡的鹅卤。

女孩下车向我鞠了一躬，混进人堆里看不见了。我不爱凑热闹，没有多作停留，快速驶离。而且走遍全城，我最讨厌的地方就是街心广场。倘若不是那些生意最好的外卖美食店面云集此处，我完全不想从这经过。

小李正是在这里出的事。

监控显示，他被一辆银色路虎撞飞。驾驶室很快下来了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紧接着，一个头发稀少的中年男子也从后座下来了，并和年轻人说了几句话。年轻人进入旁边的一栋大厦，直到警车来了才出来。

小李的父亲得到消息，开拖拉机赶往县城，第二天早上五点半乘最早一班汽车去市里，再坐七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我骑车去火车站接他。我们没见过，但他出站后站在衰弱的太阳光底下四顾茫然的样子，让我确定，他就是我要接的那个人。

我带他住宿，吃饭，善后。他一直不怎么主动开口说话。遇上我这个话也少的人，生活中那些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就全让我们给听见了。正式调解的那天，他本来也没怎么说话。对方陈词滥调地道了半天歉，他没说接受不接受，忽然叫工作人员先出去一下。那两位女士对视了一眼，好像心领神会，确定接下来是什么狮子大开口的戏码。其中一个带头起身，说，好，有事叫一声。

人走后，我和他，谢顶的中年男人和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们两对两，面对面地坐着。小李的父亲说，后来出来的那个小伙子不是你儿子，你儿子没有文身，他有。

谢顶者还没发话，知识分子抢先一步，说你看错了吧？小李的父亲说没看错，他看了很多遍监控。他是看了很多遍，我陪着他看的。看第一遍时，小李弹起来的刹那，他的身子跟着晃了一下。后来晃的幅度一遍比一遍小，趋于平静，像小李慢慢死去。

知识分子说监控那么远，哪能看清楚文身不文身的，肯定是显示器有色差什么的。小李的父亲说不可能看错，要不然可以一块再去看一下，确认一下。知识分子不再那么果断，话音变得委婉，一副好言相劝的样子。他说今天来是谈赔偿的事，大家还是尽快谈妥了得好，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早点回去，也免得家里人担心。

小李的父亲没说话。谢顶者端起我俩的纸杯去饮水机那加了点开水，对小李的父亲说，大哥我看出来了，你是个体面人，不然也不会要单独谈。我也是个要体面的。不瞒你说，孩子考公务员了，笔试刚过。这儿的公务员比别的地方难考多了。弄这么一出，回头就前功尽弃，全都白费了。你帮帮忙。给我们爷儿俩一点体面。

我说，你们可真是够体面的了。

谢顶者不接我的话茬，继续向小李的父亲进攻，说大哥，我再加一百万。你同意的话，我站在这里就汇给你。

小李的父亲同意了。这不是容我置喙的局面。他这个年纪，失去仅有的儿子，钱就是最牢靠的。对农村的老人而言，这笔钱放在银行里吃吃利息也足够日常开销。小李的父亲说，他回去安排了后事就回来。他也要来做骑手。当然他跟小李的老祖母不可能这么说，否则她会急得跳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挣够养老本。我说你现在有一大笔钱，你还挣什么钱啊？他说那钱是李成东的命换来的，他不能拿李成东的命给自己养老。那语气，好像钱存进银行，等于给李成东下葬。他说往后，帮过他们家的，谁不幸有个病啊灾的，他就取出来给人家救急。他有手有脚，能挣一天是一天。

可能我之前说到钱，声腔不太友善，他略带着歉意，说有些人，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惹毛了，说不定连最后的一点体面都没了。

很快，他骑上小李骑过的车，走上小李走过的路，从小李的父亲变成了老李。他披星戴月，来来往往，把这座陌生的城市摸得滚瓜烂熟，但我还是会在他脸上看到那种初见时四顾茫然的神情。

姐姐的离世不像小李那么突然，她留下了充足的时间与我们告别。下雨时，我去看她。她气色很好，正端着那只孔雀羽毛图案的杯子喝银耳汤。她要盛给我吃，我说我不吃。她说吃嘛，陪我吃一碗。

就那样，我也坐到了潮漉漉的落地窗前，喝起了银耳汤。生在中国的腰线上，我不确定我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但和终主任这种正宗的南方人比起来，我们就算北方人了。相反的是，姐姐喜欢吃带汤带水的羹，终主任却对面食情有独钟，他最爱吃的是猪心面。

他幼年看到父亲割鸡颈取血，吓得高烧不退。身为医生的老终主任掌握着儿童用药的剂量，帮儿子一点点退了烧，心中的忧虑却居高不下。他立志培养一名接班人，实现他没有实现的愿望，但儿子似乎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儿子不像他。他从小就具备一种身处食物链顶端的自信，不惧怕任何生灵。他敢捕捉知了，蜘蛛和蟑螂；敢帮大人抓鸭子，交由他们捆起。对视线范围内的牲口的命，他能做到一概漠视，很清楚它们长大了就是用来吃的，不然人们不会一把米，一把糠，费劲劳神地饲养它们。他的身体是孩子的身体，心是大人的心。儿子情深而胆小，他盘算着如何实施对儿子的改造。思来想去，他决定带儿子去肉联厂看杀猪，以毒攻毒。

完成屠宰之旅的终主任不再是那种先从课本中读到《游园不值》，而后才学会领略春光的孩子了。他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他为锋芒毕露，单刀直入，血流成河这些成语填空时，所写下的每一个笔画都有强大的实践作支撑。他记得父亲的患者，那个老屠夫和蔼可亲地给他介绍一字排开的工具。这是砍刀，这是剔骨刀，这是扒皮刀，这是小攮子——别看它小，作用大着呢。阴寒的锋刃闪烁着银光，迎面轻轻吹上去的春风都会被裁成两缕。站在臭烘烘的操作间里，他看了一眼窗外。各种花正在开放。去年冬天，一树一树凋零得光秃秃的，这下全都康复了。他又望向那只等死的老母猪。不久后，它会死去。它的孩子们将前仆后继地出现在这里。还有这个老屠夫，哪一天干不动这个力气活了，也会回家歇着去，再来一个年轻的屠夫接着干。他感到自己好像不再害怕了。猪的凄嚎，血的颜色和气息，父亲牢牢的手……他都不害怕了。老屠夫拿不锈钢托盘盛着猪心向他走来，说你看，这就是心脏，你以后也会跟你爸爸一样，把别人的心脏管得好好的。

回到家，父亲给他下了一碗面。吃完了，父亲说，好吃吧？也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他这才悟过来，面上的浇头是猪心切成的碎丁。可是，真的很好吃。他这么想着，心里充满了内疚，也不知是对谁。

这是姐姐从终主任那听来的故事。有些终主任自己也记不清的片段，是他从老终主任那听来的。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一次转述都会注入不同的情感。不管故事是否生动，老终主任的目的达到了。运筹帷幄这么多年，他的儿子站到了显眼的位置上，不出意外，他自己也将在副院长的竞选中脱颖而出。他弃医从商，执掌那么大的企业，到头来的心结还是当年受人排挤，与副院长一职失之交臂。

听说这段往事之后的第三天夜里，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夜里从不给我打电话。一开口，那头说话的人又是终主任，我就直接拦截了他要宣布的噩耗，说你别说了，我就到。我把刚取到的餐退回原址，请店家耐心等下一个骑手。去往南山的途中，停了半天又重新续上的春雨滴滴分明地砸着头盔。我整个人被打成了筛子，筛出了支离破碎后更大块的那些姐姐的样子。她说我嫁给他，没受什么气，你见到他别总把脸拉得沉甸甸的。她说往后他的这些花边新闻你不要听，更不要说给我听，我看医院还是不够忙，那些小护士才有工夫搬弄是非。她说找个时间我们回家一趟，把房子修修，不住归不住，不能一副坏相撂在那里，人家要说我们家没人了。

她继承了母亲的所有特点，朴素，愚昧，隐忍，跟再亲的人也绝不分享吃的苦，遭的罪。比起这些叮嘱，我印象更分明的是某种原因造成她电话没挂，从而使我听到的她与终主任之间的对话。

终主任说，你不要发疯。

姐姐说，你才不要发疯。

终主任说，你要我怎么证明，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吗？

姐姐说，你敢吗……说啊，你敢吗……你不敢我敢。

终主任总给我一种戴着面具的感觉。我相信烧尸工，相信姐姐的心脏一定是丢失了。

仅隔了一天，我又来到终主任家。

料峭的春寒逐步瓦解。夜晚的山风吹过，虽然还是冷的，但春天明显在蓄力，在向人类逼近。终主任泊好车，向我走来，问我怎么不打电话。我摘下头盔，说不着急，等一会儿不碍事。他说是你啊。我说你以为我是谁？他说他点了个外卖，以为我是送货的骑手。

我给他的说法是，房东的房子卖出去了，我暂时还没找到新的住处，想来借宿几天，一有地方就走。他说别找了，就在家里住吧。我摇摇头。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无法含蓄地表达出我不想耽误他续弦的心理，仍然只是摇摇头。

房子很大，房间很多。为了得到更充分的休养，姐姐也单独住其中一个房间。它在楼下，便于她进出。终主任让我住客房。我说我能住姐姐这间吗？他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但床品要不要换一下？我说不用，她是我姐姐啊。

在酒店，车厢，病房，和一切提供卧具的公共空间里，我们不得不睡别人睡过的床。他们兴许刚刚做爱，正在潜逃，刚刚死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拉开窗帘，看到一个年轻的同行架好了车，拎着一个很小的袋子，穿过草坪走向门廊。把外卖拿到手，终主任去了厨房。我走过去，问他买了什么。他让开，嘴上噘出一声，喏。像展示一枚刚刚开采出来的加里曼丹红钻石，他对着那颗猪心做出请君入瓮般的手势。他是那家店的老主顾。接到他的电话，老板就给他留一颗新鲜猪心，晚上让骑手送过来。他查完房，下了夜班，回到家，会煮上一碗猪心面，告慰走马灯似的转了一整天的身体。他叫我一起吃点。我说不了，我不吃动物内脏。

姐姐的气味像一座谷仓。她羸弱，纤细，奄奄一息，但她留下的气味壮丽辉煌，让我有种衣食无忧的安全感。只是我难得早睡，睡得就很浅，一脑袋的梦像竹蜻蜓一样漫天乱转。梦到凌晨两点，电话响了。摩子说他不是故意吵醒我的，他快要憋死了，再不找个人说他就要爆炸了。事情发生在前天晚上。他接了个药房的单，目的地是街心广场北边的一家快捷酒店。他说他不用看条子也知道，里面装着安全套或西地那非。到了之后，他给顾客打电话。顾客说我还没到，你敲门，里面有人。他敲了两声，门开了，惨白的廊灯下站着一个他从没见过的邵芸玉。

他说邵芸玉没再回过家，电话也打不通，也没再去厂里上班。我问他把邵芸玉怎么了，是不是打她了？他说他把那包东西砸她脸上，转头就走了。我说你现在怎么想的？他的嘴巴不停地抿啊抿的，发出轻而湿润的口腔爆破的声音。他说他要找到邵芸玉，他想和她结婚，无论如何，他都想和她结婚。他的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好像不存在了，萎缩成了一个捧着不及格的卷子准备请带家长的小学生。

在我的建议下，他当即出门去派出所，以失踪为由报了案。次日夜间十点半，他给我打电话报平安，说邵芸玉回家了。

那时，我正在给烧尸工送餐的路上。古历十五之后的月亮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凹陷，它余下的部分仍足够照明，我借助它的指引，轻车熟路地前行。骑到半路一处废弃许久的建筑工地上，我有了点尿意，于是停下来，借耐寒的光叶山矾遮挡，进入树丛中小便。四下暗沉，只有尿流折射着月光，微微发亮。悠长的林风一吹，窸窸窣窣地落了些树叶。与此同时，山林间响起了几声熟悉的鸟鸣。那鸣叫声单调而粗粝，绝非春天流行的莺啼或燕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童年，少年，人生中已经度过的一段光阴里，我听过这样的鸣叫。摇晃的树梢一下一下地擦拭着月球。不安的灌木间，那如同腋下的滑雪布一样细碎的摩擦声也许来自惊蛰后的蛇，来自它的信子与崭新的鳞片——它必然比我更熟悉这里。这里的植被，日夜交替的方式，春天来临的征兆，以及烟囱飘出的微小颗粒，散落在坟地上的温热纸灰，离开的人之间讳莫如深的私语，它都了如指掌。

在向外退去的过程中，我被一颗竹笋绊了一下，踉跄得险些摔了一跤。这时，一只白肚灰背的鸟穿过明晃晃的月华，从我眼前迅疾飞过。我一眼认出，它是小时候活跃在老家水库一带的夜鹭。姐姐抓着一把野花在前面开路，夜鹭惊起，她就摇着花束，对我说别害怕，是夜鹭子。她说什么都喜欢带个子字。花盆说花盆子，茶叶说茶叶子，就连石子，她也要说成石子子。就是这样的姐姐，她不在了，我听不到她子啊子啊地呼唤万物，像赋予它们独特的爱称了。

外面的工地停工了好几年。据说打桩那天电闪雷鸣，没两天老板就中风了。他的朋友来探望他，顺道上山参观了一圈，力劝他收手，说山的阴气太重。地基打得越深，破坏的面积越大，冲撞得越多。过了这些年，牢笼般的钢筋早已锈迹斑斑，却无人敢来盗卖。

我往电瓶车走去。工地继续在我身后停摆，荒废。死静的深处，一声猝不及防的喷嚏刺中了我的后背，致使我浑身上下全体毛囊霎时隆起。我转过身，冲着磅礴的黑夜说，什么人？没有回应。我掏出手机，打开电筒，踏着雨后毫无泥泞的沙路往我猜测的声源走去，又提高了音量重申，什么人？破烂的绿色防护网在风中招摇，像水鬼抖动着缠绵的头发。再往里去，是月光完全照不到的黑洞。瑟瑟的藤木与呜咽的夜风软化了我一探究竟的勇气。即将逃离的刹那，一个长发的白衣女子自暗处走出来。我眯起眼睛辨认她是否具备人类的面孔，却不由惊呼，是你啊，你怎么在这？

她弓着腰向身旁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水泥管招手。不一会儿，里面挤牙膏一样，挤出一个一个的侏儒。为首的是歌舞团的团长。他走到我身边，说，你认识我女儿啊？我说谈不上认识，顺路捎过她一程。他说，那就是认识了。

我俯下身，一根一根地参观他们的卧室。那些管道里垫着的絮子和破被没准真能保温。我感到一股股热气涌出洞口，直往我脸上扑。没出来的那几位直挺挺地睡着了，只有一颗头颅对着我，活像躺在一口棺材里。我问女孩住在哪？她是他们之中个子最高的人。她带我走到工地的另一边，那里有个留作化粪池的大坑。她往里面堆了些干草，铺了块毛毡，以一小袋黄沙为枕。睡前她会把旁边的大木板平移过来盖住，防止夜间降雨。一套类似封上墓穴，安葬自己的程序。

团长跟了过来，说认识就太好了，我刚才还想呢，要是被识破了怎么说，只能说借宿几天，一有地方就走。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认识就太好了。

无意中，我瞥见了他们的厨房。几块砖垒砌成的灶台，支着两口锅。从残留的痕迹看来，应该是熬的粥。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你是谁啊？他自然只有孩子的身量，但面庞看上去也的确是个孩子。团长说你觉得他是谁啊？他说，是我姐夫。大家笑作一团。女孩低着头，掐了她弟弟一下。趁着大家谈笑的间隙，我去车上把我和烧尸工的夜宵拿来给弟弟吃。团长只允许他吃一半，剩下的半份留给徐老师吃。我问徐老师是哪位？他说是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感冒了，正在睡觉。另外的一份他要带着，明天路上饿了，大家匀一匀，垫垫肚子。我说你们要走了吗？他说待了好几天了，该看的都看了，该打赏的都打赏了，没有赚头了。

野地里站久了还是冷。大家聊了一会儿，各自回管道里睡下。我和团长走到一边。我说我朋友等着我送饭，饭给了你们，我还得下山去买。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带点熟食和饼干来。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跟着挨饿。他说拉倒吧，就这么高了，像他姐姐这种是奇迹，可惜不会说话。我问他接下来去哪个城市。他说就顺着路走，走到哪算哪。又说本来有人找到他，想出高价钱请他们办个差事，但他实在不会，不能耽误别人的工夫。我说办什么差啊？他说招魂，儿子出车祸了，做父亲的不放心，一直在这儿守着，想请人带儿子回家，看我们跳火把舞，以为我们也会跳大神什么的呢。

等我下山回来，众人都已经歇下了。女孩坐在路边的一块大青石上等我。我把袋子展开来给她看，告诉她哪些是猪蹄，哪些是牛肉，哪些是麻花和小米锅巴。她拍拍青石空出的部分，示意我坐下。

她在手机上打字，说，你看起来不开心。

我说没什么。实际上，听到她弟弟叫她，我顿时就想起了姐姐。

被摩子的电话惊醒后，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想，我来到这幢我不喜欢的房子里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来睡觉的吗？想了一会儿，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翻尸倒骨地寻找姐姐的心脏。我一边找一边给自己鼓劲——它如果丢失了，就一定会被我找到，一定会。袋子，盒子，箱子，橱子，目及之处所有能容纳一颗心脏的地方都让我搜了个遍，连洗衣机的滚筒都被我手动拨了一圈，防止姐姐的心脏吸附在它的顶端，躲避我的追捕。流汗过多使我口渴。去冰箱里找饮料喝时，我才意识到我遗漏了冷冻层。

打开的那一瞬，不知何时站到我身后的终主任问道，你找什么？

我抓着那颗千淘万漉才找到的心问他，这是什么？他说心啊，我很照顾他家的生意，他家货源充足，就多送了我一颗，吃不完，只能冻起来。

我说你吃给我看看。他说现在吗？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你吃给我看看。他默默地从我手上拿过去，放进微波炉解冻，同时烧开水，切姜片，做好煮心前的准备工作。半小时后，一碗相似的面端上了桌，上面的浇头充分展示出了他利落的刀工。他从容不迫地吃着，吃一点心，吃一点面，优哉游哉，好像完全忘了吃这顿饭是迫于我的要求。在这样一个寂静的春夜，他完全是自发地，凭着一腔热情和渴望，投身于亘古不变的饮食之事。

我尽可能地简化整件事，更凝练地说给女孩听。

她飞快地打着字——那不一定是你姐姐的心脏，丢失心脏的人也不一定是你姐姐，甚至烧尸工也不一定对你说过那句话。你只是太想她了。

我说，那你呢？你也不一定是那天坐在我后面拍我肩膀的人吗？

她笑着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并写下两句叮嘱——你不要再上夜班了，你要好好地睡一觉。

思绪纷乱，但我仍说，好的，我会的。

她又写道，古人会留下一绺头发，一截指甲，我如果是她，也会留下一颗心脏吧。经他的手拯救过的心脏，是结晶，也是人情。

我想，也是啊，一马平川也好，荆棘密布也好，他都被姐姐视作大地。姐姐就此长眠在他的血肉里，与他合二为一。

她说起一件两年前发生的事。当时她正带着弟弟排队买东西。有个小孩跑过来，冲她弟弟嚷——她根本不是你姐姐，我妈妈说你们全家都是小矮人，就她不一样。她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她哭不出声，她家人就把她扔了。弟弟要和那小孩打架，被她拉住了。吃晚饭时，弟弟一直不理她，接下来的几天也不和她说话。她找来一桶漆，像刷号召力十足的宣传标语一样，连夜在那户人家的院子外墙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两行字：

如果我来自垃圾堆，

那你们就是真正的垃圾。

她叫我相信她，相信每个姐姐都会有弟弟看不到的那一面。

互相扶持着，我们把身体调了个个，面朝着城市。我们的脚下是悬崖，如果踩空就会双双遇难。她写——这是个很好的城市，我还想再来。我说，是的，大家都想来这儿。有人来这儿送外卖，有人来这儿表演……

我问她，这样远远地看，这座城市像什么？

她写，我觉得像一顶礼帽，上面坠满了珠宝。

夜夜流动于它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之间，我有我无法当着她的面宣之于口的答案。开启冰凉的黄铜蝴蝶锁，掀起黑阴阴的乌木匣盖，内中洞天一下子活色生香。水滨，山巅，蕉底，闺中，人们争分夺秒地宴饮，冶游，耳语，忘乎所以地钻向百花深处，哪怕下一刻红粉就化为骷髅。

她和我紧紧挨着。我们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我们的靠近无关爱情。但我想，此时此夜，她或许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好像这世界无形之中也跟着我们调了个个。这一侧变得霓虹万丈，那一侧才是磷火微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