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扬，安徽枞阳人，笔名羊咬鱼，中国作协会员，安徽文学艺术院第七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戏剧编剧，专题片（纪录片）撰稿、文学统筹，出版《纸书》《抱琴》《山水安徽》《启航2019》《发现徽州建筑》《安徽文化故事汇•徽州篇》等数部。作品散见国内文学期刊。

一

秋日朗朗，向着浮山而行。落叶积在石径上，一脚踩上去，便听到冰裂般的声响。入山前，我习惯性地望一望天，天如巨型蓝珀，包裹了屋舍、山峰及周遭的一切。此季的草木、岩石，五色纷披。长江的水汽无色无形，随风而飘，由南往北，过城镇、田畴、岗地、河流及湖泊，历经三十公里路，迎向了踞于山顶的望江亭。亭中的人，分明听到了江风与亭檐的摩擦声、与山气的相和声。

三面环水的地利，使得山如浮水之舟，苍润而灵秀。这样的山水风貌，所对应的，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认知：水为阴，山为阳；水流动，山恒定。更为独特的是，浮山属于一座沉睡亿年的古火山，山体并不高大，但洞窟多似蜂巢，幽谷与峭壁相互衬托。白昼交替无声，山里山外，多少楼台亭阁都不见了。不见踪迹的，还有无法计量的过客、舟车、衣饰。因铭刻于石上，前人诗作、题句得以“托体同山”，穿越了多个世纪的风雨烟火。浮山摩崖石刻遗存近五百处，如石上开花，灼灼有神。众多摩崖石刻中，“啸月岩”这一处山崖与题刻别具意味，访客到此须昂首以观。

初来啸月岩，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与几位情同手足的同窗雨中看山，一峰形似灵猴沐浴，一岩好像罗汉垂泪，一木状如古剑劈石。指指点点时，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气，简直要从各人的胸腔中溢出。重访山中旧日踪迹，人已尝了些苦涩与愁味。年华如流水，再至岩下，眼中所见房屋、山道乃至树木，大多变了模样。

前贤远去，幸存些遗迹，后人可藉此怀想他们的风范。不知何年何夜，新月升起，三五骚客啸聚于山中，指月问天，谈禅论道。就在他们月下吟啸之际，山前的圩区、河塘以及白荡湖的水面上，泛着银光，如一面面镜子，将周围都映亮了。打鱼的人，趁着月色收网，鱼在网中跳跃、挣扎，哗啦作响。这样的意境，人只有“在场”，才可直接地体察其幽微。晋人阮籍崇尚“微妙无形，寂寞无听”，以为抵达至纯、至美之境，就要身在自然、合乎自然，关键是，在精神上，还能超越自然。

晋梁之际，浮山就已香火缭绕。那正是纷乱的时代，战火频仍，百姓流离失所。浮山不仅自身形态特殊，而且处在盛产鱼米的地方。来浮山寄身、遁世者，接二连三。唐朝的孟郊来到浮山，看见了大而平整的“烂柯石”，巨石旁遗有棋盘、古亭，顺手题写了“烂柯亭”几个字。想必，那一刻，孟郊的心中如石子投湖，有了深深的触动，叹风吹万年，叹人事消磨。烂柯亭早已灰飞烟灭，石上的题刻今日仍依稀可辨。传说，晋人王质进山伐木，看到童子下棋，一下子被吸引了。过了一会，王质发现手中的斧柄都烂了。出山后，他更是惊掉了下巴，与他同时代的人，竟然都不在世了。这实在不亚于科幻小说中的场景，现实中若是如此，无论是谁，面对这样不可思议的巨变，恐怕都会生出强烈的毁灭感。

据记载，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到过浮山，还登上了缥缈峰，眼望烟树朦胧，水波涌起，随即脱口吟诗。香山居士曾在宿州符离集（现为符离镇）生活多年，对离山、符草等倾注有很深的情感。泪湿青衫之际，他慕名到访浮山，大概是想让自己暂时从现实境遇中抽离出来，寻一方清净之地，疗愈自己的身心。

相对于“浮山”这个名字，我更喜欢它的两个古称，即“浮渡山”与“符度山”。浮渡有渡人以舟之意，而符度，就像上天给人间的一份明示：山如符印，镇压在此。浮山就像一个天然的供人修炼的场域，自带某种神秘的气息，但它不局限于某一门一派，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有一年，欧阳修水陆兼程，从琅琊山赶至浮山，拜访禅师法远。法远因棋说法，欧阳修听了心悦诚服，不再坚持“禅语虚诞”这一己见。《五灯会元》中录有此事。当时，法远禅师以棋局论道，讲述了统筹谋划、胆大心细的重要性，认为既要占据一角，求得立足的起点，又要有拆边扩展的硬功，更要有驰骋中盘、直取目标的气魄，但弈无常态，无论输赢，都是即时性的状态、境遇。《道德经》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白守黑，和光同尘，体现了为人处世的智慧。故而，后世有人笑六一居士一味逃禅，不如现场向法远禅师追问“本来无一物，何分黑与白”，听听法远禅师又如何回答，或许还能留下更多精妙之言。

某种意义上，“因棋说法”可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次碰撞、交流。受欧阳修的影响，范仲淹也到浮山拜会法远禅师，切磋一番后，自此订交，往来渐多。陆游的父亲陆元钧呼朋邀伴，同游浮山时，也与山中高僧对弈说禅。陆陆续续来访的宋人，还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到了明清时期，赵孟頫、袁宏道、袁宗道、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张英、方苞、戴名世、姚鼐、刘大櫆等，一来再来，写了又写。

由山外来客，可窥时代流风；由时代风云，可知彼时的群体命运。不同的人，到浮山后，都会在山中走走停停，俯仰之间，或歌或叹，啸声阵阵。在文人眼里，在先贤笔下，那些啸声幻化成一只只振翅的白鹤，冲天而起，飞越古寺、古亭，飞向山南的白荡湖以及白练似的长江。

山，不同于平原、丘陵、湿地，其拔地而起的高度、摩天接云的便捷和层林密布、飞泉流瀑的生态环境，为问天求道者和避世隐士所看重。登山，如同踏上通往“天界”的路径。山愈高，愈引人好奇、探访。哪里的山险峻，便有人偏要寻去，以证明“我能”或“到此一游”。山的高度，并不代表其全部形胜和人文内蕴，也非此山与彼山的关键区别所在。论山体高度，浮山、离山、敬亭山、褒禅山、小孤山、磬云山、虎丘山、苏门山等，远不及喜马拉雅山雄伟；但在人文景观上，每一座小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甚至不逊色于巍巍大山。

山山有异，山山相似。一座山，与另一座山，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就像地球与月亮，都是宇宙中的一粒浮尘，区别在于前者孕育了人，以及所衍生的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月球在漫长的时间中，都属于“冷宫”“不毛之地”，了无生机，遑论情感、伦理之类的生成、纠葛。因了文人雅士的登临、长啸与题咏，一座山便多了些灵性、文气和趣味。大大小小的山，在大地上屹立着，也在一颗颗文心中云蒸霞蔚、光芒四射。

浮山朝阳洞石壁上，镌刻有唐代玄觉禅师阐释“见道忘山”与“见山忘道”的一段话，其辨析的前提是“先须识道”，亦即，人先要明心见性、识得大道。在“见道”与“见山”、清寂与喧哗之间，拼力抵近一个平衡点，这是高士隐者孜孜以求的境界，也是无数普通人的心愿。座座青山，不仅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庇护所、桃花源，也是天然的巨大障碍物——在一定程度上，它阻碍着人们的出行、交往，影响着人对自身乃至山外世界的认知。于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个体或群体决绝向山而行与勠力走出深山，构成了山阴道上流动的风景。对于进山啸咏的人，不论功成或失意，山都敞开了怀抱。若依古希腊哲学家的视角，人一次也不能登上同一座山。南朝隐士陶弘景就比较超脱，他慨叹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大视野、大境界。

登山远眺，苍苍茫茫的景象，鼓荡着人的心胸。观浮山如是，游琅琊山亦如出一辙，立于黄山迎客松下、泰山玉皇顶上更是心旷神怡。李白登泰山，站在南天门，所发的长啸，仿若九天仙女御风下凡。清代桐城派作家范当世置身南通狼山，叹道：“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浮山滴珠岩外侧石壁上，就刻有“山鸣谷应”四个大字。晨钟响起，山鸣谷应；鸟雀啁啾，山鸣谷应。人间如山谷，万物争光，枯荣有时；人间并非山谷，要做到“一呼百应”也难。诗人、文章家以“长啸”实现了“山鸣谷应”，可看作个体声音达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在更广的空间，他们能否自在、畅快地抒发心灵、获得更多的呼应，则是未知数。面对悠悠天地这一巨大“容器”，陈子昂就生发出了浓烈的孤独感与悲凉情绪。人大概是一种矛盾的集合体，乐于“空间不见人”，也惧于“空山不见人”；既想表达自己的心声，又怕世上知音少。

二

纵然山水清奇，也不一定能让惆怅满腹的人尽情纾解。孤独，是世上难解的一道谜题。在深广的时空中，一个人如不系之舟。其内心的孤独与困惑，似无形的绳索牵拽着他。

“征于色，发于声”，心有不平则鸣，心情舒畅时，也会有所表示。人声高低不一，嘈嘈杂杂。多年前，遇到一位现实中的“奇人”，他辞掉银行的工作，到处收集人的声音，凡有独特的笑声、哭声、骂声、咳嗽声、打鼾声、叫喊声、演讲声、读书声，他都尽力录下，存放起来。在这颗星球上，人类诞生以来，消失的人声不计其数。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舀海水之一瓢。至于长啸之声，他迄今仍未采集到。

不同于山呼海啸的啸，人所发的啸，是人声的一种。假如前人记述无误，在过往的岁月中，野岭上、茂林中、修竹旁，啸声时起，百兽莫不噤声，树枝草叶为之震颤，那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啊！发长啸之人，气度昂藏、寄情咏怀者有之，恃才傲物、自我标榜者有之。诸葛亮游学荆州，每日晨夕，抱膝长啸，显得潇洒从容。曹植幻想遨游海上仙山，反观人间凡尘，觉得郁闷难解，便作长啸清歌。谢安与友人乘船出海，遭遇风浪突起，别人惊慌失措，他却淡定自若，吟啸不言。王徽之往别人家赏竹，竟不向主人打招呼，自顾自地啸咏于竹旁，尽兴才回，这般率性做派，如他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即返。王维独坐幽深竹林，又弹琴，又长啸，琴声轻柔如泉流，啸声雄壮似钟响。

苏轼夜游赤壁，高声长啸，气流激荡，连附近栖息的鸟儿都被惊起，扑棱棱地四散开去。辛弃疾一生起起伏伏，即使赋闲退隐，也不贪山川风月，有一次路过赤壁，由苏轼念及自身，情难自已，半夜长啸一声，似乎天地再大，都难以承载他的悲苦。扣舷独啸的，不只是苏轼、辛弃疾，还有泛舟洞庭湖的南宋词人张孝祥。有一天夜里，张孝祥见星河垂影，天地浑然一体，心会万象，纵情长啸。张孝祥是唐代诗人张籍的七世孙，宋词“豪放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与浮山的一位李姓女子有过一段情缘。只是，后来他辜负了那位痴情女子的满心期待。张、李二人所生之子张同之，辞官归隐于浮山，辟谷，悟道，留下了得道成仙的故事。

岳飞的仰天长啸，至今令人扼腕。智勇超群的岳鹏举，终究未能像大鹏一样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虽然满腔热血，奈何壮志难酬，他的内心如火，步履沉重，啸声慷慨而激烈。英雄不惧洒血，美人就怕迟暮。当啸声飞出，山山水水风起云涌，一副副面孔或隐或现。有人愁绪满怀，有人潸然泪下，有人豪情不减。出自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集《拾遗记》，收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汉武帝时，一个名叫因霄的地方，无论男女，人人善啸，在秋冬季，他们的啸声清亮，到了春夏，就偏低沉了。相对而言，男性的体力先天占优，但若比拼长啸，不见得女性就弱些。《诗经》中，女子倚户啸歌，以声传情。此情为幽怨，为悲苦。《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啸聚山林，这是江湖义气，也是一时的殊途同归。从《诗经》到《水浒传》，啸声一直在经典文学作品中飘荡，啸歌的女子至今依然活生生的，梁山好汉也依然宛在今人眼前。

古人描述飞禽走兽发声，称之为鸡鸣狗吠、狼嚎马嘶、猿啼鹤唳，唯独将虎与啸组合在一起。似乎，唯有深山老虎才匹配啸的力度、气势。啸前加一个长字，更突显出啸的不一般，当以气贯长虹、气盖山河来形容才可。唐人孙广将啸定义为一种“清音”，还煞有介事地编排了啸的谱系。他认为，太上老君将啸技传授给西王母，西王母又传于南极真人，如此传承延续，直至尧、舜、禹。其间，舜将啸技演变为琴艺。到了魏晋时期，名士阮籍学得一二后，这门神技便湮没无闻了。

几年前，我曾行于昆仑山脚下。那是一个午后，风呼啦啦地吹过来，又从人的身旁呼啸而过，立于风中的我，久久地仰望着昆仑山，只见从云层中透出的一束光线，投射在高高的山峰上，山尖的积雪以及云山相接处的色彩，给人一种特别奇幻的感觉。彼时的山景，让我顿时明白，为何民间传说中神仙会钟情于此。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是生育万物而又能护佑女性的女神。《山海经》描绘的西王母长相十分奇特，为豹尾虎齿模样，蓬发如戴胜鸟，半人半兽一般。依《山海经》所记，西王母擅长啸技，并且出神入化。以此推演，啸声原属仙界之乐，而后才飘落至人间。

楚人好巫，而被视作楚歌的啸，传说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效用。在旧时的民间故事中，非凡之人可以凭啸声求雨，借长啸以招魂。博学多才的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写有《啸赋》，将啸形容得天花乱坠，认为它能通神悟灵。成公绥判定啸之所以奇妙，缘于它已臻至化境。比如，钟子期不听则已，一听就跟丢了魂一样，觉得伯牙弹琴不过尔尔。更有甚者如孔子，听到啸声，连饭都不想吃了。钱穆在剖析中国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时，将啸列为至乐。无怪乎，今人会将某种喉音唱法当成古代所传下的啸技。

较成公绥早些时间出生的阮籍，有过“苏门长啸”的奇遇。类似于“青梅煮酒”这一典故所引起的后续反响，“苏门长啸”尤令唐宋诗人感兴趣。杜甫于山中小园踽踽独行，口里诵道：“敢为苏门啸，庶作梁父吟。”白居易优哉游哉时，自比“苏门长啸”的隐者和垂钓于野的严子陵。在李商隐看来，唯有如阮籍这样的高人隐士，可以听到鸾音般的“苏门长啸”。隐居杭州西湖的宋人林逋种梅养鹤，心向先贤，一生偏爱“苏门长啸”。唯有孟浩然别有见解，有一次夜宿终南山，他为雨后景色所陶醉，进而脑洞大开，认为山风与流泉自有清音，不必追慕古人发“苏门长啸”。“苏门长啸”频频出现于唐宋诗文中，由此揣测，在当时，这应是文人热议的谈资，搁在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个出圈的热搜话题。

“苏门长啸”的本原，如山隐云雾中。与“苏门长啸”相关的记述，不仅存在着人名与细节的出入，还掺有较多的主观想象。

三

时而清醒，时而大醉；时而谨言，时而放荡，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才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在白天，他惴惴不安；在夜间，他辗转无眠，明月清风，都不能消解其忧思、苦闷。过人的才华，反而成了阮籍一生的累赘、桎梏。也许可以低到尘埃里生活，他却成了墙上的画、园里的花、厩中的马。他想挣脱有形或无形的束缚，却始终未能突破现实的樊笼。为了抒发性情，某一天，他学会了长啸这一特技。阮籍师承何人，学啸过程如何，尚是一笔糊涂账。而诸葛亮、曹植、谢安、王徽之、苏轼、岳飞、辛弃疾等人，仿佛也都是无师自通，张口就能发出啸声。

按照成公绥的编排，阮籍是个善啸的人。他发出的啸声，到底如何呢？相传可以传至数百步。数百步，大约可视为一公里路，不算远，但叫一个现代人鼓腮发声，不借助于扩音器，要传至那般距离，恐非易事。

且说那一天，司马昭招饮，阮籍与一些同僚受邀参加。宴席上，别人正襟危坐，不敢高声大语，独独阮籍伸开两腿，状如簸箕一样坐着，不管他人侧目，只顾自己大快朵颐，还时不时地发出啸声——边吃边喝，间或发出长啸，仅凭这一点，就见出他的率性、放肆。阮籍的这套做法，明显属于戏弄司马昭的操作，他可真是吃了豹子胆啊！此前，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就吃过他的瘪。当年司马懿打算与阮籍联姻，让儿子司马炎娶了他的女儿，却被故意买醉的阮籍给搅黄了。

阮籍三岁时，家庭出现变故，父亲阮瑀不幸病亡。孤儿寡母节衣缩食，相依为命。依靠母亲的抚养、教导，阮籍在八岁就能作得文章。而他可能从小就埋下了恋母的种子，直至离世，都将遇见的美丽女性视若母亲的化身。当垆卖酒的邻家妇人颇有姿色，相貌堂堂的阮籍和友人常去饮酒，醉了就躺在妇人身旁，这让妇人的丈夫误以为他图谋不轨，后来发现他并无猥亵之意。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他去送行，被人讥讽为有悖礼数，他反问：“难道所谓的礼教就是给我设置的？！”有一个人的女儿才貌双全，但未出嫁就死了。阮籍与这位女子及其家人素不相识，却前往吊唁，痛哭了一顿，才带着悲切之情离去。类似这样的奇葩做法，均属表象，根源可能在于“母亲”这一形象深刻在他的骨子里——“母亲”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孕育者，还被视作道的母体、“天地之根”。

阮籍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下棋，难分伯仲，对方识趣地请求中止，他却非要下完了事。母亲下葬之日，阮籍饮酒、大哭，连连吐血，差点随母亲而去。这就是心有哀痛，却不依常规的阮籍。彼时，对局博弈成风。著有《围棋赋》的王粲，一盘决出胜负后，就能复原出由始至终的棋局。淝水之战中，前方捷报传来，谢安不动声色，继续与人下棋。包括阮籍、王粲、谢安等在内，喜好围棋的魏晋名士不在少数。棋盘上，一黑一白，彼此攻防，相互纠缠；弈棋的人全身心投入，在“手谈”中近乎忘我，既验证“阴阳之道”，又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

世事如棋，人生如棋。阮籍身在竹林中，更在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棋局上。“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透露了他的一些心曲。阮籍深具才情，又耽于幻想，有着浓郁的诗人气质，置身山水之间，一如“坐隐”棋局，可以让他暂时忘忧，排遣一些内心的苦闷。《晋书》说他登山临水，常忘了归程。

大概是公元256年，阮籍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独自向苏门山进发了。苏门山位于河南境内，比枞阳浮山更为低矮。山不在高，有“仙人”则奇。传说，隐居于此的奇人孙登，好读《易经》，能以一根琴弦弹奏五音和声。孙登在夏日编草为裳，到了冬天，则以长发覆身取暖。这样的人，神龙一般，难见尊容。要说他性格温和，实难让人相信。孤僻如此，即使樵夫偶尔撞见，想同他说话，也得不到回应。

史书记载，阮籍受司马昭委派，前往苏门山中一探虚实。按照这个说法，阮籍是领了官方任务，去拜访神仙一般的奇人。心机深藏的司马昭认为，苏门山中可能会有伪装成隐士的一些政敌或反对派团体，给阮籍下达任务，就是希望他借机一探究竟。依着阮籍的个性，即使不受官家委派，他本人也应当很乐意前去寻访。

阮籍要拜会的苏门山中大隐之人，后人多认为就是孙登。内心压抑的阮籍，大概希望自己快快得道成仙，脱离现实的泥淖。他满怀希望地进山了，并很可能在路上就预想了与隐者见面的场景，以及自己开口要说的第一句话。但是，当他见到隐者本尊时，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隐者却似听非听，无动于衷。阮籍很是尴尬，不得不转移话题，言及道家如何凝神导气，继而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现场炫技。阮籍长啸一声，啸声飘飘荡荡，响亮而悦耳。隐者终于有所表示，笑了笑，示意阮籍重来一遍。阮籍依言而行，仍未得到隐者赞许，觉得讨了个无趣，只好闷闷不乐地下山。途中，突然听到岭上啸声大作，阮籍觉得那啸声有如鸾凤之音，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又惊又喜。鸾凤属于传说中的神鸟，谁也没见过，著述之人藉此形容隐者的啸声，等同于作了相当空泛而唬人的一个比喻。总之，阮籍先是碰了一鼻子灰，而后意外地听得稀世之音，心情大好，回去后，乘兴作了篇文章《大人先生传》。文中称隐者为“大人先生”，可见阮籍对其的尊敬。在这篇长达数千字的文章中，阮籍将“大人先生”描写得高邈而不可攀——他飘然而来，绝迹而去，视天地为一卵，俨然一大神。很有意思的是，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对所谓的隐士作了批评，认为隐士没有做到真正的超脱，只有“至人”超越了是非善恶，超越了时空限制，等等。阮籍所描摹的“至人”或者说“大人先生”，与庄子所刻画的“神人”形象十分相似，都属于理想的“人设”。

从苏门山返回后，阮籍是怎样向司马昭交差的，未见记述，但他撰写的《大人先生传》，可算作“曲线答复”。在他动笔写下这篇文章时，正值庄子学说盛行之际。阮籍年轻时崇尚儒家思想，立志要谋得功业。因感于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生命的无常，后来的他更偏向于道家思想。鲁迅认为阮籍的文章和诗都作得很好，虽然在诗里写及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不大信神仙的阮籍，却向往着神仙般的生活。阮籍存在着人格分裂，既要压抑、克制着自己，又乐于率性而为。常陷入两难境地的他，不得不设法应对种种困境、矛盾。当百官“请求”司马昭“进位”晋公之际，阮籍受命写一篇《劝进表》。他故技重施，饮酒装醉，以为可以躲过这桩任务。前来催稿的人不依不饶，阮籍无可奈何，只能趁醉写成。当年，阮瑀不愿意做曹操的幕僚，屡屡推辞，实在没办法，就逃到深山中，哪知曹操穷追不舍，命人放火烧山，逼得阮瑀乖乖就范。父子二人的命运何其相似，都想“出世”，又不得不“入世”。

《世说新语》也记述了阮籍的苏门山奇遇，同样称他遇到超凡脱俗之人，有心展示一番，却一再落于下风。那位隐者在他下山之际，即兴长啸，会意者如阮籍，瞬间懂了。天籁般的啸声，让阮籍一身傲气再减几分。老子言，大音希声。在啸技的崇拜者、学习者看来，啸声就是大音，啸声中亦有道可寻。以此比照其他声音，可以料想，世间一旦出现啸声，自是非同寻常，胜过千言万语的表达、提醒。

王羲之领衔、主持的兰亭雅集，风流浪漫，而“苏门长啸”过于神奇，几无人间烟火味。貌似世外高人降尊，阮籍才有了这一面之缘。说到底，“苏门长啸”这一故事，讲述的是阮籍与隐者之间的事，是现实中人与理想中人之间的对话。甚至，我们可将其视作阮籍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阮籍假想了这场奇遇，为自己的桀骜性情与深不见底的孤独，寻找宣泄通道与精神上的加持。

阮籍所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安，又是“文学自觉”萌发与艺术精神高扬的特殊时期。那些才华满腹、风流蕴藉的名士狂人，好清谈，好饮酒，好服药，好对弈，好操琴……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指出，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

乱世中的文人名士，如风口浪尖上的一叶扁舟，起伏不定，随时有倾覆的可能。他们心有大痛，奈何寄身于浊世，只好借老泪热酒、琴音啸声，浇一浇胸中块垒，或是装疯卖傻，自我麻醉。也就是说，阮籍等人看似或轻狂或风雅的举动，大抵是在找寻泄压的出口，当然也有自我炫示的成分。而长啸，同样被视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风度的名片、精神的标尺。

阮籍的个性与做派，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郁郁寡欢，常常整天都在弹琴长啸。阮籍年轻时以青眼、白眼看待访客，有时独自驾马车，走到无路可行，停住，大哭一顿，才驱车回头。尽管阮籍素来不羁，特别厌恶礼俗，但到了晚年，他的脾气竟然有所收敛，不再轻易臧否人物，甚至反对自己的儿子像他一样加入纵酒避世的竹林文人团体。魏晋风流渐渐淡薄，引吭长啸之人纷纷作古。鲁迅服膺魏晋磊落人物不假，也有类似阮籍的疾恶如仇，但他在格局与气魄上终究高过阮籍，对道貌岸然之人至死不肯妥协。

后来的文人张岱，与阮籍一样，均有遗世独立的心怀、曲高和寡的做法，又都经历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故事。在心灵上，他们大概有着相通的地方。张岱嗜好多样，痴戏曲，好美食，迷古董，读书著文，博学而风流，一生过得有滋有味。在一个冬日，他到湖心亭看雪，不期而遇一位捷足先登的金陵人士，便视其为知音。那位捷足先登的高人，或为张岱虚拟，用来暗指大道不孤、天外有天。

阮籍及侄子阮咸的后裔，迁移到枞阳，而后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阮家子弟中，就有人到浮山游赏、读书。阮氏先祖、魏晋名士的风流，也为其后辈所追慕、效仿。怎奈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阮氏后人中，既有节操坚贞者，也有误入歧途的，如阮大铖，纵然文采过人，却背上了洗刷不掉的骂名。

昔日的一些风流人物，喜欢到深山寻逸士高人，意在致敬、学习或切磋，甚至将其引以为同道。姑且不论阮籍是否在苏门山中遇仙，传说中他所攀登的地方，已被命名为阮籍啸台。在阮籍寻访之后，嵇康也曾拜访孙登，随他游学了三年。这期间，嵇康多次问起孙登的人生打算，他都一言不发。离别之际，嵇康不死心，重提之前的问题，孙登看看他，慢条斯理地说了很见哲理的一番话：“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这段话近似“绕口令”，让人感到有些烧脑。其大意就是，火生出后就会发光，人使用火，在于用其光；人生而有才华，但有才华的人要有见识，并能保全自己，才能更好地发光发热。嵇康听后，未当一回事。当祸端降临，他才警醒了，离世前写下《幽愤诗》，表明自己“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人之将死，嵇康道出了心里话。

四

奇人孙登神龙见首不见尾，最终下落如何，无人知晓。果如唐人孙广所言，阮籍之后，再无啸声可寻？

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能文能武，有关他的传奇故事不少。平宁王之乱时，有一天，他于营中打坐练气，到了半夜，忽然长啸，声震三军。忧谗畏讥之际，王阳明曾到九华山问禅、宴坐，听说浮山不同凡响，连写了两首诗，在诗中表明了自己退隐的心迹。他的两首诗，被刻于浮山朝阳洞中。

朝阳洞朝向浮山潜龙峡，峡中长满了青竹、杂木。在登上浮山的那个秋日上午，我揪着树藤，一步一步，吃力地攀上了洞窟。多年前，也是在某一天上午，乡贤刘大櫆来到潜龙峡，借助了一架梯子，得以进入西侧岩壁上的朝阳洞。他顾不上歇息，弯腰辨认石壁上的刻字，等到起身时，太阳已高悬于山顶之上。

清代学者王士祯说他的族叔王与盛就有过人之处，能发长啸，且响振林木。在《池北偶谈》中，他记述了一件比较稀奇的旧事：唐天宝年间，峨眉山道士游览京城，当众露了一手绝活，所发长啸如雷鼓霹雳，围观者听了，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比王士祯晚些出生的张潮说，自孙登之后，善啸者稀少，不见书传。但在他辑录的《虞初新志》中，为善啸的歙县人汪京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历史地位”——很可能就是承自苏门山中“啸仙”的传人。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张潮的记述，可略知一二。汪京年届八十，仍能做到声音绕梁，这就不得了，因而被时人称为“啸翁”。张潮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汪京非同小可的一次夜啸。那夜，汪京攀上高峰，豁然长啸，刹那间，山谷中，禽鸟惊飞，虎豹骇走，已入睡的人从梦中惊醒，未就寝的人误以为山崩地裂。身怀绝技的汪京，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本领。有一次，他实在抹不开面子，便当众演示长啸。发啸初始，声如空山铁笛，紧接着似鹤唳长天。过了一会，移声向东，移声向西，变幻莫测，声势更是浩大，如千军万马驰骋于前。一炷香后，出现了令人惊悚的画面：屋顶上的瓦片几乎被震飞，近旁树木似要离地而起。此等长啸，被张潮描述得无比神奇。由张氏记述可知，会长啸之人，至少得有强劲的肺活量，若是气促声短，当难以为继。而汪京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活神仙”，与阮籍所遇的苏门山隐者类似。

徽州人张潮亦商亦儒，客居扬州期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他更喜欢读书、编书、刻书，还乐于组局郊游、宴乐。他很是自负地表示，《虞初新志》不同于《聊斋志异》，书中的人物都实有其人其事。实际上，这部书中的故事，主要是他搜集、整理而成的，那些内容是否个个属实，也是存疑。

古书中载有“啸指”的吹法，就是用手指吹出啸声，也被称作“指啸”。有人说，啸为撮口所发，近似口哨。清人林嗣环撰有《口技》，写口技表演至高潮处，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待口技表演艺人猛然抚尺，群响消散一空，撤去屏风再看，如开演前一样，“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其描写精彩传神，让人过目难忘。或许，长啸就是口技的一种，世间仍存在身怀此项绝技的人，只是自己未曾遇见而已。求学县城时，有一年逢中秋放假，我独自从县城步行回家，走了近百里路，一路上不敢吹口哨壮胆。在我的故里，乡人认为夜间行路不宜吹口哨，否则易招来坏人、怪物。那一次走夜路，直到望见老街灯火闪烁，心中腾起欢喜情绪的我，才忍不住哼唱起来。

少时，我痴迷于金庸武侠小说，常不自觉地就将自己代入书中，幻想着成为笑傲江湖的侠客。熟谙古典诗词文章的金庸，对于诗文中出现的高频词“长啸”，当有所琢磨。深山、古寺、古墓、孤岛、大漠，多是他笔下人物的行藏之所。江湖儿女看似潇潇洒洒，却摆脱不了情义二字的纠缠。论剑高山之巅，策马旷野之中，啸声不绝如缕。“金毛狮王”谢逊纵声长啸，似暴风骤雨，横扫一片；张无忌提气长啸，好比龙行云天；洪七公破空长啸，极尽千变万化；郭靖用功长啸，如大鹏展翅；黄蓉开口长啸，像小鸟伴飞。“这啸声初时清亮明澈，渐渐越啸越响，有如雷声隐隐，突然间忽喇喇、轰隆隆一声急响，正如半空中猛起个焦雷霹雳。”“过了一顿饭工夫，非但没有丝毫衰竭，气势反愈来愈壮。”《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所发长啸，绵延不绝，连一灯大师都心生敬佩。在金庸虚构的武侠世界中，但凡习武之人，若无深厚内功，断难施展出长啸的威力。以前，我在故里遇到一些习武的乡民，但未听过他们发出长啸。也许真人不露相，他们有意隐藏了这一绝活。

前人著述中，长啸如百鸟朝凤，也似风激众林，伐鼓渊渊，挑战着人的视听功能。今日如有善啸的神奇人物，估计很难摆脱好事者的穷追，尤其网络力量的大肆传播。毕竟，长啸再怎么神奇，都离不开人这一本体。山似螺蛳壳，竹林也是道场，江湖之大大不过人心。孤陋寡闻如我，更愿意相信，长啸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文学想象和心灵寄托。也许，移居外星球，换了人间，则另当别论。在人类尚且寄身的地球上，江河仍在奔涌，群山依旧矗立，入山问天求道者，已如古音寥寥。金庸之后，似乎再无长啸的传奇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