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土
一
从雪花纷飞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起飞时，我就在想象玉村。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栋“三间四耳倒八尺”的房屋——云南著名的四合院“一颗印”，一种由彝族土掌房厚土墙融合汉族穿斗式木构架建成的民居。房内有香案、方桌、靠椅、凳子、衣柜、床等家具，还有绣屏、花瓶、香炉、烛台等摆设。房屋主人戴瓜皮帽，穿土布衣和布面皮底的鞋，名叫冯永安。他的母亲和妻子则穿着粗布衣服，儿孙们一律穿戴细布料子的学装，红袜下一双胶底鞋，其中一个穿了细皮靴，戴呢礼帽……
我的想象来自一部调查报告——《玉村农业和商业》，书中有大量关于玉村生产、生活的数据和表格。对一个村庄的记录如此全、如此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调查者张之毅特别在意穿着，大概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吧。他到乡村调查，经济是他调查的最重要的内容。
那是1940年的一天，张之毅从南面寨门走进村庄，走进了冯永安的“三间四耳倒八尺”。空地上土垣坍塌，村道两边土木搭建的蜗居，没有窗户，门洞里黑黝黝的，有的木头被烧焦了。也许是蜗居太刺目了，张之毅看得出神，以至于没太在意几座白垩危垣的房屋。
时空的转换只在太阳转身之间。大草原的雪原切换到玉溪的翠绿一片，我像梦游者一样从天空落地昆明，来到了高原盆地玉溪。
山岭低矮，长坡缓缓延伸，众多河流潺潺流淌，河床极小。盆地中有辽阔的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高耸的山峰已经远远退去，滇地汹涌而阔大的江河都在盆地西面的高山峡谷间奔流。从高山上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浮泥，淤积在玉溪河两岸。千百年来，这里种植着水稻和蔬菜。
住进玉溪的宾馆，风中仿佛有从城郊玉村飘来的气息，村庄黯淡的灯光如在眼前。再次捧读张之毅的调查报告，一位老秀才的房屋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全村最豪华的巨宅，五进三开间，厅房数十间，四处雕梁画栋，古旧而又森严。它与其他的蜗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巨宅无疑是村里最富有的象征。
秀才名叫冯石生，人称五老爷。他出门有自备的包车，终年一身袍褂鞋帽。女眷穿裙服旗袍。男子着细布长褂学服，间用绫绸料子。他每日喝鲜奶，冬天则吃参鹿茸等补品。一日两餐外，还有宵夜。鸦片自然是要抽的。他的阔绰是冯永安不能相比的。冯永安甚至给他打过工，当了几年账房先生。
冯石生和冯永安自然离开人世很久了。我并非奢望见到他们，但也许我能看到他们的孙子或曾孙。他们的命运也不难猜测。一场风暴在遥远的北方刮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写到过它。
南北方城市差别明显。玉溪的繁杂与呼伦贝尔的简朴，恰如酸角树的枝繁叶茂与樟子松的删繁就简。从冬装换上秋装，置身玉溪街头，我乘车去玉村驻村。
红绿灯交替亮起，街边树木浓绿，沿街见不到老的房屋，这是一座迅猛扩张的城市。玉村连通了历史的一个接口。市区的聂耳纪念馆是另一个接口。聂耳与冯永安所处的时代相近，纪念馆里的那些老照片让从前年代的玉溪得以呈现。玉村没有留下照片，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期，被调查文字留存下了村庄的详尽情况。这是罕有的。我在文字中进入村庄，对它并不陌生，像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我想，我可以去对比、印证一些什么，譬如它的变迁、时代风云与岁月留痕……
二
张之毅开始做社会调查时，并非一个人。他跟随费孝通首先调查了禄丰县的大北厂村、易门县的李桢庄。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来，那个夏天，他中途在越南西贡下船。他的家乡不久前沦陷了。秋天，他来到了云南昆明大学，随即投身社会调查。他渴望用自己的所学调查乡村，探求强国富民之路。
大北厂村是深山老林里一座封闭的村庄。费孝通在他的调查报告《禄村农田》里称它为禄村。村民从事单一的农业。大部分闲置劳力蹲墙角，冲嗑子、摆龙门阵，还有的赌博、抽大烟。一天，村里一个叫张大舅的人从外地挑回了一担土纸。一问，土纸来自绿叶江山坳里的李桢庄。绿叶江两岸长满竹林，村人采伐竹子编织竹器、农具，制造土纸，有人用销售积累的资金购买附近彝村的农田。这里除了农业还有传统手工业，这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类型。
于是，他们骑马去李桢庄，走了整整6天。张之毅在费孝通的指导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李桢庄被他们称作易村。
在寻找具有商业因素的村庄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冯康和向费孝通推荐了自己的家乡中卫村。他的伯公就是村里鼎鼎有名的五老爷冯石生。中卫靠近玉溪县城，傍着玉溪河，南岸100多亩菜地全年绿油油的，长着莲花白、萝卜、莴苣、韭菜、冬瓜。村里的蔬菜除自给外，大部分还能对外销售。京白菜多销易门、峨山，冬瓜则销本县粮食店。其销路之广，不限于本县城乡。
除了蔬菜销售，有人走茶马古道，参与马帮运输，马帮中还混杂着贩运鸦片和走私的。村里的妇女几乎都向布商赊棉纱织布，再以布换纱，赚取差价。费孝通、张之毅仿佛看到了它的未来——商业化。这无疑是新的类型。
明代洪武年间，这里是云南中卫军驻地，由此得名“中卫”。张之毅将中卫村称作玉村。他从土地所有与耕种、织布养鸭、商业资本活动、财富猎取、家族消费、人口外流、资金利用和土地权集中等方面开展调查。
在冯永安家里住下来后，张之毅走访村民，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生产。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主人一个人陪他，家人都不上桌。冯永安虽然不完全懂得他调查的意义，但待客的热心和礼仪却是周全的，对他的工作还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
车在七星街戛然停下。水泥街道，街两边的商铺，涌动的人流和车流，抬头所见全是林立的楼房。我下车后急匆匆地往前走，想看看那片绿油油的菜地，还有“三间四耳倒八尺”和五老爷的巨宅。向导紧跟着我，走过一个大门时他喊了一声“到了”。大门口挂着中卫社区的牌子。我疑惑地望向院子里的办公大楼。玉村到了？
此地属红塔区玉带街道。见到社区书记时，我一脸困惑。上了楼，我连珠炮一样发问，书记慢条斯理作答，几十年的变迁被他几句话就交代了。我的困惑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菜地没有了？“三间四耳倒八尺”和五老爷的巨宅也消失了？玉村总得留下点什么，或者说除了口头说道总会有些证据吧？他一直面带微笑。报上自己的姓名后，他自豪地说：“冯永安是我的曾祖父。”
如此巧合！张之毅入村见到冯永安，我进院子见到冯志坚。四代人相隔八十五年的时光，我们见的是同一家人。问他家的“三间四耳倒八尺”，冯志坚摇着头。二十多年前旧村改造按照城市街道与小区规划，所有旧房几乎拆光了。沿街的楼房全是村民自己建的，每户占地面积相同，地段则由抽签决定。
跟着冯志坚走出院子。他一边走一边介绍，旧村改造前，田地就在迅速消失，种植买卖蔬菜的地方最早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一栋巨大的穹项建筑，里面摆下了200多个摊位。水果、大米生意做开了，农田上又建起了水果、大米批发市场。中卫的人气越聚越旺，家私、旧货交易市场又辟出了一大块地。等到旧村改造完成，中卫再也没有农田和菜地了，成了玉溪有名的商业广场。
蔬菜批发市场里，有一家早餐店是冯志坚开的。红色的招牌，玻璃的门窗。他的太太天不亮就起床打理了。凌晨4点半，市场里热闹起来，菜农、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来早餐店的人点上一大碗米线或是一笼包子，腾腾雾气里飘着女人热情的招呼声，一片市井烟火气。
走进居委会对面的一条巷道，那里有两排高大整齐的楼房。一边是米黄色的框架结构大玻璃房，一边是浅蓝色的有欧式窗框的房屋，修建时间明显要早一些。水泥从浅蓝色的大楼铺向米黄色的大楼，路面看不见半点泥土。两边是一字排开的公寓、宾馆和美妆店。它们的招牌连成一条直线，店名大多为白色字体。城市规划使得一家一户的房屋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浅蓝色的大楼是一家公寓酒店，大门两边挂满了客房照片。主人冯跃芬是五老爷冯石生的曾孙女，这家云塔公寓最早是在自家老屋基础上建起来的。冯跃芬的姐姐和妹妹上大学后都去昆明工作了，她留下来打理旅馆。米黄色大楼的遇见公寓与之斜对，主人冯荣兴是当年的保长冯正怀的孙子。这两家人的父辈都靠种菜卖菜维持生计。冯荣兴的父亲除了做蔬菜生意外，还承包过中卫旅社，他家成了中卫的第一批万元户。
想看土地和旧屋已成奢望，关于玉村的想象也只能留在脑海中了。我总是疑心走错了地方，或是张冠李戴，可玉村的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拽回现实，让我有些飘忽，就像蒲公英飘在岁月中，眼前的一切也飘浮起来了。
来到中卫美食区淘宝街，太阳西斜，阳光薄薄洒下，时间染上了颜色，吸入肺腑的仿佛是又温又凉的时光——我在呼吸着黄昏。一档特色奶茶小吃摊“冰泰啡”前排起了长队，卖新平小黄牛干巴、迷你糖葫芦、水果钵仔糕、钵钵鸡的摊档前，人也变得密集。夜市早早地便有了一些熙来攘往的味道。
四
张之毅做定量分析，他选择了五老爷冯石生、房东冯永安、保长冯正怀，他们是村里的富裕人家，又确定了冯正益、张忠汉两户贫困家庭。依据贫富状况，他把这五户人家分作甲乙丙丁。五老爷和房东再分作甲种里的甲型与乙型。丁种的张忠汉是个无田无地住蜗居的赤贫者，他有一门木工手艺。全村丁种农户占了三成。
阴历七月初三，保长的父亲死了。当天下午，保长和邻里忙着买棺木、布料，雇裁缝。第二天入棺。然后是漆工来漆棺木，风水先生择坟地。保长把家里的稻谷和酒拿到街市上去卖，再买回各种丧葬物品。忙碌了一个月，八月四日开吊。亲友前来吊丧，灵前哀乐哭声一片。家中大开筵席，一天60桌。第二天出殡，再开筵席。出殡队伍前方高举纸扎的悬帛和旌旗，接着是男宾，中间是神主、灵柩，后面跟着女宾，长长的队伍与送行的人群在哭声和鞭炮声中缓缓前行。
几天后，又有人去世了，死者为杨发贵的母亲。杨发贵当天到玉溪县城施棺会请求施舍了一口30块钱的棺材，又求人施舍了一二十元钱。第二天一早请了4个人抬着灵柩上山。杨发贵无田无地，靠卖工为生。一口薄板棺、两件粗布衣，再加一点香烛与纸、一桌简单的饭，用100元钱就把母亲埋了。
乙种与丁种人家的两场葬礼，把当时中卫村的贫富悬殊彰显了出来。
张之毅调查富裕人家的经济来源，发现财富大多并非来自土地，而是商业。冯永安年轻时家里也很穷，生计难糊，种田看不到希望，于是他便跟着岳父去吆猪，有了原始积累。
1922年，中卫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土匪进村洗劫，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冯永安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为盖房屋，他每年节省下6挑谷子，到1933年积攒了60挑，于是动手盖房，又用了三年才将房屋建起来。冯永安有8个儿子，6个儿子外出工作，大都在学校教书；大儿子务农，他去世后，冯永安请了一个长工来耕种家里的田地。农忙时，冯永安就去工市上雇用山地夷人来做农活。山地夷人受得起“‘吃稀汤’的熬炼”。
“‘吃稀汤’的熬炼”这一用语，我初读时没太在意，但细细一想，它背后的赤贫状态是令人震惊的——当时，当地少数民族连吃顿饱饭都是奢望。我思考那场风暴的缘起——蜗居、吃稀汤、无钱葬母……这些无疑是重要动因。
冯永安平时舍不得穿那双布面皮底的鞋，总是打着赤脚。他们吃得很简单，一荤半素。富裕人家的日子并非奢靡，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冯永安的二儿子在县城当小学老师。他总是闷闷不乐，嫌学校待遇低，生活苦，没有前途。不久，他去了昆明的军校。后来，张之毅看到他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他在思考农村贫困的问题了。
像他这样读九年书读到中学毕业的，只有甲种人家才供得起。没读过书的人出外谋生，只能当矿工，做小贩、帮工或打杂，职业难以固定。正是读书与不读书的区别，使得这些家族即便后来经历风云变幻，仍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五
中卫人的命运是被突然改变的——土地改革开始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张之毅做定量分析依据贫富划分的等级同样适合成分划分。列入甲种的冯永安一家被划为地主，他家有20多亩农田、不足1亩的菜地。土地和房屋都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全家20多口人被安置到一栋小楼和两间蜗居里。房子住不下，年轻的带着孩子出外讨生活，只留下冯永安和那个穿细皮靴、戴呢礼帽的三儿子冯杰甫一家。
冯永安的小儿子冯德谦只身来到昆明。那年他16岁，遇到学校招生，幸运地考入了昆明财经学校。改革开放后，他以自己所学的专业挑起了重担，先后担任过公司财务科长、董事长和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穿细皮靴、戴呢礼帽的冯杰甫，儿子冯颖、冯硕挑粪箕捡马粪，一捡十年。那时粮食只够吃半年，他们就去菜地买丢弃的菜叶来吃，又去晋宁买苞谷。冯硕学做木工，走村串寨上门做手艺。他把每天赚的钱上交生产队换取工分。改革开放后，兄弟俩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入了党，冯颖成了红塔区政协委员，冯硕担任中卫社区居委会主任。
冯颖的儿子便是中卫社区党总支书记冯志坚。当他得知有一本写中卫的书后，激动得声调都变了。在书中，他看到了曾祖父和一家人当年生活的详情。冯志坚把书放在床头，时常翻读，看一看失而复得的家史，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就变得深刻了。他说，感受最深的是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
五老爷的命运与冯永安类似。他家80多亩农田、近3亩菜地被没收了，一家人离开了巨宅。他的儿女投身时代洪流，大孙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成为北京解放军某部高级工程师；二孙女到了西安工作；长孙冯福林在中卫种地和打工，他把蔬菜打包挑到公路边向货车司机兜售，最早开起了云塔公寓。
张忠汉的命运在土地改革时也迎来了转机。他分到了3亩多地。喜从天降，他的人生第一次拥有了土地。张忠汉一半时间务农，一半时间做木工。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来到洛河参加大炼钢铁，制作风箱。中卫成立木工组，他带着20多个徒弟制作独轮车、风箱、木犁、掼盆。经济困难时期，他靠一门手艺帮人翻修房屋、做门窗，加上养猪、自留地种菜，生活比许多人家过得好。
张忠汉的儿子张家禧没有传承他的手艺，也没有上过学，从小放牛，少年时就参加生产队的开荒种地、修沟打坝、挑石子修水库。土地承包后，他跟着父亲做点简单的木工活，后来去蜂窝煤厂打工，只能干又苦又累收入不高的体力活。
20世纪70年代，张忠汉从山上采伐木材，自己挖屋基、做木工，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张家禧拆了父亲的旧屋建了新房。旧村改造时，他抽到了较好的位置，在家私广场对面建起了一栋三层半的楼房。一楼开小卖部，一部分房屋出租，加上集体分红，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张之毅当年选择的五户人家，如今只有富裕程度的不同，没有贫穷问题。
六
张之毅的调查报告，在深入玉村的一年后完成。四年后，费孝通把它编入《云南三村》一书，英文版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半个世纪后，《云南三村》中文版出版。书出版时张之毅已经去世。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来到了云南，再访禄村、易村和玉村。
易村那时仍未通公路，竹器、土纸被市场挤压。它比其他乡村落后了。禄村依托金山镇的发展，大量劳力组成基建队，积累资金后有了个体的小型加工厂。玉村则寻而不得，他已不记得“中卫”的村名了，只在玉溪郊区按自己记得的方向找一个乡进行访问。询问老乡，无人记得他们五十多年前来调查这件事了。而禄村和易村还能见到熟人、看到老房子，玉村连老房子也不见了，更没有什么乡土气息。中卫村那时还没有兴建专业市场，更没有进行大规模旧村改造，费孝通那时就在怀疑自己没有找对地方。他嘱托刘豪兴教授再来中卫调查。
刘豪兴来调查时，已经到了21世纪初。他的调查报告编入了《中卫社区志》。
《中卫社区志》的“大事记”从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开始记录，那时的中卫是梁王重修驻兵屯田的中古城。神秘的古滇国在这片土地消失已久，其青铜器“牛虎铜案”雕塑在20世纪出土，白垩纪生物化石也在澄江的岩石中被发现……古老的土地有太多厚重的历史未被记载，一个村庄的历史却获得如此珍重的对待，这是中卫的幸运。
遗憾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没有涉及建筑、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那时的中卫周围，彝族花鼓舞、刺绣、吃花酒和民歌四腔兴盛一时，如今消失之快，只能到非遗展示馆去缅怀和想象了。感人至深的爱情传说《朗娥与桑洛》也无人吟唱，正在从口口相传中远去。一颗印和土掌房，则只有靠保护才没有绝迹……
静谧的岁月笼罩着乡村。但我感觉到了一种轰隆隆的声响，像曾经的蒸汽火车敲击大地，像大风吹动云团投影于山坡与河流。从新平的哀牢山、元江的干热河谷到澄江的抚仙湖，走在玉溪的山山水水间，一个个村落早已被钢筋水泥的楼房改变了面貌。修筑公路后，山坡上果树结的水果、大棚里的鲜花奇迹一样连通了海外……
城市的发展愈见迅猛。玉溪市规划馆几幅长长的横幅照片，是有心人在山上同一地点同一视角拍摄的城市全景图，每五年一拍。第一幅照片中只有几栋楼房，盆地都是大片农田和水塘；第二幅中，高楼明显增多，田地变少了；第三幅中，高楼林立的新城出现，零星的农田点缀其间，有的变成了绿地，有的修成了公园。中卫村就是在这样快速的城市扩张中卷入了市区，兴建市场、旧村改造便发生在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里。我试图在第一幅照片中找到从前的玉村。我长久地盯着一个地方，想象纷至沓来，如烟岁月无迹可寻，村庄位置也无法确定。
农民变市民，社员变股民，仿佛只在眨眼间。已经离世的费孝通、张之毅就像历史人物，他们的背影变得有些模糊了。捧读《云南三村》，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几代人的身姿，照见了时代的洪流，也照到了正在巨变中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