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冬天，碧空下的玉龙山，分外耀眼。我走在路上，看看近处的古城，望望远处的雪山，神清气爽，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小城是幸运的。别人坐着高铁、飞机、汽车，千里迢迢赶来看的风景，我一睁眼就能看到，一迈开腿就能到达。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不说别的，单看我高考填报志愿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这是件很难的事：报高了怕落榜；报低了，怕留下遗憾。思来想去，为了稳妥起见，我当时填报了一所中专的粮食学校。我想，读个粮食学校，最后分到粮管所工作，天天可以吃米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天天吃上米饭，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被楚雄粮食学校录取了。可是，当我知道自己的分数是全校文科第四名，分数比我低的同学，被北京等地的大学录取时，心里还是充满了自责和遗憾。心虽不甘，但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一切都来不及了!我自己安慰自己，说这是省属中专学校呢，今后可以天天吃米饭了呢，总比那些落榜的要强呢，少读几年书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呢。

我就这样抚慰着自己，到了楚雄粮食学校。校园不大，但有一点让我很满意,那就是一出校门，往右一拐，就有个新华书店。这是个好去处。喜欢阅读的我，开始频繁去书店看书，偶尔也买些书。慢慢地，我觉得还有比米饭更重要的事。这个念头一经产生，便把我的文学梦催生了出来。我开始创作并向省内外刊物投稿，《边疆文学》是其中之一。在失败了很多次后，我开始在一些州市报刊，诸如《原野》《玉龙山》《昆明报》等发表作品。在那所学校，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开始小有名气,引得我们学校的校花还多看了我几眼。我曾用稿费请几个同学吃米线、喝啤酒，还请同宿舍里的同学与校花宿舍的同学看过一场电影（不敢单独请她）。这成了我在那所学校最美好的记忆。我曾想，如果当年在《边疆文学》发表了作品的话，说不定我会有勇气给校花表白一下的。因在楚雄粮食学校学习时，没能在《边疆文学》发表作品，曾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写作的天赋。

毕业后，我没有去粮管所工作，而是被分配去了另外一个经济部门。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依然做着自己的文学梦。无数个夜晚，我把激动了自己无数次的诗，认真地抄写在稿纸上，在信封上写上邮政编码、地址，贴上8分钱的邮票后，寄给一家家刊物。那些带着我梦想的稿件，像一只只小鸟鸣叫着飞向四方。可是，很多都没有消息，偶尔飞回来的，也大都捎着印刷的退稿信。1989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大西南文学》（《边疆文学》曾用刊名）编辑部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是张永权老师写来的信。信不长，就那么简单的一句——鲁若迪基同志：你的诗歌《我以树的名义》已留下备用。下面签着张永权老师的大名。我喜出望外，我终于要敲开这个云南最高级别刊物的大门了！我高兴得差点狂叫起来，但“备用”两个字，一下子又把我的声音堵住了。那个“备用”，就像备胎一样，准备着用，也有可能不用。所以，对这个充满变数的讯息，我不敢声张。那时候的宁蒗县城，一群做着文学梦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创作。1989年的《大西南文学》第9期，发表了普米族作家汤格·萨甲博的中篇小说《黑熊洞奇案》，同期还发表了和建华的诗歌《摩梭少女与泸沽湖》《星光下，背水的摩梭少女》，这件事可谓轰动整个小县城。那期刊物的诗歌头条，是著名哈尼族青年诗人哥布的《红河·我》。和建华非常满意自己的作品，排在了哥布之后。我们聚会时，他翻着封面是一个美女的那期杂志说，你们看，这是哥布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好像排在哥布后面，他也会很快成名似的。他还不住地看封面上那个妖艳的女郎，好像成名后，那女郎就是他的似的。我不好说自己的作品已留下备用，我只是对汤格·萨甲博中篇小说，继普米族作家何顺明中篇小说《歌手坎列》之后，在《大西南文学》发表，表示了祝贺；对和建华诗歌排在哥布后面发表，表示了祝贺。我羡慕着他们的同时，暗暗在心里祈祷那个“备”字被取消，自己的作品早日在省级刊物发表。

我在忐忑中等待着。几个月之后，我终于收到了《大西南文学》的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是1990年第1期《大西南文学》。封面是绿色的草原，有一群羊，还有个牧人。翻开目录，我从中寻找自己的名字。我看到诗歌栏目，分为“八面来风”“诗海采珠”“散文诗页”。“八面来风”栏目发表了汪承栋（西藏）、叶延滨（成都）、圣野（上海）等名家的作品；“诗海采珠”栏目发表了李福春、何晓坤等人的作品，我终于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寻着页码，我看到了那首诗。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发表诗歌。我拿着刊物找小县城里的一个个文友，给他们看我发表的作品，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在他们的一片片赞美声中，还没有收到稿费的我，咬牙从微薄的工资里，请他们在小馆子里搓了一顿。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轮流朗诵了我的那首诗。自此，我加入到了小县城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的作者行列，受到了那些还在投稿苦海里挣扎的文学小青年的尊重。那首诗后来入选《中国青年乡土诗选》，成了我第一首入选国内文学选本的诗。

在文学创作初期，只要在某个刊物发表作品，都会让你激动不已，会激发你的创作激情。因在《大西南文学》这个有点霸气名字的刊物发表作品，我的文学自信又得到了提高，我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创作的作品也越发多起来。

那以后，当我再次收到该刊物的时候，刊名变成了《边疆文学》。我曾为这个刊物变更名称惋惜，个中原因不得而知。1993年5期《边疆文学》发表了我的诗歌《爱》（外一首），1994年1期发表了诗歌《金沙江》（外三首），1996年10期发表了组诗《为你而歌》，1999年4期发表了组诗《泸沽湖之恋》。199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边疆文学》编辑部编选了一套《边疆文学小说精选》《边疆文学散文精选》《边疆文学诗歌精选》，作为云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作品。其中，《边疆文学诗歌精选》选用了我的组诗《泸沽湖之恋》。该诗集选了120多位诗人的217首诗歌。我看到诗集里收录了徐迟、郭沫若、陈毅、贺敬之、田间、萧三、李瑛、邵燕祥等省外名家的作品，也看到了晓雪、饶阶巴桑、于坚、雷平阳、哥布、艾吉、樊忠慰、聂勒、米切若张等云南著名诗人的作品。确切了自己的作品居然也在其中后，我悄悄偷着乐了一下。为了不刺激那些神经脆弱的文友们，我没有去炫耀。这在当时的我而言，算是做了件比较稳重的事，节约了搓一顿的钱。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10期《边疆文学》“新世纪力作”栏目，发表了我的组诗《不一样的天空》。不同以往的是，这次配发了我的简介、照片，还加了“编者按”：“含蓄是美，明朗也是美；深沉令人思考，清新给人愉悦。普米族青年诗人鲁若迪基的这组诗，以他诗的灵性，把含蓄和明朗，深沉和明快、丰富与单纯相融汇，以特有的高原味，给人一种味之无极的诗美，真是‘不一样的天空’。”读着这样的“编者按”，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呢。看着自己的简介和人模狗样的照片，飘飘然间，我又请文友们在小馆子里醉了一次。组诗《不一样的天空》经张永权老师推荐，2001年1期《诗选刊》作了转载，2001年9期《诗刊》“发现：报刊佳作选”也作了转载。

《边疆文学》由于接地气，在基层有很强的感召力，很受读者欢迎。有年的“卷首语”还提到了我：“在云南，位于小凉山的宁蒗县，那儿有女儿国神奇的泸沽湖。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像普米族青年诗人鲁若迪基这样具有浪漫诗才的青年诗人。他来信说，明年的《边疆文学》才开始征订，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就订阅了50份，这不能不让人惊喜。看来，贫困的小凉山，文学并不贫困，文学刊物也有读者。”

确实，贫困的小凉山，文学并不贫困。那里除了泸沽湖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外，还有洋芋、苹果、诗人，被誉为小凉山“三宝”呢。在良好的文学氛围下，小县城当时聚集了不少诗人，诸如李黑、任尚荣、李永天、阿卓务林、阿克·雾宁石根、汤格·萨甲博、和庆光、和建全、和建华、和文平、史寿林、拉玛广漠、和辉、彭咏梅、曹翔、拉木周雯、佳斯阳春、吉克木呷、陈南江等等，形成了“小凉山诗群”，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边疆文学》相继在1996年10期、2006年9期、2016年9期，以专辑和专号形式，发表了这个群体50多人的作品，为这个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边疆文学》继续关注和栽培着我。2001年10期发表了我的组诗《泸沽湖及其它》。2002年6期发表了我的组诗《鲁若迪基的诗》，较为难得的是，这次也特意加了“编者的话”：“在十多年前，从稿堆里发现了鲁若迪基的名字，这个来自泸沽湖畔的普米族青年作者，诗写得泸沽湖一样浪漫。他的诗，浪漫的意象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在艺术表现上，还注重吸收本民族民歌的养料，又能把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长处“拿来”为我所用。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我们在《上海文学》《作家》《星星诗刊》等名刊上发现了诗人的名字，而且还有组诗被《诗刊》的《中国新诗选刊》《诗选刊》等转载。这组诗又一改诗人过去清新，浪漫的风格，变得沉郁凝重起来，诗人那颗善良的诗心，转向了对现实生活弱势群体的关注，转向了对现实生活诗的思考，诗性和哲理性的融汇，显示了诗人的不断探索的创作诗路。”这组诗中的《1958年》，后来经《星星诗刊》《诗选刊》转载，引起了较大反响。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曾评论道：“面对沉重的历史，鲁若迪基没有简单地陷入批判的泥淖，更多的是用人性的细节，说出历史背后那无法言说的感伤。‘这个健壮如牛的男人’在饥饿年代那些根本的、个人的经验，为重述那段日益抽象的大历史，补上了可以感觉的场景和气息。这样的诗，在当代并不多见。”这首诗被认为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组诗是张永权老师在退休前，给我发表的最后一组诗。对我而言，具有纪念意义。对这位从稿堆里发现了我的诗歌，并且自始至终给予我关心帮助和支持鼓励的恩师，我曾在他的评论集《伏枥论集》作品分享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感恩与致敬》的发言，向他表达了我的感恩和致敬。

那之后，虽然之前编发我作品的张永权老师退休了，但《边疆文学》的其他老师，仍然继续关注和支持着我的创作。2005年11期“新世纪力作”栏目，配以照片和简介，发表了我的《关于〈1958年〉及其他》，这是6篇随笔和15首诗。这组作品中的《一匹叫尼采的公马》，后来被《散文选刊》“中青年作家散文特辑”转载。那时，刊物没有主编，副主编是何真、范稳两位老师，我的作品的责任编辑辰砂，不知是哪位老师用的一个化名。在“卷首语”里，编辑提到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当代戏剧巨匠哈罗德品特的作品后，写道：“我们本期的作品侧重于人性的探索，并不是巧合，而是暗合了文学最基本的命题。”之后写道：“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一组随笔和诗歌正是对人性的诗意表现和探索。也许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血统和文化，鲁若的表现和探索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气质和刁钻，妖艳和诡异，但这种刁钻诡异中确有人性基本的真切和朴素，正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一首著名的诗歌中所言：‘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所寻求的，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伟大的活佛，依旧追求凡人的感情；追求凡人感情的活佛，依旧难掩自己的伟大。在平凡和伟大之间游荡的人性，呈现出的正是人性的深邃诡谲和朴素真切。” 

人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今。待2006年9期《边疆文学》发表我的组诗《鲜花开放》时，主编已经是欧之德老师了，副主编是范稳、杨浩两位老师，我作品的责任编辑是哈丁老师。2009年4期发表散文《身边的人和事》（7篇）时，执行总编辑已经变为潘灵老师，副总编辑是范稳、杨浩老师，我作品的责任编辑是杨浩老师。2010年2期发表我的散文《过去和正在过去的》（4篇）时，没有执行总编辑了，变为总编辑是潘灵老师，副总编是范稳、杨浩老师，我作品的责任编辑是马艳琳老师。2016年9期是“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专号”，发表了我的组诗《乡韵》，同期发表了张永权老师写我的评论《诗空中闪烁着一颗小凉山的明星》。2017年2期发表了我的长诗节选《独龙江》。此时，刊物总编辑是潘灵老师，副总编辑是杨林老师，我那组诗的责任编辑是田冯太老师。至此，到2017年的27年间，《边疆文学》发表了我近81首诗歌，17篇散文随笔。虽然那之后，自己写得少，没有再给《边疆文学》投稿。但身边年轻人有好作品，我也会推荐给《边疆文学》发表。由于几十年的感情，看到《边疆文学》的每个人，我都觉得亲切。现在的《边疆文学》，可谓兵强马壮，总编辑潘灵，副总编辑李朝德，编辑雷杰龙、田冯太等等，个个都能写善编，刊物依然保持着“国家期刊百种重点期刊”“云南省优秀社科期刊”，这是很难得的。作为《边疆文学》培养的作者，每次看到几位编辑老师的大作，不停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获奖，我都开心地向他们祝贺；看到他们编发的小说、散文、诗歌，不停地被权威选刊转载，我也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敬意。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出差昆明时，终于拜访了在翠湖边的《边疆文学》编辑部。当我看到成堆的稿件后坐着的张永权老师时，他正在认真地看着稿子。他没有注意到我，我轻声喊了声“张老师”，他才抬起头来。看到镜片后那双慧眼，想到他就是在成堆的稿件里发现了我的作品时，我有种莫名的感动。那天，编辑部在文联对面一个有点摇摇欲坠的楼上请我吃饭，酒是张永权老师自己家里拿来的。席间，张老师说我是《边疆文学》的重要作者，给了《边疆文学》不少好稿子，编辑部感谢我，说完他同编辑部的人站起来给我敬酒。我一下慌了神，急忙站起来说，请各位老师坐下。我说，我感谢《边疆文学》，感谢各位老师，您们站起来，我就只有跪下去的份了。您们都坐着吧，我借花献佛，我来敬您们。我说完，敬了他们满满一杯酒。我说的是肺腑之言。

在发表作品的同时，《边疆文学》曾不断给我充电。1993年10月5日至13日，编辑部邀请我参加云南民族作者笔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培训。我在培训班里见到了哥布、纳张元、查拉独几、黄玲、柏桦、李智红、柏叶、尹坚、马丽芳、密英文、王建芬、曹先强、袁智中等30位青年作家。在那次笔会上，省文联、省作协领导史宗龙、晓雪、那家佐等出席并讲话，《边疆文学》编辑部的李钧龙、欧之德、何真、王洪波、刘永年、黄克娟、许秀华、凝溪等老师，专门给我们作了辅导。张永权老师因散文《峡谷飞人》获《人民日报》征文大奖，去北京领奖，在笔会要结束时才返回来看望我们。张老师专门找到我，鼓励我扎根那片土地，写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歌。笔会期间，我还接受了云南电视台曹先强同另一位女记者的采访。这在我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2000年岁末，我又参加了《边疆文学》举办的云南民族作者笔会，我与著名彝族女作家黄玲作为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这些培训，开阔了我的视野，启迪了我的心智，极大地提高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

在给我充电的同时，《边疆文学》也曾给了我不少的鼓励。1997年，我发表在《边疆文学》的诗歌《金沙江》（外三首），经张永权老师推荐，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让我第一次走上了国家级的领奖台。1999年10月，授予我第三届（1998年度）“边疆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奖”；2001年9月授予我的组诗《不一样的天空》第五届（2000年度）“边疆文学奖·作品奖”；2006年11月授予拙作《关于〈1958年〉及其它》“2005年度《边疆文学》奖”。写作不是为了获奖，但是，在写作中能够获奖，如同长途跋涉中看到一朵花，是令人愉悦的。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边疆文学》给我的这些鼓励是弥足珍贵的，一直鼓励着我在业余创作道路上努力向前。

作为立足云南，以“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为宗旨的刊物，《边疆文学》在发现和培养云南各民族作者，用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是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的。这点，文学界是有普遍共识的，没有人怀疑。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没有这个刊物的精心培养，我不知道自己能在文学道路上走多远。虽然，我至今仍艰难地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谈不上什么成就。但能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时代变迁中的中华文学版图，留下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心灵轨迹，也是我的荣幸，我责无旁贷。

从某种角度讲，我能生活在丽江古城，经常看到玉龙雪山，听闻古城的流水声，还得益于文学。说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未尝不可。《边疆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功德无量。所以，在《边疆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又回溯了一下与《边疆文学》的过往。我由衷感恩这个母亲一样的刊物，即便我可能是个巨婴，我也会在她温暖的目光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鲁若迪基，又名曹文彬，普米族，云南宁蒗人。出版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一个普米人的心经》及散文集《永远的雪》等。作品被翻译为英、俄、西班牙、阿拉伯、日等多种外文。作品曾获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第十届湄公河国际文学奖，首届洛夫诗歌奖·实力诗人奖等。曾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