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6年第1期 | 余秀华：病隙日记（节选）
导读
诗人余秀华拿起散文之笔，在《病隙日记》中，她以简陋的乡村书房与旋转的穿衣镜为支点，在病痛与日常的缝隙里不断拆解“余秀华”这个名字所承载的肉身与声名。
作者以破碎而精确的散文笔法，让蒙尘的镜子、踉跄的步态、枯垂的丝瓜藤都成为存在的隐喻，在粗粝中抵达一种朴素的庄重。疾病由此化为内省的契机，作者在忍耐与接纳之间找到了从容——那个急于确立的“我”，反而在消散中获得了更坚实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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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打开这个文档时已经伸展开了触角，盘根于生活和思维的旧模式上。我拿我怎么办，四十八岁仿佛择墓而居的心态，和二十八岁相差多少，已经永不可计算。用细节打开生活是出于思维的贫瘠。思维的贫瘠又保佑着生活的贫瘠，二者仿佛互相袒护。2024年冬天，偶尔从镜子里看到那个女人，她是一个涣散者还是一个收集者？“我拿我怎么办”的提问极少出现，我坚信自己朦胧的意识和“服从性”都是天生。服从天然，就省去了过多的自我挣扎。但它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我想清晰地确立“我”，不仅仅是以“余秀华”这个名字竖立起来或平躺下去的肉身。仿佛我在汉语语系里难得找到一个孤绝的对应者，我绝对不是传统文化里脱壳而来的一个替身。“我”更多的状态还是模糊的，不知道要完成的旅行是肉体的，还是灵魂的。这个我似乎和任何文化或传统都是脱节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文字会呈现什么，它想不想消除“余秀华”的局限性，而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局限性是不是就是引诱着谁去打开？
可以旋转的穿衣镜在前一年的春天还内置着对肉体美的需求。女人一生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这里。鸬鹚在流淌的水波里总想限定羽毛被光照足够的一刻。镜子上灰垢很厚，浮土成实。我曾牵强附会把每一个镜面对应起生活的一个面，现在想来与“思想”的人工授精一样畸形。镜子里那个从无残缺的女人永不可能走出来。而此生，在我不说结束之时还以它笨拙的模样继续。前不久，我居然和英国人法鲁克完成了一个时长近一个小时的舞蹈，其中有我创作的一首诗《在对放的两架镜子间》，想来那便是无尽的深渊，人在这样的镜子前能不能良久凝视自己？镜子到底以什么喻象存在，我如何相信它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但又不得不相信鸬鹚从流水里偶得的智慧？要不是出去了，要不是伤春悲秋，我很少在这镜子前留恋，我的美就消失于“我”，所以美学是信仰的部分，信仰从镜子里面开始肯定自我。
从卧室的门，跨过一步就到了房子原本就有的阳台和去年隔出来的一个很大的简陋书房。这架能够旋转的镜子可以旋转到正对着书房门的位置，但是大概没有人会看到镜子里的书房门，我就极少留意到门，窄窄的铝合金门。一个粗糙的人对门的要求也是很低的，只要我能直着身子走进去。我也想把自己的家装扮得精致一点，但事已至此，修改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事。说到蛇，它偶尔出现在我的童年里，让人头皮发麻。当一个人大了，老了，蛇就失去了对她的兴趣，从此消失在她的生活里。我们少了害怕的事物，我们就老了。当我拖着脚瞅瞅镜子里的女人，再蹭进书房，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已经超过了我本该有的感知。书柜里装满了不必要的书，我总想着慢慢把它们丢弃，它们沾满了灰尘，像年老的男诗人的唾沫。我越来越不喜欢年纪大的男诗人，好在他们也离我越来越远。当你看到一个尖起的嘴巴嘟囔着宣传自己的诗集时，就不由想起他们衰败的肉体里已经打磨不光滑的灵魂（但愿灵魂还为诗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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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麻而肿，脚踝抬不起来，它是有感觉的，感觉像很多蚂蚁在皮肤下爬。它和我是有联系的，它告诉我这么多细密的感受，但是它却不能动弹，不能支撑我的半个身体，它减少了和我的联系，向我发出了严重警告。我滥用这个肉体四十八年了，它对我的滥用提出了抗议，发出了警告。你有多爱惜你的灵魂，也请你同样爱惜自己的肉体，不然它在死亡之前会带给你更多的折磨。其实灵魂和脚伤关系不大，但是肉体是不可滥用的，当然任何东西滥用都是会受惩罚的。对肉体的敬畏和对灵魂的敬畏一样重要。脚痛连接到了原来的许多疼痛，它像鱼钩一样钓出了沉睡在水里的许多记忆。记忆也许屏蔽了诸多疼痛，毕竟漫长岁月，疼痛总不能成为正餐上桌。少年时的镰刀就曾经砍在脚踝处，疤痕持续了许多年，但还是消失了，而记忆凭空留了下来。如果不设想肉身泯灭后还需要面对灵魂被盘问（也许在这过程中已交代得很清楚了呢），就肉身的疼痛而言，似乎简约许多。所以被记忆隔阻后，此刻的疼痛具体而新鲜。我等待着随时从这疼痛里离地起飞，奔向我搭建了四十八年的不至于使人迷幻的疼痛区。
阳台里放了一个最简易的挂衣柜，任何有一点经济和审美的都不会用这样的衣柜，没用多长时间，它外面的布已经风化了，我原就不打算用它装好一点的衣服。它也正是我把一些破烂货过渡出去的一个场子，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无论如何都是拿不出手的。我把我的家一直都弄得很粗糙，好像它是我的一个临时居所。有时候我想，如果某一天万不得已离开它，我有什么舍不下的？也似乎没有很多，但是二十年前，它曾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在这中年的病中，像那层布一样容易碎。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布置这个空间，但是年老的精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不适？更多的可能是有一天我会丢了它，连同它里面的衣服一起丢了，我已经感觉到了生活里许多过剩的东西，它们让生活多了缠绕少了清爽，我没有学会断舍离，但是时间已经先于我做出了选择。我当然可以更细致地写一写这个短暂的租客，类似于油布，却已经被阳光晒毁了，一抓就掉一层碎屑。这些碎屑在一段时间里支棱起一个人的存在。
仅是“一个人”，病鹤般立在此刻的纸页上，“我”又一次稳固了自己的身份。我思故我在，我疼固我在。书房里的大师们愁眉苦脸，他们从时代的金色光线里偶现出来，扑倒在这个俗烂时代的村子里，牧歌唱不出来，愤怒喊不出来。也许穿过时间的暗洞，这些见识不过一记笑饵，唯有时间还没有结束，它们知道应该怎样结束吗？我用了四十八年的谦虚也没有换得一点骄傲的本钱，无法确定自己，这很糟糕，比一个人确定自己是抢劫犯更糟糕。此刻隔着这扇窄窄的铝门，它们那么静谧，躲在文字之后。我的充盈仅仅是我把它们请到了我的书房，让我的孤独和病痛都仿佛有靠山，连死亡都有了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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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病期间，琼瑶逝世。这几年，我们知道的许多人走了，死亡不是从远方慢慢走过来的，而是突然到来，是小说情节和结尾都无法处置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一种死亡叫意外，它们都是有迹可循的。我看过她小说改编的电影，没有看过她的书籍。年轻的时候，她的文字也没有吸引过我，但是电视剧里的那些眼泪打湿过我的衣襟。说说死亡吧。在如今社会的市场上，它如同一棵白菜还是一斤猪肉？“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生与死究竟大过了什么呢？仅仅几十年前或者说二十年前吧，人们对出生是含糊的，因为明确地知晓繁衍的自我胁迫性，“生”更无须多一份力气解释自己。它算得了什么大事？尤其现在，互联网把这个世界勒得肿块横出，当然它本来就灌满了脓汤，那些大肆在互联网上谈论生死的，和在步行街上掏出弱小的器官一样，他们是侵犯者，也是受害者。布罗茨基，喏，一个中年移居美国的男人，他的死是否扰动过威尼斯的水纹，当他在我的书架上向我说起他存在过的世界，他火光一样的想法，我对“生”还保持着没有被病毒浸染过的纯洁。
“意义”是无解之壑。你不免会想人为什么会说话。也许清晰的语言传递是人类互助的一种方式，在猴子眼里，并不比一只猕猴桃更叫它兴奋。猴子在世界上待够久了，没有一只有名字，且在死后立碑纪念。它们还够不到语言，语言成为通天塔，幸运的人会登上去得到神的垂怜。琼瑶成为被选中的一只。她不那么平坦的一生在她还没有死之前就已经被砂埋半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地球这个渺小的星球上，人之所求还是“天地”，而天地不以自己为天地，刍狗却愤恨不已地以自己为刍狗。也许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书房里出现过的人是模糊的，她的足迹，声音，爱恨。而命运的布局里，一些人理所当然地会站在另一些人遥远的地方。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互相的了解或者自我的了解还是少得可怜。一个有名望的人死了，人们知道他死了，更多如我般来去都无声，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区别不大，它能够维持的虚荣心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谁平生所求不是“好活”而是“好死”？一个准备好了死亡的人应该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暮色里的钟声是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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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碎裂的声音。早晨在书房里听到锯木头的声音，当然是锯齿锯过木头时被电源修饰过的声音，它离我的童年一步之遥。我的童年是木质的，是一种轻巧易碎的木质，像我父亲给我做的第一架助走器，那是由四个小滚支起的简陋推车。此刻的我闻不到被锯断的木头的味道，我只是留恋在这种安稳而玄幻的连接之中。许多事情的改变不在落地之后，而是跨步之时的凌空之间。我们与时代的相互筛选，在过于密集的变幻里失真。当我有信心把“失真”两个字打出来之时，四十八岁。这个年纪，多数人已经确立稳了自己的形象：被选中的被遗弃的，他们干脆关闭起了自己的头脑，把一生白白地浪费掉，好像一场报复。如果不是因为诗歌，我找不到报复的犹豫不决的借口。而诗歌，作为确立我个人的存在，我不满意的是它的狭隘。而后来我想，对它定义的狭隘或许是来自于我对诗歌内核的不稳定，说到底就是人的不稳定，我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稳定的自己？“我”是不是需要一种质地紧密的物资？而病痛是这种紧密之中的一次抗议？木头能够发出声音，骨肉和神经却发不出声音，它们像隐藏着的哀伤的人格。
从童年眺望四十八岁，它像太平洋的西岸，有叫人心碎的飓风吹倒后的沼泽，不可及。如今回望童年，它如一根摇晃的独木桥，撑不住现在的重量。所以我的童年应该是自己远远地躲了起来，那么多的故事飘散得无影无踪，父亲和弟弟甚至亲戚都还记得的细节像一根根断了的线头抽出了我的毛孔，它们在“我”里骨销肉蚀了。人生当真是一条单行线吗？连地球的圆也不能稍微捶打出一点弧度？此后在这个下午的阴暗天空里，除了飞机飞过的声音，寂静厚集在虚空里。我们要不停地走路，不停地从网络里获取信息的泡沫——架空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脚在报复我，我一向不太爱惜它，哦，我的身体。现在它去不了任何地方，曾经去过的地方也被宾馆里的床浪费掉，上床固我在。闻不到木头的味道，退出童年后，它就昂贵了起来，如果“昂贵”还能形容被我们弄得稀碎的世界。那是隔壁的二哥在锯木头，为冬天准备取暖。生活的温度首先就是由材料被锯开的声音汇集起来的呢。我依旧坐在日子最朴素和温暖的声音里，这样的厚待应该可以抵挡很多，但是为什么抵挡不了我对病痛的忧患？忧患来自于人的内部，如同宇宙的一个黑洞。
过度地记录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来自于精神和日子的双重贫瘠？它似乎更容易成为一个假想敌，来自于想戳破自己的矛。我们的童年能不能配以“可怜”？“可怜”出现得突兀，是我感觉到双重贫瘠后的归纳，还是与我们相互认领的孤儿？四十八岁的女人还是不能给八岁的女孩母亲似的关怀，它在结束的时候带给我一个孩子，他冷静，善良，他和我来自同一个星球？那时候灯泡打碎在房间里清脆的声音让他兴奋，我的孩子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声音？那些指望孩子的人，从厨房到客厅，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我想听到时间的声音，但声音又是什么呢？我们从中学的课本里走出来，光波就停止了跃动。而光波其实在继续跳动，我的孩子来认领了我这个孤儿，如同我的父母当初认领我一样。经过孩子房间的门口，能够闻到他房间里浓烈的味道，想必他来之前就和我完成了相互指认，他的味道也让我感觉到安心。我从他房间门口经过去厕所时，生活的日常又细碎地回到了我身上。“让你喝酒，让你喝酒！搞成了这个样子！”他的抱怨声像春天的雨，到了四月就要滋养我新买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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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书房里有点阴暗，冬天的铅灰。鸟儿们从田野里飞了回来，整个秋天，它们都在田野里。每个村庄的鸟儿都是家养的，但是很少让人看得清楚。多少年前奶奶还在，我们边烤火边数着屋后大槐树上的喜鹊（也许还有八哥），一共数了八十多只，像八十多个信徒站满了槐树。烧着的是一截老树根，老树根经得起烧。奶奶衣服的味道和年纪的味道，没有比那样的味道更叫“人间”。我们无所事事地等天黑，而天黑和天亮对奶奶已经无所区别，如同此刻的我一般。曾经惶然地看着时间流逝，如今和时间的流逝一样流逝着自己。北风很小，叩窗的声音更小，书房里的沉寂将无尽地延续，在这个糟糕涣散的年代，如何沉寂在这样的沉寂里，成了无法完成的课题。这个书房是我新搭出来的，此刻想起奶奶，是时空一个突兀的交错，我和她，怕是缘分已尽，来世也无再会的可能。回忆只有在一个人长久地独处里才肯光顾，眼角的泪一时清澈一时浑浊。莫名又想起不久前因为和一个朋友分别而哭泣，那些眼泪因何而来？
我庆幸地干起了写诗的勾当，尽管我一直怀疑那些词语间跳跃的是我本心还是本心延续到我指尖触碰不到的东西。无论多么糟糕的一个诗人，他诗歌的消失速度要慢于他生命的消失速度，我们还是在文字里获利。我身边充斥着大量自以为是的诗人，他们觉得写作本身不需要更多的才华，而缺少的是机遇。而机遇会给那些平庸的诗人准备什么呢？准备一个宴会，准备一些名流，准备虚假的承诺。诗歌在这些人身上如同一个娼妓，等着献妓而使主人受益。现代汉语依然没有找到最准确的发音，人们熙熙攘攘地争夺着一个并不成熟的果子。当然一个诗人的责任并不是为了让现代汉语得到更充分的解释，因为即便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些人也不是为了从中获益。“现代汉语”如果是一个少女，那些平庸的诗人不过只是亵玩，而美是需要理解的。理解在这个时候几乎成了教育的缺陷。你大概是见过许多一见面就说“我是某学校汉语专业的”，但是他的思维和语言的精准度和这个专业毫无关系。我想起奶奶的时候却说到了诗歌，我的诗歌和奶奶处在同一个语境同一种色彩的时空里，他们扶着我受伤的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走，现在也停了下来，让我看看这个天空的铅灰和天空里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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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久未写出一首诗，那些胎死腹中的家伙已滑出体外。布罗茨基在任何时候都在赞扬诗歌的伟大，而多年来它和我的依存关系像血肉连接在一起，它们连接的精确程度让我多说一句都是多余。从五月到十二月，我迷恋起一个年轻男人，我说过我的爱情更像一种随机选择，但我也确信不会有年纪大的男人（包括男诗人，我一直把他们区分为另一类品种）对我生出那样的温存，他们会越来越像八爪鱼，无差别地吸引经过身边的任何雌性，爱情成了交换的次商品。而其实，语言总有到不了的地方，如同语言也会超过一些应该到达的地方。我几乎从未为语言发过愁，而今我也未能理解到它与我更为深刻的关系。我到此刻无法确认我是不是已经确认了作为人的身份，再多情到需要确认诗人的身份。但是我却没有以诗歌的形式呈现此刻的我，诗歌总能把我往高处带，如果想象里的爱情也能给人灵性的高潮。年轻的时候，它们像树叶一样，我一抓一把，而现在我在不停怀疑我伸手去抓的动作，这一反一正让我有同等的喜悦。不写诗歌的时候我也不着急，它是我身体里的好天气，在乌云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休息。
我一生住院的时候不多，可能残疾已经抵消了一些灾难，尤其在我不再怨尤我的残疾之后，它与我的相处应该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式。儿子说我年纪大了反而越信天命了，但是天命一直都在，不管我信不信它。而那些不信命的人还是在不自觉间找到了通向天命的渠道。我信的东西很多，相信它们都自有因缘，这次是脚不能动了，不能把自己整得更残疾（废不废需要时间说话）。旁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糖尿病也把她的脚整坏了，但是没有整坏她的嘴，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那种见到人就要说话的欲望怎样地折磨着她呢？像我只迷恋一个人的折磨一般？而我的迷恋带给我更多的是自我怀疑，她是要不断地停止自我怀疑，不管方法有多笨拙。我还是有耐心听她的喋喋不休，怜悯一个有钱而又在医生面前装可怜的人。她毫不避讳地说她一开始看不起我，哦，仅仅因为我的身体。因为这样我也看不起她，但是这样的心理搞得自己很狼狈。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优越感，支撑起一个女人贫穷的一生。人怎样才能孤绝地活着，怎么才不给自己的英雄主义加一条貂尾？那些不要别人可怜的部分肯定不是苦难的咏叹部分。
在病房里，尚且有如此多津津乐道的东西，仿佛生活本来就有天生的热忱，维持着自知和不自知的人，庸俗成了靠山和退路。女人问医生，她还能不能过夫妻生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倒没有了羞怯，看来那是对她很重要的事情。我对人的性需求不是很了解，此刻想来，在昏暗的背景下，那是不多的一根稻草。后来她的脚恢复得不好，灌了脓，连夜把医生叫到医院给她处理。但是她害怕去更大的医院，害怕花钱，真是可恨。她的丈夫个头很高，像棵没有疤痕的树，这让她得意。人只有在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据为己有时才得意，也会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强加到自己身上时愤恨，比如疾病。疾病和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想着应该是神秘的。她喋喋不休地唠叨，她儿媳妇来看她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说到过“泡沫灵魂”几个字，看着她就感到悲哀。但是人家却觉得自己优越得很，五十多岁了还有一副不错的皮囊。哎，也是，有的人除了皮囊维持自己薄薄的虚荣心外，在这个世界上也真是举步维艰。我那时候在看《修道院纪事》，她对读书的事情更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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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十月》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余秀华，1976年生，湖北钟祥人，著名当代诗人、作家，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爱你》等。2014年诗歌作品经《诗刊》发布后引发全国读者热烈反响。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后山开花》，散文集《无端欢喜》和小说集《且在人间》等。2024年参与英国导演乔杜里·法鲁克执导的诗歌舞蹈剧场作品《万吨月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