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比天大
1.
谭宗远主编的《芳草地》名气很大，文坛名宿云集于斯，令人心仪。
我是《芳草地》忠实的读者和作者，对其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名望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主编的品位——谭先生对文章之途有纯正的信仰，真正是以文为贵的人。他不太考虑文字之外的名利颜色，像个农人，躬身耕耘本身即是心甘情愿的受用。二是刊物的品质——不管文坛的冷热，只发结实的文章，长短文体不拘，只要说的是有用的话，对世道人心有所涵养，便均可登堂入室。三是刊物出品人的品格——谭宗远的主管领导，是个通达之人，懂得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就因为它远离利益，一谈功利，便行之不远；于是，他不让刊物承担“额外”的东西，给了谭先生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自主和自由。
如今文坛蒙上了过多的红尘，文人很疲惫，文心很仓皇。那些以文为贵的人，渴望有一块静心、洗心、养心的休憩之地，享受一下精神的自主和生命的自足，而《芳草地》正是这么一片小小的“憩园”，写作者天南地北而来便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些作者之间虽不相识，却因为有共享的“芳草气息”，便感动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像经年老友，惺惺相惜。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便是大。普天之下，所谓“净土”，其实就是那么小小的一块；河山广阔，那是红尘滚滚、欲望蓬勃的地方。
2.
谭宗远是个吃素的人，身形修长，面相质朴，像一株向上拔节的京西玉米。
我出生在京西的山地之上，他的“京西玉米”气质很让我感到亲切，虽然他是平地雅士（朝阳区文化馆的一位创作员），我也视他为本村的乡亲，相见之时，很是亲热，勾肩搭背，絮叨不已。
在别人大鱼大肉地满足口腹之欲时，他却始终素斋自持，个中缘由未曾深问；对照萧伯纳的操守，或许与“纯洁的精神”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夜，在北京的一个文学会议上，偌大的一桌素食，仅他一人享用，我便凑去与他分餐。也许我的姿态，成就了一种“咱们”的气场，他的谈锋很健，说了许多私房话。从这一天起，我也开始偏爱素食，感到素食倒是一种精馔。
我了解到，他的胞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谭宗尧，一位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一种自然而然的世俗心态，让我拘涩起来。他说：“他是谭宗尧，我是谭宗远。”看得出，他受不了我的这份谦抑。
我私下里想，一个在舞台上表现，一个在书斋里隐忍，却同出一门，真是绝好的风景。因此，对他，我有一份不露声色的崇敬。这样的人，在市井上不多。
文坛地小，我们总能不经意间出现在同一场合。我每次都看到，他总是择一偏僻的角落，静静地坐着，从不招惹他人的视线。只有被点到的时候，他才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更多的时候，则是一言不发。他不仅不借势“秀出”，竟至自己也不“秀出”，可见人品。
在一个散文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坐在一起。各路人物竞相出场，争抢发言，夸夸其谈。我感到有些闹，不禁烦躁起来。我看到他也跟我一样，眼神里隐忍不住。他甚至说：“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你再看他笔下的文字，扯淡得很！”
这是京西俚语，一句很过瘾的话，我觉得他用得很是地方。
在质朴沉实的外表之下，有不阿的性情和坚硬的骨骼；换句话说，吃素的人，性格却有血性——谭宗远真是个妙人。
3.
与谭宗远交往了近四十年，我们之间，并没有“私密”的感情，聚时亲切，离时相忘。但每到落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是他。他跟我说过，他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可以想见，我们之间并不是真的相忘，而是心中都装着对方，只不过不像一些文人那样功利与“黏着”。我们是纯粹的道友。
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整理藏书时，翻出两本多余的书，一本是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本是人民日报社辑录的《农村小说选》，问我要不要。
我当然是要的。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有藏书的爱好，对于旧书有特殊的感情。
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上，他当面交给了我，并说，一旦有买重了的书，依旧给我留着。
这份感情虽然很淡，但我很受用。因为淡淡的感情，才真实，与“温暖”仿佛。
晚饭之后，他到我的房间来，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是新华书店总店的仓库，那里有仅一两折处理的旧书。”
这不是一种邀约，是觉得对方一定会去的结伴而行。一个爱书的人，岂有不逛旧书摊的道理。
那一次，我“淘”了一套《汪曾祺全集》（北师大版），他的所得好像是一本《叶圣陶传》和叶君健的一本小册子。
我们相视而笑，有一种会心的得意。所谓会心，是我们有相同的趣味，都恋旧人，都恋旧物，都钟情于质朴的旧书。
当然，也都写质朴的文章。质朴的文章离时尚远，不会被人看好。他说，质朴的文字之所以还值得写，是因为它真诚，离心近。
4.
谭宗远是个对衣着不敏感的人。自相识以来，没见他穿过西装，总是一成不变的中式打扮，布鞋、短发，脚步轻盈。
我说，纵横千里，谁不识得谭君？你也该弄得气派些。他说，那何必？穿道袍，不如有道心。
心境既然如此，多余的话也就不必再说。他岂止像一株京西玉米，本性上就是玉米的质地——拔节、吐穗、灌浆，一切都在平平静静之中完成；虽不被人察觉，却不曾有一分怠惰，结出的苞谷，沉甸甸的。他的写作过程，就是玉米的成长过程——生长得很慢，不辜负每个季节，吸足了阳光，润足了雨露，最终的成果，结结实实，耐人咀嚼。
京西玉米比不得杂交品种，高大的茎秆上只结一穗苞米，所以它的产量很低，但品质纯粹。我酷爱他的文字，“命”他每有新著，必得“赐”我。
谭宗远的文字，数量不多，但篇篇扎实，字字不苟，经得起反复吟味。
所以，谭宗远的所谓“道心”，是以文为贵，写结实的文章，让心性自由地伸展。
那年我去谭宗远家造访他的书，才知道他的居所是那么狭仄。三口之家，仅六七十平方米的面积，以至于他的书大部分都没有伸展腰身的境遇，堆在床下，码在厕间，叠在柜底，栖在墙角，令人怜惜不已。
我说，这样一个混乱的阵势，要想找一册自己想读的书该有多难。
他说，不难，都是自家人丁，隐藏得再深，也能闻到它熟悉的气味。
我说，你看文人多可怜，那些不读书的人倒有广厦阔宅。
他说，不可怜，房子再大，不如心大。文人居尺庐而思千里，所贵之处，正在于斯。
5.
林徽因曾为友人玮德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节：
春风似的吹过/你却留下/永远的那么一颗/少年人的信心/少年的微笑/和悦的/洒落在别人的新枝上……
这用在谭宗远身上是十分恰切的。他已过古稀之年，却依旧是“和悦的”，不浮不躁，不悲不喜，概因他始终有一颗“少年人的信心”。
这真是难得。
文人易伤世，易摇摆，因而就易老，易不平，以至于进退失据，破绽百出。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自己的性情世界中的人，真是有福的人，因为远离了名利，也远离了耻辱。
“和悦的”，词面很小，境界却很大，非恒久的修养难以成就。所以，对那株“京西玉米”，我心存敬意，我称他为谭先生。
现在想来，有谭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必然会有《芳草地》那样的一个刊物。人与刊物之间，是结伴而行、共同生长的关系。
现在想来，《芳草地》这个刊名真好，它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文人与文学的尊贵，就在于有草木一样的生存定力——依据本性的需要，隐忍而不息地向上生长。
即便《芳草地》是谭先生的生命所依和心灵所栖，因为年龄大了，他不得不从中退出，把其交给了他倚重的几个年轻人。以为他会忧伤和落寞，没想到他还是那么“和悦”和淡定。他说：“《芳草地》是《芳草地》，谭宗远是谭宗远，一如沃土，不管什么人耕种，只要不疏懒、不懈怠，照样会长出好庄稼。”
在他看来，只要《芳草地》还在，他谭宗远就在了。
这很好。这种功不在我而在千秋的操守，正与大地道德相契合，他还是一株种性不蜕变的“京西玉米”。
所以，他“身退”却不“旁观”，依然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给刊物“拉”稿，编辑们拿不准的稿件，只要征求他的意见，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提供“参考”。他始终恪守着一个原则：出谋不“划策”，帮忙不“添乱”，不“碍眼”于继任者。
但他给继任者“掌眼”——刊物付印之前，他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看一遍，把病句和错别字给“挑”出来。他认为，《芳草地》毕竟是《芳草地》，他还要与她一起健康成长。老年斑可以长在脸上，绝不能长在净洁的纸页上。谭先生说。
于是，编辑们对他很尊重，总是保持着钦敬之情。当人们问起，现在的《芳草地》是谁在编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谭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