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落在山坳口的祠堂（乡愁馆）像是一个展览的序言，整个村庄都在被它完整描绘。它的内涵大于山川，在时间遗址上不断延展。

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的周氏宗祠坐北向南，木质结构的三合院落，青石地面磨得溜光，缝隙间填充着细小的植物根茎，青瓦铺陈的房顶落满枯叶。大殿中的廊柱，布满密密麻麻的虫洞，细看，见白色蚁虫拱游其间。厢壁上的祖先画像散发出幽古肃穆之气。

沉默少语的村支书是位稳健的中年汉子，眉宇间隐隐有祖先的遗风。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新的“族长”。当他从腰间取出钥匙，哐当一声打开大门的时候，也把一个家族的秘史徐徐向外展开。

我对家谱有着切身的遗憾。小时候听人讲，我们的祖先是从陕西迁徙而来，常见父亲戴着眼镜翻看一本线装旧书，竖排的毛笔小楷，卷边处字迹模糊。那是若干年前散居在贵州湄潭、重庆彭水的家族分支共修的一份家谱。寨子里常有手艺人来，自报家门住地，叙起家族事，和寨上老人序齿论辈，仿佛找到组织一般，主客之间便亲切异常。可惜我们家族没有修建祠堂，读书识字的人少，也没人组织续谱，那本破烂的书最终不知去向，渐渐地就丢失了家的根脉。

阳光让院坝看起来更加空旷也更加深刻。相较于室内的文字和图像，地面那些溜光的石板更具备历史雕刻的准确性。那是时间对脚印的认证。一个家族的脚印，始祖的、先祖的、曾祖的，行行复行行，补丁连着补丁。

脚印也是一种流水，在岁月奔泻的河床中，石头被磨光表面，也收藏了汗滴和老茧。

一部村庄史和家族志，似乎仅需这一院坝的溜光石板就已足够表达生动。

身边的景致有着冬日的萧瑟之美。竹篱围栏上枯藤缠绕，灰的枝条和绿的叶片交织，青菜和胡豆苗占据地垄中心，见缝插针的是那些无名小花。站着的是树，坐着的是竹蔸，烧过荒的土坡在等待一次耕种。

眼底下的古寨像被一把硕大椅子托举在山湾。青瓦层叠，古林掩映下，仿佛一池连根接茎的荷莲。远处的山兀自延绵，廖贤河在低处，被山脚剪成规则不一的锦缎。绿得发亮的是河水，灰得深沉的是天空。粉白的公路从古寨边缘穿过，一会儿躲藏，一会儿显露。公路与河流之间，成块的农作物举着不规则的常绿。

楼上古寨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具有五百多年历史。在人们普遍崇尚水泥钢筋的时代，楼上依旧能够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十多年前我组织过一次采风，在一个土家山寨，见到近百棵古枫树规整有序地把整个村落四面包围，村道上的几棵，脸盆大的树根露出地面，虬须盘桓，空隙能容小孩穿过。寨子里的建筑也是一律的青瓦木房，依山顺势，错落交叠。寨中老人讲，这些古枫是老祖宗特意栽植的，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寨子处在陡峭的悬崖顶上，公路难以修上去，人力背运困难。我向他们提出建议，务必保护好这里的原始生态，可惜几年后依公路上山，那些古朴的旧房瓦屋便被水泥钢筋替代，古村落风貌不再。

我将这样的感慨表达出来的时候，诗人老朱会心一笑。腼腆的诗人比村支书似乎更了解古寨。他在陪同中不断地讲解，对寨中的一景一物都如数家珍。

老朱老家离此不远，小时候常来古寨走亲戚。他的姑姑朱元美和姑父周正齐一家就住在古寨。

童年的老朱和表兄弟们在古寨中玩耍嬉戏，上山放牛、下河摸鱼，在曲里拐弯的古石巷子里捉迷藏，去蒿草丛生的古坟头躺着晒太阳，看红红的灯笼和春联在家家房檐下悬挂，听村子里早起的广播催促人上山，炊起烟落，鸡鸣鸟啼，美好的境遇梦一样灌满他的童年。

成年之后，他又多次到古寨，看望姑母姑父，也是故地重游，去踏访美得绚烂的童年梦境。作为教师和诗人的老朱，已经有了重新打量楼上古寨的视野和胸襟。

往事在追忆中打开。一种强烈的情感推动着他，也诱惑着他，让他压抑不住心头的热忱，一头扑进古寨，走山访水，寻古问根。只要一闭眼，他就能想见，那些穿寨而过的石板小巷，那些雕刻精致的木质花窗，古井边的巨大楠木，转动有声的水碾房，依山而建的青瓦屋，一缕缕灰白的炊烟，摇曳飘渺……

迫不及待，老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遗憾，变成众人皆知的惊喜。他将楼上古寨的图片和文字收集整理成册，不断地宣传、反映，最终引起县里的重视。一个古寨的新生在诗人的呼吁中被唤醒。

二

我的目光折向旷野。

我在努力寻找一棵树。一棵被文字点亮的树。“北斗七星”，以它为中心的古枫树群，三百年，五百年，经过岁月淘洗，越加苍古遒劲。

树是进入村庄内部的向导，是解开村庄的密码，也是村庄的灵魂和胎记。

一棵参天古树和若干棵古树枝桠密集，织成一张厚实的网，将天空一网打尽；又好似人的肺部拍片，经络密织，黑色的鸟巢置于树杈（我仔细数了一下，古树上一共有十一个鸟巢），仿佛古老的村庄。那是鹳鸟的家园。

此刻，鸟巢和天空一样安静。

居住在树上的上千只灰鹳，是楼上古寨的另一批主人。村民亲切地称它们“老鹳”，仿佛多年来熟识的乡邻。它们不怕人，人也不伤害它们，大家和睦相处。

每年立春前夕，那些身穿灰白衣裳的空中精灵，就会从过冬的地方赶回，乌泱泱一大片，在古寨上空盘旋，展示它们高超的飞翔技艺，“呱！呱！呱！”叫声响彻十里。

老巢依旧，家园无恙。

烟雨迷蒙，山花开，河水肥，池塘从冰冻中苏醒，鱼虾开始活跃，螺蛳虫在泥水中拱动。鹳鸟们开始辛勤劳动，捕鱼，捞虾，捉螺蛳，捡贝壳，一派鸟间繁忙景象。

密集的古枫林，是鹳鸟们的起跑场和停机坪，在每天的晨昏更迭中，它们起飞降落，灰色羽翅把天空涂得无比丰满。

有一年，从树上掉下来两只幼鹳，摔伤了，在地上挣扎，呱呱地叫，很凄惨。有人便抱回家去养，从田里挖螺蛳来喂，小孩子去河里捉鱼虾，喂了好几个月，伤好了，才把它们送走。

放飞的那天，两只幼鹳“呱呱”地叫着，久久不愿离开。后来，有人认出在池塘觅食的鹳鸟，像是受过伤的其中一只，便对着鸟儿喊：老鹳——老鹳——鸟儿也不飞走，对着人扇翅膀，“呱呱”地叫。

中午时分的天福古井边，有着时光濯洗过的清凉。七十四岁的冯运先老人带着孙女蹲在井石边洗衣服，“哗哗”的井水白银一样流淌，又似月光铺满井台。老人双手冻得通红，孙女穿着大棉袄，脸上红扑扑一片。问她家里明明有自来水和洗衣机，为什么还在这么冷的天气来这里人工手洗，老人不言语，只是抿嘴微微一笑。又问叫什么名字？孙女在哪个学校读书？依旧抿嘴。走出去老远，终于认出诗人老朱来，说起当年曾经给予她的帮助，面色开始和润，告诉我们儿子媳妇在外打工，自己在镇上带孙女读书，风中隐约传来她的说话声，甚是模糊。

天福古井泉水甘甜，四季恒温，无论干旱雨汛，水量从不减少。据传，古时泉水便沿岩石顺流而下，岩浆冲刷，日积月累，形成自然的龙嘴形状。龙嘴前端布满青苔，极富生态美感。井上盖二叠交错的悬山穿斗小青瓦顶建筑以蔽风雨。泉下建有上下两池，上面洗菜淘米，下面洗衣濯足。

古井前面的楠桂桥始建于崇祯二年（1629年），由一块二十多吨的整石构成，桥上有一水碓，下面有几处碾坊，两棵巨大的楠木和桂花树拱卫两侧。圆圆的石碾整日被流水冲动，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

井口南侧有“轮水碑”，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内容是楼上村民轮流用水的制度规定，以此解决用水纠纷。

古井不仅是人和牲畜、稻禾的生命之需，也是乡村聚会的大舞台。夜幕落下，山民荷锄而归，古井便成为他们洗涤和休憩的场所。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天气变化，都在古井边交流。担桶、水壶、瓦罐、暖壶，担着抱着，“噗踏噗踏”过来一批，“噗踏噗踏”又离去一拨。油灯点亮格子窗眼，灶膛里火苗通红，新鲜井水煮的一罐老茶，在陶罐里“咕噜咕噜”欢叫。

喝罐罐茶是当地人的习惯。

楼上村民家家有茶园，三三两两，遍布在山头坡脚，矮矮的茶茏总有三五百年的历史。采茶，炒茶，揉茶，晒茶，他们精通每一个环节。临了，装进竹篾编制的笆篓，往屋壁上一挂，便是日久月深，直至茶罐里的水煮得欢了，茶叶和井水便一遇成缘，相映成趣。

三

明弘治六年（1493年）起，楼上为周氏族人世代居住，历经五百多年的历史沉浮，至今仍保存着世所罕见的古建筑群，鲜明的宗族文化和浓厚的耕读文化，被誉为“佛顶山下的明清古村落”，是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十一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天下古镇古寨多如牛毛，无非青石巷道，石础石墙，青瓦翘檐，其中又透出诸多千篇一律的人为饰造。密密麻麻的店铺，乱哄哄的人群，四海雷同的旅游商品，滥俗的套路让人心生厌恶。

楼上古寨是独异的，唯一的，脱离人间世俗气又被烟火气包围。这些依山而建的建筑，包含明、清、民国、现代时期，其保存年限最长的达数百年之久。

一字型、曲尺型、三合院、四合院，全部建筑从山坡往上层层推进，纵横连理，不拘一格，各成一体。院落与院落之间，古石巷道牵连，交错迷惑，犹如迷宫。沿青石古巷而行，遇见一些“歪门斜道”的古民居（当地认为，龙门不正对堂屋，巷道不取直，图的是“财不外露”的吉利），探头进去，石板院坝收拾得干干净净，房檐上挂着灯笼，红色对联贴满门框廊柱，堂屋中央甚至正房门楣都会悬挂牌匾，字体遒劲，显得古雅大气。窗棂间花鸟兽虫，雕刻精致，栩栩如生。

顺山势的缘故，房栋与房栋之间并不在一个平面，很好地解决了排水问题，院坝屋环干净爽朗。以三合院居多的村落建筑，据说与家族的姓氏有关。村民解释，“周”字正好敞开一面，四面闭合就“困”住了（意即不能修四合院） 。另有说法是周氏祖训不准修四合院，要用一种开放的视野、旷达的胸怀，去迎接外面的世界，子孙才能有出息。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以上两种解释皆合情理，但据地势地形而看，三合院在楼上似乎比四合院更加宜居。东、西、北三面环围，独缺南面，对面的佛顶山携大小众山绵延，留出一片开阔旷野，廖贤河从山脚缓缓流过。开门即可见山见水，视野大开，而且向阳透风，因此，楼上古寨居民虽居住在上百年的老房子里，但家家干净整洁，人人神清气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风雨蓑笠归，廊下半壶茶，抬眼见山河，低头满腹诗。

转过几道石巷，翻过一处土坎，见一老人在屋门口削“捧瓜”（佛手瓜），神态悠闲。老朱说老人是他姑爷，已经九十一岁了，随即便站在院坝里大声呼喊。老人有些耳背，眼力似乎也不好，喊叫半天方才知道来人是谁。问及家人，说上山了，又问他自己能煮饭不，回答能。

见菜地里有一个废弃的石火盆，用一块整石雕凿而成，四脚四方，保存完好，和真的木火盆一模一样，堪称乡间石工艺术的奇迹，便感叹楼上真是古董遍地，随处是宝。

老朱回忆，小时候在姑爷家玩耍，住的就是现在村中唯一留存的马桑古屋。

屋子不大，前面是灶台，兼作厨房，后面拦成主人的歇屋（卧室），孩子们只能住楼上，又矮又黑，手一举就差点摸到椽子。下雨天，“噼噼啪啪”的雨点在瓦脊上滚动，声音特别响亮，仿佛在往人的耳朵里灌一样。

“那时不知道马桑树屋的价值，只是觉得姑母一家住得比村子里大多数人家条件要差。也对村子很好奇，感觉和别处不同。”

马桑古屋建于明代中期，清咸丰十一年（1862年），地方苗教兴乱，烧毁楼上村全部房舍，唯独马桑树古屋得以幸存。现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楼上名副其实的镇寨之魂。

古代民间用马桑树建房极为普遍。马桑树笔直、坚硬、耐用，人们常常利用马桑树来修建房屋和制作家具。据传，楼上祖先在建造房屋时，全部使用马桑树作为主料，后来经过战祸匪乱以及火灾，家园蒙难，几番烧毁重建，马桑树屋才退出历史舞台。

马桑树屋整体比较低矮，窗户为纵横格，没有雕花。相对其他木质建筑，比较简陋。随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和建筑的要求增加，马桑树屋被淘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桑树属于落叶灌木，多枝丛生，长得矮小弯曲，枝条脆弱，不利攀爬。马桑树含水量大，幼苔长得很快，生木不易点燃。被老百姓称为“无用之材”。小时候上山砍柴，因为不易燃烧，我们基本不选马桑树。马桑树还会结一种细小的红果，绿豆般大小，挂在枝条间，人误食后会轻微中毒。“马桑树儿长得快，一年发个嫩苔苔”，乡亲们也经常用这句话来调侃那些不求务实的虚浮行为。

在西南地区，广泛流行一个传说：马桑树过去是高大乔木，只是近两三百年才变成又矮又弯的簇生灌木。用马桑树做建筑材料，过去也很普遍。

在楼上古寨，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张三丰路过此地，感觉困乏，于是将锥帽挂在树梢上，人坐在树下歇息，一觉醒来，见马桑树高耸入云，忙喊“你莫长了，快弯弯腰吧”，马桑树从此便弯下了腰。

作家蒋蓝考证，“在寻常植物里，马桑树的别称多达几十种，比如千年红、马鞍子、空桑、扶桑、毒空木、水马桑、鸭食木、鸡瘟柴等等，如此之多的名称暗示了历史的隐喻和秘密。”在四川雅安、天全一带的民间传说里，马桑树变矮的原因与张飞有关。说是张飞经过一处马桑林困乏极了，便把马拴在树干上，自己在树下睡了一觉。醒来一看傻眼了，马桑树已长得老高，马儿在树上吊死了。气得他用鞭子狠抽树枝，从此，马桑树就变得又矮又脆。后来又有传说，与张献忠的坐骑扯上了关系……

蒋蓝认为，马桑树变矮存在基因变异的可能性。“近几千年的植物与今天相似，变化不大。可能有马桑树一科由乔木变灌木的特例。”学者黄权生《马桑树传说建木考》的一段话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楼上保存完好的马桑古屋，兴许会成为将来植物学家们研究马桑树变异的一个标本。

四

八十四岁的周永萼和老伴居住在一栋清代修建的祖宅里。沿着古巷侧身进入三合院，高大的建筑干净利朗，窗户檐口设计精致，雕花窗格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飞鸟走兽、梅花、蝙蝠等图案各异，交相辉映，屋子里悬挂着两块匾额，一块是“会绍稽英”，民国二十年（1931年），众亲友为其祖父镇远府学增生周学型七十大寿时做的祝寿匾，另外一块“松操鹤算”，是众亲友向周学型的妻子赠送的祝寿匾。

老人的三个儿子都成家在外。大儿子周政文是铜仁学院美术系教授，次子周恒，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北京工作。小儿子周怡在外自主创业。老两口守着祖业，哪里也不去，逢年过节，儿孙们回来，天南地北的音调，在老屋里团聚一处，其乐融融。

读过一年私塾的周永萼，年轻时喜欢下河打鱼。那时候的廖贤河水又清又急，鱼也多，他就自己编了网鱼的工具，往“紧水”处一安放，几个时辰后，竹篓里装满了活蹦乱跳的鱼。老人现在还种着一亩水田，请人犁地，自己栽秧挞谷，图一份快活。闲暇时候，老人就用稻草编织草凳，搁到村上的乡村特色产业园里售卖。

楼上周姓是典型的书香世家，尽管周家历史上并没有金榜题名的学者，但从来不缺读书人。据族谱记载，明清两代，楼上周氏先后出秀才（包括增生、文生、禀生、贡生）三十余人。

离周氏祠堂不远，有一处被称为“九子十秀才”的古墓，扒开荒草，隐约可见墓碑上的对联“案多黄卷曾传子，箧有熊丸又授孙”。墓主是周氏第六代祖先周易之妻黄氏，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距今已二百余年，主碑以“顶子”造型。石阡知府罗文思赐予周易夫妇“燕山丸熊教子，积光流厚”匾额一块。典故出自唐柳仲郢幼嗜学，母韩氏用熊胆和制丸子，使郢夜咀咽以提神醒脑，以此称赞母教子有方。从此，“丸熊教子”的故事便广为流传。

周易勤耕之余，酷爱诗书，留下不少诗作，“老去何曾更少郎，寿行八九意彷徨。延年家训怀先泽，奕叶薪传裕后昌。数亩田园沟道稳，几年书案泮池香。儿孙满眼频歌舞，斜倚几前看雁行。”这首《叙事》诗，体现的正是作者耕读自吟、含饴弄孙的晚年惬意生活。

周氏家族耕读遗风，代代有传，周政文所著的《膴膴楼上》收录周易、周之翰、周召风等周氏先贤留下的诗词赋文近百首（篇）。

在进入古寨的大门处，两边的瓷砖墙体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上楼观景观楼上，台砚书乡书砚台”，其上联是族人周正典所作，可惜至今没有配出佳对，只好勉强凑数。

周家后人在书法上也颇有底蕴，周氏家族不少人喜欢书法，逢年过节，家家必贴对联，而且大部分家庭都是自写自贴。在楼上，特别是腊月三十，便会出现家家写对联的盛况。书法成为楼上村民的一种养心喜好，深深镶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紫竹梅在墙上随意攀爬，扁长的叶子东张西望，青苔溢出石缝，柴垛子堆放整齐，鱼篓、笆篓、箢箕，拖鞋、棉鞋、胶鞋，墙壁上挂得满满当当；红辣椒在篾器里摊晒，红皮白心的萝卜划成薄片，用篾条子穿着，像阴干的小鱼，红对联，红灯笼，赤红板壁，大红木几，褐红葫芦瓢，深红棉衣，鲜红塑料盆……满院子的红，耀人眼目。

周其炳的三合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青石板的街檐下，做针线活的邻居围着炭火盆，轻言细语的闲谈有一搭无一搭。老人已经八十岁，戴一顶鸭舌帽，高鼻大耳，神清目明，收拾得十分利落。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带两个孙子在县城读书。自己年轻时也在外搞建筑，后来患膀胱癌，在杭州做过手术，身体状况不好，手指无力。自顾说着，也不沮丧，眉宇间透着淡定。老人年轻时是位唢呐手，十岁就开始学吹唢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毕业），但是爱好广泛，算是乡间难得的“文艺人才”。老人还会拉二胡，也喜欢看戏。说话的同时，就走进里屋，取出一把二胡，调试了一下弓弦，当众拉了起来，一副陶醉的样子。一曲未完，便呵呵地笑，连说，老了，老了。手一停，二胡哑了下来。

旁边做针线活的老人就笑，陪着的人也笑。老人很有意思，问姓名，说没有名字，问年龄，说忘了，问住处，说不知道。只是抿嘴浅笑，手上针线自如。

老人在做一双布鞋。问缝给谁穿，旁边的女人又笑，用嘴朝拉二胡的人拱一下。怕我们不明白，又说，现在不穿，将来才穿。

终于明白，老人是在给他的邻居做老鞋（寿鞋） 。缝制的人于是开口，说自己叫邓宗民，七十五岁，眼力极好，晚上能在灯光下穿针。

她对我们提出去她家看看的要求表示极度的热情。跨一道沟，上一段坡，高石坎上坐落一栋干栏式木房，板壁用桐油漆得亮光，红对联挂得鲜艳，满院子青石板。房子是三十几年前修的，老人现在一个人在家，老伴去世十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孙女大学毕业，在外地安家。

老人年轻时在寨子里是一位“能人”，会纺棉花，会织布，阁楼上还有一架纺织机。春冬闲暇时节，东家请，西家邀，裁衣缝袄，娶亲时铺新床、牵新人，嫁女时捆新被，梳头发，给新生儿剪脐带……为邻居老人的寿衣寿鞋，她都忙得不亦乐乎。

院坝边有一个棉绒做成的圆形狗窝，地上铺着稻草，一只大花狗站在旁边，静静地听主人说话，神情温和，太阳照在花背上，一晃一晃地发亮。坎下的畜栏边静静躺着一副棺材，漆得黑亮。

想起她给邻居做老鞋，不禁望一眼远处，古寨中间，星罗的坟茔和房屋紧挨，像是另一种别致的建筑。

旷野里，生和死，一起生长。

刘照进，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散文》《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获贵州文艺奖、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