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连续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基础上，“智能经济”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关键词之一，也是许多代表委员密切关注的热点议题。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赋能各个行业的核心引擎，也深入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未来，人类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要如何持续保持创新活力，更好地应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舒勇、徐锦庚、丁光宏等代表委员围绕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主体性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编 者

激活“文化大脑”，定义“文化算法”

舒勇（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文化”的融合，不能仅停留在工具层面，本质上是一场文化生产与叙事范式的深刻变革。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核心是从“连接”升级到“创造”。对文化领域而言，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可深度参与的“文化大脑”。这个“大脑”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处理、分析和重组人类文明的符号、风格与叙事逻辑。

要做到人工智能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三个关键维度需要把握。首先是遗产的活化。AI能对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智能解析与创新演绎，让传统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可衍生”，也推动我们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其次是创作的升维。AI使得跨门类、跨文化的融合创作成为常态，比如，我们可以在一瞬之间探索敦煌色彩与当代设计的无数种结合可能，这极大地拓展了创意的“可能性空间”。第三是传播的智化。AI能实现文化内容的个性化适配与全球化精准对话，换言之，能让中国故事以更智能、更易共情的方式抵达世界。

但人工智能与文化融合的深层挑战在于，我们必须要警惕只成为单纯的技术应用者，更要成为“文化算法”的定义者与塑造者。如果我们的文化逻辑、价值观念和美学体系，不能深度嵌入AI模型底层，那么“人工智能+文化”就可能沦为缺乏根基的技术展演。因此，融合的深度，最终取决于我们为AI注入文化灵魂的深度。

人工智能时代，文明的话语权不再仅仅依赖于经典文本的多少，更取决于塑造当代与未来文化叙事的技术能力，以及标准制定的权力。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设立聚焦“人工智能+文化”的国家级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应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研发机构，而应定位为“文明实验场”，其核心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攻关，特别是在文化数据的精准理解、价值对齐的模型训练以及符合东方美学与伦理的生成算法上，摆脱对西方技术范式的路径依赖，这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技术底座”。二是构建文明阐释的中国视角。国家级实验室可以系统性地用AI技术进行解析、翻译和再创中华文明的核心概念、艺术范式与哲学观念，并探索其与现代性、全球性议题的对话方式，从而生成一套基于数字智能的、可被世界理解的“新文化语法”。三是主导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前瞻研究。在AI生产文化内容的价值评估、版权认定、伦理边界等全球性议题上，我们必须拥有前瞻的研究成果和成熟的解决方案，才能从规则的“跟随者”变为“贡献者”乃至“引领者”。

简言之，国家级实验室的目标，是确保在AI这个塑造未来人类认知的核心战场上，我们不仅能输出文化产品，更能输出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创造范式、价值评判标准和伦理思考框架。这是AI时代掌握文明话语权的坚实支柱。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飞速迭代和加速演进，深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我观察到，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分别是“风格搬运工”和“语境失语症”。前者即简单利用AI模仿某种流行或古典风格，作品精美但灵魂空洞；后者是作品在全球化的技术语言中打转，却难以辨识其背后的文化根脉与时代关切。这两种现象都是文化主体性弱化的表现。

维护文化主体性，在AI时代不是被动的防守，而应是主动的建构与自信的对话。

文化主体性的根基，来自对自身传统深层次的理解与转化。我的“每日手绘实践”，就是一种“扎根”仪式。AI可以生成千万种山水，但唯有艺术家创作中蕴含的个人生命体验与对传统程式的当代理解，才是不可替代的文化DNA。我们要做文化“活体”的传承者，而不仅是数据的调用者。

主体性也体现在我们提出和回应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上。艺术创作不能沉溺于技术奇观，而应聚焦于本土的经验、现实的情感和人类共同的困境。例如，用AI技术探讨城乡变迁、生态哲学或数字时代的伦理，出发点应植根于这片土地。

主体性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强化的。AI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等调用全球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对话的工具。维护主体性，恰恰要求我们更主动、更智慧地运用AI，去进行“文明的对话”，在对话中清晰界定“我”是谁，并创造性表达“我”的立场。最终，我们要用AI讲出的，必须是属于自己的、有分量的故事。

近年来，我深入使用AI技术，持续探索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开启艺术创作的新阶段。在我看来，AI带来的最大机遇，是将艺术创作从“技能密集型”劳动，部分地解放为“观念密集型”和“决策密集型”的探索。它极大地降低了将想法进行视觉化、多方案试错的成本，让创作者能更专注于创意的前端（核心概念）与后端（价值判断与精修）。这如同为想象力提供了“高速轨道”，允许我们在更广阔的创意宇宙中进行“思想实验”。例如，AI技术可以助力瞬间探索一个哲学概念的一百种视觉呈现可能，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而最深刻的挑战，也正源于此：当技术门槛降低，创作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转移。挑战在于如何避免陷入“丰富的贫乏”——即拥有无限的形式可能，却缺乏有价值的观念内核。同时，也挑战着我们如何定义“原创性”“作者性”这些艺术的根本概念。

面对这种机遇与挑战，“人”作为主体的核心任务，是转型为“文化创造的策动者与总编辑”。要借助AI的翅膀，需学会提出“元问题”，构建“混合智能”，编织“意义之网”。人类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基于生命体验、历史感知和哲学思考，提出触及本质的“元问题”。AI是强大的求解器，但问题本身，必须由人来定义。做“元问题”的提出者是激活创造力的总开关。我们不能再将AI视为“外挂”工具，应该将其内化为一种新的“艺术思维”组成部分。在我的平行实验中，我常常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在“人的感性直觉”与“AI的计算逻辑”间自由切换、相互校验，形成一种独特的混合判断力。做“混合智能”的构建者，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的进化。AI可以生成元素，但将这些元素置于何种文化语境、历史脉络和情感结构中，使其产生深刻的意味，需要人的整体性文化修养与灵魂投射。人类的创造力，最终体现在为冰冷的数据和形式赋予温暖的意义、连贯的叙事和震撼的精神性。因此，我们要学会做“意义之网”的编织者。

归根结底，AI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特别的一块“画布”和“颜料”。但画什么、为何而画，以及最终让画面散发何种精神光芒，取决于“笔”。这支“笔”永远握在拥有文明自觉、历史关怀和生命热情的人的手中。用好AI的翅膀，是为了让我们在文化的苍穹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不是忘记自己出发的地平线。

当AI执笔，我们写什么？

徐锦庚（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

2026年早春，“智能经济”成为全国两会热词，“人工智能+”行动已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深切感到，这场变革对文化的冲击与赋能，早已超越工具迭代。它正在重塑创作本体，激活文化传承，甚至触及文明形态的深层肌理。

回望我近年的创作：从《望道》对初心的追寻，到《英雄山》对历史的钩沉，再到《杜立特行动大救援》致敬人性的微光。支撑作品的，始终是两个维度：扎实的史料与深入的采访，对人物命运的共情与时代精神的把握。这是耗时耗力的“手工作业”。

但2026年开年的文化现象，让我看到，“手工作业”与“智能工业”的融合，在未来具有无限可能。央视春晚舞台上，机器人与武校学员“人机共武”，精准演绎中华武术精髓。科技不再是冰冷的背景板，而变成深度绑定的“演员”。这不禁让我遐想：《英雄山》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若借助具身机器人与AI生成影像，是否能让英雄形象更加立体可感？

更令我兴奋的是AI在创作效率上的突破。成都的创作者钟明借助AI，将一张秋水照片幻化为蜀锦纹理，又将古籍中的“长林丰草”召唤入画。仅一个月，一幅AI新锦绣作品问世，并亮相央视非遗晚会。这便是AI带来的效率提升：让创作者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核心创意。回想自己的几部历史题材作品，都需要查阅海量资料；如今大模型或可在一瞬之间调取文献，成为创造者的“超级助手”。

AI还在改变创作主体。央视网AI新春晚会上，655名小朋友用AI将想象转化为视频，53位AI艺术家共创《天马行空·文明赞歌》。从4岁孩童到93岁长者，当“人人皆可创作”成为现实，文化创作的源头活水被真正激活。这种“人机共创”，与我创作《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时，广泛搜集亲历者口述史的做法一脉相承，只是更便捷、广度更大。

在当代语境下，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2026年的实践给出启示。

在央视非遗晚会上，彝族《朵洛欢》通过AI视觉重构，让古老歌谣在星火中闪耀；《武脉》中，武术招式被AI“拆解”为可视化语言，与太极图等哲学意象融合。AI为非遗提供了“数字转译”，让年轻人更易接受传统精髓。第四届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昭陵六骏”数字文化项目依托大模型，萃取陕西非遗技艺，打造数字新形象。

这让我想到《英雄山》中的革命遗址，若借助XR沉浸式技术，让观众“走进”战场、与英雄“跨时空对话”，其教育冲击力将远超文字。此外，各地春节文化活动也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传统民俗与科技碰撞，年味有了全新的表达。“人工智能+文化”不是取代传统，而是激活其精神内核，让它们在新时代继续生长。

技术从来是一把双刃剑。最近，有两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引发广泛关注：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的负债》发现，习惯依赖AI写作的人，大脑神经连接数从79坠至42，几乎腰斩；华人团队的“脑腐病”研究表明：当人类向互联网倾泻海量平庸内容甚至AI自生垃圾数据后，AI的推理能力便开始退化。这种退化，不可逆转。于是，一个智力死循环形成：人类因依赖AI退化，AI因垃圾数据“脑腐”，相互锁死，智力大爆炸沦为平庸共振。

这种预言恰从反面证明：真正赋予作品以生命力的，从来不是精巧的算法，而是创作者深入骨髓的“在场感”。正如在我的创作中，无论是《望道》中的信仰之光，还是《英雄山》中的铁血豪情，抑或《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中的勇气和温暖，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蕴藏其中的人文精神。AI可以生成情节，却难以孕育情感；可以模拟风格，却无法创造灵魂。我们必须坚守“以人为本”，让AI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非替代品。

展望未来，两个方向值得期待：一是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赋能”。AI正覆盖从创意生成到成品输出的全链路，未来文化生产将是人机协同的网状共创。二是从“技术驱动”走向“伦理导航”。当技术速度超越人类适应能力，制度和伦理的“缰绳”不可或缺。

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有一点永不改变：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洞察、对真理的追求，这些才是文化永恒的“灵魂”。AI是笔，文化是墨，而执笔的手，永远是怀揣人文理想的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浪潮中，我们要握紧手中的笔，让技术的墨迹沿着人文的脉络流淌，绘就一个智能未来，让它既有科技高度，更有情感温度。

文艺需要“人味”，而不是“机器味”

丁光宏（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重塑人类社会的商业模式、生产组织和生活方式。以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创新，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最高级的精神形式。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超越自然的，具有超出动物性的内容与价值。精神生命本质上就是文化。再发达的物质文明，最终都要靠文化来赋予意义、传承精神、塑造认同。目前，“人工智能+文化”已取得一定成果，多以“技术主导+文化赋能”为结构，侧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文化场景，强调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但我更主张“文化+人工智能”，以“文化主导+技术支撑”为结构，文化是主体，科技只是手段，强调的是以科技助力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按照中文的修辞逻辑来看，“人工智能”指的是“人工的智能”，即是由人类设计、通过算法与数据驱动的，是技术层面的“智能”表现形式。但“人类智能”才是精神生命的集中体现，应该由文化来指导人工智能，使其更加智能化、更加人性化，这样才能真正服务于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首先集中体现在大语言模型上。在此之前，人工智能的技术路径较为分散、应用场景相对呆板。而近两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技术率先实现关键突破，推动人工智能整体进入生成式发展阶段：依托大模型强大的理解与生成能力，实现了文本生成图像、图像解读叙事、内容自动创作等多元交互，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表现力。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人工智能所谓的“创作”，本质上仍是基于海量数据的统计规律与算法规则，是对既有知识、语料、范式的重组与优化，而非真正意义上具备情感、思想与价值自觉的原始性创造，更缺乏人类顿悟的天赋。比如，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绝大多数AI软件都可以写诗，甚至能够生成超过90%写作者水平的诗词作品。它之所以令人“惊叹”，是因为其基于统计学和数据分析的输出水平在形式上可以超越大量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甚至引发“人工智能是否即将替代人类”的普遍焦虑。我认为，这种焦虑有点“过火”，技术上的惊艳表现，本质是效率与形式的突破，而非精神与价值的超越。据此将人工智能“神化”，甚至认为其可以替代人类主体地位，这种看法显然过于夸大、不够准确。

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这“治理”中应该也包括文化生态的治理。具体到文艺事业方面，人工智能对文学艺术创作，是一柄“双刃剑”。以前，作家用方格纸写作，写完后改，改完后誊，再寄送到编辑手中。有了电脑以后，很多作家改为无纸化电子写作，创作效率显著提升。AI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提升了作家创作的效率，比如，关于文学作品的场景描述可通过统计规律快速给出提示与启发，作品完成后可辅助梳理故事情节的逻辑关系，检查人物形象塑造的重复与矛盾，核准时间设定的疏漏和错误，或是让文字表达变得更优美、通顺、简洁。这些机器都能做到。但是，文学和艺术需要的是“人性、人味”而不是“机器味”。平时，我在刷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时候，看到明显是AI生成的图文及音视频内容时，就不会再读下去了——因为机器生成的内容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技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其最大的作用也仅在于提升效率。起初，写作者通过AI辅助进行创作练习，还怀有比较新奇的心态，但随着AI等技术工具的增多甚至泛滥，人们会出现审美疲劳。人类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以大脑“新皮层”的激活与兴奋为基础。基于统计与算法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最开始可能会引发人类的兴奋感受，但长此以往必然会导向一种疲劳状态。尽管我们期待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不断发展、越来越趋近于人，但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硅基机器和碳基生物之间还是会存在明显差距。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作家引以为傲的那种“写得快”的优势可能不再重要，相对而言，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情感性和创新性。有的人会担忧，未来文学会不会消失？我认为不会，文学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发。举例来说，在照相机发明之前，为人类留下影像的方式是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科学的写实精神为核心，注重对客观世界真实透视、光影、场景的复现。照相技术可以让三维的空间变成二维，尤其是彩色照相技术出现以后，几乎可以100%还原真实世界。摄影术的发明，使得机械复制、精准再现现实的功能被相机取代，但历史告诉我们，绘画并没有消失。写实不再是绘画的最高目标与唯一标准，画家也不再执着于追求再现外部客观世界，而是开始表现主观世界的感受，进而催生了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开启了西方艺术的现代转型。文学也是同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学创作也不再是简单地用文字的形式描述某个人、某件事、某些场景，而是独创性地呈现出文字背后触动人心的感情与思想。我曾在博物馆看到有人站在一幅画前痛哭流涕，我想，那时他一定与画家产生了思想上的、精神上的某种共鸣。如果读者能够通过文字，感受到写作者独一无二的内心深处的兴奋、悸动与激情，那一定是机器的“排列组合”难以达到的人的境界。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不应该沉溺于对“人工智能会不会抢了自己的饭碗”的焦虑和恐慌中，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这个工具，为自己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青年文艺工作者不要想着怎么和人工智能竞争，而要想着怎么用好这根“电子拐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首先，要积极主动地充分学习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了解它的优点和长处，也把握它的缺点和短板，扬长避短，才能守正创新。其次，可以尝试与人工智能业界专家合作，在“人机共创”等方面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才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未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将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形态，这不是“人工智能+文化”的产物，而是“文化+人工智能”带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