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名为庸，其人则非庸也
一
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冯其庸先生。
和冯其庸先生认识，纯属偶然。2003年左右，我与数位热爱艺术的朋友同往宜兴“长乐陶庄”，去拜见紫砂大家徐秀棠。
秀棠先生以紫砂雕塑见长，其作品自有超拔磊落之处，既秉承传统民间雕塑的活泼夸张，又竭力发掘紫砂材质色彩凝重、深沉朴素的特点，张扬作品内在的人文精神。譬如一组《坐八怪》雕塑，以夸张写意、简洁淡远的手法，塑造了八位坐姿怪诞的修行之人，灵动多姿。秀棠先生给我们讲述艺术理念时，其女儿徐徐、女婿高振宇侍奉左右。从闲谈中得知，高振宇父母为紫砂大师顾景舟嫡传弟子高海庚和周桂珍。振宇兄父亲已过世，母亲则与他们常住北京。
差不多过了一年后，我赴京公干，便与振宇兄相约，前往北京通州张家湾参观其所制陶瓷作品。振宇留学东瀛，探得当代艺术骊珠，又深谙传统紫砂工艺，故作品濯古来新，别具一格。那天，我也有缘与周桂珍老师相见，品赏她的紫砂作品。桂珍老师以光素器见长，所做茶壶造型端庄浑朴，线条温润含蓄，且做工精细，毫不做作、矫饰、炫耀，在委婉中透出落落大方的韵致，如同陆游所云“功夫深处却平夷”。翻看其作品集，发现其中不少紫砂壶均由冯其庸先生题铭、徐秀棠先生镌刻。冯老乃名满天下的红学大师，却不知他对紫砂艺术如此痴迷。见我面露疑惑神情，桂珍老师解释说冯老素与紫砂艺术家交情匪浅，尤其被顾景舟先生视作忘年之交。高海庚是顾老得意弟子，高海庚夫妇自然也与冯老来往密切。高海庚去世后，冯老给予桂珍老师诸多帮助，使她绝境逢生。桂珍老师还告诉我，他们与冯老比邻而居。这令我大喜过望。见我如此兴致盎然，古道热肠的桂珍老师便即刻带我前往冯老住处“瓜饭楼”。
刚推开“瓜饭楼”大门，耳边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嗡鸣声，犹如闷雷滚过峡谷，让院内空气都变得黏稠压抑。定睛一看，原来一只硕大威猛的藏獒正在铁笼子里盯着我们。只见其眼神深邃而锐利，颈间鬃毛如同雄狮一般。虽然明明知道铁笼能阻挡其突袭，却仍被吓得魂不附体。听到动静，冯老与夫人夏老师赶紧从里屋出来，安抚藏獒。我张望四周，发现这是一处寻常院落，青砖灰瓦，朴朴素素，一株石榴树刚抽出嫩芽，透着几分生机。而冯老身穿一袭深灰色中装，一头白发分成两边，梳得整整齐齐，脑门闪着光芒。
进屋落座后，清茶一杯，话题便从紫砂壶说起。冯老说，顾景舟先生曾亲口承认，只有高海庚能领会其创作意图，而周桂珍亦是制壶高手，只是长期相夫教子，疏于制壶。丈夫离世后，她才重拾制壶技艺。为帮助她扩大影响力，冯老不辞辛劳，在研究学问之余，承揽了所有题壶的工作，甚至干脆将自己“瓜饭楼”图章与周桂珍图章盖在同一把壶上，促进销售。“你别说，桂珍水平原本就高超，我一题字，一盖章，果然大受欢迎。”说起往事，冯老颇为得意。
冯老还透露他曾用周桂珍所制紫砂壶泡茶，有一回，他想揭开壶盖看壶里的茶叶，岂料一提壶盖，整把茶壶都被拎起来了，“这才是古人评壶的最高标准”。他冲着桂珍老师竖起大拇指。桂珍老师略显腼腆，谦称自己只知道认真做壶，其他的事，一概不管。
冯老因为从小家境清寒，一度仅靠吃糠煮南瓜勉强度日，故始终能以同理心待人，无论何时何地，总给人无私帮助。即便对在他家做活的“小阿姨”也不例外，并且鼓励她不要放弃学习。“她是一个中专生，来我家帮忙。她喜欢摆弄电脑。那时候，我正在批校《红楼梦》，她提出由她担任录入工作。学术文稿相对晦涩，且有大量繁体字，但她不畏艰难，边做边学，下足功夫，绝不马虎。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自己查词典，或虚心求教，日积月累，终获成功。”后来“小阿姨”考上大学，还获得了硕士学位，堪称奇迹。冯老的善举好似一场寂静的偏移，将世界的风雨悄然隔开；又仿佛一个并肩落座的姿态，消弭了所谓“高”和“低”的落差。而他只是风轻云淡地来了一句：“这些事本身就有意义，我不过是恰好路过，搭了把手而已。”在“瓜饭楼”小坐个把小时，我便告退，并约先生做客《可凡倾听》节目。
二
相隔数月后，我与摄制组赴京，再访“瓜饭楼”。
冯老是红学家，我们就从《红楼梦》聊起。我问他，鲁迅先生曾说过，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红楼梦》，经学家看到了“易”，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看到了缠绵，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革命家看到了排满，不知他研究《红楼梦》数十年，究竟看到了什么？在冯老看来，《红楼梦》博大精深，看到的绝不是一点。“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表达其个人社会理想。譬如：作者借由贾宝玉一连串疯话，来反对程朱理学，与黑暗的封建礼教作殊死抗争。贾宝玉既不想如贾赦、贾政那样世袭恩荫，独享清福；也鄙视薛蟠那样纨绔子弟花天酒地、奢靡荒淫的生活态度。他要寻求一种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红楼梦》所处的时代，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西方早已资本主义化，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也已初露端倪。曹雪芹之妙，就是把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上层社会意识形态微妙变化定格下来！”
至于其研究方面究竟属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评论派”，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冯老明确表示，自己做学问的方法有别于名家先贤，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曹雪芹家世”。而他晚年将张家湾作为居住地，也是因在此地发现了一块曹雪芹墓石。虽然，有其他专家以形制不合规制、镌刻工艺粗糙、“壬午”纪年矛盾、出土与流传存疑、文献与逻辑相悖等理由质疑，但冯老仍坚信此碑乃曹雪芹遗物。
可以说，《红楼梦》几乎贯穿冯其庸整个人生，他对这部作品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甚至冒险一字一句抄录全书。每天晚上十点后，他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10至20页。彼时，社会状况混乱，若遇悲痛事件发生，他还顺便写下诸如“大风撼户”的字句作为记录。他回忆说：“我一般把这样的话都抄在装订线外面，装订之后，基本看不出。若揭开，仍能找到。我想用这种方法留下对那个时代的些许记忆。”历经一年多时间，在一个寂静的雨夜，他终于抄完了整部庚辰本《红楼梦》。那一刻，窗外的雨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思考与嘈杂一并滤去，只留下眼前的《红楼梦》抄本，一种孤独与伤感袭上心头。他感慨万分，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落花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对于冯其庸先生来说，在心中与《红楼梦》摆放在同样位置的还有汉唐文化。他以耄耋之年七次赴新疆考察，登上昆仑山高达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终于发现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的古道。“我本来要找《玄奘日记》里的‘公主堡’，可是，因为木桥坍塌，水流湍急，无法过河。不料，却意外发现‘瓦罕通道’的路牌。根据唐代文献记载，玄奘的确是从瓦罕地区返回来的，于是，直扑明铁盖。”说起自己的壮举，冯老那平缓的语调里，忽然迸发出一种近乎金石之音的坚定。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大观园里的精微考辨与这大漠风沙里的孤绝追寻，或许在先生的精神世界里本是一体两面。一面是极尽人情的幽微深邃，一面是叩问天地的壮阔苍凉；一面是“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执着，一面是“万里求法求真经”的勇毅。这都需要将生命全然沉入、化开，与研究对象合而为一的“痴”境。
三
采访尾声，我请冯老送两句话给我。冯老不紧不慢道：“一个是‘有所不为而后有为’，就是想做成一件事不能样样都做，要懂得取舍；一个是‘为学能自得师’，意思是做学问要自己能找到合适的老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应该说，很难在“冯其庸”三个字前冠上一个恰当的称谓。因为，他不仅是红学家，也是一位诗人、画家、摄影家、戏曲评论家和高龄探险家。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爷爷”。很难想象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人生拓展得如此饱满。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融合。他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某种理想化生活。
十年前，我撰写家族史《蠡园惊梦》。完稿后，总想着请冯老题写书名。思忖再三，才惴惴不安地托印家刘一闻先生代为转达。没过几日，好消息传来，冯老欣然应允。一个多月后，收到冯老墨宝。他还让人捎话：“字写得仓促，若觉不妥，我可再写。”我捧着那幅“蠡园惊梦”，觉得墨香扑鼻，更觉一份沉甸甸的期许。
窗外的石榴树，如今该枝繁叶茂了。冯老的墨痕还在，风骨永存。这世间，总有人以这般纯粹的姿态，守着文脉，薪火相传。而我们这些后来者，唯有循着先生的足迹，踏实前行，方不负先生的教诲与期望。
冯其庸初中毕业时，老师在他的留言簿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其名为庸，其人则非庸。”老师当年的那一番鼓励，终究成了冯其庸一生的人生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