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来展览是看“艺术”的，不是看“议题”的
“当代艺术成为了议题的插图、议题的解释者”，这是知名艺术家徐冰在一个短视频里输出的观点，引发很多圈内人的共鸣。虽然他谈及的当代艺术，特指那些极具先锋性的艺术作品，但事实上，不只是狭义的当代艺术，那些集结成展览、进入美术馆叙事的艺术作品，同样存在“议题至上”的问题。
较真地说，每个展览必定有一个主题。路易十四在卢浮宫的阿波罗厅举办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性艺术展。这个展有主题——展出皇家绘画雕塑学院院士的作品，但是没有议题。后来法国王室为照顾大量落选者的情绪，举办了与之相对的展览，主题是落选者的作品。
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居斯塔夫·库尔贝的《奥尔南的葬礼》（上）和《画室》（下）（图片源于网络）
库尔贝曾把《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两幅作品送去国家展览参展，落选之后，他在官方展览会旁搭起一个木棚，入口处的牌子上写着“写实主义，库尔贝，他的40件作品展览”。他以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展览，表达他对官方展览的不满，同样有主题。
1874年在“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展”上展出的部分印象派画作，从左至右依次为《通往卡普辛的林荫大道》《舞台上的芭蕾舞排练》《日出·印象》。（图片源于网络）
在策展人这一概念诞生之前，展览几乎不存在议题，展览的好坏由作品本身决定。1874年4月，莫奈、雷诺阿、德加、西斯莱等在内的一群年轻画家，在巴黎卡普辛大街的一间公寓举办了“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展”。印象画派正是由此展中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而得名。这个没有议题的展览，却在西方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意义。
民国时期的上海，艺术展览异常活跃。从天马会、决澜社、白鹅画会、上海美专等社团和学校的展览，再到某位大师的个展，几乎每日都在城市各处展出。彼时的宣传手段无非是在某报纸的一角刊登一则广告，或在展览场地的门口挂上条幅——“XXX作品展”。虽不乏“大杂烩”式的展览，但都在当时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或极为进步的意识，为我们描摹出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轮廓，彰显了海派绘画的丰富与多样性。
改革开放后，上海艺术展览激增，展览名称质朴简约，如1978年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没有议题和策展人，却让观众为之痴狂，不少人为了看展甚至半夜排队。1979年的“十二人画展”，仅以参展艺术家人数作为题目，却展示了上海画家们先声夺人的现代绘画，在上海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彰显出不容忽视的意义。
时代在发展，艺术展也得以升级，展览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议题。有些讨论艺术本体，比如呈现艺术某一方面的发展，有些则借用艺术的语言介入和回应社会议题。
随着策展人制度的建立和普及，议题越发被重视和强调。优秀的展览会围绕某个议题展开，或趣味盎然，或发人深省，或回顾过去，或活在当下，或展望未来。
但仅有议题，未必能成就一个优秀的展览。艺术展览不能仅仅靠议题支撑，策展人的存在意义也不只是给展览想个议题，有些甚至为了议题，放弃作品的艺术性。这种“拉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态度，使作品沦为议题的叙事工具。
试问又有多少观众会在观展的过程中，每看一件作品，就将其与前后左右的作品串联起来，思考各个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琢磨展览的议题呢？
当下一些艺术展，有的为了将“大杂烩”的作品拧到一起，硬是给展览设置一个大而空泛的议题；有的将“老面孔”作品重新排列组合，又要找个“新瓶”，给它们戴上不同的“议题”帽子；还有的追求时下的流行热点或博人眼球的焦点话题，例如人工智能、数字化、地域研究等等，绞尽脑汁地将展览的议题向之靠拢，生拉硬拽一些作品组成展览，仿佛没有议题，展览便不能成立，策展人便不够专业。
还有些展览，生硬挪用了艺术创作和研究领域中“以哲学作为方法来拓展艺术边界”的做法，强行将其套用到策展层面，把议题包装得故作高深，以此来显示展览的高度和策展人的水平。有一届上海双年展，策展人将展览主题打造得佶屈聱牙，似乎非要观众进入策展人的规定语境中，引发不少观众的负面评价。
艺术展并非不需要议题，但展览的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议题的高低。优秀的艺术展不能只有议题，艺术作品也不能完全沦落为讲大道理的工具。
艺术是具有功能性的，但首先要建立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上。观众走进展厅是来看“艺术”的，不是来看“议题”的，艺术展首先要姓“艺”。
更何况，当今一些艺术展览的议题叙事越来越宏大，探讨的东西却越来越空洞，甚至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空心化严重，与此同时，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却越来越局限，越来越拉跨。这不是一种健康的艺术生态。
有时候一个能与观众共振的主题，加上精心设计的展览叙事而不是议题叙事，让观众静静品读、自由联想，或许也是展览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