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子
过年回家，看见镇上那栋曾让我们一家人痛苦了整整四十年的三层旧屋已经拆了。原地建起崭新的五层小楼，刚封顶，还没完工，只是贴了黄澄澄的瓷砖，立于周围一大片灰扑扑的八九十年代旧屋中，已经光鲜漂亮得如同怪物。
我爸没什么反应，傍晚骑三轮车带着小孙女去河边菜园拔萝卜，经过工地外面的铁皮围墙时，也没有转头多看一眼。我妈看起来也没什么感觉，只是简单提及旧屋去年拆的，还买下屋后几亩地当院子，各户集资自建，把顶天立地的宅基地房屋改成套房，每户分两套外加一间沿街店面，“除了你舅舅，都没卖，还是原来那些人”。包括把边那间房的主人，我打听到了。我也偷偷去工地看了，新房地基后退了两三米，大概是为了拓宽外面的马路。也就是说，待铁皮围墙拆除后，把边那间房大半将成为新的马路。
1985年夏末秋初，我哥哥从那间房的三楼坠亡，殁年六岁。
那时我四岁，对很多事印象模糊，只是异常清晰地记得那个阳光刺眼的阳台、晒得滚烫的水泥地面，以及楼下传来的惊叫声。事实全貌是后来从亲戚邻居口中一点点拼出来的：那天九岁的姐姐带着我们七八个孩子去玩捉迷藏；那时那排三层小楼刚封顶，好几间房尚未铺楼板，站在一楼抬头能看见屋顶，就是一座空壳；二楼后侧有贯通的公共阳台，通往三楼，三楼阳台的门都锁着，只有把边那间锁坏了，虚掩着。
据说那天我姐姐差点被我爸妈打死。据说我外公往身上捆了一卷草绳，举着柴刀，追着她砍。姐姐跑到码头闸桥，躲进街上的集市，靠街坊邻里们的劝阻和庇护才躲过一劫。
之后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一辈子勤快好强的爸妈停下了所有生计，什么也不想干。我爸不再出海打鱼，我妈不再赶海，也不再折腾各种小生意。从最初呼天抢地到逐渐泪尽心灰，两人最终平静下来，整日呆坐家中。怕他们睹物思人，也怕左邻右舍人多嘴杂，一直守着海边小院不愿搬家的外公外婆搬到镇上新房，劝他们搬进远离镇上的小院。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住哪儿都无所谓，从狭小晦暗的祖屋搬进开阔敞亮的小院后，他们依旧呆坐着。许是周围太安静了，他们开始整天昏睡，拉上窗帘，虚掩着门，从早睡到晚。
次年开春，他们终于攒了点力气，开始种田。每天推着板车去地里，重新扛起了锄头，看起来恢复了点生气。只是做什么都慢一拍，赶不上，来不及。别人都育完秧苗了，他们才刚搭起薄膜保温棚。村里的集体水泵开始往水田灌水了，他们才有气无力地运来秧苗，胡乱往田里一插，东倒西歪的，一亩秧苗有半亩没成活。他们也无心补救，照常往枯死的秧苗上浇水施肥。农忙时节，人们经常看见他们一动不动杵在田里，双手扶着锄头，似乎连站着都费力。有时一站就是小半天，斗笠也不戴，在烈日下暴晒，在细雨中淋湿。两人一左一右立着，隔着荒芜的田垄遥遥相望，如同两个稻草人。
贫贱夫妻百事哀，所幸丧子之痛并未离间他们的感情，反倒让两人同病相怜，彼此扶持。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见过他们吵架。最穷的时候，过年只买了一块二两重的猪肥膘，我爸先榨油再用油渣炒菜，弄出几盘油汪汪的蔬菜，算是过了年，我妈半带嗔怪向我和姐姐夸耀，“二两肥肉抹了一屋子，连灶台都油腻腻的”。
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我爸在一个清晨忽然活过来。他决定收养一个男孩。熬过最悲痛欲绝的阶段之后，曾经让他万念俱灰的丧子之痛，经过变形、简化、浓缩，变成一个直截了当却至关重要的危机——他没有儿子了，要“绝嗣”“断香火”了，族谱上他那一支将到他为止了。我爸家族是当地望族，祠堂里厚厚的族谱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抗倭卫所的世官军户，再往上还可以追溯至北宋亡国时自开封南迁无锡的衣冠大族。宗族祠堂在一座明朝遗留的抗倭所城屹立六百年，依然累年翻新，每年中元节祭祀，遍布浙南沿海的宗族后裔都会聚集祠堂，一个男丁领一只代表香火延续的灯笼，河灯在城外绵延数里。因此，“绝嗣”对他来说绝不可接受。
不管怎样，必须要有儿子。他迅速恢复活力，带着我妈四处奔走，雄心勃勃地寻找一个替代的儿子。平原地区的镇子相对富庶，没有人会送走象征着宗族延续和家族希望的男孩，我爸妈就专门去穷苦偏僻的小渔村、小山村打听。沿着海湾寻遍每一个渔村，绕过与福建交界的海岬尽头，沿着峡湾深入宁德各村镇；翻过镇子西北的鹤顶山，往南翻过牛乾山，在莽莽群山中寻访一个个散落山谷的畲族寨子；接着转几趟车去更远的泰顺县、文成县，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走遍山区每一个偏僻的村子。能找到的男孩都有各种缺陷或残疾。有一次难得找到一个健康健全的男婴，当得知孩子母亲是先天弱智，看到家里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看起来痴痴傻傻，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还不会说话，我爸妈犹豫再三，终究不敢冒险。在北边一个小渔村，他们曾遇到一个堪称完美的选择。一个未满两周岁的男孩，健康活泼，家里另有两个十来岁的男孩，黝黑结实，口齿伶俐。送走孩子是孩子父母觉得养三个儿子负担太重。送养的礼钱都谈妥了，我妈却忽然反悔了，嫌那孩子眼睛小，说我们一家人个个都是大眼睛，她实在看不惯小眼睛的孩子。我爸说她没事找事，不顾她的反对就要付钱抱走孩子，倒是孩子父母看出我妈不满意，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反悔了。
见他们四处物色孩子，镇上的人们经常开他们的玩笑。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儿子的，见面常不无夸耀地说：“我家儿子太多，跟你们换女儿吧。”我爸讷讷应着：“换呀，你舍得就换！”有时还会指着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换就换小的。每当这时，我妈总会站出来，把这些玩笑挡回去：“小的聪明，我舍不得。大的又太大，你们也不想要。”
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爸妈前后看过不下二十个孩子，挑挑拣拣，一无所获。孩子看得越多，我妈越挑剔。塌鼻子，吊梢眼，鼻孔朝天，都是嫌弃的理由。仿佛孩子是百货商店里的花布枕套，任由挑拣，不喜欢就换下一个。后来，又一次空手从山里回来，我爸气急败坏，“这也嫌那也嫌，不是你生的，你都嫌呗！”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妈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挑剔。没错，她嫌弃那些孩子只因为他们不是她的孩子。她只想要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作践，倒把别人的儿子当宝贝，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大概是这句话给我爸带来了某种冲击，几乎没有什么争执，他很快放弃了收养儿子的念头。毕竟，他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向来宠爱孩子到了溺爱的地步。据我妈说，每次他出海回来，没等卸下肩上的渔网，就会把三个孩子扛到身上，肩上一个，背上一个，怀里一个，一面干活一面任由我们姐弟三个挂在他身上又抓又挠。失去我哥哥后，我爸耿耿于怀的也从来不是什么族谱销名，而是当年没有买的一只香瓜。我爸说，出事前一天，我哥曾求他买一只香瓜，他口袋里只有几毛钱，舍不得买，说过几天再买。每次提起这件事，我爸都会哭得无声无息，直到三十多年后，在异地他乡看到新上市的香瓜还会偷偷抹眼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爸不再在乎“绝嗣”这件事。他只是把这件事搁置了，决定以后让我们姐妹之一招赘，算是退一步。自此，“没有儿子继嗣”这件难以接受的事对他来说似乎彻底过去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是这样。
除了最初突遭巨变时崩溃失控，我爸妈再未责怪过我姐姐。可能是突然失去了一个孩子，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更懂得珍惜孩子，他们反倒对我姐姐更好了。甚至开始反思此前总把她这个长女视如大人，让她照顾弟弟妹妹，动辄打骂，什么事都归咎于她，总觉得对不起她。
大概也因此，几年后家境稍微变好，我爸妈就送我姐姐去邻县更好的中学上学，交由当中学物理老师的表舅照看。当时人均工资不过一百块钱，我爸妈每个月要给表舅六十元作为我姐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学费、借读费、过年过节的礼钱。那时我爸主要以出海捕鱼为生，冬春时节在出海口捕一趟鳗鱼苗，运气好时赚十几块钱，运气差时连赊欠的柴油钱都还不上；我妈做弹涂鱼生意，从海滩渔民手中收购，运去县城海鲜市场贩卖，多则赚十几块，少则只有筐里剩下的两斤死鱼。在镇上大多数女孩小学毕业就辍学做家务，只有男孩才能上中学的年代，我爸妈就这样倾尽全力供养我姐姐，硬是让成绩普通的姐姐成为罕见的女高中生，简直成了镇上令人费解的异类。别人总笑话我爸妈，觉得他们是没有儿子，“头壳坏了”，才会花钱培养“查谋仔”（女孩）赔钱货。后来，我姐从高中辍学，更是成了他们的口实，似乎反证我爸妈“头壳坏了”，也反证了“查谋仔”不值得培养。我爸妈颇觉灰头土脸，因此后来当我考上大学时，他们着实四处夸耀了一番，不只是为了我这个女儿，更重要的是为了“查谋仔”值不值得培养之争。在这场他们原本无意卷入，也从未深思熟虑的漫长争论中，他们终于赢了一回。
即便是那时候，我心里也明白，他们不是有心也并非真心成为那场争论的反方代表。骨子里，他们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人是一样的。不管怎样，他们依然需要一个儿子，即便是抽象意义上的“继嗣”。因此，我姐后来恋爱结婚，他们只有一个条件：男方必须入赘，孙女必须随他们的姓。再后来我在北京结婚，要求入赘是不可能了，他们依然希望我能生二胎，“别让姓氏断在你手里”，我只能苦笑。我知道，劝不了他们的。只要想到三十多年前四处物色男婴的他们，我就知道不必劝。事实上，能改变到如今这个程度，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也已经胜过很多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