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世间的名字》《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求剑：年纪·阅读·书写》等。

这是个看起来好痛的成语。

所以应该不是真的故事。尽管我们知道，酷刑自古有之，人们对双脚做过诸多更残忍的事（商代甲骨文，图像存留很多剁脚的证据），但只是买双鞋，应该不至于这么傻，这么背反生物本能吧。可也难说，这类事我愈活愈没信心，心的独特演化，好的坏的可以做出很多违反生物本能的事，愚蠢是其中极醒目的一种，那种无须刻意预判、光凭生物本能都不至于犯下的愚行，也因此，许多未来之事变得难以预见、断言。困难不因为人可能太聪明太富创造力，因为聪明是有线索的，行动是合理的，人聪明是人迅速地、提前地掌握某个隐藏的因果；真正困难的是人笨，笨可以完全没有逻辑没有因果，突如其来，连当事人都讲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只能说笨是唯一理由。笨到没底线，就等于不可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我们这一代已老去之人，倒是对“削足适履”这个说得太夸张的成语很有感觉，应该是苦涩的，但时移事往，在太长的时间里反倒已变成甘醇的童年记忆，和食物的腌制发酵有点相似。那时候人不能浪费，人浪费是近百年乃至这几十年的事。童鞋、童衣尤其是很困扰的事，总是一季、一年就不能穿了，所以兄终弟及，不是帝王之位，而是制服球鞋。鞋子最麻烦，因为无法修改，所以，买鞋从没有“适履”这回事，得买大一两号的以为预备，塞团布塞团报纸就行了。

哈基姆·奥拉朱旺，极可能是NBA史上技艺最全能的绝世中锋，尤其低位单打步法，真可说梦的摇晃者。但这双精妙无匹的脚，我早年读他的自传，奥拉朱旺说，他在尼日利亚打球时，球鞋都是“捡”的，教练弄来一整车西方世界捐来的旧球鞋，得自己设法配对。七呎非比寻常身高，于是他从没找到过合脚的、够大的鞋。日后，他去了美国休斯敦大学，此生第一次穿到全新的、刚刚好大小的、人体工程学设计的专业篮球鞋。奥拉朱旺讲，原来穿球鞋打球是这么舒服的一件事。球鞋似乎是一直禁锢他双脚的铁链，这一挣断，什么都挡不了他了，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人们直接叫他Dream，“大梦”，以梦为名。NBA的天空，乔丹是神，奥莱朱旺是梦。

但这回再面对削足适履这四个字，我是笑出声音来了，事情发生在家里，搞笑担当是朱天心，却意外成为一个文学话题。

几十年来家里一直有狗，也几乎没断过那种被流浪母猫抛下来的仔猫。有朋友稍嫌豪放地抱起小猫，担心小猫不舒服的朱天心出口制止：“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要像抱小老虎那样抱。”

这是什么？是说，我要用一种我从没做过的事，来理解来更正我还算做过的事。以未知来说明已知，这是什么操作？

说来，抱小老虎，这还真是一堆人的梦想之事。博尔赫斯认为老虎是全世界最美丽的生物，就因为这样，他出言责怪他很喜欢的吉卜林，《丛林之书》里，怎么可以让老虎当歹角呢？

比喻，形态上是座桥梁，我们用它来通往未知的事物世界，仔细点想，这好像是唯一的通道。差别只在，有时我们比喻得很明显，有时又很隐晦，看不出来我们这是比喻而已（文字只是隐喻，只一个字的动词，往往就是比喻，比方乒乓球场上，我们用“拧”来说桌面上的反手拉球，用“劈”来说下旋送球）。面对广大的处处未知世界，我们的已知是唯一倚仗，像自己身上发出的微弱之光（我这算是什么个比喻，但能懂的，不是吗？），难以立刻及远一下揭开全部幽暗，但是一步照亮一步，辛苦也实在。宫崎骏没那么成功的《魔法公主》（即《幽灵公主》）里，有很类似但比较美丽的描绘，那位隐喻般被人粗暴猎杀的森林之神，每走一步，脚掌方圆的土地便开出花朵来。

但倒过来以未知揭示已知？朱天心无意间凿出了这个缺口，大家一阵搜寻，还真是。我们可能得认输，承认最起码在文字书写世界里，更经常也更让人触目一惊的，确实是“你要像抱小老虎”这种的。

比方卡尔维诺也取笑过这个。意大利俗语形容剧痛，用了箭矢穿肉透骨的生动意象如说削足适履，卡尔维诺说，“这好像说，所有意大利人都有被利箭射中臀部的悲惨经验”。

像受用最强烈字眼来吓读者吸住读者的狄更斯，张口生花已届临骗子程度的吉卜林，往死里去往恶之深渊直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耽溺于美，正像是变态老人的川端康成（曾用水蛭来说女性嘴唇之美），或好像眼前世界万物俱灵，直通上古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云云，族繁不及备载。

但我还是最推荐杜牧的这句七言诗：“落花犹似坠楼人”，反差高低太大，都要耳鸣了──同样，落花不过寻常之事，见过千朵万朵不计其数，尤其日本四月的樱花吹雪；但我这一生活六十五岁了，还真的从没看到过任一个坠楼之人。可也这样，那个无可抗拒的重力加速度没了，人轻盈了，我们大致猜到杜牧心里想的是东晋的绝世美女绿珠，然后是那个霸气敲碎名贵珊瑚的石崇，那个又夸富享乐却又要弃绝这繁华如梦的奇异历史时刻，人又要远去却又依依不舍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能得重新理解“经验”是什么，它可能不知不觉被窄化了，窄化到人不该成为人，人应该仍是生物界中驯服的一员。

最好不要把经验只想成是亲身经历，这是实证主义的谬误。六尺之躯、七十人寿，人能亲身经历的东西其实很少，少到会吓你一跳，千万别再相信所谓“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类胡话，人异于其他物种，其中之一便是各种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很长时间甚至成了人的定义），突破了生物限制，延伸了人的身体，延伸到人摸不到、看不到、走不到，甚至纯生物性感官有时而穷难以捕捉的东西及其所在。所以博尔赫斯这么讲：“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由此，博尔赫斯说，阅读就是“经验”，跟你走下街头、认识了某位女士云云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作用于人身血肉的可感之事。当然，这中间得有一个“转译”的过程，但这并不困难，也绝对不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致命缺憾。这一样一直被夸大，夸大到不知是何居心的地步。我有时会想，书不是非读不可，人不读书也过得了一生，这是自主之事，并不必找这种理由。

把文字符号转为实体经验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基本上只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而已，你甚至不必特别做什么，交付时间即可。只因为人的理解总延迟发生，通常不在当下，以已知来消化未知吸收未知，是一个过程。最近我重新把林芙美子的小说仔细读过，发现她总是这么写，安南的异国往事，回到东京才一件一件明白过来；白天的死亡，人的哀恸要到半夜才真正袭来，在激烈的雨声中，爆发成生理性的腹痛腹泻云云。我们任谁都是这样，事后之明，事后才明，所以也总是带点懊悔之感。野猫般闯进世界，异常生命经历最多如不断被惩罚的林芙美子比我们更清楚人是这样，也成熟地将其化为一个小说书写技法。

阅读的必要转译，文字符号是一个问题加重其难度，但更根柢的，我以为就是“浓度”的问题，阅读必然性地消化不良──文字书写（不包括众多乱写的），总是经由书写者精纯程度不一地提炼过的。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些骇人的事一件一件个别来看，其实并不会惊吓我们，并不怎么超出我们的认知，这哪件我们真不知道、没在新闻报道里看过呢？但该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它们挤在那几天里，甚至在同一个夜晚发生，真正让我们“破防”的是这个，超出了我们心智情感的承受力以及我们保卫性的遗忘和冷漠，我们猝不及防，记忆一个一个被叫回来叫出来。甚至，量变带来质变，如此高密度的罪恶覆盖了我们原有的世界图像，覆盖了我们心中人的基本形貌，我们不得不重新想，也许真正可怕的是这个。

浓度太大，我们未知和已知的剎那失衡，比例不良，如同试图用尾巴来摇动狗。我们的已知（暂时）严重不足，但其实没关系，生命会继续，我们还会经历种种事，乃至于，我们也会进到某个和书写者、和书中人物极类似的生命处境里。像是，你和《神曲》里的但丁一样站在人寿正中心的一点、生命的折返点了，人在那时瞻前顾后地会想整理整理自己；你来到格林《问题的核心》里斯考比的年岁，你比较可思议他的种种异想，尤其他不想惊动任何人、不想任何人记得他、生活什物愈过愈少如抹拭掉自己的死法；你和《百年孤独》里不再打内战的上校一样老了，看着他铸造小金鱼又熔掉，或许也由此想到白天织夜里拆的珮妮罗普，种种生之徒劳；你顺利活过七十甚至八十了，重读博尔赫斯写他瞎眼后，整个世界落日般缓慢地暗下来直至全然黝黑的那些诗行云云。其中有些已知是必然的，一定会自己找上你，特别是身体这部分。基本上，人的生命际遇四面八方而去，但我们共享着同一种身体。

文字符号的使用加深了破译的难度，我们总是感觉它距离我们一己的实体经验太远了，甚至毫无具体的生活经验可“装填”它；但这也不就意味着，它在某个“远方”；“山走向你”的带来更多非比寻常的事物，或“你走向山”的带你去往一个又一个非比寻常的世界。“困难”一直有个两面的通则：它通常也是一处瓶颈，一个关键，塞车一样，每一个困境的冲破，眼前一清，迎面而来的总是个全新世界的景观，一种自由。文字符号不是自然物，是以它打开的也就不是（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世界，一种连身体物理限制都挣脱的自由。所以博尔赫斯才如此计较，说“书籍是另外一回事”，是非比寻常、或说唯一非身体性的工具，延伸了人的记忆（原本有较多实体经验成分），再延伸人的想象（原本就只少量实体经验成分），由此建构而成的纯思维世界是人所独有的。

杜牧生前有没有目睹人坠楼而死，我们并不晓得，他诗中所写所想的落花也似的坠楼也不是这样来的（事实上，若杜牧目睹过此种惨事，极可能会“破坏”他对绿珠的凄美记忆，我们可能也就失去了这行诗、这首诗了）。算时间，杜牧和绿珠相隔超过了四百年，联系着一个美人和一个诗人的，一定就只是文字，辅以口语。

如此的“经验化”，仿佛平行于实体世界，自成世界自循一己之路地顺时间大河而下，竟成为人最重大、最多量的生命经验来源，四五千年后到我们今天，已完全不成比例了。如今我们每人的所知所能多是这么获取的，懂愈多的人愈如此，我们偶尔甚至搞不清楚了，自己言之凿凿的、生动如现场重演的某一往事，仔细想，究竟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吗？抑或只是我们看来读来听来的？

朱天心曾有这个书写构想，她想写一部以美国为主人翁的长篇小说，完全由她此生的听闻阅读所堆起来的“一个”美国。朱天心从没去过美国，正因为她完全没去过，这书写方式才成立才好玩；为此，她也拒绝过多次来自美国的邀约，看来是迟迟未写但并未死心。朱天心讲，内容材料只会太多太芜杂，令人生畏，她相信，她必定比绝大多数美国人听得多读得多也想得多。昆德拉所说的“大国乡巴佬气”，跟人自恋一样，我们晓得（也遇见过不知有多少个了），许多美国佬对美国无知到一种地步，这些年进一步高举国族意识自闭，可想而知更笨了。

朱天心当然知道卡夫卡如此写过。卡夫卡同样一步也未踏上过美国而写成了“美国”，一如他写其他小说，都以他如此稀少的实体生命经验写成，他应该就是小说史上生命经验和小说内容比例最悬殊的书写者。但朱天心跟几位她的顶尖同业一样（博尔赫斯是其一），对卡夫卡的书写并不满意，而且，这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因为写的并不是同一个美国，而是1927年捷克人眼中的美国和21世纪中国台湾人眼中的美国，个别存在于各自话语、文字、思维、猜测和臆想中的迥异的美国。

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这么说，“人在思想中经验的事”──这也都是人的经验而不是其他东西，跟我们的实体经验同样真实、可靠而且延续传递。要说真真假假、说盲点，也一样都有，就别彼此挑眼了。大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他最大的研究工作是神话，囊括着地球上几乎每一片土地每一个社群国族的神话，神话当然大大有别于人的实体经验，你要如何经验自己化为一头鹰一道光呢？经验自己踏上太阳，经验自己用捏泥巴或抛掷石头来造人繁育呢？但神话一代代人听着说着，尤其在初民式的社群之中，极可能比任何个人的实体经验更事关重大更被讲求，人的过活更多依赖神话而非一己经验。神话，正是“人在思想中经验的事”，这由列维·斯特劳斯说出，堂堂皇皇。

我极喜欢列维·斯特劳斯此语，也一直想说给更多人晓得，所以还一直设法解释。人们奇怪地一直轻视还诋毁思维，如今不思不想的人（尤其年轻一世）似乎为数更多也更坦白，这么宣称居然还带着某种道德底气。我猜想，所谓生命经验可想成是自然发生的，人活着就有；但“思想中的经验”是人得多做的事，生活中多一事，有点累。众人，这我管不着，我只是记挂我为数不多的几位友人，像是投身工运如一生志业的郑村棋，或慷慨抛掷自己多年生命时光于外佣外劳的顾玉玲，我对他们始终有着敬意，所以跟他们相处谈话，必定我一生脾气最好的时光。他们多少仍会开我四体不勤之类的百年老玩笑，我则沉默地想，他们还是多少辜负了自己的聪明和认真，我只是可惜，并没有责怪。长期来看，人心很难保会单调会干枯，成为荒芜之心。现实世界已像卡尔维诺讲的梅杜莎的蛇发头颅，你直接瞪视它会化成石头，卡尔维诺说我们只能折射地、借由珀修斯青铜盾牌的间接影像来看它、来杀它，可能还得配搭他那双有着翅膀、飞得起来的鞋子。人仍得靠美善事物的支撑过活，集义养气，思想中经验的好东西远比实体世界多，至少我们可选择。

强调物质、强调实体是马克思的主张，当然我并不确定友人们如今是否仍读《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党宣言》云云容易多了，也短多了）。但卡尔·马克思，正是以他如此单调、贫乏的生命经历，试图来写总括，还总结人类全部历史的书，两者反差之大、比例之悬殊，计算起来还超过卡夫卡。马克思所写的几乎完完全全是“思想中经验的事”，用我还算熟悉的推理侦探世界来比喻，卡尔·马克思是安乐椅神探，并不是美式那种挣扎于罪恶大街现场的冷硬派侦探。

“人在思想中经验的事”，列维·斯特劳斯此悟，我始终觉得自己解释得不好，无法让它深入人心。所以只好多quote（引用），找到机会就quote，希望几十次、近百次之后，能量变为某个准真理。

来说“比”，这里，我们不再使用“比喻”这词，像《神隐少女》（即《千与千寻》）中汤婆婆收掉新员工“荻野千寻”这个名字，太浪费字了，只留一个“千”字。

我们则是要试着扩大视野。

《诗经》兴比赋，大致上，兴是点状的，某种触发如始生，某个念头某个单一画面忽然来到人心，可以是无来由的、微妙而难说清楚的，但人得消化它。接下来是比和赋，比是横向展开，偏空间性，一物及于一物，鸟兽虫鱼，万物并置；赋则直向穿透，偏时间性，以时间为思维之轴，因果相联，横向画面的世界遂有了厚度深度，更重要的是，动起来也似的有了变化，可以捕捉的变化。时间就是流变。

所以，它较多被说成一种诗的写法，一种文字文学技法，这其实是窄化了。只因为，诗原本并不文学，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毋宁说更像是人心活动的种种记录，而不是偏封闭地要完成一部作品。或者我们说，诗原本不是一个人的情感抒发泛滥，这是蛮后来的事，人乍一面对世界，这么陌生这么新奇，有这么多东西未知未解，迫切要先认识的是世界而不是自己（惟认识世界时不知不觉会更真切地认识自己，某种反观，某种隐藏不断比对、比较），不夸张地说，这还很大可能攸关生死，“人得保存有益的记忆”。所以第一阶段的诗多是叙事的，由“众人”流传添加修改而成，集体意义地认识世界并好好保留此一观看思索成果才是当下要务。我们看，各个早期文明的诗都是这么“写”的，即便到罗马时期，真由一个人书写的维吉尔《农事诗》也仍如此。《埃阿涅斯记》是罗马人的历史，《农事诗》则是庄稼、是葡萄树和橄榄树，是牛马放牧，还有养蜜蜂云云。意外的只是，中国早期的诗，个人的情感分量重了些，存在感大了些，脚步稍快，具有某种奇异的成熟和稠密。

比，就是人心流动，最自然仿佛本能，是最先也最快速认识世界的方式及路径，勾勒出第一张世界完整图像。相对来说，赋得稍稍晚出，人要思维准确，甚或理性准备，更富耐心，观看更久，才“从岩石浮现某张人脸、某只兽”般抓出来隐藏的因果联系，因此，赋并“不自然”，有点给自己下命令的味道，放下其他，集中心思，刺猬般好好把这事看下去想下去。

比，从一物到一物，洇开也似的、涟漪也似的，事物的联系是在现象的层面跑。这可以变得极放纵，因为人心流动、人的心思飘浮正是这样，所谓心猿，心是不安分的大孙猴子，是我们身体里活动力最强，运动量最大的东西，会快速地抓住某个“相似性”，举凡形状、颜色、声音、气味乃至于名称什么都行。某些太急躁、太一厢情愿的比就是巫术，早已声名狼籍，也正是我们对文学书写最不安、不敢照单相信的所在──至今，文学仍不时和巫术绑在一起，我们会说大书写者是大巫师，相似的神奇，也同样喜欢乱比。

小时候听过这故事，不知真的假的，说有个缺德画家决定完全照你们讲的那样来画个绝世美人，好吧，眉毛是柳叶（或改画成远山），眼睛是晨星，鼻子是悬胆，嘴巴是樱桃，牙齿是偏贝，还有，头发是云堆，双足是莲蕊云云。每一样都最美，极致的美，集大成如NBA历史最佳五人成一队的美──但画出来的当然是个怪物，惨不忍睹。

比，物和物与其说是相联，不如说相触，就只有这个点，而非全物等同。但就只这样一点相触才叫神奇，于是，这是邂逅，是发现，非常精巧，甚至你感觉这是意外或者幸运，惊心动魄。世界一样一样的东西已叫唤到你面前了，若你还想知道它们更多，得由赋接手，不是心猿，而是切换为意马，劳役马也似的带着强大意志力，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

“心猿意马”，也可以是这意思，此语出于佛经，人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继续经验它，想得深沉（《西游记》采用的正是这个，三藏法师取经，不是靠孙悟空一次纵跳，而是白龙化马的负重而行，这于是成为一个呼应的隐喻）。我们通常较简易地理解它，以合于一般思维习惯，以适于日常使用，这没关系，你可以只记一个，也可以都晓得，如照花前后镜。

所以，不仅仅是动员我们记忆里的已知东西来阐明某一未知、未熟事物，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理解。比，更多时候，倒过来，是已知的展开，人由已知的一点出发，伸头看世界。这更自由，甚至并没特定要认识的对象。这接近本能，如我们闲坐无事的联想，心思漂流无汇无际，多是些不成立、说都说不出口的东西。如今，我们晓得该适度节制它（人当然不可以只依生物本能而活，奇怪人却一直用这个来为自己开脱辩护），尤其在每一个正经的专业领域里。大致上，我们只让它最大幅度保留于文学世界，算是文学的一个特权。毕竟，有些东西，人不冒点危险、不带那么点任意或疯狂，是无法触及它的，也不怎么敢触到它。

在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上，文学的确屡屡是发现者，甚至在现实世界尚未成形前就提前试图描述它。书写某个还只出现于人心中的图像，倒不见得说文学书写者比谁都聪明，而是文学书写者被允许；也是，因为这样的自由，总进一步吸引来那些最不安定、探头探脑的人是吧？

来讲个真实故事，是我老师朱西宁莞尔告诉我的，我用它来进一步了解，诸如何以朱天心要说小老虎，杜牧要动用绿珠坠楼以及文学书写者屡屡夸大吹牛地来讲某一寻常已知之事。

朱天文朱天心小时，老师某天赫然发现，她们居然拿着北京太和殿的照片，跟玩伴们说，这是她们外公家的房子。

苗栗铜锣外公家重光诊所，的确美丽，是侯孝贤《冬冬的假期》的主场景，纵贯线南下，火车进站前会先看到它。

老师得消化这个瞒天大谎，他试着这么想──对两个女儿而言，她们心中的外公家，不是二维画面的这幢两层桧木楼房而已，还应该包括对寒暑假的期待，包括日复一日的玩乐时光，包括隔代不负教养之责的外公外婆的纵容，包括台北眷村窄迫屋子没有的空间、空地，以及摘不到的油菜花和龙葵籽，抓不到的独角仙和蝉，做平常日子不能做的事，甚至不必按时起床按时睡觉云云。节庆、自由、狂欢、以及回到台北后对此的怀念，令照片中的重光医院不足够了，灵光消逝，对不上她们心里的光辉图像，她们得设法补回来，即便接近犯罪──

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成不成呢？

确实，有书写者以他们极特殊的生命经历，尤其悲伤的生命经历书写，但基本上，书写者并不异于常人，甚至，由于过于忠诚于文学的缘故，他们还可能活得更单纯更安静更孑然一身，仔细看，写的其实都是我们寻常人皆有的生命之事。文学的非比寻常，往往不在其核心材料本身，而是在书写者的加入，如昆德拉说的，作品是人加上世界。悠悠生途，我们或许不只一回察觉这样有点沮丧的矛盾，某日某人某物某事，我们仿佛身体哪里被击中似的，为之激动、撼动，不能自已；但我们几乎同时知道，这又人皆有之，就像人买了一部新车、一款新上市的手机，你完全晓得自己只是全球百万甚至上亿购买者中的一个、一粒微尘（小说家冯内古特引过他友人的如此表述：“我踌躇满志，为之消魂，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书写就是某种执迷，不想悟不想醒，他比寻常人更珍爱这个感受、这一刻，他想留它下来，知道不特别为它做点什么，这必将转瞬泯没于相似的一般经验中如梦醒。杜牧一生，他看花开花谢绝不会就这次，但这次如此不同，真正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他身体里，联结着他思想中某些特殊的经验，把这一天从时间大河中郑重地分离出来。

我猜，关于绝世美人的描述也如此吧，不会这么刚好海伦或西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美的一个，机率来看不可思议，道理上说不通，也对其他时代遍地都有的美人不公平不礼貌不是吗？真正比的是书写，人在各自时代、地点，各自惊讶于各自的美女，谁说得好谁胜出，是书写将海伦和西施从历代美女中再分离出来。

比，是此一书写中最华丽也最经常使用的一种。

曹魏黄初四年，曹植路过洛水，有感（“感宋玉对襄王神女之事”）写成了《洛神赋》，我们由此目睹了一次一条河变身为一个神的惊心动魄的演出──赋，在日后成为一个文体，承自南方的屈原宋玉。有趣的是，赋是专对某物某事的专注追踪，但此一书写中最夺目的却是“比”，比的极限使用，很快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如同迷途，回不来了，文胜于质，反而屡屡弄丢最原初想抓住的那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

只读《洛神赋》一段，记住，曹植面对的只是一条河，完全没必要特别解释好让我们弄懂河是什么是吧，所以，这只是“要像看一个女神那样看这一条河”──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疎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祷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被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苦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看来，比这个书写之技，比较好用于那样万物俱灵的世界，或者说，它如此召唤万物俱灵。

此赋，曹植总是把姿态摆在、停在、煞住在将动未动这临界的一点上，若将飞而未翔，若往若还，含辞未吐气若幽兰。──“飞矢不动”“镞矢之疾有不行不止之时”，这已经是数学诡计的无比精确运用了，光影一瞬，是人心才分离得出来、才停得住的刹那（但“刹那”这个具体长度的时间单位怕还是不够短吧）。

印象派想画的也是这一瞬，不是静物静景，而是，“若将飞而未翔”。

所以，我们说回来，其实并非已知和未知之别，小老虎和小猫，落花和绿珠，两面都是已知，照花前后镜，只是人现实经验和人思想经验的往复联系和交换，昂首向着更高阶的未知而去。我们偶尔察觉某个现实已知之事不凡，不止如此，唯现实有时而穷，现实能说出的就这么多，多停留于现场，已无法让我们再多获取什么。我们想重新打开这一已知，就得转入思想经验记忆，才能击破它固化的坚硬外壳，给它装填新的、多的内容。真正源源不绝的是我们思想中的经验，自由，柔软，富弹性，而且哪一个时间空间如古希腊如宇宙某星系都去得了，也都拿得回的东西，如此丰饶。所以人们不用它、轻视它，真的太可惜了。

这也正是我们所有人确确实实的生命经验，应该任谁都有。已知是个容易被误解的词，已知其实幻化不定，如中国禅师讲总是悟了又疑，疑悟不居，“我们离事实永远不够近”。某一物一事，我们十二岁时看它，卅岁时看它，六十七十岁如在夕暮微光里看它，绝计不会都一样（如今我也慢慢接受了，可能对有些人完全一样，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也猜想，等到人最终得离开了，最后那一次又会怎么看它？

未知仍然只能靠已知为桥为路，非此莫由，在我们自己都捉摸不定的时间、地点和心绪中，如闻听召唤。我们能朝未知走多远，换算般仍取决于我们已知多少，个人思维如此，多人的言谈交换更如此。像是，今天人们很显然有不同于以往的生命期待，文学已离开人的基本生活层面，文学的已知变得稀薄，我确切地说，只封闭于核心的文学人口，专业化了，或部落化了，也就有了那种“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模糊忧虑。可想而知，文学想再往前行，只能靠个人沉默的思索，无法寄望寄情于言词的相互支援相互碰撞，文学的声音部分进一步失落，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文学独学无友，也许并不全然妨碍它及远，甚至某种执迷的、怪诞的会更如针尖刺入，可它也会变得危险，种种危险。

多年前，我不知何故答应了去大学演说一次，在该大学当驻校作家的林俊颖深知我的毛病，好心地叮嘱我：“如今他们只读大他们十岁、小他们五岁这区间的书写者的作品，你举例说明时得注意这个。”

这要命地恰好是我已知较弱的部分，没办法了，真的，那我们来说那些你知我知如公约数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