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他坐在昏暗杂乱的屋角里，他睡在昏暗杂乱的屋角里。一张逼仄的小床，只够容纳一具蜷缩的身体，一个火塘，常年冒着不熄灭的火光，供他吃茶、烤火。往往是这样，他坐起来不到一分钟，就觉得没力气坐着，又躺了下去；躺下不到两分钟，觉得浑身不舒服，复又坐了起来。如此反复，好不容易才熬过一天。年轻时，他赶着马车上上下下，成为乡间公路上的名人，意气风发，朝朝有酒有肉，好不恣意快活。

他最见不得我母亲过苦哈哈的日子，有点钱就填向我们读书这一无底洞，去向包括姨们的补习费、我们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没有钱，母亲就是借贷也要帮我们熬过开学季。班里有从更远的大山上下来、要走一天半天时间才能到学校的女孩子，为了节省伙食费，她们背着煮熟了的洋芋和咸菜，混完一周是一周。我也背过洋芋和干酸菜，最奢侈的是背过奶奶做的包子。他说，这些憨包家长，她们迟早都是要嫁人的，等于白帮人家抚养，有点钱下个馆子，吃一饱牛肉羊肉，喝口小酒不香吗？

还好，我母亲没有受他的影响，放弃姨们和我们姐妹的学业。即使她手头紧而他又有钱炫耀时，我母亲也绝不开口问他借一分钱。她对他反抗最有力的一句话是，你吃完这一顿就挽把草阻着嘴了吗？天天只知道吃吃吃，喝喝喝。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父亲也从未认同过他的观念，他总是与母亲坚定地站在一起。当然，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强悍的母亲在家中牢牢地掌握了话语权。而在四平村及周围的村子中，女孩子们总是读着读着就消失了。嫁人，是每一个姑娘逃不脱的命运。既然迟早是要嫁人的，那么就应该少占用一些娘家的资源，这符合普罗大众的利益原则。所以，嫁女儿被说成“某人家要打发姑娘了”，“打发”二字里潜藏着我们的命运。最可悲的是，有的姑娘被拐到远方，再也没有回来。

我说的上面这个人，是我的大姨爹。他如今成了最弱势的人，体弱心弱。所以，他很久不曾出门了。门外的四季，他只能透过沾满了油烟的玻璃窗，感受到一些混浊的变化。我去看他时，他说，你看我自己生养的女儿嫁远了，都不及你有良心，给我拿来一口吃的。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亲生的，小女儿是抱养的。小女儿是他在赶马车送货的途中捡来的，那时的乡间路边，常有被遗弃的女婴，但从未见过遗弃的男婴，即使有残缺，他们也是家里的一粒种子，一支香火。姨爹路子广，曾有在城里无法生育的一对夫妇给他出过三百块的奶水价钱，小女儿险些就被他送走了。姨妈看着那个可怜的小婴儿，对他说，既然有缘分带她回到家中，就是自己家的娃儿，你还不至于穷到要卖儿卖女的地步。姨妈的一句话就留下了小女儿。他如今抱怨她们嫁远了，“连当条路来走走，都走不到了”。他说得齁劳气喘，我听得上气难接下气。

他惦记的永远是那几口黄汤，姨妈在旁边补了个旁白。他如今连对姨妈翻个白眼的力气都省了，当一个男人要仰仗女人才能正常生活时，身上的戾气早已被肉体的萎顿荡平。我母亲再也狠不起心肠来骂他那些腐朽的观念，骂他从上街吃到下街，为了喝上那口黄汤可以连脸面都不要，它们都被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按下了。而他看见了母亲抚育女儿们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他除了羡慕，还有几分羞愧。这些都带着他来自土地上的真诚和坦率，一如他在外公的灵堂前哭丧时的眼泪，和他下手打姨妈和牛马羊时的猖狂，都是他的本性使然。

我们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在衰败的气味中，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他说，受罪了，也是阎王爷不收，要不，真该去报到了。我母亲说，阴曹地府又不差个赶马车的，你慌什么。雷打的语言，一直是他们相处的模式。在他多次打骂姨妈时，我的母亲曾无数次怂恿姨妈离婚，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算是惊世骇俗。有一次，他上外婆家去接姨妈回家，吃了外公好几个“大火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收手。生性软弱的姨妈不像母亲和其他姊妹，她默默忍受了一辈子，直到他再也举不起打人的手臂。这时，她的声音终于可以高扬一些了。

母亲和姨们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她们也都知道，谁也不能代替姨妈去过她的日子。她们娘儿几个聚在一起时，也只敢抱怨外婆几句，说她是因为感念一点小恩，就葬送了大女儿一世的幸福。那一年，外婆从四十里远的山路上背回一口巨大的黑锅，好用在大土灶上。途中，又累又渴的外婆遇见一个小伙子，帮她背了好一段路，一问一答之间，才知道他的母亲与外婆同姓，算是瓜藤爬在柳树上，转着转着亲的远房亲戚。想着他会是良心好的孩子，便欣然允诺把刚成年的大女儿嫁给他。

世上没有后悔药。外婆只能用这一句来安慰她的女儿们。再一句，这就是命呀。于是，她们都顺从了老天的安排，冷暖日子都抱在自己怀里。

上一个冬天，姨妈与母亲就背着姨爹准备办后事需要的东西了。都说老牛老马难过冬，他又快要熬过这一个冬天了。阳春来时，但愿他身体里的阳气也能慢慢攀升一些，让他不再坐卧难安。

2

阳光下，河岸两旁的群山沉默。我们要爬过六七十度的坡，去山上砍柴、点种、收割，那时身轻如猴，一天要打好几个转。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但凡身上能安得上劳动工具时，都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现在，我空身爬上去，都显得很吃力。每当看到我的弟弟们从山上背回的粮食和柴火像小山一样，能抵半架牛车，我就有一点点理解土地上那些重男轻女的事情。很多体力活，不得不因性别输了一筹，但一想到受教育也有分别心，就替我的同类们不平。

然而，当大多数人家还忙于温饱时，受教育的权利就得臣服于生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如我姨爹般观念的人，遍布在河流与山峦形成的褶皱之间的村落里。这种活法，被奉为他们目光所及的真理。他们大多没有机会更新自己从祖辈那里接受的信息，甚至习惯把女人作为出气筒。劳作回来的男人们在院窝里抱着大竹筒吸着水烟，在等待同样劳作一天还得继续操持一家吃喝的女人们的饭菜。他们还拥有嫌弃饭菜咸淡、指责女人不够贤惠的权力。我亲眼见过无数这样的例子，我的姨爹，我的伯父，他们打骂女人的声音，并非是河流与青山之间的例外。

被打的女人们在悲伤之外，还要继续第二天的日子。像是有了参照物的生活，可以减轻诸多苦痛。她们为自己言说，你看，别人都过得的日子，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过呢？诸如“晒不死的辣秧，打不死的婆娘”“下雨天打婆娘，闲着也是闲着”的话语如豆子般从男人女人们的口中滚落，成为法器或是安慰剂。于是乎，忍辱就成为一种畸形的美德，大写在我姨妈们的脸上。也会有烈性的女子，以死抗争。抗争的结果常常是尸骨未寒，新人换了旧人，日子一样重复。空留给活着的人另一种参照，她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生活依旧，男人们举着父权的鞭子，抽打在牛马羊们的身上，也抽打在女人们的身上。被群山阻隔的群体，未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他们牢牢抓住能抓住的一切，以证明自己是家长是权威。似乎每个女人也都认同了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陈旧观念，成为父权的同谋。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样的命运，便不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甚至她们不曾意识到自己还有权益。所以，当她们成为婆婆后，又想变本加厉地从儿媳们身上为自己所受的委屈寻求补偿。

我的姨妈更不例外。当她做了婆婆后，总是以长辈的姿态盘剥她的儿媳妇。那个在背上背着孩子，还要骑车赶集、上山割草、下地耕种的女人，像极了年轻时的姨妈，但她们的悲欢，隔了时空，就不再有一丝的相通与共情。姨妈总是张着嘴巴，在任何时刻，大呼小叫地唤着儿媳的名字。我母亲见不得她这样，总是背地里说上几句，让她对勤劳的儿媳多些体贴。

我母亲在列举姨妈这位儿媳的千般好时，语气充满了羡慕。人家不计前嫌来当后妈，又生一儿一女，能吃苦，会打算，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儿媳妇呢？姨妈却把她当成陀螺，家里家外，让她每天忙到脚底板都没落地的时间。不仅姨妈这样，就连羸弱的姨爹也要使出浑身力气，叫嚷着要这要那。所谓隔层肚皮隔层山的事，构成家家户户最难念的经书，像一道从未被破解的人类难题。

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时代，一阵阵春风从山外吹来，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些举起来的拳头，那些糊涂的混账话，像生锈的镰刀，被搁置到不起眼的角落。但是有一桩事，依旧像一块顽石，横亘在人们的观念中。它关乎人类的繁衍。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生出儿子，便会觉得自己在村中的根基不牢。出门进门，就有了一生的短处，就像长在身体上的残缺，明晃晃地被人嫌弃。直到后来，面对国家政策，人们才不得不转变观念。转变观念大多是因为周围有了同类，自己并非是孤单的那一类。但凡是有群体意识的认同，残缺与恶，都不再被视为异端，人们往往容易在比较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且看，如今的风向又变了，四平村的育龄妇女们，谁又肯落后，她们非要生出儿子，才能证明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些被藏匿的思想，一旦有了萌动的可能，就立即蠢蠢欲动。

一代又一代女人，从缠足的桎梏中被解放，又从家暴的命运中解脱，终究是享受到了社会进步的福利，她们为人人能得到的舌尖上的那点甜而感到幸福，一转身就忘记了曾经受过的苦。所以，在关于财产的继承方面，一旦有谁回来跟兄弟们争抢，倒会成为一桩笑话。早已被父权规训过的思维，自动地切换成习惯。因为新的比较又出现了，既然女儿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那就应该像某某一样长出飞翔的翅膀，而不是回来当一只只会抱窝的母鸡。

3

我深刻地知道，在乡村的秩序中，我的父母只代表了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龄的女孩子们都嫁人和打工去了，我们还得以在学堂念书，所以我们姐妹倒显得另类。在离四平村六七公里远的地方，有所建于1912年的小学，校长符聘卿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誓用教育来改变家乡面貌，留下很多传奇故事。到我父亲就读那所小学时，已是他的女儿符琳玉女士在当校长，这位校长与卓琳女士是同窗，曾成为家乡女孩子们的一束光。这束光也照亮过我父亲的心田，他甚至有种念想，想要培养我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成为像符琳玉女士那样的人。

得益于我的父母亲都受过教育，我们在求学路上并未受到过不平等的待遇。从接受启蒙教育开始，我母亲总是尽力想一碗水端平。让儿子上学，也让女儿上学，未考取学校时，让儿子补习，也让女儿补习。而姨爹的女儿们早早就离开了学堂，还要被姨爹说成“不是读书的料”。要知道，母亲为了凑够我们补习的钱，不惜卖猪卖牛，补习完还未能考取学校，她甚至卖了山上的木头。为了让小女儿去上自费的高中，她把能想的一切办法都想尽了，只想让孩子们走出大山。为此，她受尽姨爹的种种嘲讽。在我姨爹眼中，大概没有比我母亲更憨的女人了，她从来不知道对自己好一点。她在集市上卖菜，再饿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点吃的。好在，小女儿争气考取了大学。可这也成为村中人诟病她的理由，像是她的儿女们走出大山，都有个不光彩的前科，并不是自己一次就考上，而是她用肥料（钱）压出来的。

是的，我的母亲像种地一样，给庄稼施完农家肥，又施化肥，必须让自己的庄稼长势良好，有个好收成。别人的这些言论，让她耿耿于心多年。当她的孩子们都走出大山，村中有人又说她做了无用功，女儿们飞走，儿子们也飞走了，等她生病一个人在家时，找口水吃都没人端。人间烦恼，一桩接一桩，每一桩都让人意难平。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我的母亲更不例外。还好，我和妹妹都是她的宽心容器，她心里不痛快时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抚慰，再不济她还可以无厘头地痛骂我们一顿。

我明白，期待我母亲更多的改变，会显得我很愚蠢。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烙印，越老越趋向于回归。但我只要想到，我母亲与她的同龄人相比，已经十分开明，就觉得足够了。我多么幸运呀，我没有成为辍学的女孩子，我逃脱了被拐的命运，我还保留着自我意识。

当母亲终于苦尽甘来时，父亲却又离她而去。母亲在村中变得敏感，为房前屋后的宅基地与邻居们闹得很不愉快。倒不是母亲小气，只因为父亲不在后，她觉得别人是在欺负她一介女流。事实上，自从父亲走后，连我也产生了在村中根基不稳的飘摇感。再没有人在清明节时早早地叫我回去上坟，让我享受别的女孩子们没有享受过的荣光。如今，我即使回去，也不能参加村中人举办的盛大的集体活动，而是自觉地成为那一盆泼出去的水。

我们在习俗中顺从，春节时向“天地君亲师”牌位跪拜时，要自觉地站到嫂子弟媳们的后面，因为她们才是这个姓氏的主人。清明上坟是不允许出嫁的女儿们掺和的，我有个在她家乡当了父母官的朋友，她可以主持全镇的大事，但不可以去给祖宗们上炷香。某年清明，她回去，叔伯们也只让她远远地看一看，算是给了她面子。而我的堂姐妹们，自从出嫁后，大多都没回娘家过一次年。堂姐一生都在护持她的母系家族，却从未获得这一权利。伯父总是叮嘱她过完年才能回来。我有这个特权，但我已失去父亲，而他们总是在隐晦中传达一些别样的意味。某年清明，远嫁四川的小堂妹想念伯父了，回来要与兄嫂们一起扫墓，可是几个哥哥都没答应，她哭着从桥上离开的背影，刺痛了婶娘们的老心肝。

我的祖母活着时一直担心一件事情，她害怕她死后，四平村的人不让她进祖坟，因为没生儿子的女人，按规矩是没资格埋进祖坟的。她一直念叨这件事，父亲总让她别多想，他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继母埋进祖坟。只是造化弄人，白发人先送了黑发人。九十高龄的祖母仙逝时，村中也没人来阻止她进祖坟的事。但他们阻挠过别人家同类的事情。群体的世界，从来都是恃强凌弱。邻村的人，曾阻挠过生了三个女儿的男人进入祖坟，直到他发了疯的妻子抡起锄头乱挖上前作乱的人。她说，你们没让我家埋，我就让你们先埋。是她的决绝与勇敢，才得以让丈夫的亡灵进入祖坟。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奇葩事。比如去煤矿检查工作，我的女性身份让我止步于矿井前。我在单位工作多年，一直想看看矿井的模样，却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许多年后，我在省外采风，才得以下到矿井，看到阡陌交通的地下世界。没有人能明白地说，究竟是因为什么不能让女性下到矿井中。在各种晋升中，女性更是被置放于角落。多年后，我的中专同学聚会时，男同学们大多有了职务，女同学们几乎都只是单位的基层员工。我说，是因为我们不配吗？在一堆的笑声中，我们像是都屈从了自己的命运。

某年，县城在西山上新建了两座巍峨的塔，欲与东山比高，坊间传言是为了压制女性群体。因为这个地域长出诸多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的女子，她们走出高坡顶后，成为灯塔一样的存在。她们，让故乡骄傲，据说也让故乡的一些传统感情受到挑战，那些本应该由男人去完成的使命，凭什么要交到女人们手里呢？于是，关于两座新修建的塔的坊间传闻就变得扑朔迷离。

被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女性屈服于被传统观念营造的习俗中，反抗无力，诉说无效。慢慢就形成一种秩序，被无形的手推赶着向前。破立的焦点，在于有外力的介入。当平衡被破坏时，新的平衡又必将建立。

4

在以父系为主的村子中，在钱包鼓起来后，男人们总爱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于是，修家谱修墓碑成为一种风尚。家谱中，女儿们是入不得谱的，入了谱的是媳妇们，且只带着她们的姓氏，成为一种附属，适配于这个姓氏中的某家某子，子嗣几何。看多了，就觉得姓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毕竟人还不如草木，年年都有春天。这是我给自己取笔名时带着的某种洒脱心态，无论我叫什么，都只是代号。我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更关心自己到哪里去。因为归宿远比出身更重要。

甚至有时，我也成为这种权利体系的同谋，在与一位偶然认识的高龄苗族老阿妈聊天时，坚定地夸赞过她当初只让唯一的儿子读书，让两个女儿辍学的思路。她白天赤着脚板，靠挖草药、捡野生菌供孩子们上学，实在是供不起三个娃了，只能选择让儿子去上大学。在大山深处，在那些走不出的黑森林里，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因为那是她后半生的保障。你看，按我潜意识中最真实的想法，不是应该让女儿受到平等的教育吗？可那是一个贫穷的母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啊。她嫁来的时候，一家人住在茅草屋里，兄弟四个，拥挤不堪。她家后来盖了木房子，现在更是建了宽敞的大房子。但说起她那位每天只知道喝酒的丈夫，她只说了一个细节，丈夫死的时候，她还没她的耕牛死了哭得伤心。耕牛是她干活的忠实老伙伴，而她的丈夫只会在醉酒后，昏睡在地里，等她背着孩子干完活，再回家做饭给他吃，然后他继续喝酒继续睡。

我听老阿妈讲的故事，先是大笑，然后想大哭。每次回忆起我的外婆，我的奶奶，我的姑妈，我的母亲，她们身上都有着野草般坚韧的品质，面对生活的困厄，她们是永远的不倒翁。但她们也一样是这种权利体系中的同谋，带着一种天然的偏见，常把一生的执念“种”在儿子们身上。待女儿出嫁了，更是觉得自己与儿子才是一家人。除非儿媳妇非要吵着分家，分了家的儿子便也跟着分了心。如果再有妯娌不睦，上下左右不是人的，就往往成了可怜的老母亲，她们便有了被人咒骂为“老不死”的可能。这时的母亲们，在深夜难受时，就会想起远嫁的女儿们，只想抬起脚来，赶紧与女儿倾诉一腔的苦水，却常常被身后的猪鸡牛马们牵绊了脚步。事实上，如果远嫁的女儿们也过得不好，无非就是母女相见，一场泪水，别离之后，又投入自己的悲欢，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随着我母亲年龄的增加，我感觉到她更加依赖她的儿子们，仿佛他们才是她最有力的拐杖，我和妹妹只是拐杖上的花纹，有了花纹显得好看些，没有也并不影响任何使用效果。他们，是她在村子里生活最大的底气。我所挣来的这点小虚名，只适合在她赶乡街子被人认出说叨时，小小地虚荣一下。今年过年时，自从她的大儿子小儿子回到家中那一刻起，她的老腰顿时就有了挺直的力量，大声武气地说话，谈笑风生地饮酒，我笑她占了势，她就骂我白嚼白啃，没事找事。

有一桩小事倒是可以提一下，天有点小冷，我正带着孩子们在煮奶茶喝，一屋的香气在玫瑰花中散发，我母亲进来了，骂我尽不干正经事，没看见大家都在忙碌吗？是的，大弟在砍肉，三姨爹在杀鸡，姨和弟媳在洗菜。她的眼睛一瞟，看见他的小儿子正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打盹，就和声细语地说，小斌要是困了就上楼去睡一哈，别感冒了。她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态度，让我大声笑了出来，还轻微地反抗了她，说生活好起来后，就应该提升一下审美的品味，煮个奶茶有什么不好，带着孩子们热爱生活不好吗？我知道在土地上说审美的品味，这简直就是笑话。母亲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就忙碌去了，端奶茶给她喝，她厌恶地拒绝了。

常听见一些老母亲在对待儿女的事宜上会受到一些指责，说她们偏心。她们总是无奈地伸出手指，说，十个指头伸出来都有长有短呢。我的母亲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也不能保证她思想的天平不倾斜，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传达一些信息，在我内心掀起一些小波澜。比如，村中有人想占用母亲的地皮建房子，他们误以为我能做一些主，我在电话里明确告诉他们，家中的事我一点主也做不了。我能做主的，向来只是四平村之外的一些事情。果真，母亲要与人商量的电话，总是打到弟弟们那里。但是，当母亲表示，如果我想在四平村盖房子，她也给我留着宅基地时，我一边感到欢喜，一边又觉得羞愧。总会有一万种不配感，从头侵入到脚。

再比如，村中有人摆席，要请宾客，我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座上宾的，只有我弟弟们才有资格。有一次，一伙朋友来四平村游玩，母亲不在家，是族中哥嫂代我招待的客人，那是一次给足我面子的豪气吃法，四平村所有能待客的吃法都端到了桌上。其中有一个朋友一再表示，我一个出嫁的姑娘回村里还有这待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当时说的时候，我没在意，后来才慢慢品出些滋味。

5

蛇年春节，我在四平村遇见一位远嫁的同龄小孃孃，她比我大一岁，我们掰着手指算了下，竟是有三十二年没见过了。想及童年的小伙伴们，自从出嫁后，我们都成了四平村的客人，要见一面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我们都成为那些飘荡在风中的种子，降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长成另外的模样。

我母亲在我们年幼时的理想是要把我们教导成为贤良淑德的人，即使不能，最不济也不能丢了娘家人的脸面。为此，她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如果不好好学，等将来嫁到哪家，就要贴赔爹妈娘老子让人骂。这是庄户人家养育女儿的底线。我和我的同类们，要成为像大地一样的载体，承载着生育、养育、奉献、忍受的母性天职。

我们认命了，却没有忘记拼命去努力。所以，在一方硬朗的地域中，就长出太多硬朗的女子，她们在各行各业书写自己的春秋大义。在很多偶然与必然之间，又被地域之外的人赋予了许多高赞。我恍然觉得，因为生长在艰苦的环境，又受到一些不公的待遇，我的同类们就掌握了如在水里不会被溺死的本领。她们活得像水草般，洪水来临时顺着水流的方向飘摇，水清时又自在地在清水里荡漾，干旱时节就忙着生根深扎。

村前的大片土地上，种了玉米、豆子、小麦、蚕豆、油菜，听奶奶说，在解放前还种过罂粟。一代又一代的女人们，就像这片土地，种什么就长什么。母体的性质，总是脱离不了一些被动的宿命。土地的苏醒，是从春天开始的。而我的同类们的苏醒，应该是在各种学业中。学无止境，学海无涯。

村中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一些是长大的孩子，一些是新娶的媳妇。我们彼此笑问，话里不知身是客。听闻这家的女孩子上了哪里的大学，那家的女孩子做生意发了财，这家的媳妇开了公司，那家的媳妇是哪里的主管。这些喜讯让人欢欣。终于，因为时代的进步，改变了闭塞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性别的歧视正被宽敞的交通一点点抹平。且看那些能上天入地的女英雄们，在各行各业都有榜样的参照物，向我们投来耀眼的光。就连我的姨爹也开始反省自己没知识没文化的愚昧，当他的话锋转到考取大学的孙女身上，仿佛那些过去的岁月都可以自动尘封。

女性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响亮，谈论这些陈年旧事就显得有些落伍，可我们也不能忽略它们曾经存在过。从蒙昧到光明，并非是一种黑夜与白天的关系。应该要有一些可以守望的岁月，成为我们成长的支点。如果把世界比喻成一座高楼，女性的力量是基底，越在低处，越显坚实。她们在低处，以匍匐的姿态托举山河岁月，也从不忘记储蓄攀登时的勇敢与毅力，直至成为荣光。

这一路所见所及，像是坐了一次过山车，我是见证者、亲历者。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被层层偏见与不公的阴霾所笼罩。她们身上发生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荆棘横生，遍地有雷。但也常能看见一些震撼人心的女性力量，在黑暗中拔节生长，但愿她们能冲出牢笼，成为苏醒的土地。

蛇年的雨水节气来临前，春城已下过一场雨，雨水这天，又是一场雨。被雨水冲洗过的天空与大地，明艳、透亮。我想，苏醒的土地与觉醒的女性，一定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叶浅韵，云南宣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等刊物。曾获十月文学奖、《收获》无界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冰心散文奖、云南文学艺术奖、《安徽文学》奖等。已出版散文集《生生之门》等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