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部队大院长大，军人的职责，使得性别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次要到似乎可以被模糊处理。同时，这又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大院，住着部队作家、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还有文工团演员——我经常能听到琴声和歌唱，看到舞者每天弯折的腰肢和下压的腿。文艺女兵稍加改动，收个腰身、改个裤脚之后，性别就成了既被遮蔽又被彰显的概念。我不太能确定，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自己的性别意识究竟是被淡化还是被强化了。它在创作里的运用，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每当被问及这类问题时，我都有点为难，因为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于是本能地选择回避。性别，不是我经常思考的内容，而是处于一种问号般的思考甚至是停顿状态。

写散文也写童话，我曾戏称自己以“中性”方式写作，这里不存褒贬。女性身份对我来说，如同故乡——热爱是感恩，远离是自由，它是始终存在的根与血，我并未格外在意。过多、过度、过犹不及的捍卫，是否同时在证明着脆弱？如果空气充足，你就不会格外在意呼吸；如果身体健康，你也不会特别关注某个器官。这就像是有些作家写民族史或地方志，先要索求对其作品的倾斜甚至绝对偏袒——依我看，这不是强悍，写作者自己就没把素材当成资源而是视为负担。仿佛带着巨大的使命感去付出，所以一上来就暴露出先天理亏般的气血不足。内里越虚弱，就越容易逞强。我不需要回避也不需要强调自己是女性，它像血肉里的骨架一样支撑着我。无论女性文学还是儿童文学，从来不是文学主干的下属分支机构，其水准好坏也不需要加分来凑的宽大政策，那是写作和评论意义上的作弊。其实无论男女老幼，只要过了十八岁成年，就是同一个看待标准——写得好吗？其他附加系数，基本无用。

然而无论我本人对性别敏感与否，都必须承认：我自己确实就是女性主义的获益者。

回望世界历史，恍若隔世。1965年之前，法国女性无法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直到1974年之前，美国单身、离异或丧偶女性都必须由男性共同签署才能办理信用卡。世界范围的女性写作历史极为短暂，而中国现代女性书写更是不过百年——我几乎是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年龄，已经历了后者一半的旅程。长达几千年，被灌了哑药的女性群体没有声音，她们的生活像隐忍的影子那样，没有体积和重量，却积聚着漫长而沉重的黑暗。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是被整体忽略和压迫的群体，常常沦为生理或伦理意义上的奴隶。哪怕就在不算太久的之前，女性一生奋斗，也只是依靠脸蛋或子宫而活，仿佛根本不需要头脑去装载智慧。即使今天，很多女性还在为自己的肤色、性格、工作而饱受折磨，或者在脱脂的爱情和低钙的婚姻里聊度残生，或者像海报里赫然概括的那样——“东亚女儿错位的一生：给妈当老公，给老公当妈。”女性曾经不被允许上场，等到终于有机会一决雌雄，在积重难返的条件下也是非常困难，有时难免败下阵来——而所谓“一决雌雄”，这个成语本身，就已经把雌性当作输家了。

响鼓必用重槌。女性拒绝被剥夺的命运，从寸步难行的努力到矫枉过正的抗争，终于得以靠近向往中的解脱。即使不尽如人意之处依然存在，但备受压抑的整体命运，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拥有清晰的个人意愿，并做出勇敢无畏的选择。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仿佛把墨水窖藏在身体里慢慢汲取自己的写作者而言，携带秘密而内在的世界，仍感到无比自由，我深知自己所遭遇的，是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幸运时刻。

女性表达，是文学中的重要力量。童年的我，会因作家描写杀死一只兔子的过程而愤恨，长大以后不再那么幼稚，明白文字中那种平静的冷酷以及强烈的画面感，是优秀作家才能抵达的。但我坚持认为，“妇人之仁”，是作家重要的心理基础。它可能出于非理性的短视，但这些不问结果的疼惜、没有远见的护佑、缺乏立场的混沌，并不等同于柔弱，而是向我们僵硬的道德提出挑战和对抗，况且，怀有“妇人之仁”，并不妨碍句刃锋利，风格凛冽。

某些抱持成见的男性评论者沉浸于幻象，狭隘地评价女性和女性写作。比如，他们抱怨女性情绪不稳定，经常小题大做，在纠葛和冲突中歇斯底里。我们需要承认，失去理性的失控，常常流露出人格欠缺、教养不足，使当事者心境遭到破坏，也使生活品质当场下降——然而，无论男女不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吗？如果我们谴责语言上的歇斯底里，那么动作上的歇斯底里呢？升级的歇斯底里，是更令人不齿的暴力。无论是情绪化的发脾气，还是接近于犯罪的家暴，以此方式进行宣泄的男人，体现的不是力量，而是智力和魅力的缺失。至于女性施暴者，结论也是同样的。不必苛索格外的特惠和赦免——我们要求于女性的善意和包容，也是希望在男性身上发生的美德，反之亦然。再说女性写作。僵化者坚持自己的立场，比如说她们感性而破碎，说她们沉湎于细节而缺乏结构的宏阔，说她们太依赖于身体经验，说她们私人化总在说“我”而缺乏“我们”的大概念……总之，她们不是他们那样的叙事英雄。有些偏激者，甚至依然把女性写作当成相对边缘与弱势的表达。然而，如果忽略那些沉默的弱势者，忽略那些被损害与被污辱的阶层，那既不是文明社会的特征，也不是文学的基本立场。也许，文学所应抱持的，本来就不是强势的立场。边缘，也许正是它保持锋芒的方式，使它不致为中庸所摧毁。

不错，写作应该打开视野，容纳万千，而在某些特殊时期私人化显得更为重要。假如被集体裹挟着只能发出附和的合唱，反而是真实的低语，更具文学的价值与灵魂。这种任性或者私我，恰恰是对庸见庸众最为有力的抵抗。身体的经验也同样值得尊重。最鲜活、最丰富、最真实的直接经验，无不来自我们的身体。我既不喜欢专门以卖弄“身体”为噱头的写作者，也不喜欢刻意消除自己体味的道德家，那种经过化学提纯的高尚情操有失本真，倒是庇护着麇集的伪善。至于说到女作家的敏感——敏感，能够精微觉察到床垫和被褥之下的豌豆甚至芝麻，这难道不正是写作的天赋吗？如果硌着铅球也无知无觉，那也许是个不挑剔的好人，但一定不是好作家。对女性作家的偏见远非事实。如果说许多女性写作者沉湎于个人，那么自恋且自满的男作家更是数不胜数。没有探索过自然的宅居者，以为自己收集到的标本就代表了森林——看看那些出色的女作家吧：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蕾切尔·卡森、弗兰纳里·奥康纳、茨维塔耶娃、苏珊·桑塔格等等等等。她们的胸怀有若神庙，感性和理性、知性，无一不具，根本不受性别、地域、时代和舆论的影响……她们宛如一柄一柄天秤，维持着难以企及的神圣高远的公正与平衡。

写作风格难以用统一而固定的形容词来概括，因为女性本身就是多样多彩的。有的喜欢盛装，认为只有站在高跟鞋上，才能看到世界；有的热爱运动，随时准备起跑或弹跳，像狩猎中的豹。面对花心的男人，有些女人希望成为宠物，被终身疼爱、挂念、不嫌不弃，并且希望自己的男人是好主人，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好主人疼爱别家宠物超过自家的，所以他们身上有种责任带来的忠诚；有些女人则相反，可以在露水情缘里释放情欲，并不需要结实的感情基础，身体咄咄逼人或嗷嗷待哺……她们野生到不怕餐风饮露，也不怕茹毛饮血。有些女人灼热，有些女人冰凉，并且二者可以一秒钟转换：她们燃烧到灰烬，随后冷酷到令人齿寒——热水比冷水结冰更快，这就是所谓的姆潘巴效应，她们如此迅速地完成从沸腾到坚硬的蜕变。有些女人脆弱，习惯像候鸟般躲避危险，但在迁徙中表现出高飞的勇气和耐力；有些女人坚强，甚至拒绝他人理解，但有时坚强到像是一种被美化了的自闭。女性是优美的，她们也可以沧桑历尽；女性是温柔的，她们也可以雷霆万钧；女性是宽容的，她们也可以终身疾恶如仇。她们可能保有童话似的纯真，也可能拥有戏剧般的震撼；她们可能优美如诗歌，也可能残酷如灾难。那些保守如三寸金莲的足履，也无法再拘绊她们自由奔行的步伐。看看长期被囚禁的狼狮虎豹就会明白，一旦放归荒野，我们就能看到被迫压抑在体内的真正的能量——雌性动物可以独自哺育幼崽，根本不需要那些在流浪中惹是生非的雄性。性情和命运不同，女性的写作风格自然不同——是她们，写下了刀子一样的句子、蜜一样的句子，又或者刀头之蜜一样的句子。

唯其多样，才有自由。至于女性主义者坚持说女性就是比男性更善良、更温柔、更宽容……许多的更更更，对不对？可以对，也可以不对。因为用褒义词把她们囚禁其中，同样是刻板，是精神上的诱导、规训和约束。女性可以如此，也可以犀利、严格、有力而不轻易原谅和妥协，就像男性可以选择细腻温柔的发展方向一样。如果认定女性天然优越于男性，应该享有某种必然特权，并有理由去轻视乃至无视男性的意见等等，这是换汤不换药。男性沙文主义，是以忽略女性的境况为基础的；那如果以忽略男性的境况为基础，是不是就成了“女性沙文主义”？因男性为大而鄙视女性，这与以女性为尊而鄙视男性，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简单的调换，是主语更换而不是主张更换，其沙文立场别无二致，因为它们都没有追求平等，而是在努力维护等级和特权。这不是真正的女性女义。

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公正？是不是一个男人能够举起一百公斤，女人也同样要做到？当然不是。以男性为唯一参照标准，没有尊重女性自身的特征和条件，所谓的公正，只是昭然若揭的不平等。公正，不是举起同样的重量，而是尊重不同的个体，让他们或她们都可以充分释放自己，有权选择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或冲刺极值。有人不知是蓄意歪曲还是认知有漏洞，总是把女权的“权”字偏旁看错——是木字旁，不是三点水，不要把“女权主义”理解和宣判为“女汉主义”。更何况，“权”也是“权利”之“权”，而非“权力”之“权”——权利是底线，是必须保障的安全；而权力意味着高位，是支配的资格。男女之间，不是掠食者与牺牲品的关系，不是主人和仆从的关系；即使两性之间客观存在隔绝和对立，也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背负和依存。

寻求平等公正，不认定某种性别天然享有优于对方的特权，关注并尊重角落里不被看见的个体——我喜欢的，是这样柔韧而有主张的女性主义。

据说男人来自火星而女人来自金星，彼此是鸡同鸭讲无法互相理解的物种。而某些动物，其雌雄个体的体型甚至样貌，区别都大到了不似同一科属的程度。有些女性就此放弃了与男性沟通的愿望，自认进步和独立。而我却怀疑，这种“我的世界你永远不懂”的沉默，除了自足自洽，是否也意味着自我封闭，意味着缩在孤独的安全感中畏惧碰撞？如果说男人不懂女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导出一半的女人也和“我”价值观不同？然后在剩下二分之一的女人里找到理念不同，在剩下的四分之一里找到习惯不同，在剩下的八分之一里找到性格不同……如此不断筛选。我们不应该变得越来越狭隘，尤其是女作家，因为写作要求对万事万物都有附体的能力——海纳百川，才能养育浪涛之下千姿百态的生命。其实无论男女，无论老炮还是新手，作家都需要始终以敞开的姿态面对自身、众生和整个世界……遇到强者，就保持与之平等对话的底气；遇到弱者，就始终保持关注的善意；但不要轻易宣判谁是弱者，因为其间往往潜藏着自己的某种上位心理。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包括对个体的尊重意识，谁都可能有自己的强项，也有可能成为某个时刻的弱者。弱者里可能有女性，可能有孩子或老人，还可能有那些看似蓬勃的孤独少年或貌似体面的抑郁精英，更可能包括我们自己。自称“女性主义者”，却仅仅因为对方是男性就放弃关爱，那不过是在拷贝噩梦。我的朋友出版人方希说：“部分女权主义者立场强势，她们似乎专为跟男人战斗而来，男人支持的她们就反对，男人犹豫的她们就呐喊——这种女权主义者就是化了妆的男权主义者，喔喔喔变成了咯咯咯，不一样还是鸡叫吗？”是的，不要污名化地看待“女性主义”，它绝非一场对男性赌气似的变本加厉的漫长复仇。无论是性别意识还是文学创作，好的理论、观念和方法，都是让我们借之拓展自己，而不是自我捆绑；都是让人的视野变得更辽阔，心胸变得更宽广，能力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狭隘和偏执。两条轨道保持着对称与平衡，列车才能驶抵远方；人与人之间，彼此能够尊重和分享、沟通和理解、体谅和包容，才是令人安慰并值得期待的未来。

只有深入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变成更为丰富的自己；只有深入性别，才能超越性别，获得更有力量的女性书写。真实表达，认真倾听，我们既是独立的自己，同时也是他人的同事、朋友或伴侣、母亲、女儿——女，首先是独立的字，然后才是偏旁。

【周晓枫，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出版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幻兽之吻》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花地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出版童话《小翅膀》《星鱼》《我的名字叫啊吨》，绘本《没什么大不了》《做自己真好》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好书、桂冠童书奖、春风童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