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的春天
父母相继离世后，每年清明都会回老家。父母坟前那棵柳树，越长越大，越长越茂密。每次坐在坟头的柳树下与父母说完分别一年的家长里短后，就会拐去另一个村庄看婶婶。
去年到婶婶家时，马上中午了，却没想到院中屋里空无一人。接通电话时，那边传来风声，还有轻微的人声。问婶婶在哪里？她说在烈士陵园。
“怎在那里？”婶婶的话让我很是吃惊。婶婶说的烈士陵园，是武乡县八路军烈士陵园。而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一来婶婶家中并无亲人埋葬在那里；二来婶婶既非党员也不是干部，甚至没有上过一天班，只是一名普普通通近80岁的家庭妇女。
婶婶听闻我已经到家，匆匆说了句“回来也不事先打个电话！这里结束了，马上回呀”，迫不及待就挂了电话。
到家的婶婶急忙奔去灶台做饭，我却对她去烈士陵园一事很感兴趣。婶婶长长叹了一口气：“听说那里埋的人都是从可远的地方来的，唉，连个亲人也没有！”
婶婶不会说大道理，更不会标榜自己做了什么，只说自己在家无事，就想跟着去看看那些战士。她的内心，只是觉得那些年轻的战士当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片土地，葬身这片土地，很是不忍。
不忍，就是婶婶迈着两条常常疼痛的腿，步行到烈士陵园的理由。在她心里，那些战士还是一个个本该在坡上岭下赶着牛羊唱着歌奔跑的孩子，却不知道家在哪里、父母在哪里。
在武乡，像婶婶这样清明去烈士陵园祭奠先烈的普通百姓，不是个例。
没有人可以精确地统计出，抗战时期发生在武乡的大小战斗有多少场，为国捐躯的武乡儿女有多少人，倒在这片土地上的外地烈士又有多少名。从1937年至1945年，武乡人受过太多的伤，淌过太多的血，感受过太多的痛，见证过太多的死。他们一汪一汪流泪，一直流到今天，为亲人，为乡人，也为陌生人。
心疼，是武乡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心疼左太北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心疼将帅与老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心疼远方跋山涉水来到武乡战斗的那些小战士，更心疼他们成为无名烈士无法回到亲人身边。
一批批烈士的亲人，一年年寻亲无果。清明时节雨纷纷，泪水化作倾盆雨。陌生的土地上，有没有人惦记着地下陌生的英魂？失去太多亲人的武乡人感同身受，自觉背负起这份重任。武乡人的亲人范畴，已经无限扩大，他们把无人认领、无法回家的烈士，都当成自家人看待。
一位叫武承周的八旬老人，出生21天后父亲就被日军杀害，成年后的武承周四处奔走，争取回“烈士光荣证”。完成了自家大事、抚慰了父亲英灵的他热泪长流，却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而是继续为更多倒在武乡那片土地上的烈士寻亲，安家，立传，扬名。
曾经，一位战士负伤后住进一户梁姓农家，尽管全家人精心照料，战士还是在几个月后伤重身亡。梁家不仅将亲人葬在自家坟地，从此更一代代接力为烈士扫墓，至今已是第六代。
发生在武乡的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当时阵亡烈士无数，籍贯遍布全国各地，因当时日军用了飞机轰炸、大炮轰击，许多烈士被炸得粉身碎骨，无名尸骨层层叠叠。今天，关家垴成为平展展一处高地，纪念碑上留下姓名的仅134人。
今天的高地，一座纪念碑高高耸立，一棵高大茂密的树沉默陪伴，草长莺飞，虫鸣鸟叫，庄稼黄了又绿，只是看不到任何一名战士的痕迹。
可是，武乡人没有忘，关家垴人没有忘。山西太行干部学院已经将关家垴做了全面修缮，并引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前往缅怀。去年夏天再上关家垴，遇到一位来自关家垴村的老人关晋昌。对于关家垴，长辈留给他太多记忆，他甚至记得父母跟他说过当年日军的四架战斗机，一遍遍轰炸，一遍遍贴地搜寻，藏在隐蔽处的人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驾驶员探头出来观察战斗与地形。那场战斗结束后，无数青春战士以无名的身份永久留在那片高地。
他们是谁？他们的亲人在哪里？武乡人说，不怕，烈士都是自家人。每次去到纪念碑前，总能看到或新或旧的鲜花或祭品，一件件物品上，是一份份来自家人的暖意。
关晋昌老人说，每年清明、寒衣节及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关家垴村都会组织村民上到那处高地，站在纪念碑前，为烈士献一束花、送一碗小米汤。
烈士再也回不了家，关家垴就成为烈士的家，武乡就成为烈士的家。
为烈士扫墓，在武乡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清明，武乡人祭完先人祭英烈，从政府部门到民间团体，从企事业单位到私营公司个体户，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耄耋老人到小儿孩童，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一拨拨转换着扫墓的场地，一批批奔赴英雄墓前。
在武乡，最嘹亮的歌声是红歌，最厚重的作品是红色，最闪耀的精神是红色传承。
在武乡，如果问谁没去过烈士陵园，恐怕很难听到“没有”二字，就连武乡机关幼儿园，每年也会组织孩子们去敬献一个花圈。一个个摇摇晃晃的小小身躯，或许还不懂“烈士”的含义，却把“敬畏”二字早早铭刻在心间。
武乡的春天，与别处的春天一样，桃红柳绿，花团锦簇。然而武乡的春天一定与别处不同，那就是每一朵盛开的花，都自带一种红色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