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2026年第2期｜介子平：野史有多野
偏见无处不在
偏见无处不在，性别偏见、身份偏见之外，尚有职业偏见、地域偏见。由偏见而歧视，顺理成章。
见东北人，确切地说是黑龙江人，在海南上演现实版的偷菜偷果，被拍成视频于网上广为传布。偷窃者不但不理屈，反强词夺理，欲动手打人，此等行为艺术，真是不堪。跟帖自是一概的谴责，而其中暗含歧视，似乎海南岛的所有混乱，皆东北人酿就。
歧视固然是胸中的狭隘作祟，被歧视方的原因确为主要。我生长的煤矿有来自东北，解放初整体搬迁山西的“工程处”，印象中这里的师傅不是七级工便是八级工，技术过硬，管理严格，是学徒时被日本工头扇耳光修炼出来的。其生活方面的特点，无外乎孩子多、腌白菜、排房里养猪、几代人乡音无改，我学普通话就是自东北话切入的。其性格多外向，且强势，那年“严打”，进去不少。有将大龄女介绍二婚男者，女拂意不从，媒人放狠话：“那就找个东北人去吧。”权衡之间，最终嫁给了二婚男。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往事，那时已有对东北人的潜在偏见。
长治市的八一广场，至今仍保持着“文革”时的模样，已然成为广场舞、集会演讲的不二场所。我问为何，告诉我的人未提及此地工厂倒闭多、下岗工人多的现状，却随口一句：“这里离河南近。”我大致了解这些人的出身，因欠缺内在自我，每每倾向于服从，没有新知补充，极易为意识形态、流行观点所操纵，其着迷于整齐划一的数量，唯有与多数人抱团的选择，方具安全感。昔日河南林县有顺口溜：“宁往西走一千，不往东移一砖。”“不吃山西饭，不能长大汉。”“一条扁担两个筐，拖儿带女去逃荒。不去山西讨饭吃，人还咋个过时光。”逃荒山西，晋东南为必经之途。晋东南地区土著向来对直鲁豫移民含有偏见，此类移民民国以来大量拥入，地广人稀，未见矛盾，故此域百姓能无私接纳。然土改发生，土人皆乡里乡邻，沾亲带故，白天分得浮财，夜里偷偷送回，斗争无法顺利展开，终有高人指点，将这些外来户调动起来后，方有了轰轰烈烈的迹象。
歧视者也被歧视。余幼时外省亲戚来，讲述流传于外埠有关老西儿做买卖的笑话，后读明清笔记，见类似文字不胜枚举。商贾唯利是图，左右皆鄙之，古今皆然。相对于农业文明下的朴实憨厚，商业活动中的契约精神，自会格格不入地带入日常行为，因而为周遭所不齿。人事代谢，草木轮回，晋人早已丢弃货殖，类似笑话就此湮没于故纸。几年前接待过一位京客，问大同市人口，告之二百来万吧。“都是下煤窑的吧！”语含不屑，视有傲睨。此兄与我有旧，原在河北某企业做领导，免职后至北京开办文化公司，虽曰民营，倚仗先前积累的人脉资源，终日乞食维计，却照例生出了权力、金钱加威严的面相。其显然不知我的成长背景，即便知晓，不觉尴尬：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即可，而不必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生命的所有重量，自身携带，产业工人的做派，七十年代的审美，至今都在我身上坚不可摧地附着。
一省之内，也存歧视。昔时苏北多天灾，难民颠沛流离，蓬头垢面至书香传家的苏南，蹭蹬潦倒至十里洋场的上海，显然异类，遭歧视亦难免。无人喜欢，但不会消失，幸得一干贤达哀民生之多艰，赈灾放粮，方不致其成饿殍。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当衣衫褴褛的国军将士登岸时，已受东洋文明熏染五十年的当地百姓顿感失望。加之部队皆农家子弟构成，文盲居多，举止孟浪，胜利者反被歧视。当年国脉悬于一线，衣冠南迁，中原士族落荒江南，虽曰少数，却因掌握精深文化，人们竞相仿其衣，学其腔。物有物的美丽，人有人的高贵，失败者反被抬举。殊今异古，曾备受不屑的关外腔，如今成了官气味道的京味，南蛮鴃舌的鸟语，成了财气内含的广府话。
偏见偏见，以偏概全之见也。凡有行出格之事老人，网民脱口而出“老红卫兵”。前些日子邂逅一位昔日“司令”，三杯两盏下肚，便掀开了其富商外衣，无限怀念往日辉煌，随后又不住地骂骂咧咧，很是失态。为此我也有了偏见，且会根深蒂固，季羡林说：“坏人是不会改好的。”或确如此。
至于职业偏见，除却贴小广告的、打电话诈骗的，其他职业都大可尊重。而时常抛头露面、调不把门的那几位专家，计以脸皮厚度，尺有所短，属瞧不上眼的行当，歧视之。
无意识偏见，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心理模型，是由个人的生理机能、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而对他人产生的不公正解读。偏见无处不在，歧视便无处不在。偏见所偏，偏的不是出生，不是年龄，毕竟是人；歧视所歧，歧的不是地域，不是职业，终究是人。
文人归宿在官场
一为文人，便无足可观。本可观，期望升值而形状不堪，遂觉无足可观。
择业不同，术业有专攻。文人术业在文，自与学而优则仕牵涉。学，不过官之跳板，“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材。男儿不学问，官从何处来？”有所求而无所得，便不再安于现状。为官抱负于天下，乃多数人托辞，官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袁枚《答杨笠湖》云：“士君子行己立身，如坐轿然，要人扛，不必自己扛也。”当下荣光不说，尚可昌大门闾，光前裕后。
志向无以实现，自会牢骚满腹，几成心病。小文人“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大文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唯食忘忧，唯歌乐忘忧，唯酒忘忧，唯山水忘忧，苏轼称：“某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李渔称：“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洛阳才子他乡老，日营营于壮夫所弗为而私自悦，写作解忧，也不过是失意后的推说。如蒲松龄者，一生专注科考，皓首穷经，终无功名，郁郁寡欢终老，却以雕虫小技《聊斋志异》名重文坛。无能为力，只好顺其自然，碌碌无为，却要标榜自己平凡可贵。较之借酒盖脸、望天呼吁的直白，魏晋文人有越发融入情景的表演，张季鹰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此虽非失意之言，至少不适意。迹虽迥殊，心乃一致，表达不同而已。
前者已矣，易顺鼎说民国文人：
而诸君既不思朱毂，亦慵草玄经，甘雕虫而弗作壮夫，食蛤蜊而那知许事。十步之内，香草弥多；一山之中，馨桂逾烈。此又一时也。夫处九土抟抟之上，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居众生攘攘之中，不求为善，但求不为恶。
大格局已变，小场景未改，社会转型，旧精英群体已是软弱无力，加之四民结构解体，传统士人阶层不可避免走向崩坏。进士及第，成为天子门生，科举废除，打破功名大梦，高深学问与卑微身段间，没有必然联系。生命如尘，庸碌半生，日已西斜花已败；自知不免，无力回天，落花犹似坠楼人。
悠悠万事，只此为大，官场，是文人引途借径的归宿。得之，生命似乎便找到了意义。意义追求成为意义，方使自己成为自己。染于苍则苍，有些束缚，不必绳索；染于黄则黄，独立文人，难以生存。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人间赤子，千万人中难觅一个。
野史有多野
岁月失语，唯史能言，正史之外的个人记录被称作“野史”。正史为官家修订，野史不同于时流，来自众手写史的私家记叙，为个人视角的著录。
关于正史与野史，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曾有过比较：
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历史真相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逻辑推理，分析判断事件背后逻辑关系，从而得出结论；一类是通过收集确凿证据，坐实某些以往推断，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鲁迅嗜读野史，已是众所周知。1936年其去世不久，周作人在《宇宙风》半月刊作纪念文章《关于鲁迅》，谈及鲁迅早期的阅读与创作：“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较之官修的正史，野史、杂记虽不免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其不必装腔作势，摆史官架子，故鲁迅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人之开智，正在于信息的多源性，以及读书的无禁忌。
关于张献忠屠蜀，史料不计其数，其著名者有《张献忠陷庐州纪》《蜀难叙略》《蜀警录》《蜀破镜》《荒书》《蜀龟鉴》《蜀碧》等。对此，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悲凉万分：
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囯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爬罗剔抉，铢积锱累，提要钩元，旁搜曲证，《病后杂谈》从张献忠的剥皮，说到孙可望的剥皮。
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祸以罪降，南明岂有不亡之理？潮汐两至，“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与天地同久，融史识于现实，由此可见古今人心，也看透了人性。鲁迅在《忽然想到》为此道：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1935年1月8日，他给郑振铎的信中称：“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料正史涂饰太厚，不易察觉此类底细。
此类著作中，广为人知者，尚有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记录了清军屠江南事略，李圭的《思痛记》记录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之情形。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必定伴随着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的残酷场景。“或带活剖腹，摘取心肝；或系首于树，积薪胯下焚灼”，周作人重温《思痛记》后，于1930年8月写就《鸦片事略》一文：
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征，书册所记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犹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记，益深此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乎。
言何以喻，这是周作人文章中不多见的疾言厉色，怒不可遏。
天地之大德曰生，嗜杀者却层出不穷群魔肆虐，不幸一场连着一场；战祸不休，深渊一个接着一个。书本知识加之社会经验，造就了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此即鲁迅作品的思想底色。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以冷笔写就的文字，难免沉郁深刻，悲怆苍凉。
正史未必信史，野史未必不信。贾宝玉便说，除四书外，天下的书无不是杜撰。野史也并不怎样野，反倒靠谱。
【介子平，1964年生，山西人。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青灯》《烟霏云敛》《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雕刻王家大院》《画说山西古代壁画》《大韵书法》《风华丹青》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