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846年1月，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经过漫长的审查后终于得以面世。文集中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登上文坛。在写成《穷人》后不久的1845年5月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有许多新的构思，只要第一部小说能搞定，这些构思便将巩固我的文学名声。”《双重人》无疑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新的构思”之一。

大约在1845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双重人》的写作。这部作品的写作似乎并不顺利，计划中的交稿时间一再推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即“从8月拖到了次年1月”。1846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此时距拟刊发此作的《祖国纪事》杂志1846年第二期的出刊日期仅剩四天。写完这部作品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颇为自负，他对哥哥说道：“戈利亚德金要比《穷人》高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罗斯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作品，一部天才的作品，他们说了许多、许多好话！的确，我的戈利亚德金成功得无以复加。”

然而，《双重人》得到的评价，尤其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寄予厚望的别林斯基集团处得到的评价，却远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料。在《双重人》写成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别林斯基处的聚会上朗读这部作品的片段，得到的反响似乎还不错，但这部作品在完整刊出之后却遭到冷遇，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人普遍对这部作品感到失望。这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感意外，甚至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作品，他还因此大病一场。他在1846年4月1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

但令人厌恶和痛苦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别林斯基和所有人，都因为戈利亚德金而对我不满。最初的印象是无意识的欣喜，交谈，轰动，议论。第二个印象却是批评，所有人都在说，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和所有的人都认为，戈利亚德金十分枯燥，苍白，十分冗长，难以卒读。但最为可笑的是，所有人都因为我写得冗长而生我的气，所有人却又都在通读这部作品，还一遍又一遍地通读。

……

至于我自己，我甚至一度感到很气馁。我有一个很可怕的弱点，就是自尊心和虚荣心太强。我辜负了期望，糟蹋了原本可以成为一部伟大作品的素材，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戈利亚德金令我厌恶。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就是在匆忙之间写下的，在疲惫中写下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与精彩的段落并存的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废物和垃圾，不堪一读。这一切让我一时就像置身地狱，我因痛苦而病倒了。

《双重人》受到的冷遇，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面世后不久便打算对其进行修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之后的被捕和流放打断了这一计划。流放归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未放弃修改《双重人》的计划，但这一工作又多次被搁置，他在1860年出版的两卷选集因此没有收入这部作品。1861—1864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双重人》列出新的写作提纲，其中纳入一些新的情节线索和人物关系。他似乎试图把这部作品扩展为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或许由于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写作《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新作，创办《时代》和《时世》等杂志，还有出国旅行、玩轮盘赌、与苏斯洛娃的恋情等，对《双重人》的改写再度被推迟。直到1866年夏秋，在编辑一部新文集的第三卷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完成了对《双重人》的修订。

《双重人》初版于1846年，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大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6年的定稿。这两个版本相距20年，但差别并不很大，1866年版中的改动主要是形式上的，而非内容和结构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修改时去除了对《死魂灵》《堂吉诃德》的模仿痕迹，将《死魂灵》式的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游历”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господина Голядкина）改为“彼得堡诗篇”（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поэма），也去掉了每章开头像《堂吉诃德》中有的那种情节说明，比如第一章原有的情节说明：“本章叙述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醒来。他如何穿衣打扮，出门前往他应往之处。戈利亚德金先生如何自证他的亲眼所见是正确的，然后得出结论，最好还是大胆地、公开地、但不失高贵地采取行动。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如何顺道去了某个地方。”这样的修改既是为了掩饰小说的戏仿对象，同时也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将《双重人》写成一部《死魂灵》或《堂吉诃德》式大部头小说的初衷。此外，除一些印刷错误的修改、重复之处的删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改写了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放弃了对《双重人》的“大改”计划，这可能因为他实在无暇顾及此事，也已无力再返回其早期创作，但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自己后来也越来越意识到了他这部早期作品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完整性和完成性。

二

《双重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涅克拉索夫在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作品《穷人》的手稿后曾对别林斯基惊呼：“新的果戈理诞生了！”涅克拉索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新的果戈理”并非偶然，因为他在《穷人》中读到了果戈理式的“彼得堡故事”、果戈理笔下的小官吏形象以及果戈理的人道主义情怀，除此之外，他也一定感觉到了《穷人》与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间的“互文性”。《双重人》面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的作品，尤其是果戈理的《鼻子》的借鉴更成为批评家们热衷的话题之一，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是对果戈理的抄袭。舍维廖夫在刊于《莫斯科公国人》的一篇书评中写道：“起初这里是对果戈理作品中人们熟知的一切的不断致敬：时而致敬乞乞科夫，或是鼻子，时而致敬彼得鲁什卡，茶炊般的印度公鸡，或是谢利凡。但读完整篇小说，如果您一定想要读完的话，您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像是在吃了油腻的晚餐之后做了一个最不愉快的、枯燥的噩梦。”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说得更干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已不是果戈理的影响，而是对果戈理的模仿……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常常是在嘲弄果戈理，他对果戈理的模仿往往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这已不再是模仿，而是抄袭。”

《双重人》中的确有许多对于果戈理作品的“戏仿”，比如戈利亚德金和仆人彼得鲁什卡的对话就见之于果戈理的剧作《婚事》，对司长家舞会的描写也近似于《死魂灵》第一部第一章中的省长家舞会，小说的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游历”也是对《死魂灵》的副标题“乞乞科夫先生的游历”之借鉴，甚至连一些人物的名字，如彼得鲁什卡、卡罗利娜·伊万诺夫娜等，也都原封不动地取自果戈理的作品。而《双重人》和《鼻子》之间在故事情节上的互文关系更是一目了然。

果戈理的《鼻子》（1836）写道，八等文官科瓦廖夫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鼻子不见了。在大街上，他突然遇见自己的鼻子，这鼻子现在装扮成五等文官的模样，官衔比鼻子的主人科瓦廖夫还高三级，只见这鼻子坐上一辆马车，扬长而去。他跟着马车追到喀山教堂，挤到在做祷告的鼻子身边，要求鼻子把鼻子还给自己，鼻子却居高临下，不理不睬，之后又突然消失了。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科瓦廖夫回到家中，却发现有一位警察带来了用破布包着的鼻子，还给了主人，科瓦廖夫大喜过望。在果戈理的这篇小说里，变身为五等文官的鼻子，或许就是八等文官科瓦廖夫的自我想象物，是他一直觊觎、却始终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的写作比《鼻子》晚了十年，但两篇小说的情节设置却几乎如出一辙。与《鼻子》中的科瓦廖夫一样，《双重人》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彼得堡衙门里的小官吏，这个名叫戈利亚德金的人终日幻想升官，能娶上司的女儿为妻，却一直不敢行动，可这些幻想却造就出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他的这位“双重人”却敢做敢为，实现了戈利亚德金的所有幻想，并且排挤了戈利亚德金，把戈利亚德金赶出了生活。面对自己的“双重人”，戈利亚德金既恐惧又羡慕，他羡慕后者的坦然大胆，顺风顺水，也恐惧后者的不择手段，厚颜无耻，最后，这种矛盾心理使戈利亚德金变成了一个疯子。

《双重人》和《鼻子》的确很相像，都有一个主人公一分为二的离奇故事，都有一个主人公与其第二自我的纠缠和斗争，但是，若将《双重人》视为《鼻子》的简单翻版，这无疑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实力的严重低估，也难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独特的创作发展。其实，在《穷人》大获成功后颇为自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在他的第二部作品中如此明目张胆地“模仿”或“致敬”果戈理，一定有他的考量，甚至有他有意为之的底气。

首先，《双重人》和《鼻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如果说《鼻子》是一部社会小说，那么《双重人》则主要是一部心理小说。《鼻子》虽然情节荒诞，但仍被视为一部“自然派”的代表作，亦即别林斯基等人所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鼻子》写到理发匠等下层人颤颤惊惊的生活，官场里的尔虞我诈和以大欺小，亦即“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双重人》写的同样是小人物，但作者更关注的却显然是主人公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与包括《鼻子》在内的“彼得堡故事”，尤其是《外套》相比，甚至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处女作《穷人》，《双重人》的现实指向性和社会批判性无疑是相对减弱的。《双重人》之所以让别林斯基等人感到失望，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作品的“冗长”，而在于这部作品似乎并非如别林斯基等人预料的那般是一部典型的“自然派”作品。当然，就像《鼻子》被文学史家们称为“荒诞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双重人》或许也可以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作品。《鼻子》和《外套》，《穷人》和《双重人》，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都有差异，更何况不同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了。如果说《鼻子》是一个情节小说，那么《双重人》就是所谓“意识小说”（роман сознания）。在《双重人》中，《狂人日记》的“疯狂”主题和《鼻子》的“双重人”主题得到了一并继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夸张荒诞的自然派手法之外添加了对情感张力的呈现和对病态心理的揭示。对于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均有深入研究的俄国批评家康斯坦丁·莫楚尔斯基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探究疯人的心理状态，追溯疾病的根源并描绘其发展过程。他将其老师（指果戈理——引者按）的奇幻怪诞风格转化为了心理小说。”通过《双重人》等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并发扬了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奠定的“心理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作出了新的贡献。

其次，《鼻子》像一出荒诞剧，而《双重人》则是一出悲剧。在《鼻子》中，科瓦廖夫丢失的鼻子最终完璧归赵，而在《双重人》中，在半夜私闯上司住宅、搅乱舞会的戈利亚德金最终却被送入了疯人院。值得注意的是，《双重人》1848年版本的结尾只写到医生来接走戈利亚德金，并未明确点明他的归宿，而在1866年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改写了结尾，让医生道出了一句恶狠狠的“判决”：

“您住着公家的房子，配有木柴、烛火和用人，而您根本不配享有这些！”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声色俱厉地宣布了判决。

我们的主人公大叫一声，双手抱住了脑袋。——呜呼！他对此早有预感！

这样的结尾无疑强化了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我们认为《双重人》是悲剧，主要还是就其内在的悲剧驱动力而言的，即戈利亚德金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以及戈利亚德金与其“双重人”的冲突。戈利亚德金试图进行抗争，可他的抗争均以失败告终，而且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失败难以避免，就像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所言：“他对此早有预感！”自始至终，戈利亚德金都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既是现实的社会压迫之象征，也是他自己的内心压抑之反射。

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双重人》中深化了“双重人格主题”（тема двойничества）主题。对于人格的分裂进行形象化的文学表现，这其实既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首创，也不是果戈理的专利。在各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孪生子和同体人的传说，基督教故事中也常出现人的魔鬼性问题，即人身上的善恶对立，也就是说，“双重人”原本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永恒母题”。在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的时候，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浪漫主义小说在俄国十分流行，他的作品中就曾出现过“双重人”的形象，比如在《魔鬼的长生汤》中，主人公梅达杜斯修士在饮用了“魔鬼的长生汤”后，内心的邪恶被外化为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代表其负面性格的人物维克托林，两人的纠缠和搏斗构成小说的情节主线。相似的情节还出现在他的《沙人》《选择新娘》等作品中。霍夫曼的作品被译成俄语后结集出版，所用的书名就是《双重人》（Двойники），只不过这里的俄语单词用的是复数形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题目用的是单数形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也有多位俄国作家诉诸过“双重人格”主题，比如安东尼·波戈列利斯基的一部小说集就题为《双重人，又名我在小俄罗斯的夜晚》（Двойник, или Мои вечера в Малороссии，1828）。在亚历山大·维尔特曼的长篇小说《心灵和思想》（Сердце и думка，1838）中也曾出现一个双重人形象，只不过这位双重人是个女性。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双重人格”从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转变成了意识冲突和内心冲突，从简单的二元对立转化成了复杂的矛盾人格。

将《双重人》与《鼻子》做比较，不是在比较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之高低，而是旨在彰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果戈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晚年所坦言的那样：“我们全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小人物的形象，人物荒诞的心理感受，作者面对现实和小人物时的人道主义情怀，所有这些始自果戈理的文学写法经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光大，从而成为俄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

三

《双重人》的俄文标题用的是单数“двойник”，其所指可能是相对于主人公而言的“他者”，可这位第二主人公直到小说的第五章才出场，此时小说的叙事已展开将近一半。两位主人公的街头相遇是这样的：

突然，透过风的呼啸和雨雪的喧响，他的耳边再次传来一连串相当切近的脚步声。他猛一激灵，睁开了眼。在他正前方，二十步开外，又有一个黑黢黢的人影迅速朝他逼近。那人走得急急匆匆忙忙，距离迅速缩短，很快连他的长相都看得清了——啊！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由得惊惧失声，两腿瞬间瘫软。那正是十分钟前，他眼睁睁看着从自己身旁经过的那个人！眼下却又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但令戈利亚德金先生惊愕的还远不止这一点。他惊愕至极地待在原地，大叫了一声，欲言又止，接着拔腿便追，还冲着那人的背影喊了句什么，大概是叫他立刻站住。陌生人还真就站住了，他距离戈利亚德金先生十来步远，近旁的路灯照亮了他的整个身子；他站住，朝戈利亚德金先生转过身来，焦急不安地等待对方开口说话。“抱歉，我大概是搞错了。”我们的主人公颤声道。陌生人沉默而懊恼地转过身去，继续匆匆赶路，仿佛急于追回被人耽搁的两秒钟。至于戈利亚德金先生，他的每一条筋脉都开始颤抖，他的膝盖打弯，两腿发软，他呻吟着瘫坐在人行道的护桩上。不过，他之所以如此惊骇的确事出有因：那个陌生人让他感觉有些眼熟。不仅如此，他感觉自己之前经常见到他，见到这个人，之前，甚至就在不久前。到底在哪儿见过呢？该不会就在昨天吧？不过，问题的关键同样并不在于戈利亚德金先生经常见到他，再说这人几乎也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乍一看去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怎么说呢，那人吧，跟所有人一样，也很体面，不用说，跟所有的体面人一样，甚至说不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优点，甚至是相当大的优点。总而言之，他也是个独立自主的人。戈利亚德金先生对此人并不抱有任何仇恨或者敌意，连一丁点最轻微的恶感也没有，甚至恰恰相反；但与此同时——而这才是最关键的——与此同时，即便给他全世界任何的珍宝，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人，尤其是以眼下这种方式。不仅如此，戈利亚德金先生对此人相当了解，他甚至知道他姓甚名谁；但与此同时，无论给他什么，哪怕给他全世界任何的珍宝，他也不愿意叫出他的名字，甚至不愿意承认他就叫那个名字，有那个父称，姓那个姓氏。

两位主人公长得一模一样，名字完全相同，都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也都在同一个单位做同样的工作。为区别他俩，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称他俩为“大戈利亚德金”（Голядкин-старший）和“小戈利亚德金”（Голядкин-младший），或“真戈利亚德金”（ностоящий Голядкин）和“新戈利亚德金”（новый Голядкин）。这对同貌人戴着同一副面具，相同的面具下却藏着不同的性格逻辑和行为习惯。在单位里，在与人交往时，大戈利亚德金唯唯诺诺，愤世嫉俗，由自卑而自尊，小戈利亚德金则察言观色，应付自如，因无耻而自得。小戈利亚德金出现之后，几乎做到了大戈利亚德金想做却不敢做、无力做，也难以做到的一切，其中包括赢得上司和克拉拉的好感。大戈利亚德金因此羡慕小戈利亚德金，嫉妒小戈利亚德金，也仇恨小戈利亚德金，两人甚至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俩似乎构成一对相互对立的性格。

然而，大、小戈利亚德金这种截然对立其实也同样是一副面具，两个戈利亚德金其实是同一个性格的两面。小戈利亚德金毕竟是大戈利亚德金的幻想之产物，如果说大戈利亚德金是“本我”，那么小戈利亚德金就是“他我”，作为主体“我”的两个部分，两个戈利亚德金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大戈利亚德金是现实中的戈利亚德金，小戈利亚德金是幻想中的戈利亚德金；大戈利亚德金是幻想的主体，小戈利亚德金是幻想的客体；大戈利亚德金是当下的戈利亚德金，小戈利亚德金是将来的戈利亚德金，如此等等。就对个性尊严的病态捍卫而言，就对个人价值的不择手段的实现而言，两个戈利亚德金其实又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戈利亚德金”这一姓氏源自俄语中的“голяда”和“голядка”等词，有“穷光蛋”的意思，由此我们不难感觉到《双重人》在人物塑造上对《穷人》的继承，但在阅读《双重人》时，我们似乎已很难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对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所给予的温情，他对小戈利亚德金的嘲讽立场显而易见，就是对于大戈利亚德金，他其实也多次称之为“恶棍”。在小说中，作者还借顶撞主人的彼得鲁什卡之口，同时向两个戈利亚德金发出了谴责：“好人家从来都是正经过日子，绝不会胡来，更不会一个变俩……”“好人家从不会一个变俩，也从不欺瞒上帝和老实人……”1860年代着手修改《双重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笔记中写道：“小戈利亚德金是卑劣的化身。”而这种“卑劣”也就是大戈利亚德金的“卑劣”，因为“双重人”毕竟是大戈利亚德金内心隐秘意图的投射，是他的无意识的外化，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双重人》中的“双重人”或许并不止大、小戈利亚德金两人。戈利亚德金的仆人彼得鲁什卡对待主人时而恭敬，时而轻慢；戈利亚德金的顶头上司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也对戈利亚德金展示出了或亲切、或骄横的两副面孔；分别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医生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其变化如此之大，竟使得戈利亚德金觉得：“这不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是谁？还是说就是他？就是他！这就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但并非从前那个，而是另外一个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是可怖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关于自己笔下的“双重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我最主要的地下室人典型。”这句话最好不过地点明了《双重人》的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从“双重人”到“地下室人”，再到《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名字在俄语中有“分裂者”的含义）、《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等等，矛盾的个性和分裂的性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成为独具特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而“双重人”也因此获得一种概括意义，成为世界文学史中一种独特的人物类型之别称。

四

在写出成名作《穷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给哥哥的信中这样谈及他的创作抱负：“人是一个谜。应当去解开这个谜，即便一辈子都在破解这个谜，你也不要说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就在破解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解开人这个谜”，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座右铭，而小说《双重人》就是他破解人之谜的第一次尝试。

在《双重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遗余力地探索人隐秘、复杂的精神世界，人性的矛盾、人格的分裂被他以一种最为形象、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出来。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但叙事却富有张力，读者的神经被绷紧到了极点，戈利亚德金在人性受辱时的内心痛苦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残忍地展示和呈现出来，显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中的一种风格，即不遗余力、毫不手软地揭示人类的心理，尤其是阴暗的心理，恶毒的心理，愤世嫉俗的心理，幸灾乐祸的心理，与自己和他人过不去的心理，诸如此类的意识、潜意识和下意识，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动声色地一一摆上了台面。

与此同时，对于戈利亚德金这所谓的“破抹布人（человек-ветошка），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要捍卫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即最卑微的人也拥有人的尊严，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自发表之时起，《双重人》就一直得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一种是“社会学阐释”，即戈利亚德金的遭遇被解读为一个“小人物”在不公平社会、不合理现实中的注定命运，戈利亚德金的“双重人格”首先是社会矛盾之结果，社会冲突之体现。戈利亚德金的人格分裂不是内在的分裂，而是外部分裂的内化，《双重人》的意义就在于将两个重要的主题，即“双重人格主题”和“取代主题”（тема заместимости）合二为一了。杜勃罗留波夫就认为，《双重人》主人公最后的疯癫就应该被视作对侮辱人格、抹杀个性的现实之抗议。另一种是“心理学阐释”，即戈利亚德金的所思所想是一个病态心理学案例，是一份精神病理学标本。在《双重人》发表之时，俄国作家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就撰文指出，这部作品“是一部病理学、治疗学的作品，但绝非一部文学作品”。在弗洛伊德介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之后，这样的阐释就越来越多，直到如今。其实，如果能把“社会学阐释”和“心理学阐释”综合地用于《双重人》，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所富有的深刻内涵，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把“自然派”的社会批判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擅长的心理分析融为一体，在对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中注入社会性元素，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也对社会中的人进行心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以此来揭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揭示被统一的社会性所遮蔽的每个社会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877年11月，在《作家日记》中的一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双重人》在形式上不太完美，却认为其中的“思想”十分重要：“这个中篇我写得不太成功，但是其中的思想却相当鲜亮，我在文学中还从未给出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如果我如今再诉诸这一思想，重新表述它，我或许会赋予它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是在他去世前四年道出的，他此时已经写出他的几部小说代表作，已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值得注意的是，他却在此时意识到了、或曰重提了《双重人》的“思想”价值。

1924年，恩格尔哈特提出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思想小说”（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著名观点。在恩格尔哈特之后，人们继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进行类型学研究，逐渐获得一些共识，即：“主人公即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都是“行走着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他本人思想的传声筒，也是他的思想武器；小说的内容会影响到其形式，影响到小说的结构、节奏和调性等形式因素，并最终使思想小说成为一种小说类型，甚或一种文学体裁。这几个“思想小说”的构成元素，我们在《双重人》中都可以发现，至少可以发现这个元素的端倪。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学和接受史中，《双重人》的地位在近些年似有所上升，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双重人》与《地下室手记》，乃至《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的思想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时期的思想小说都是他早年的这部《双重人》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刚刚写成《双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戈利亚德金的亮相很棒，这将是我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自我感觉、或曰自我预言看来是正确的，尽管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当时的激进阵营和保守阵营均未赢得热烈反响，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认为此作在艺术上不尽完美并屡次尝试修改，但是，《双重人》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主人公形象，试图对人之谜进行猜度，并创造性地将人的意识和思想作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就这一意义而言，《双重人》不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之前的早期创作中鹤立鸡群，它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整个创作埋下的一个文学伏笔，是其创作后期那些伟大的思想小说的一个先声。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入选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俄罗斯托尔斯泰和平奖和大书奖评委。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文学和文化，出版《诗歌漂流瓶》《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读与被读》等专著和文集20余部，译著《俄国文化史》《俄国文学史》《俄国思想史》等50余部，曾获“利哈乔夫院士奖”“阅读俄罗斯翻译大奖”“十月文学奖”“山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豆瓣年度译者”等国际国内文学奖，有多篇散文入选年度最佳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