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伯庸：每一部作品都是清零后重新开始
作家马伯庸又出了新作。
他的最新历史小说《修桥记》首发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二期，讲述了一位知县上任伊始就遇上辖区石桥半夜坍塌，只能在与各方势力的周旋中重新修桥的故事。
《修桥记》首发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二期
“我过去几年读了一系列关于明清县级治理的历史文献，其中最有趣的三本，都有关知县的日常生活。”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马伯庸兴致勃勃地分享了三部文献——《夷困文编》《退思堂集》《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它们描绘出一幅幅明清时代的县级政治生态图，尤其对知县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位做了相当精准的展示：没有什么威风八面的官威，更多的是协调，是调度，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腾挪的无奈妥协。
“我习惯学什么就读什么，读什么就写什么。既然读了那么多知县的故事，也想自己写一部小说。学习知识最有效的一种总结，就是把它用自己的话讲一遍。”
在外界看来，马伯庸已是近年最“成功”的80后作家之一，不仅拥有了读者、市场，也获得了包括骏马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在内的许多文学奖项。但面对文学写作，马伯庸依然是一种学生的心态，依然会忐忑、焦虑，甚至自我怀疑。
“对创作者来说，文学作品没有累积这一说，每一部作品都是清零后重新开始。它不依托于作者的名气和过往作品，独立展现在读者面前。”马伯庸说，“资历和成绩有时并不是保证，反而是一种诅咒：你之前写得不错，那么你下一部是否能保持同样水准？每次开新书，这个恶魔呢喃都会在耳边反复响起。”
他还透露，自己也偷偷写过几篇非历史题材的小说，但还不够成熟。“等我觉得差不多了，会给大家看，不过未必用这个笔名发表。”
除了写作，3月9日，马伯庸还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紫江讲座教授，他说他希望把自己实践经验作为素材，提供给专业学者和年轻人们。“让前者研究更精准，让后者在文学道路上少走弯路。”
【对话】
“我想写出一个复杂的人”
澎湃新闻：《修桥记》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你认为一部作品会和“创作时的日常生活”发生哪些关系？
马伯庸：这次的创作过程，与其说是文学创作，毋宁说是一次学习过程。感觉自己就像写一篇硕士论文似的，大量时间都在阅读文献和研究专著，边读边开题，把平时学到的一鳞半爪扔进去，写不下去，就回过头继续去学习，学明白了再噗通跳下水，继续和文字缠斗，最后凝成一篇全须全尾的小说。有时候，我不确定自己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反过来，为了找一个读书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澎湃新闻：《修桥记》的主人公——知县颜鸣山，他在你的文学世界里算颇有身份，不那么底层，但依然被迫地承担起某种责任，一度妥协，最终找到自我。你似乎很着迷于讲述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在复杂浑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守住本心？
马伯庸：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赋予人物足够的成长性和复杂性。从纵向来说，每个人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会不断在变。以我为例，我现在看二十岁写的日记和三十岁的文章，就很羞耻，同时也很羡慕，那时候的自己肤浅幼稚，但同时也冲劲十足，无所顾忌，字里行间洋溢着活力，现在技巧成熟了，那种青涩的热量却少了；
从横向来说，一个人的性格也有很多彼此矛盾的层面，我见过白天横行霸道晚上向隅而泣的混混，也见过热心善良却顽固执拗的邻居，没人可以被几个词简单地定义。
所以我想写出一个复杂的人在复杂环境挤压下的成长，又在成长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主体性。
澎湃新闻：颜鸣山是进士出身，但为了“修桥”这一件具体的事头疼不已。现实生活中不少读书人不擅长也不愿意做所谓的“俗务”。你怎么理解知识分子“做事”？
马伯庸：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会请出一位叫曾巩的大神。
他曾在当涂担任司法参军，以精通律令、审判公允而著称；在越州担任地方官时，遭遇饥荒，以绝妙的金融手段平稳度过；在齐州扫黑除恶，端掉了当地最嚣张的霸王社；在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职，也无不政绩斐然，做庶务的手段高明至极。
而他恰好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算是顶流文人。
所以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或文人与俗务之间，天然存在矛盾，无非看用不用心罢了。
澎湃新闻：你笔下的小说人物，除了“搞事业”，往往也有同样精彩的“家庭线”“友情线”。这背后有你对一个人怎样的理解？
马伯庸：我不太会写感情戏，但是写家庭戏还算可以，尤其写中年男子的日常生活，对家庭的责任，对友情的调控，对压力的应对等等，写起来得心应手——所以作者确实很难超越生活经验去创作。
“我醉心于两种东西：地图和档案”
澎湃新闻：你有一种就一张地图展开无限想象和推理的能力。看《长安的荔枝》时我就想，一个当代写作者究竟是如何找出一条古代的路并有底气写下“再没有比这条路更快更稳的了”。《修桥记》中揭开事件核心的关键也在于一张地图，颜鸣山对这张地图的“领悟”揭开了整个故事高潮的序幕。这张地图出现于这次小说创作的哪个阶段？
马伯庸：我醉心于两种东西。一种是地图，摊开它，整个世界的肌理就会显露出来；一种是档案，翻开它，纷乱繁复的事件就可以被一一捋顺。所以在我的小说里，总会出现主角去研究地图或查阅档案的场景，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执念，也是让我觉得安心的锚点。
澎湃新闻：《修桥记》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修桥故事，但全程都很抓人。小说有关民生，有关良知，底色是深沉的，但行文中也有轻松和幽默，比如其中一对兄妹的起名，大哥叫大牛，妹妹叫琴声，对牛弹琴，大俗大雅。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对小说“好看”的某种追求吗？在你的理解中，好看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马伯庸：写文不免要端起架子，但端得久了，总会疲劳，有时候突然迸发一点小趣味或小恶作剧，权当休息。对读者来说，也算是一种调剂吧。好看的小说，读者应该能从字里行间和文章节奏里，看到作者在幕后的心态变化。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往往从一个很小的切口切入：一座桥、一味酱料、一份荔枝、一笔税目……这是你的创作观，也和你的史学观有关？
马伯庸：我一直关注微观史学，会习惯性地从最底层的细节出发去思考问题。细节决定了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决定了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导致了组织结构，组织结构会衍生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变化。如此追根溯源，即可以从一叶中看到秋天，从一朵花里看到天国。
澎湃新闻：《修桥记》和《桃花源没事儿》这两部最近的作品似乎都没有真实历史事件的框架和真实历史人物的支撑。这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写作变化吗？
马伯庸：《桃花源没事儿》讲的是妖怪故事，自然架空一点比较好。《修桥记》虽说模糊了年代，但可以明确发生于明中期，其中种种桥段，多有本可据，可以说是集合了明、清知县们的典型性日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算是有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支撑，只是没那么明显罢了。
澎湃新闻：如果你能穿越，你最想回到古时哪个朝代？最想从事那个朝代的哪个职业？
马伯庸：哪也不去，老老实实在现代呆着。只要做过古代生活史研究就会知道，现代人根本无法忍受古人的生活水平，至少我不行。我说一个最最基本的，古代的纸张很宝贵，要正面写完反面写，不会专门生产厕纸。所以古人大号擦屁股，都是用厕筹——那是一种削过的竹片——轻轻刮拭……
“大家的反馈会让我更愿意去观察世界”
澎湃新闻：《修桥记》虽然是一个以明朝为背景的故事，但很多地方都和今天的职场非常呼应，包括一个人怎么和上级相处、怎么和同事相处。你的小说总能“击中”很多职场人，也有读者好奇，你都自由职业十年多了，你对职场的细致观察和感受从何而来？
马伯庸：古代职场的基本元素是人，现代职场的基本元素也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那么几种。对爱情的执着，对亲情的眷恋，对利益的算计，对友情的妥协等等……人类从古至今，性格其实没怎么变过。所以我们只要把历史中读到的故事，与自己的人生阅历相印证，就可以推导出很多规律，获得明悟。古人说读史明智，就是这个道理。
澎湃新闻：你说过“好奇心”是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品质。我想你“每年一部长篇”的创作热情也和你的好奇心紧密相关。但人到中年，对外界葆有好奇和热情其实并不容易。你认为自己能一直拥有好奇心的关键是什么？
马伯庸：关键是有正反馈。我的好奇心，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学习的动力，可以化为创作的源泉。而创作可以把我的思考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跟更多人分享。大家的反馈，会让我更愿意去观察这个世界。
澎湃新闻：你在《历史中的大与小》写到你带儿子读书、背文。在这个过程中，重读那些经典文章和故事，你也受益良多。现在读书很方便，但很多人觉得“读进去”越来越难。可以分享下你现在的阅读频率、习惯和方法吗？
马伯庸：现在我的读书习惯是随缘。不再执着于载体，实体、电子都可以，有声也没问题；也不再执着于收藏，买了就看，看完就送，不会刻意留存；阅读时间不固定，逮着机会就看，看多看少都不妨。松弛感很重要，你不把读书当做一桩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能多读几本。
澎湃新闻：你刚刚受聘为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我感觉你一直很喜欢学术研究，也喜欢和同学们交流，对不？成为讲座教授后计划做些什么？
马伯庸：我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不做单纯的签售，而是采用讲座的形式，就一个话题讲一两个小时，让参加者不止追星，还能有所得。讲得多了，很多想法慢慢从碎片变成了观点，观点连成了体系。这些思考不敢称学术，我只是希望把自己实践经验作为素材，提供给专业学者和年轻人们。让前者研究更精准，让后者在文学道路上少走弯路。
澎湃新闻：除了读者、市场，你也得到了很多文学界的专业认可，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你属于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作家”。我八卦一下，你还会因为写作感到焦虑吗？
马伯庸：会。对创作者来说，文学作品没有累积这一说，每一部作品都是清零后重新开始。它不依托于作者的名气和过往作品，独立展现在读者面前。资历和成绩有时并不是保证，反而是一种诅咒：你之前写得不错，那么你下一部是否能保持同样水准？每次开新书，这个恶魔呢喃都会在耳边反复响起。
澎湃新闻：有读者觉得历史小说创作是你的“舒适区”了。那你有想过历史小说之外的小说创作吗？
马伯庸：想过，其实我偷偷写过几篇，但还不够成熟。等我觉得差不多了，会给大家看，不过未必用这个笔名发表。
澎湃新闻：我们期待一下。最后想问问，此次长篇小说首发《人民文学》。早在2010年，你的《风雨<洛神赋>》就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杂志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马伯庸：2010年《人民文学》给了我一次登堂入室的机会。在这之前，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肆意玩闹的孩子，突然被拽进一个严肃的文学殿堂，还得了一个奖，这让我看到了更开阔的一个世界，而且开始对自己有要求了——或者说得时髦点，文学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