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 | 冉正万：文昌阁（节选）
冉正万，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银鱼来》《白毫光》、小说集《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鲤鱼巷》等。曾获林斤澜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现居贵州贵阳。
文 昌 阁
冉正万
他是我远房堂兄的孙子，名叫冉从生，和我年纪相当，但他必须叫我爷爷。在农村，这种事很常见，有还在玩尿泥的小屁孩，按辈分我必须叫他祖祖的都有。我们都在贵阳却很少联系，极有可能和辈分有关。叫一个只比自己大两岁的人爷爷毕竟别扭。我去过他贵阳的家，文昌阁下面的砖瓦房。砖瓦房又小又破，但只要拆迁，就会有一笔不菲的补偿。乡下人不可能在这里建房，这种老房子也不可能卖，不是商品房，他娶了这家人的独生女，成了有自建房的城里人。房子与城墙之间有块砖头圈起来的地，秋种白菜萝卜芫荽，春种茄子辣椒西红柿。挡土的砖头上坐了几十盆多肉植物，有人种没有管，全都长得懒散。
端午节前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问能不能见个面。“有什么事吗？”我想要的回答是，“没什么事，一起过个端午。”可他说的是，“见了面再说。”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菠菜和韭菜或者黄瓜和西红柿，可以长在同一块地里，炒熟后却必须各在一盘，味性不同强行凑在一起让人难受。
我带了盒茶叶，不是给他，是给他岳父。他在弯弓街等我，见面后没有带我去他家，而是穿过弯弓街来到省府路小学。正是放学时间，家长和孩子把校门口挤得满满当当。他皱着眉头说，到上面去吧。绕过武胜门，从南侧石阶上城墙，再往北折50米，来到武胜门顶上。风有点大，继续往前走，一棵樟树伸过来，盖住半边城墙，也挡住了风。
“这里好，就坐这里。”
掏出烟递一支给我，我不抽。他有些不信，“这么多年，还是不抽？”
我把茶叶递给他，叫他带给他岳父。他说，走了，走了三年了。岳母走得更早，已有十一年。我扭头寻找他的房子，他笑着指给我，就在那里。离我们七八十米远，屋顶已经掀开，有工人在施工。这一眼也让我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弯弓街等我，房子两侧小巷被封死，只能绕道进出。弯弓街是一条小巷，两个人并排走都嫌窄，几个店铺安静得像蜗牛窝。
“不能扩建，也不允许加高。老土瓦不行了，重新换树脂瓦。”
“现在住哪里？租房？”
“早就搬走了，住扁井，电梯房。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给我取个名字，我准备搞个公司。”
“开公司，不开网约车了？”
“要开，各是各的。公司开起来后，我家女的一个人管就行。”
“什么公司啊？”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印刷厂开车，和做排版的女生结婚不到三年，印刷厂垮掉了。他只好开出租车，自己买车后开网约车，妻子离开印刷厂后在街道办事处当出纳。我确实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开公司，不过，这么多年，他没找我借过钱，也没找我介绍过工作。
“叫人来上班的公司。房子整好后就开业。”
我不解地看着他，心头有小小的不屑，觉得他连什么叫公司都不懂。
“就是那些暂时没地方上班的人，假装来我这里上班。现在这样的人不少，在家不是被父母烦就是被老婆或者别的什么人烦。原先上班的地方解散了，或者垮掉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主动辞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待在家里，怕家里人嫌弃，有时其实没有被嫌弃，是自己想多了。不过也有唠叨个不停的。不管什么情况，待在家里都难受，不如来我这里假装上班，找到工作后随时辞职。”
“假装上班公司？”
“不是我发明的，我从手机上看到的，北京、上海、广州都有。”
“投资大吗？”
“对别人来说不大，对我来说不小。三间办公室，十二套桌子椅子，每个办公室四台电脑，一台饮水机，空调、网线，大概就这些。”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你这个公司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没人来。”
“没人来怎么办？”
他谦虚地笑了笑：“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必须冒这个险，不冒这个险，回到老家吹个牛都没资本。”
“想要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不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假装上班公司，但又不能让他们误以为真的可以来赚钱。来这里有工作是真的，我会假装让他们做点事，有饭吃也是真的，我老婆给他们做，但得交钱。短期一天30，超过一个月打8折。”
“有意思。”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带我来文昌阁，是为了居高临下看他的“公司”。
他请我吃饭，我建议去蔡家街。蔡家街与弯弓街相连，一条短短的老街。他抽烟不喝酒。我正好相反，每天都要喝一点。自己买了一瓶珍十五。估计是我好酒的名声早就传到老家。他说，爷爷，你少喝点。我告诉他，这是贵阳，不是老家，喊我名字就行。
他反手挠了挠肩膀：“名字？我喊不出口呀，要不我喊你老师吧，冉老师。”
“也行。”
他笑了笑：“我记得小时候你特别喜欢取名，不管猫猫狗狗，还是一块石头。”
我也笑了笑。我四岁时，一个生下来才三个月的妹妹死了，奶奶叫她蛮孙，我妈叫她小乖乖，我妈哭她时说，乖乖，名字都没来得及给你取哟。这话深深印在我心里，我除了难过还有恐惧，凡是没有名字的东西，似乎都消失得快。偶尔落到院子里的鸟，漂亮的云，一只没有名字的蚂蚁。有名字的东西则相反，老牛，黑狗，花猫，黄水郎（经常偷鸡的黄鼠狼），它们今天在，明天也多半在。于是我给没有名字的东西取名，开始只给自己家东西取名，后来给别人家东西也取名。它们没有姓，只能根据它们的外貌或某个特点取名，类似于给它们取绰号。最成功的名字是“两棵纵树绞起”，那是两棵互相缠绕的树，在下河碾米或放牛砍柴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有人说“两棵纵树绞起”，别人就明白指的是哪两棵树，或者这两棵树所在位置。后来，这两棵树因为修路被砍掉，但村子里四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用这个名字称呼两棵消失的树和没有消失的地名。这个地名已被土地测量员记在他的记录本上。当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句话：万物得到命名之后才真正存在。不禁浮想联翩。世界上没有名字的东西多，有名字的东西少。那么，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
从生叫我给他的公司取名字，一定是想起我小时候的取名癖。大概因为这癖好，让我从事写作并以此为生。他点了五个菜一个汤。我叫他划掉两个，他不答应。当服务员也说有点多，他生气了，叫服务员不要管。我明白了，这是为了显示他大方，说明他很少请客，以为请客一定要摆满桌子。幸亏这个小菜馆的桌子小。我老家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尊到了过头的程度，二是自信到了不动脑子的程度。
“爷爷——冉老师，我不会劝饭，你自己吃哈，不要拘礼。”他舀了两碗米饭，我不吃，他很惊讶。他不知道喝酒的人不吃米饭，更不知道为粮食产量担心的人，其实更应该为收入担心，粮食早已不仅仅是食品而是商品。“你要成仙吗？”在老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骂我，而是找不到合适的词。不吃米饭在酒友面前一点也不怪，在从生面前却是个怪人。面对一个怪人，词穷时嗔骂是最好的对白。我叫他吃慢点，这不是客气，是因为长度，单纯吃饭只要十来分钟，喝酒有可能要两小时三小时甚至更长。为了让他放慢速度，我给他点了瓶饮料。当我举起酒杯和他碰杯时，他说“要得”，没和我碰就直接喝掉。没有碰杯的习惯。
“我平时很少逛街，”他说，“今天为了等你，走了好几条街。看到一棵树，开始以为是棕树，看到树上的牌子，才知道不是。你看。”
他把手机递给我。树上木牌文字很详细：蒲葵，树龄50年，价值约1万元。棕榈科、多年生常绿乔木。内容还没读完，他伸手要回手机。
“它的名字是人起的哈，为了叫人知道它的名字，在它身上钉木牌，钉子钉那么深，不晓得它痛不。我就想，如果有人把我的名字也这样钉在我身上，这怎么得了。”
“人有嘴，人的名字可以用嘴说出来，用不着钉在身上。”
“万一有人喜欢看不喜欢说呢，比如叫我们把身份证钉在脸上。”
“哈哈，你想多了。你没有喝酒，说的反倒像酒话，我给你倒杯酒吧，只喝一杯，一小杯。”
“我不喝，一杯也不行，我喝一杯三天还有酒味，我宁愿喝汽油，嘿嘿。在城市里生活，不管什么，都得有名字，没有名字根本不得行。我读过你写的书，书里面那些人，名字是你重新取的，我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嘿嘿，瞒不过我。”
“你读过我的小说？”
“读过，在一本叫《飞龙湖》的书上。”
他说的是县文联办的内刊，不时转载我的小说。
自写作以来，虽然我希望拥有更多读者，却也一直不希望老家人读它们，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声明：“他们的缺点就是我的缺点，他们的不堪就是我的不堪。”在他们看来，这一定是辩解。写了他们那么多糗事，不怕的原因是赌他们不读书。从生的话让我尴尬，像被当众揭穿老底。为了岔开话题，我说：
“你爷爷特别爱喝酒。”
“是呀，他是喝死的。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56岁就死了。”
“村子里的孩子都喜欢他。”
“是呀，他用糖下酒，看见孩子就给糖。”
“他喝的全是假酒吧，酒精勾兑的，还掺了水。”
“马路边那些烟酒店，不是假货就是过期货。”
“幸好我们都离开了，你还好，像我这种贪杯的，下场肯定和你爷爷一样。”
他笑了笑：“你不一样，你命比他好。”
“你相信命？”
“有时信，有时不信。”
他点的菜全都有肉，而且是猪肉，我想点个下酒菜又不想他再花钱，正好有推车叫卖水煮毛豆，我买了一把，像扫把一样放在桌子上。老家拔豆子和掰包谷差不多同时，成熟豆子上的绒毛和包谷叶上的倒刺像蛮不讲理的泼妇，从10岁到18岁，拔豆子和掰包谷让我深恶痛绝。我剥毛豆吃毛豆的快乐是双重的，庆幸再也不用拔豆子，白水煮豆子的清香让我仿佛抓住了整个春天。干农活时，我用双手双脚思考，离开农村后，用胃和舌头思考。这当然是堕落，没有堕落就不会有进步嘛。从生抽了一支毛豆，不像我这么喜欢，拎在手里看了看，以示并没忘记自己曾是农村人。当初为了不做农村人努力离开，离开后却又常做噩梦，担心没有真正离开。消解噩梦的办法是提醒自己，你曾经是个农村人。就像酒鬼和酒瓶，互不放心，却又离不开彼此。
喝了三分之一瓶，我话多了起来。从生几个话题都被我压下去，直到他说他差点从武胜门上跳下来我才闭嘴，认真听他说。
“都半夜了，文昌阁没人，我坐在垛口上，两只脚吊在墙上。我不怕死，我怕跳下去摔不死，高度不够嘛。我平常很少去文昌阁，一是没空，二是外地人多，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有一次二叔来贵阳，我带他去，第一次知道不用买票，但必须从武纬门进，从文经门出。”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门头上的字我没认出来，我二叔，你晓得的哈，当过小学校长，只要看见石头上有字，就要研究半天，摸得到的字，一笔一划摸一遍，门头高了摸不到，就用指头书空，像个傻子，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那天半夜，我也用指头书空，写‘死’字，觉得这是一个好字。”
他摇了摇头，很细心地把掉到桌子上的一粒饭捡到碗里面。这粒饭与碗之间的距离，正是我们和故乡的距离。说到文昌阁，我多少有些了解。文昌阁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清朝和民国多次维修、扩建。第一层呈正方形，檐柱和金柱用梁和穿枋内外相套，形成两个框架；第二层檐柱以第一层过梁承托，柱子不穿过楼板；第三层檐柱又在第二层过梁上，也不穿过楼板。由此减少第一层和第二层网柱，增加阁内空间，显得通敞，同时却又足够稳定。嘉庆年间贵阳发生地震，震倒了城墙和房屋，文昌阁却能安稳立在月城上。打眼看去，它和其他阁楼没有太大区别，只有三层，算不上巍峨，似乎无可夸耀，只有懂中式建筑的人才知道它的奇妙，变形构想非常罕见，不等边九角形和杠杆式结构堪称一绝。
“到文昌阁之前，我在停车场。坐在车里想，怎么也想不通。其实我沿着富水路和文昌路开了一圈，想撞人，又觉得撞哪个都不好，他们和我无冤无仇。他们傻乎乎什么也不知道，撞了也没意思。转了一圈回到停车场，然后才去文昌阁。”
“哪个停车场？”
“弯弓街那个光坝坝。”
“好，你继续讲。”
“我要是撞了人，今天就不可能请你吃饭了。”他把我剥下的毛豆荚也捡到碗里，“那天下午我吃了饭才出来跑车，第一单，从北京路送人到正新街。第二单，从银座到电台街。这一带我很熟，看到银座就接单，没有看她去哪里。发现她去电台街，我觉得不对劲，从银座到电台街走路也就六七分钟，用不着打车。不过我也没管，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走路。从银座出发，只能到蟠桃宫或东山路口调头。两个地方距离和红灯都差不多。出于习惯，我选择在中山东路右转，右转不用等灯。在蟠桃宫还没掉头乘客就开始指责，问我为什么绕这么远。我说不是绕，是只能这么走，不信你自己导航。她说，我还不晓得你，你们开出租的都一样，哪个不绕。从蟠桃宫掉头后回到中山东路左转，特别堵，省医一带车子本来就多，等了四个红灯才到中山中路。她看见银座在对面发飙了，质问为什么回到原地。我告诉她，按照她的定位只能这样走，我告诉她，你不应该打车，走路早就到了。她听不进去，问为什么不走蔡家街，我说那是单行道。”
他点了支烟，手在抖。这是我们开始吃饭以来的第五支烟。
“她的话更难听，问我是怎么活到今天的。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去死，不应该活在世上。她坐后排，如果坐前排，坐我右手边，我会停下车揍她。从小十字到电台街只要两分钟，路窄，但没有红绿灯，我开得飞快。我不想她再坐在我车上，想叫她早点滚。她定位的终点是电台街邮电医院。到这里是断头路，我告诉她到了。她扫码付钱，但不下车，要我往电台街再开20米。这20米可以开进去，开进去只能倒出来。再往前非常窄，只有摩托和板车能通过。我拿定主意，开进去后停车。工具箱里有把十字启，不大，但足可往死里扎。我不想活了，她也得死。我不知道她是早有准备，还是看出我的意图。车还没停稳，她开门就跑。往前面一个非常小的巷子里跑。”
第五支烟还没抽完，他已摸出第六支。他抽的是最便宜的“贵烟”，贵烟二字是画家胡世鹏所写，世鹏是我在贵阳每周必喝一次的朋友，其他场合，我总是忍不住显摆：这是我朋友世鹏写的呢。今天我鸦雀无声。我还在喝，节奏慢多了，并且不再需要下酒菜。心头升起莫名其妙的愧疚，这份愧疚足够下酒。
“虽然她已经跑掉，我还是把螺丝刀拿出来紧紧地攥在手里，把手都攥痛了也不知道。我就那样坐在车里，直到听见有人抱怨，怎么停在这里哟，这是停车的地方吗。我倒车时浑身发抖，脑子里像一堆电流乱窜的电线，有些断开接不上，有些碰出火花。其实想得并不多，把车倒到邮电医院门口，从邮电医院开到停车场，我很小心，当时想的是今天不跑车了，停车休息。在停车场停好车后，才想要到去街上撞人。”
我举起酒杯敬他，我的意思是敬他没有去撞人，敬他管住了自己，敬他的心没那么刚硬，敬他把我当朋友而不是爷爷。他误以为我仅仅是想再喝一杯，笑着说，“你喝你的，不用管我。”其实我想和他握一下手，甚至一个拥抱。我喝多了喜欢拥抱，无论男女。
“从停车场出来，我觉得她说得对，我这样的人应该去死。那个房子，我老丈人的房子，我在里面住了十多年，但我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在乎它的破烂，我在乎的是它是我老丈人的房子，虽然后来是我老婆的房子。我在扁井买了电梯房，我以为永远不会再看它一眼。那天晚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那个房子。我们搬走后没有租出去，太破了，不光漏雨，还漏电。两个大间隔成的四个小间，其中一间天光可以扑到地上。我走进长满杂草的院子，觉得这栋房子理解我，我就是它，它就是我。我向它鞠了一躬，退出来从弯弓街去文昌阁。”
他笑得很自然，眼里却噙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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