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如一面镜子，映照时代的潮起潮落。21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浩瀚烟波不仅承载着往来舟楫，更滋养着文学思考。海洋文学正以全球化的视野，在人与海洋、海洋与世界之间，铺展新的诗意想象。

在近日召开的2026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暨第十三届宁波文学周上，作家、学者齐聚，共同探讨“现代语境下的海洋文学”。他们的观察与追问，也为我们提出了一道值得长久思考的命题：中国海洋文学该如何构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视野，如何书写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蓝色篇章？

让大海成为大海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断言：“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

这种时代局限下的短视与“欧洲中心论”的成见，却也启发着我们客观看待中国海洋文学发展的情状。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与文学。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鲲鹏万里、沧海桑田等神话传说，述说先民对自然的想象与敬畏，成为民族精神的源头叙事。

但如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兵所言，一个事实是：中国海洋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经典序列中有所缺位。他注意到，提及心目中的海洋文学之经典，作家们印象最深的总是《奥德赛》《老人与海》《鲁滨逊漂流记》《白鲸》等西方作品；被与会嘉宾共同提及并视为“标志性中国海洋文学”的《迷人的海》，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了。

是什么造成如此境况？

路遥与陈忠实笔下的陕北、刘亮程笔下的新疆……作为农耕文明国家，中国的文学与土地关系紧密。早前，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林森就曾指出：“在中国文学的缝隙间，涉及海洋的书写大都是一种‘岸上观’的姿态。”

“岸上观”的视角，让海洋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精神寄托。奇诡百科《山海经》，折射了古人心中那片神秘与可怖的海洋；晚清科幻小说《新石头记》让贾宝玉坐潜水艇赴海底畅游“文明境界”，看到各种科技创造奇观，承载着彼时国人对大洋彼岸的西方技术崇拜与文明想象。

即便是《迷人的海》，学界亦有声音，认为这部讲述代际关系、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小说，只是把陆地上的故事搬到了海边。换言之，海洋并未真正获得主体性，成为文学要勘探的“现场”。

关于海洋文学的定义，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指引下，我们对海洋文学的审美方式必然发生深刻转变。

如何挣脱传统的桎梏，重构海洋文学的逻辑表达？中国写作者正在走进海洋、体验海洋，去注视那片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蓝色场域，让大海成为大海。

向海，寻找时空共鸣

精神的共鸣，让文学跨越时空。

“文学向海而生，本质上就是向死而生。” 《小说选刊》原主编徐坤道出了海洋成为文学永恒母题的重要原因，“作家们书写的不只是风浪与航程，更是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以及直面死亡之后生命绽放出的尊严与力量。”

海洋以其广阔、深邃与狂暴，不断考验着我们的勇气、意志、智慧与极限，映照出一个人的精神高光。正因如此，《老人与海》中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才会至今听来仍充满力量。

随时代变迁，“硬汉的试炼场”之外，海洋也隐喻了一种更复杂的精神空间。

讨论中，许多作家与学者提到了茅盾新人奖得主雷默的《水手》。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在海上经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损耗，最终在与孤独、恐惧和未知的漫长对峙中，成长为真正水手的故事。

雷默回忆起自己在宁波、舟山等地接触到的海员，他们和他们的生活都是粗线条的，可能合同一签就要离家三五年。海上生活的许多细节，对写作者而言都是非常迷人的。比如，长期在海上生活的人，回到家里或宾馆，进了浴室就出不来了。在他们看来，和淋在身上发涩的海水相比，淡水如同牛奶一般丝滑……

“海洋其实时刻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回到陆地后，水手们喜欢打牌、喝酒，过放纵的生活？我觉得根源来自他们内心深处对大海不确定性的恐惧。”雷默分享道，难能可贵的是海员们都从恐惧、疲惫与无聊中挺了过来。

其实，作家也是普通人，需要时刻面临生活无常、灵感失踪等各种意外。《水手》是一部断断续续写了七年的作品，途中差点“流产”。其间，雷默经历了身体的病痛和一系列变故，这更让他真切体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

小说写水手们钓鱿鱼时流露的疲惫，写大家对一块寻常海上浮木大惊小怪所暴露出的百无聊赖……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惊喜，雷默“没有美化大海，没有把大海视为崇高的精神原乡”，认为这种“英雄主义退场”的写作角度，开垦了海洋文学新的写作方向。

文学与时代是相互成就的。内卷、压力、疲惫，是当代人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水手》的特殊价值，恰恰在于它不再回答“如何征服困境”，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追问“如何与困境共存”。

这也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何1965年出版的美国小说《斯通纳》直到作者去世，总计销量也不到一万册，却在50年后迅速席卷全球，成为一部迟来的畅销书。《水手》与《斯通纳》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用充满韧性、“失败却不失意”的一生完成自我和解、坚守与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与力量。

找到专属的叙事视角

文学摆渡着不同国度的文化。曾经，他国的海洋文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而近年来，尤其是自去年“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海南挂牌之后，中国的海洋文学逐步迎来创作高峰。

在文明互鉴、文艺繁荣的语境下，中国的海洋叙事如何找到富有张力和特色的表达？

也许，我们可以躬身历史，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问道。

眼下，不少中国风影视剧风靡海外。会上，不少人提到了“改编大户”海飞的抗倭谍战小说《昆仑海》。在台州府与琉球国的双城暗战中，暗藏明代的海防图景与国安战士维护沿海边境的家国情怀。

“一直以来，我都视自己小说中的虚构故事，是真实发生着的。”在海飞看来，琉球国遗留了太多明清两朝的遗迹和风俗。这里有充满海腥味的码头，也有充斥多国语言和文化的异域风情，升腾着真实又富有想象的烟火气息。与此同时，小说中巧妙安插了古琴、中药、诗词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谍战情节中的重要工具，无疑为中华文化传播再助一把力。

还有人提议，文学当主动参与全球性、热点性议题的讨论。

例如，霍尔木兹海峡较量牵动全球，引发社会对海权控制的大规模思考与讨论。然而，明代航海家郑和“非殖民化”的海洋探索模式，展现了与某些国家全然不同的海权意识。这种崇尚和平、互助共赢的海洋观，折射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新锐作家林棹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潮汐图》，在席间被一众学者认为极具理论研究性。小说借一只巨蛙的海洋漂泊历程，探讨了关于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囚禁、记忆与消逝、自我与他者等一系列问题。

文学的功能有时在于提出问题，而非给出解答。这部以南中国视角叙述的海洋文明史，既是岭南文化的活态遗产，也向世界阐述了中国作家的思考深度。

看见“年轻作家已经认识到要跳脱西方海洋故事逻辑，去找到中国人的叙事视角”，《十月》主编季亚娅欣慰而感慨。

从“岸上观”到“向海行”，从仰望西方经典到书写属于自己的“那片海”，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正扎根时代与生活，将笔端聚焦于海洋的人与事。

中国海洋文学的绚烂蓝色篇章，才刚刚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