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我书写是为了保证人生的延续性。

人们在当下无法理解所经历的事情，当下的那种未知会攻陷每一句话，每一个说法。

——安妮·埃尔诺

1. 听见

十二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炎热的夏天，我放学回家，开门进屋。

爸爸在厨房烧菜，小姨在房间听广播，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着眼睛。我走进客厅，才放下书包，忽然听见咚的一声，妈妈倒在了客厅的水泥地面上。我跑过去把她扶起来，吓得大哭。爸爸和小姨也冲过来，将妈妈扶回沙发上。妈妈睁开了眼睛，她额头上肿起一个包，看起来磕得不轻。

当天晚上爸爸妈妈没有回家。我和小姨睡在一个屋，那天晚上一直听见蚊子在嗡嗡叫着，我也一直没有睡着，想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呢，想着想着就很想哭，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三天后我去医院看妈妈，她已经做完了手术，我隔着ICU的玻璃看她，妈妈闭着眼睛躺在那，她还是昏迷的状态。我一下就哭了，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女孩哭泣被大人们认为是她在恐慌，大人们执意要将我带走，我扒着门，不愿意离开，我怕妈妈害怕，我想妈妈虽然没有醒，但她一定会感觉到我在外面，她一定会的。

我忽然想起妈妈以前带我去跳舞时，她总说我跳舞压腿不舍得用力，对自己太省劲儿。我在心里跟上天做了交易，我想：如果妈妈能马上醒过来，我一定会好好压腿好好跳舞。

整个暑假，我总是心神不宁。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妈妈都在医院里。那段时间是小姨照顾我，她比我大十岁，在一个宾馆做服务员，她实在是厨艺很差，每天只能给我做一些难以下咽的饭菜。

我问小姨：“我妈妈醒了吗？”小姨说：“醒了，但还需要恢复。”我又问小姨：“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呢？”小姨说：“应该快了的。”她抱了抱我，我看着小姨，她是我妈妈的妹妹，长得远远没有我妈妈好看。

但太久没有见到妈妈让我很不安，我紧紧抱住了小姨，她的气味和我妈妈并不一样，但我还是想要抱住她，小姨站起来说，来不及，要上班了，她着急地收拾碗筷，糊弄地擦了擦桌子，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妈妈再次回家是快一个月之后，暑假快要过完了，我进屋看到她，她胖了很多，整个人显得有些浮肿。她得了甲状腺癌，切掉了整个甲状腺，手术很成功，但副作用和后遗症让她很虚弱。我走过去，拉着斜靠在沙发上妈妈的手，我问她：“你好点了吗？”

她脸色很苍白，虚弱地点了点头。她指了指厨房，让我快去洗洗手吃饭。晚饭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吃的，我感觉家里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了，我给妈妈夹菜，一直给她夹菜，真希望她能多吃点。我想，妈妈一定会好起来，很快她会健康起来。

再也没有人提起送我去跳舞的事，直到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去了一所新学校。南宁有两所重点初中，南宁二中在市区里，南宁三中在南湖边。我原来计划是去第一所，每天坐公交车可以往返，最终，我去了湖边那所中学，只是我要寄宿在学校里。

爸爸说，要多照顾妈妈，所以要送你去寄宿学校了。我答应了，带着我的小被子和枕头躺在了宿舍的铁架床上，离开了在大学东路附近的家。

在三十三岁那一年，我在美国感恩节和我的导师聚餐时，忽然想到那个九月开学，从初中一年级搬到女生集体宿舍，直到博士毕业，我一共在学校里度过了整整十四年时光，我很少回家，宿舍成了我的家，学校饭堂将我养大。

那时我还不知道，从妈妈回家那天开始，她就已经逐渐开始听不见我说话，她的听神经可能在手术中受到了损伤，可能受到了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影响而导致坏死。后来，妈妈不仅再也听不见我讲话，也听不到这个世界的所有声音。在她三十九岁这一年，她成了一个听障人士。

小姨一年后结婚了，她从我家里搬走了，我去了寄宿学校，爸爸每天去上班，妈妈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她一直在适应自己的新身份，面对一个无声的世界，她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事实。

我的妈妈年轻时是个很美的女人，外婆给她起名叫金秀，她配得上这个名字，非常秀气，气质金贵，眼睛又大又亮，聪明又友善，无论在哪里她都是最出挑的一等一的美女，但这一切结束在她三十九岁这一年。

我很难想象她是如何接受自己从这一年起，逐渐成为另一个人，疾病的副作用使得她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补充剂，激素药物使她逐渐发胖，身材变形，糖尿病胰岛素让她大量进食，越来越严重的听障让她自闭。妈妈差一点失去了工作，她拿着病历去求工会，国企人事部大发慈悲给了她病退资格。

我不再去学画画，爸爸对我说是因为你要上初中了，该努力为中考奋斗，画画太耽误时间了；我也不再去舞蹈学校学跳舞，爸爸以同样的理由终止了。我和上天的那个交易迟迟没有兑现。广西艺术学院附属舞蹈学校的蒙老师更执着一些，她得知我放弃跳舞，还专门来家里找爸爸谈，她说思思会跳得很好，她是个好苗子，即使不走专业舞蹈路线，在全市竞演拿到名次中考是可以加分的。爸爸应该是犹豫了吧，我竖着耳朵轻轻听着，爸爸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同意，我听到了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

我躺在房间里午睡，妈妈背对着我躺在我旁边，她呼吸的气息很均匀，我把被子的一角给她盖好，轻轻把头靠在她的背上。

我想到，如果是以前，这个对话应该是妈妈和蒙老师之间发生的，以前去跳舞时，妈妈都会在舞蹈房门口看着我，轻轻打着拍子看着我进行各种动作。当我坐在她自行车后座回家时，会累得靠在她背上。

我想起妈妈有一次在从舞蹈房载我回家的路上说：“那个‘得米普也利’的动作蒙老师说你打开得不够多呢。”我纠正她说：“芭蕾半蹲的术语是‘普利也’啦！”妈妈笑起来，她说自己生完孩子都那么久了记性还那么差。红灯转绿，她奋力地蹬自行车，我靠着她的背，感觉妈妈的后背有些微微出汗，热热的，那是她的气息。 

我主动和爸爸说我不再喜欢跳舞，我想到妈妈如果再去看我跳舞，她听不到舞蹈的音乐应该很难过吧。我和妈妈从未讨论过这件事，妈妈不再与我讨论蒙老师教我的动作，也不再说有一天我演出完了她要给我献花的事。

但我曾经听到她和爸爸讨论过，她说应该让思思继续跳舞，而爸爸说要带她去广州看听力专家给她恢复听力，至少能戴上助听器，需要省钱。

我放学回家，站在门口听着，妈妈自从听力障碍之后讲话总是很大声，我听到她说：“思儿是喜欢跳舞的。”我爸说：“她和我说她不喜欢，她亲口说的。”

我站在门口，长久地沉默。

星期五的下午，我站在学校的台阶上，脱掉了凉鞋，在距离地面还有第六级台阶的地方，我伸出左脚，闭上眼睛，一咬牙就跳了下去。我的脚踝韧带在那次彻底撕裂了，打上了石膏。

爸爸给我买了个拐杖，他对我说：“你要做一个好孩子啊，给爸爸省心别惹祸了，因为爸爸还要照顾妈妈。” 

我点头：“我会是个好孩子，很好的那种。” 

整整养了三个月脚才好，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跳舞，也没有穿上足尖鞋，开始成为一个好好读书的初中生，我也不再画画，除了学习好像没有别的爱好，我变得不那么爱说话了，有时候周末同学们都回家了，我还待在学校里，因为爸爸带妈妈去看病了，我回家，也没有人在。

妈妈的助听器没有配成功，听神经已经失去感知声音的能力，助听器只能起到传导和放大的作用，原来即使用助听器也没有办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妈妈开始认命，她接受自己再也听不见声音的现实。

她开始和爸爸吵架，爸爸总是让着她，她只管把她的想法大声讲出来，但是爸爸说的什么她再也听不见。我总不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我只记得爸爸确实很忙，听完妈妈说完很长的一段，他会在纸上写：不行。妈妈还会继续说，她想尽力说服他，爸爸会用笔再次在“不行”两个字下面画线，或很用力地用笔指着那两个字，那张纸上会出现几个点，然后对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好多次在家里看到那样的纸条，上面写着：“不行”“不是你想的那样”“可以”“好”，后来这样的纸也不见了。因为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妈妈学会了看唇语，她大概能看懂简单的普通话和广西方言的唇形变化，那样的情况下爸爸对她的回答，再也不用写字了。 

家里总是很安静，其实家里有三个人，但好像没有人讲话。

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他们似乎只会谈一些非常简单的事，大多数也只与我有关。

周末的时候，爸爸临时出差了。我从寄宿学校回家，走到家门口才发现自己忘记带家门钥匙，傍晚时天都快黑了。

我站在门口敲门，我清晰地听见妈妈在屋子里走路、倒水、咳嗽，我不停敲门，我喊：“妈妈！”我贴着门，通过猫眼想往里面看，妈妈从客厅走过了，她什么都没听到，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我坐在门口冰凉的地板上，等了好久。那天降温了，我从学校回来时穿得很少，我在门口哆哆嗦嗦等着，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开门。

她大概以为我去同学家了，或者学校放学晚了，我听见妈妈在里面炒菜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下来。我家住在二楼，医药集团大院的房子没有电梯，每个走楼梯回家的邻居都会看到门口的我。

我拿出作业本，一个人坐在门口，把作业本垫在膝盖上写着，所有作业都写完了，妈妈也没有开门。住在三楼的李阿姨下班回家看到我了，她问我怎么坐在这里，我说我忘记带钥匙了，她说你家大人呢，我说我爸爸出差了，我妈去朋友家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李阿姨又说，思思，要不然你去阿姨家吃点水果。我说不用了，我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李阿姨说那你别坐地上，你可别冻感冒了。

这个时候门忽然开了，妈妈看到了我，也看到了错愕的李阿姨。很快李阿姨就反应过来了，我妈妈听不到了，李阿姨拍了拍我后脑勺，她说：“快进屋吧，别感冒了。” 

进屋之后，妈妈摸到了我冰凉的手。她问我：“你在门口待了多久？”

我在纸上写：“十分钟。” 

我看了客厅的钟，事实上我在门口的地上坐了两个小时十五分钟。

妈妈又问我：“李阿姨刚才说什么了？”我想了想，在纸上写：“她说你今天的气色很好。”妈妈笑了笑，只是那笑容好像是苦的。

第二天妈妈给我打了一把新的家门钥匙，挂着一条红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我摆摆手说不要，我在纸上写：“我都上初二了，小孩子才把钥匙挂脖子上。”妈妈笑了，她说：“你就是小孩子，你是一个很好的小孩子。” 

十五岁那一年夏天，那是千禧年刚过的下一年，2001年，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年我考上了重点高中，不仅考上了，我还是整个城区的第一名。爸爸作为优秀家长代表在我们整个初中的家长会上发言，他有些激动，脸有些红，他讲话很简短，他说：“我和她妈妈都没有读过大学，学习上没有管她，一切都是靠她自己，我的女儿是一个好孩子。”

是的，从那个夏天开始，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孩子，学习努力，成绩优异，长相清秀，性格乖巧，是那种所有人口口相传的别人家的好孩子。当一个好孩子，妈妈会开心的。我考了城区第一名的那个暑假，好像是那几年来，妈妈手术后，整个家里最为欢快的一段时光，我成绩如此优异，成了全家的骄傲。

妈妈开始出门了，那距离她失去听力已经过去了四年，我们一起去了河畔公园，在一棵柳树下，爸爸给我和妈妈拍了一张照片。妈妈搂着我的胳膊，她笑了。照片中的妈妈剪了短发，皮肤暗黄，她应该比患病前胖了有三十斤，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她不再是那个一等一骄傲的美女。

她已经面目全非。

我还是把那张照片洗出来了，因为喜欢妈妈的笑容，并从此带在身边，跟着我去了三所大学，去了北京、巴黎、洛杉矶，我的妈妈尽管不再美丽，但她依然是我最好的妈妈。

这一年的夏天过去时，妈妈终于决定去办残疾证。申请表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金秀，听力残疾一级。妈妈找到了一张照片，是她生病以前的证件照，准备交给残联盖上钢印。那张证件照上的“金秀”仿佛是另一个陌生人，我看着她，她三十多岁的年纪，乌黑长发披肩，皮肤白皙，有着美丽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这位穿着一件镂花衬衣的优雅女士，长得好像我。

妈妈忽然跟我说，算了，我再去拍一张新的吧。

我陪妈妈去拍了证件照，陪妈妈去了残联办证，我还陪妈妈去坐公共汽车，把她送上车，我不放心又拦住公共汽车，冲着司机大声说：“师傅，我妈妈她是听障人士，可能会听不到报站名，到新阳路那一站，一定要提醒她。”妈妈坐在最靠近司机的那个位置，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她以为是我在跟她说话，她冲我挥挥手：“怎么了，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吗？”我摇摇头，笑着说：“妈妈再见。”

我看着公共汽车开走了，独自站在原地，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

2. 写作

高中生活拉开帷幕，我开始更加努力学习，不知疲倦，如果没有考第一名我会痛苦万分，我变得争强好胜，很爱表现自己，逐渐成了学校里最耀眼的那种女高中生。我参加奥赛还得了奖，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也得了奖，高中三年所有需要代表学校门面上台讲话的学生代表都是我。我甚至变得无比擅长考试，所有月考我从未失手，我是一个永动机，那个强大的内驱力是妈妈的笑容。

我希望她笑起来，在我把考试试卷拿回家时，她是开心的。我希望妈妈开心，那种渴望成为十六岁的我内心最为强大的动力，使得我有如魔法，可以在三天内背下整本高二政治课本的全部考点，使得我高中时就考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其实妈妈，她从未对我有过任何要求，但那些好成绩，仿佛成为我和妈妈之间的默契，我找到了一种医治她的的良药。

高三之后，我更少回家了，常常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我住在三中高中宿舍里，每周都给妈妈写信，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爱上了写作。

我写下了许多日记，因为没有人可以讲出来，我时常也感觉自己并没有朋友，非常孤独。我很少讲话，事实上，在家我也很少讲话，每次说话声音都很轻，常有高年级的男生在教室窗外看我，给我写纸条，称呼我为“安静校花”。但集体生活并不允许你过分安静，因为安静，我成了一个高傲、清高、备受老师以及许多男生欢迎的女同学，那是高中校园里最被人讨厌的女同学角色。

这让我时常惶恐。我经常丢东西，最严重的一次是高考报名时我把户口本带到班上，去卫生间回来打开抽屉发现户口本不见了，我把整个课桌抽屉的东西和书包都清空了，最终发现确实是不见了，我吓得手脚冰凉。不知谁这么恨我，恨我恨到要在我去个卫生间的工夫偷走我的户口本。

那时距离高考报名还有十天，班主任陈老师问我：“你确定带到学校来了吗？”我点头。陈老师又问我：“思思，你再想想，你会不会放在别的地方？”

陈老师让我回家再找找。

我说：“老师，一定是丢了，有同学讨厌我，所以把我的户口本扔掉了，不想让我报名高考。”陈老师被我这句话吓了一跳，她大概不愿意相信高中女生的那些心思居然会如此恶毒，陈老师安慰我：“你是个好孩子，这么优秀，同学们不会讨厌你的。”我咬着牙对陈老师说：“会的，很多人讨厌我，因为我不爱说话，没什么朋友。”

我翻遍了操场的垃圾桶，在离得最远的围墙那边的垃圾桶里找到了，那本被撕得粉碎的户口本，我咬紧了牙槽，去小卖部给陈老师打了电话，电话通了，她问我是哪位，我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只觉得嘴里一股血腥味。

为了补办户口本的事，陈老师给我家打电话，没有人接。她又按照家长联络表的电话，打到爸爸办公室，爸爸不在。高考报名时间紧张，陈老师开车送我回家，她和我妈妈见面了，高中三年快要结束了，班主任才第一次知道我的母亲是听障人士。妈妈去给陈老师倒茶，陈老师转过头问我：“思思，你妈妈的情况为什么你从来不说呢？”我对陈老师说：“我妈妈对我很好，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陈老师忽然眼眶红了，她似乎要对我说什么，却什么都没说下去。她在纸上写：要去办一个新的户口本，不要影响孩子高考报名，今天马上要去，这是学校给出的一个加急需要的证明。妈妈看完了，点点头，她说：“马上就去。” 

去补办户口本是妈妈带我去的，她是户主。她把学校证明递给派出所户籍室民警。户口本办了加急，三天后可取。这件事办完，我才松了一口气。走出派出所，我忽然大哭起来，在妈妈怀里哭得非常伤心。妈妈有些不知所措，她对我说：“咱们回家，回家哭也可以。”我紧紧抱着她，在那个派出所的路口抱着她哭了很久，我是这个时候才发现我已经长得比妈妈还要高了。

我在那天发现，当人大哭的时候，周围的世界是安静的，你听不见马路上的车流声，听不见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只感觉校服似乎湿透，也几乎背过气去，似乎要把这些年来所有的感受都哭出来。

直到我听见妈妈说：“小时候给你喂奶时，你总是在半夜大哭，生你的时候我二十七岁，那时我有很多想法，想去考会计证，想转岗，想多睡会，总希望你能安静些，能少哭一些，而现在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希望听到我女儿哭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我从心底生出一种羞耻感，是妈妈这句话让我的眼泪终于停住了，我只是害怕户口本丢失，害怕被同学讨厌，我就这样伤心，我的妈妈呢，她吞下了一种本不属于她命运的巨大痛苦，咽了下去。

妈妈拿着新户口本说：“我们思儿又可以去高考报名了。” 

我笑了起来：“等我考上大学，我还继续给你写信。”

妈妈脱口而出：“好啊，喜欢读我女儿的信。” 

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奇迹，她再度听见了。但其实奇迹没有发生，她是连看带猜的。妈妈是怎么进化得那么厉害，居然能猜出这么长的一个句子。原来妈妈即使听不到，她依然在用她的方式与我交流着，那是属于我和她的，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3. 户口

拿到新的户口本，我发现爸爸不在上面了，爸爸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了呢？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已经很久没有单独和妈妈一起出去了。

记忆中，那次晚饭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散步的画面已经不再出现。

我慢慢忘记了妈妈曾经的样子，但我觉得妈妈是可爱的，她即使不再美丽，甚至有些臃肿肥胖，她的样子也是很可爱的。

只是，妈妈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胖的呀？

我都没意识到，我记得她曾经很爱穿无袖连衣裙，很多时候买来S号的裙子，还要自己拿针线把腰线改小一些才合身。

妈妈衣柜里的衣服都换了一遍，她再也穿不下以前那些S号的美丽裙子，她陆陆续续把衣服送给了别人。妈妈很少出门，越来越爱穿宽宽大大的T恤。

妈妈曾经很可惜地对我说：“这些衣服真应该留给你，但你工作的时候可能这些衣服都过时了。” 

2004年夏天，妈妈隶属的那个国企改制，申请了破产，她作为病退人员差点被清退，为了保住工龄和社保关系，爸爸和妈妈一起去找了单位领导申诉，出门前妈妈忽然找不到残疾证，她急得翻箱倒柜，我在餐桌上看书，看她着急也帮着她一起找，爸爸就站在门口等着，我看着爸爸，忽然感觉他像是这个家的陌生人一般。妈妈总算在一个包里找到了证件，拿起毛巾擦汗，喝了一大口水，准备穿鞋出门。

爸爸对我说：“和你妈说，让她换件衣服吧。”

妈妈抬头，看着他，又看向我，她问我：“你爸说什么？”

我看着爸爸，又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爸爸，爸爸说算了不换也行。

我说：“他让你带伞。”妈妈说：“没事，不晒，走吧。”

好奇怪，为什么妈妈能看懂我说话，却看不懂爸爸说的话呢？

我站在阳台上，看他们走在院里的身影，爸爸还是高高瘦瘦的，穿着衬衣很利索，扎着皮带，穿着皮鞋，皮鞋应该已经穿了很多年了，我才意识到爸爸已经很久没有买皮鞋了。

妈妈穿着一条黑裤子，一件很宽大的蓝黑色T恤，看起来比爸爸个头要矮不少，我忽然感觉记忆错落，他们不是差不多高的吗？为什么看起来妈妈要矮这么多。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他们的背影，让我想流泪，原来爸爸和妈妈站在一起时，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再像是两口子了。

我发现，高三那一整年，为了高考复习，我每个月只能回家四天。

原来家里有些东西早已不见了，在这个家里的人都知道，只有我没有发现。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明白，如果我不是一个好孩子，爸爸可能会选择离开这个家，他之所以没有离开，因为他害怕我变得不好，害怕我成为单亲家庭的叛逆女孩，害怕我成绩受影响。爸爸害怕我不好，我想那是爸爸爱我的方式。

但他可能不再爱妈妈了，有谁会爱一个六年来都听不到你说话的妻子呢？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爱和责任是两回事，是可以分开的。

妈妈退化成了整个家里最需要呵护的人，爸爸很多时候都小心翼翼。只是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还没有爱过谁，我不知道除亲情之外的爱是什么，还不明白妻子的意义是什么。

我很害怕爸爸离开我们，我想只要我一直都很优异，爸爸就会一直害怕，如果爸爸害怕我失去他后会变得不好，他就不会离开。

所以我不能不好，我要一直很好。

这就是我，那时十七岁的我最为朴素的逻辑。

我时常会做一个噩梦，梦到我回家，爸爸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成了我最为害怕的事，没有之一。这种恐惧超过了一切，我想我需要爸爸，妈妈也需要爸爸，甚至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爸爸和一个阿姨一起在专卖店买皮鞋时，我都只是快步走了过去，我好怕爸爸看见我。

我在家里看到了新的皮鞋，爸爸对我和妈妈说是出差时在广州买的，但我知道不是，他是在七星路买的，我看见他了。他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都知道。

我甚至看到过那个阿姨的照片，在他办公室的抽屉最下面。那个阿姨应该比爸爸年轻十岁，她笑起来样子和我妈妈有一点像，但她可比我妈妈年轻时逊色多了。

我想，那个阿姨一定很爱他，因为爸爸其实没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只要我回家，他就一定在家，平时还要处理很多事，陪妈妈去医院。

我也在想，那个阿姨爱他爱到都能理解这些吗？但我又有些感谢她，因为和她一起买皮鞋时，我看见爸爸笑了，那是我很久很久不曾见过的笑。但我也恨她，恨她为什么在爸爸的生活中出现，如果她不出现，爸爸是不是会对妈妈更好一些，如果没有她，是不是爸爸就不会想离开。

我在心里想，爸爸，我原谅你曾经想抛弃我们。

2004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我在高考时发挥得不够好，原本老师们都以为我可以去北京大学的，最后我只去了中国传媒大学。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因为中国传媒大学也很好。那年秋天，在我准备出发去北京前，人事部门发来了通知，妈妈没有被辞退，大概是残疾人得到了特殊照顾，妈妈曾经的很多同事都下岗了。

我和妈妈出门碰到她以前的同事在超市当收银员，在结账时她对妈妈说：金秀你命真好，我下岗了，老公都跟我离婚了，你这么多年不用上班还能保留工龄，女儿又这么优秀。妈妈听不明白，看向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笑一笑。我看着那个被迫下岗的阿姨，一时哽咽说不出话来。

2004年夏天，我离开了家，把户口迁走，迁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集体户口里。爸爸没有提离婚，但他把户口迁到了单位内购的一套福利房上，户口迁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那个阿姨安心吗？

我坐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想到了那个阿姨，她真的存在吗？那个下午我真的看见她了吗？那个阿姨有时候好像只是我的幻觉，她仿佛不存在一样，从未在我爸爸的任何言语和行为中出现过。

爸爸很爱我，他为了我才留下的，或许他在等我长大呢，但他的爱情会等他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此我家户口本上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想起，以前听小姨说过很多爸爸当年追妈妈的事迹，比如每天风雨无阻跑来家里给外公外婆做饭，比如给妈妈画了很多素描，还写得一手毛笔字，很多时候，年轻的妈妈都不理他。后来在外公外婆出车祸去世后，妈妈终于跟他在一起，终于发现他是一个温柔和值得托付的人。曾经爸爸还想过去考大学，在妈妈怀孕有了我之后，为了好好照顾妈妈他就放弃了。

如果爸爸没有和金秀女士，没有和我的妈妈结婚，他的人生是否会比现在更璀璨？或许这不应该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肯定句。

我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后来变得平庸乏味，他爱上了打麻将，他没有在下海潮来临时去做生意，他在单位没有升职，没有在事业上取得任何成就，他只是在做一个家庭的丈夫和一个叫作思的好孩子的父亲，他做得挺好的，那他自己呢？

在我看到爸爸中学同学聚会时，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着妻子出现的。如果他没有和金秀女士结婚，至少这个合影里他身边会有一个妻子吧。

原来爸爸还是需要一个妻子的，但那个阿姨应该没有等他。

我想到这里会有些后怕，原来结婚真的意味着要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密密地和另一个人绑定在一起，这很幸福，但也可能是一种不幸，仿佛命运的一场豪赌。

三十一岁这一年，当Hong在洛杉矶向我求婚时，我问他，你觉得婚姻里的责任是无限的吗？他说是吧，爱就是要不离不弃呀。我却害怕这种无限的责任，我害怕人生紧紧和另一个人绑定在一起的感觉。 

4. 初恋

我在传媒大学的北操场上问光君：“你说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好吗？” 

他说：“你可以不好，我也一样喜欢你。” 

我愣住了。

光君撩开我额头前的刘海，温柔地帮我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

他说：“你也可以不好，我也一样喜欢你。”

我可以不好吗？我真的可以不好吗？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不好。

于是我和光君接吻了。他对我说：“明天我来学校，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醒之后才发现，那是我的梦。

我在梦里常常想到他，他是整个高中生活中，我除学习成绩之外唯一的寄托，我是那样热切地希望光君和我一起来北京，在我的大学，在操场上与我接吻。

但光君并没有来北京。

光君是我们高中成绩最差的那种体育生，他考北京体育大学特长生失败后，我们分开了，再也没有见面。

在高考报名后，光君对我说：“思思，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问他：“到哪里？我们到哪里？这里是哪里？” 

光君推开我：“你装什么傻，你肯定会去北京读大学的。” 

我拉着他的手，很用力地拉着他的手，我对光君说：“你也可以来北京的不是吗，我们一起。”

他摇头，几乎是冷笑地：“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我能上个广西大学就不错了。” 

“我也可以的。”我说，“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不敢相信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在高三的最后几个月，我发现我是那样喜欢这个男生，尽管他在我们高中几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体育特长生，考北京体育大学，是整个校园鄙视链最底端的。

但我就是喜欢光君。

我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

当我每天下了晚自习，在操场上走两圈放松心情时，我看到了他在操场上练体能的样子，他总是独来独往。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留意到他的，我只是感觉到他是那样孤独。

在一个重点中学当一个体育生，给学校拿中学生运动会的名次，然后每次考试考最后一名，跟我考第一名一样孤独。

我们后来经常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他每次都陪我坐到家，然后又坐回去。好几次他都累得靠在我肩头上睡着了，我笑他说电影里都是女生靠在男生肩膀上睡着的。

我和光君就这样成了好朋友，整整三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两个那么要好。

我只对光君说过爸爸和小芬阿姨的事，我说我看到我爸的女朋友了，光君说你没有冲上去替你妈妈打人吗？

我摇摇头。光君又说下次我帮你去打两拳，我还是摇头。

“小芬阿姨应该很喜欢我爸爸，她让我爸爸开心了，我打她干吗呢？” 

光君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拍了拍我的头说：“思，你为什么总把人想得那么好呢？其实很多人都没那么好的。” 

我问他：“你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好吗？”

光君摇摇头，他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跟你成绩好不好、长得漂亮不漂亮没关系，你可以不好，我也一样喜欢你。” 

“我可以不好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光君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可以不好。

我可以经常跟他一起讲老师的坏话，跟他一起骂那些讨厌我的女同学，我说脏话，诅咒她们去死。他带我去夜市吃烤串，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熄灯后偷偷跑了出来，我们去了湖边。

在凌晨的时候，我们坐在湖边的草坪上，我躺着，看着天空，繁星点点的夜空好美，湖水波光粼粼。

光君问我：“思，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想要我爸爸妈妈开心，你呢？” 

光君说：“那我想要你开心。” 

他想了想，侧过头对我说：“但思呀，你可不要让老师发现你跟我关系很好，不然我死定了，肯定觉得我勾引优等生早恋呢！”

“你想跟我早恋吗？”我问他。 

其实光君从未说过要跟我谈恋爱，他甚至没有跟我接吻，每次说起未来，他总是沉默。

后来他变得很努力地去训练，晒得如一个黑炭，我想他一定是想和我在一起的。可是田径真的太难练了，尤其是他考北京体育大学失败后，他总避开我，直到我说了那句话。 

是的，我对光君说过：你去哪，我就去哪。

高考之后，在填志愿时，我坐在家里的书桌旁，爸爸敲门问我：“其实也可以保险一点，不一定要去北京，陈老师说其实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也可以录取，但专业没有那么好，但是也可以考虑厦门大学、中山大学。”

光君给我发短信：“你填哪里了？” 

我没有回复他。

“我填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光君又发来短信。 

我时常想起自己那句话，我对光君说：“我也可以的。” 

我对他说：“你去哪，我就去哪。” 

可是我撒谎了，我不但没有去桂林，我甚至没告诉他我去了哪所学校，我在那个暑假和光君失去了联络。

我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填志愿。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去哪所学校，我曾经很喜欢跳舞，蒙老师说我手长脚长头又小，长得清秀，是最适合跳芭蕾舞的那种小女孩，可是我早就放弃了。

我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考大学，高考完了之后我却不知道我该去哪里，在十八岁的林思那个少女的大脑中，最重要的，永远不是她想做什么。

我想我爸爸妈妈开心。妈妈每天都在家看电视，她没有朋友了，电视是我妈妈最好的伙伴了，她很努力地在学手语，看新闻时要选配有手语和字幕的那种。我想妈妈在电视里看到我，就像她现在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那样，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我，就这样我填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志愿。

在那个九月，我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在十八岁那年。我在传媒大学遇到了周家林，他是一个北京男孩，部队大院长大，长着一张从未经过痛苦的脸。周家林是来中国传媒大学和高中同学打篮球时遇到我的，他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从北京理工大学到中国传媒大学路途遥远，周家林每个周末都来学校，起初我不见他，他也不着急，总说自己是来打篮球的。

直到我终于答应和他吃饭，后来他又约我去黑龙潭爬山，爬到山顶后会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大西瓜，我目瞪口呆地问他：“你把西瓜从山脚下背上来了？”

周家林点点头，又从背包里再拿出西瓜刀、纸巾、一次性手套和野餐布。

“爬山出汗会缺水，记得你爱吃西瓜的。”周家林说。 

被人喜欢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坐在山顶吃西瓜时有了这种强烈的感受，有人关注你，有人倾听你，有人想着你。后来我才知道，周家林的父亲是解放军总参三部的军级干部，他没有忧愁，他不怕付出，他什么都有所以不求回报。他可以在我需要时随时出现，知道我喜欢孙燕姿就能买到VIP座的演唱会门票，他知道我喜欢花就送我最贵的永生花，他说教我学游泳就带我去北京体育大学找教练学，第一次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时我甚至忘记了光君曾经要考来这里。

我扎进了初恋里，感受到少女的幸福，周家林送我最新款的手机，我不再孤独，没有人讨厌我，我人缘忽然变得很好，宿舍的女生都喜欢我，甚至羡慕，总跟我说思思你男朋友可真好，哪儿找的呀？

周家林总是送我宿舍女同学各种零食、各种好吃的，我的朋友就是周家林的朋友，周家林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周家林，仿佛从天而降，他永远能变出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就像一个万能的人。

那天晚上，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北操场上，我问过周家林：“你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好吗？” 

周家林说：“是啊，我当然是觉得你好才喜欢你，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吗？” 

我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周家林看着我，他或许以为我是被他感动而落泪。

但不是，我在那一刻想到了一个人。

周家林整整追了我一年半，风雨无阻随叫随到，事无巨细追了我那么久，我真的是应该被这份真情感动而落泪，但我却在那时看到了光君的脸。周家林永远能变出我所有需要的东西，就像一个万能的人，但他就是永远没有这个能力，他变不成光君。

在和周家林接吻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光君的脸，然后我忽然哭了起来。

在高中毕业的第三年，我跟周家林谈恋爱以后，我才意识到，爱情是什么？是光君对我说的那一句：“你可以不好，我一样喜欢你。” 

而我曾经对一个深深爱着我，深深喜欢着我，甚至因为这样喜欢我而不敢触碰我的男孩说了谎，我说：“你去哪，我就去哪。”

可是我却没有再见他，甚至没有跟他好好道别。

曾经我觉得妈妈很不幸，她失去了感知这个世界声音的能力。

后来当我第一次体会失去爱情的痛苦时，我才意识到爸爸的不幸，他失去了他和小芬阿姨的爱情却不动声色。

我常常想起光君，想起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应该感谢他，感恩有他。

如果没有他，也许我在高考的重压下早已崩溃，我一直在表演成为一个成绩优异、毫无情绪，在父母长辈和老师面前永远很乖的女孩，只有在他面前，我是我自己。

我在周家林面前是谁？我甚至都不敢告诉他，我的妈妈是听障人士，我是那样不敢相信我会和他真正在一起。当周家林的妈妈开着奥迪来给他送他忘记拿的泳镜时，我坐在国际俱乐部的大堂看着他妈妈宠溺地掐他的脸，我心生一丝恐惧。

我只觉得我很贪婪，我应该拒绝周家林对我的一切好意，在最开始的时候。可是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认识已经第三年了，他依然那样爱着我。

周家林对我说，毕业了你都不需要考虑找有北京户口的工作，我有就行了，你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需要你赚钱。

周家林还对我说，你就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就行。

我笑了笑：“你挣钱了吗？” 

周家林用他那夸张的北京儿化音调侃我：“哟！咱思儿得多少钱才养得起呀？” 

我忽然在那一刻很想和他说分手，可是话到嘴边我都讲不出来，周家林又做错了什么呀，他那么喜欢我，喜欢我是没有错的。

周家林在大四的时候总开一辆大众迈腾来学校找我，他跟我说：“暑假你去考个驾照吧，回头我把我妈那辆奥迪给你开，她年纪大了不爱开车，放我家也是闲着。” 

那是2007年的暑假，再过一年，北京奥运会快开幕了，在我的同学们辛辛苦苦找着一千八百块每月实习费的日子里，我的男朋友要给我交驾校考试费，要把一辆四十万元的奥迪车给我开，我并未对此感觉欣喜，相反，我时常觉得这不该属于我，诚惶诚恐，心有戚戚。 

我没有去学车，反而回南宁过暑假。

那个夏天，我曾经想去桂林看看光君，我想抱一抱他，抱一抱那个在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漫长岁月中出现的男孩，我想和他接个吻。

我想对他再说一次，那句我曾经撒谎，曾经给他希望又残忍抛弃他的话。

我想对他说：光君，大四毕业了我们去同一个城市找工作，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想对他说：光君，不要再丢下我，不要放弃我，不要离开我。

在高中同学聚会上，我听说光君留在了桂林中学做体育老师，他甚至没有来南宁，没有人知道我和他曾经很要好，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想起他。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呀，周家林给我发短信。

周家林说他给我买机票，他要去机场接我，他跟我说，你去人民日报社实习吗，我妈给你找个关系，毕业了还可以落户口。我一直没有回复，还有一周暑假就结束了，我不停在想，要不要买一张去桂林的车票。

爸爸去上班了，妈妈在看电视。我坐在餐厅看着妈妈，她每天都在看电视，而我既没有出现在电视里，也没有开始找工作。我该怎么找工作呢，我整个大学期间都跟周家林在一起，我过得那样轻松又快乐，甚至没有想过未来。未来好像在周家林那永远不成问题，未来好像只需要和他在一起就徐徐展开。

但我总想离开他，在跟他接吻时，我总想起光君，想象着和光君在一起，和光君接吻的感觉。

妈妈好像比以前又胖了些，脸上长了些雀斑。

我问妈妈：“妈妈，你觉得我该跟谁在一起？” 

妈妈没听见，她还在看电视。

我又问了她一次：“妈妈，光君什么都没有，而周家林什么都有，你觉得我应该跟谁在一起？” 

妈妈没有听见，她当然听不见了，她好像睡着了，她看着看着电视打起了瞌睡。

我忽然想到了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病了呢，我像我妈妈一样生了重病呢，至少周家林会有能力帮助我吧，至少我的女儿不需要被迫成为一个好孩子哄我开心吧。至少我的女儿有个北京户口，不需要高考时咬碎了后槽牙复习那么辛苦吧。

我意识到我不爱周家林，但我想做个好女孩，好女孩就应该嫁给一个有好家庭的男孩，去拥有一个好的人生。

我给周家林回了短信：“买明天的机票好不好，我也很想见你。” 

我给光君写了一封信，我向他真诚忏悔，你的思并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她撒谎骗了你。但她想做个好女孩。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把信带到了南湖边，我和光君一起去过的那个湖边，那封信被我撕碎了扔进水中，有一些锦鲤争先恐后游过来，将那些碎纸当成鱼饲料吞噬，如同吞下命运一般……

5. 脚印

和周家林结婚那年我二十五岁，自那以后，我的人生开始进入失控状态，重新看当时的照片，我常看见自己的眼神中带着慌张，那时的我是多么无助又恐惧。

我一头栽进了一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婚姻里，却忘记了亲密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他真的吸引我吗？我和他有未来吗？他能够让我生活开心吗？

答案是否定的。当你遇到一个全方位合适的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家境优越，父母高知，没吃过苦，脸上没有一点被欺负过的痕迹，他很爱我，事事以我为第一，但除这些之外，周家林本身对我来说如同一个面目模糊的人。

结婚后，我才明白，他为了争取到我，也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他做了些他并不爱做的事，比如不断向我求婚，在那种情境下，似乎你无法不答应——一个从未结过婚的青年男子，家世不错，各方面状态颇佳，拿着戒指向你求婚时，你似乎无法拒绝。

我那时可能是被未来的生活给吓坏了，我生怕自己回到原有的轨道中，那些迷雾令我恐惧。我说好的，我嫁给你，然后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婚检，按部就班仿佛在做一件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我回北京，把家搬了，搬到了北二环的二百平方米大房子里，然后成了一个妻子。

仅仅一个月后我就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们的婚姻如此拥挤，所有决策都是周家林父母在做，而他所谓的对生活的控制也仅仅是当一个好儿子。我的生活似乎变成了一场交易，总有个声音跟我说，先生个孩子，我们就把名下这套北二环的价值一千八百万元的房子转给周家林。

原来我们这场婚姻里，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周家林妈妈打电话时说，没生孩子之前你们就别想动北京的房子，她生了孩子就好了，即使离婚了房子给她一半，最后也是给我们家孙子的。我隔着家门站在地垫上，拿着钥匙，却没有力气转动。

原来我只是一个面容姣好、身材尚可、智商在线的子宫，我的意义是为这个家诞下一个孩子，然后凭借着孩子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相信周家林是爱我的，至少他向我求婚时眼里的光是充满希望的，但他实在是太无力了，作为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他的人生就是在期待着通过父母在北京的三千万元房产翻盘，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个家庭的权力关系，就一头栽了进来。

有时，我会感觉自己毫无尊严，周家林出差时，我独自在家，毕业后没有工作，没有太多朋友，我唯一的路就是赶紧生孩子，然后办绿卡，然后等待和周家林父母一起移民去美国——这多好啊，朋友们为此欢呼，你真以为上班是多好的事情吗？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可是这个错该如何弥补？一种巨大的挫折开始笼罩着我，我无法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我迎来了漫长的等待，等待生活有所转机，等待另一种状态到来。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被折磨得面目全非，而我曾有过的自信、坚毅、温柔全都被耗尽，我成了一个经常歇斯底里的女人，我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脆弱，我不再能相信话语，我时常怀疑，怀疑人们说的话和做的事，我也常常在微信里对周家林喊叫，且无数次吃紧急避孕药。

有时我们会发生激烈争执，进而扭打，我说我恨他，问他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在你妈妈眼里你就是个寄生虫。这种强烈而持久的痛苦深入骨髓，我一个人面对着漫长的黑夜，无助、伤感，犹如在等待一场无期徒刑。在许多的夜晚我独自号啕大哭，希望时间倒流，我绝不会去登记结婚，可是这一切都切实发生了，我甚至还将之公之于众，举办盛大的婚礼，拍华丽的婚纱照，在巴黎完成了蜜月旅行。

我拥有很多，却连家里换一张凳子的权力也没有，我婆婆说那是她的红木家具。

尽管如此痛苦地生活着，但我依然是别人眼中的幸运女孩。

我憎恨自己当初的决定，若我不那么渴望家庭和婚姻，也许我会擦亮眼睛再看清楚一些，若我不那么容易被巨大而偶发的事情感动，我会坚决对这场婚姻说不，如果我不害怕回避冲突，我会在那时拒绝，但我都没有。我仍然想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在社会上受到认可的女人，那意味着我必须有家庭，我必须有孩子，我必须家庭事业双丰收，如果过得不好，我认为自己如同残疾，这些心灵的枷锁深深困住了我，让我痛苦绝望。在溺水中，周家林出现了，于是我以为自己抓住他获得了救赎，却随着他一起坠入深渊，那深渊甚至不见底，我只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在不断下坠。

周家林的工作越来越忙，他被公司派去上海，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家，和婆婆日日相对。

我渴望着有一个人能够救我出去，但这个人一直没有来，我在这种急切的渴望中，不断遇到错的人。那时我常常出轨，不断背叛家庭，想要被人真正爱着，又被摔在地上，又不断交出自己，被摔在地上，所有我曾经有过的骄傲与美丽，在这一年里不断破碎、衰败，我几乎无所作为。我一次次对靠近我的、表达好感的男人讲述自己这段隐秘而难以理解的婚姻，听我讲述的人，时而表示同情，时而表示怀疑，时而转身走掉。

直到结婚的第三年，我在周家林的手机相册里看到了他和其他女人的照片，他并不知道相册同步到云端后，删除照片依然可以恢复，我在云盘看了那些照片整整一年，一言不发。

直到周家林对我说出离婚。

经过半个月的精神重压之后，我找到了一种解脱方法，飞来上海，想亲眼看看他想要离开我时最终的样子，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未完成状态寻求的完形解脱。我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两周整个人都无法平静，整个人都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感觉自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血压和消化系统受到极大影响。我不顾一切来了，消耗巨大，几乎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状态，也亲眼见到了一个人说不爱你时的最终模样，那双眼睛不再属于你了，他的拥抱也仅仅是一种礼貌性的，我想我所做的也已经足够，我是在表演我爱他吗，事实上我看到他时心里仍然有波动，我又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久违的轻松。

其实我也是可以没有他的，其实我也是可以不需要他的，其实我原本的生活也是没有他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甚至走到了他工作的高邮路，就那样走过了曾经以为会携手相伴的路程。好奇怪啊，我怎么忽然就不在乎了呢？

原来是这样啊，我才恍然大悟。忽然那些细节都不重要了，到底是怎么离婚的好像也无所谓了，因为他说决定不在一起时就说明他认为以后没有我会更好，一个人觉得没有你会更好，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塞进他的生活里去呢？

一天一夜，我的感受居然会差别这么巨大，前一天我认为他是我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人，一天后我就觉得好像没关系，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是空手而来，最后也空手而去，他出现过，走掉了，那也没关系，不必执着。

在这种巨大的痛苦过后，我产生了一种新的状态，我忽然感觉很解脱，在从咖啡馆去虹桥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看着夕阳忽然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出租车司机都吓到给我递了两次纸巾，但我哭的原因其实不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似乎获得了一种力量，我是可以处理好痛苦的。

再回北京时，我在卧室收拾东西，看到窗台上的脚印，原来我曾经站上去过。

只是想到父母仍在，他们无法失去我，我又关上窗户，回到地板上。

离婚的那天下午像做梦。周家林刚从西安出差回来，我坐上他的车，那天雾霾太大了。把户口本结婚证往包里塞的时候，我心里一片空白，脑海中也是。我们开车赶往海淀区民政局，停好车我先下去的，民政局重新装修过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去问工作人员离婚手续怎么办，离婚两个字我说得好轻，生怕大声了就把自己刺痛了。我们去拍照，去复印，看着离婚区里坐着的男男女女，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木然，有人在痛哭。

我们好像是最正常的一对，我们好像是笑着进去的，带着分开后对彼此的祝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所有手续都办完了，拿着离婚证还有作废的结婚证，我觉得我们都老了，眼神里都没有结婚时那张照片里的光彩。

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很慢，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有点害怕，你害怕吗？

我说都办完了啊，怕什么啊。

说完，我突然哽咽。

我看着他，在民政局门口泪如雨下。他也哭了，他说对不起，那个女生怀孕了。我说没关系的，我都理解。他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说不用了，他说送你吧，不好打车，我坐进车里，他迟迟没点火，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想稳定一下，怕开不好，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坐在车里，一直坐了好久好久，两个人开始哭，他说，对不起，没给你幸福生活，没兑现承诺照顾你一辈子。我说没事，我们都有问题，不怪你。我说别送我了，让我下车吧，然后发现自己连打开车门的力气也没了。

那是我此生最为痛苦的一个下午。

回家之后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回忆起过往的一点一滴，感觉胸口一点点被撕开，再也不会好了，再也不会这样去爱一个人了。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那时我二十五岁，他二十九岁，太幼稚了，回想起来，我们吵的那些都算什么呢，太傻了，可是大家都害怕了，谁也不敢重新回到对方身边。我依然觉得周家林是个好人，我一直在给我父母当精神上的父母，无法解脱，他一直在给他父母当儿子，永远是儿子的感觉也不好受吧，但我们从未聊过这些。

想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恨他，对他只有祝福，如果有一天他一无所有需要我付出一切去帮助他，我愿意。要说离婚是种什么体验，大概是一种慢性疾病一样的消耗，你知道自己不会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也许永远也好不了，孤独的时候，午夜梦回时，会突然哭，会突然陷入脆弱。

只是分开后，我常常会想起光君对我说的话。

光君对我说的那一句：“你可以不好，我一样喜欢你。” 

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事事要追求完美，工作要好强要完美要升职要很多很多钱，婚姻也要很美满很幸福很爱对方，我觉得这样很累。

周家林说觉得自己失败，他说对不起背叛了我，没有做到婚礼上说的，要爱我一生一世。我说没有啊，别这么说。只是我心里在想，我们终于扯平了。我有时觉得自己甚至从未真正爱过周家林。

我心里有很巨大的愧疚，我是因为他对我好特别好才结婚的，也是因为他家庭条件很优越才跟他结婚的，我那时以为我追求的不过就是在北京安稳美满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我不想早早结婚生孩子，我有自己想追求的梦想和事业。

离婚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还要大，还要痛苦，比起重新去爱一个人，消解离婚这件事对我来说更难，因为我们都对彼此太好了，曾经那些美好的东西，我都忘不了。很长时间里，我都觉得我不爱他，我觉得他软弱，把我推在他前面面对父母，我觉得他不能赚钱，连带着我一起跟父母伸手要钱。但人很复杂，他依然是北京对我最好的人，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不是北漂，你在北京也是有亲人的，就是我，还有我爸妈，我们都是你在北京的亲人，比爱人和友谊还要深刻的那种亲人。每当想起这些，我都觉得，我可能永远也好不了了。

不知从哪天开始，我才发现，原来我对爱和家庭，对这一切的理解和思考都是错的。发现这一点时，我已经三十岁。曾经，因为每个好女孩都以为自己能拥有爱情，爱是万能的，是能解决你一切生活的灵药。当你有爱情时，你的一切失败都不算失败，你的一切都会因为有爱情而有转机。

周家林一直觉得我不爱他，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我很累很累很累的时候，想要一个肩膀在我身后，那时他在我身后，在最恰当的时候抱住我。其实周家林并不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过放弃，他不知道曾经我想过死和一了百了，是他的出现让我知道，我没有失控。和他结婚，让我重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随大流的人，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普普通通也很好，是他让我从某些恐惧中康复并痊愈。

我不会忘记，在我十四岁时，我也在我家窗台上看见过拖鞋的脚印，我战战兢兢拿着父母的拖鞋上去比对，是妈妈的拖鞋吗？是她因为听力残疾而绝望想要去死吗？又或者是爸爸的拖鞋，他因为无法承担这一切，也或者是因为失去了小芬阿姨想要解脱站了上去？那个脚印日日夜夜折磨着我，让我不敢松懈，让我不敢不好。

离婚后的很多年我都独自生活在北京，父母甚至并不知道我离婚的事，他们偶尔会问起周家林，我编个理由搪塞过去，我又重新开始写作。

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我在日记本里写：“最近一年的变化，大概只有一件事。我不再把婚姻和爱情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去思考，我想先看见我自己的需求，接纳我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亲密关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感觉舒服很多。慢慢我也接受，也许此生终会孤独。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相信一个人，这其实是三件事。喜欢一个人只需要一秒钟，爱一个人维持半年到两年，但相信一个人是一生的时间。无条件信任你的人，才是人间最可贵的。可是也许你会说，我怎么确认对方无条件信任我呢？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无条件信任他，若你能做到，他就能做到，若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也许你又会问，若我做到了，他没做到，他伤害我了吗？该怎么办？答案是：没关系，就让他伤害你，然后带着这种伤口痊愈，相信自己也会痊愈，带着这种信心生活下去。当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若走到最后都没有被伤害，会觉得婚姻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惊喜。若被他人辜负和伤害，我们也早有准备，相信自己能痊愈。我的人生是一场体验，亲密关系也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那些错过的人，我依然心怀感激，谢谢你们出现又离开。生活发生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在婚姻问题上，我愿做一个唯心主义者。我相信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相信伴侣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信念。如同相信神灵。”

鬼使神差般，那年冬天，我和朋友去一个酒吧，朋友迟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点了杯酒，然后一回头就看见周家林。他坐过来，我们喝了点酒，我问他这些年怎么样。他说挺好的。我对他说，我已经八年没回过家了，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周家林说，你该回去看看的。他顿了一下说，我爸前段时间去世了，我妈中风了，现在在养老院。

我想到，很多年来，他想要获得的自主权，他想要获得的那种自由，终于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了他面前。只是我没告诉周家林，离婚后的第六年，我拉黑了父母的全部联系方式，与他们断绝联系，决定不再为任何人负责。那晚，我坐进车里，忽然哭了出来，原来那种发自内心的痛是会触动灵魂的，但我在这种痛里，突然很想家。

人生其实真的很公平。

6. 心理医生

“朱医生，我还是会偶尔想起光君，想起来时心里会一阵阵不舒服，我知道，我快要好起来了，那些戒断反应一次比一次要明显缓解，战胜痛苦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就像我高中时经历的第一次失恋一样，我在高三时欺骗了他，然后消失。” 

“朱医生，我今年三十七岁，正在大学教书，我离婚后开始写作，读了博士，在杭州买了房子，但是总有一阵阵情绪闪回会将我吞噬。我不相信任何情感，但我又渴望恋爱，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抗拒成长，我想当一个被人保护的女孩，就像我青春期时渴望的那样。”

“朱医生，您建议我，远离应激源，远离一切让我痛苦的应激源。没有任何东西比自己真实的感受更重要，我希望我妈妈死掉，我希望她在我童年时就死去，我可以拥有一个能听见我说话的母亲，这样我就不会感到缺失和匮乏，这样我就能成为一个有爱的人，我希望父亲在我高中时抛弃我们，这样他就不会一辈子活在压抑中。 ”

“朱医生，您说，也许他们也尽力了，我想他们一定是的，我们都尽力了。”

“您建议我在准备好的时候回家看看，同时关注那种痛苦的感觉，当那感觉再度来临时，不要害怕，闭上眼，面对它，深呼吸，抱住自己， 紧紧地踩住地面，这痛苦的感觉会过去的，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说，接纳，沉默，会获得一份沉静的力量，情绪肌肉会得到锻炼。” 

7. 幸运女孩

我所能记忆起的过去，是一团可变的雾气，或许是因为我总在撒谎，于是就总看不清形状。

那团雾气从水边升起，我记得我家住在水边，潮湿，能听见火车的声音，从二楼的阳台看出去能看见一个池塘，里面养着罗非鱼的鱼苗，而近处是堆放着草药的空地，弥漫着一些中药的气味，而运输车轮子在泥泞的地面上留下车辙印，那些车子拉着新鲜的药材开进车间里，经过蒸煮过滤结晶成中药冲剂，很多工人在那个药厂工作，我记得，当我抬头看，有一个白色的李时珍雕像伫立在厂区门口，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清。我家门前有一条开满紫荆花的林荫道，风一吹，满地花瓣，香味弥漫。

我推开门，爸妈正在客厅看电视，家里和以前一样，只是旧了些，他们的头发已经白了，原来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爸妈看见我，有点惊慌失措，又招呼我坐下，而我说不出来什么，只是笑笑。

爸妈在厨房开始忙活，我站在窗前，傍晚的路灯亮起。

闭上眼，我看见，消瘦的爸爸就从车间里走出来，他穿着蓝灰色的工装服，戴着满是油污的手套，脸上也黑黑的，他并不抱我，而我只是跟着他走回家，那段路很短，不过一百多米，从中药厂的宿舍到爸爸工作的车间，路灯的影子会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每天在这条路上下班，走了四十多年，直至退休。我又看见了刚下班的妈妈，她头发乌黑，眉目清秀。我刚学会走路，走累了，爸爸过来，背起了我，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走回家，我趴在爸爸背上打起了瞌睡，手里拿着的手绢掉了，妈妈跑过去帮我捡起来。

我睁开眼睛，我们一家三口在路灯下。

我刚才好像仍然记得那手绢掉落的感觉，也记得妈妈拿着手绢朝我挥挥手轻轻跑过来，记得爸爸是怎样拍着我的背，我想起了这些。

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爸爸在厨房喊我吃饭，我应了一声，不知不觉发现自己流泪了，想要变小，想父母变年轻。是我忘记了，只要父母仍在，我离死亡还有距离，我就一直是个幸运女孩。

【作者简介：余亦思，生于1986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编剧。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进修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作家研修班，作品见于《南方文学》《广西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转载，编剧作品曾获第三十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