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
腊月廿八，我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对着镜子发呆。
那面镜子是八十年代的老物件，水银已经有些斑驳，照出的人影带着几分模糊。母亲就站在那片模糊里，花白的头发还没来得及染，灰扑扑的，像落了霜的枯草。她听见动静回过头，脸上有一瞬间的慌乱，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撞见。
“回来了？”母亲说，伸手拢了拢头发，那动作里有种下意识的遮掩。
我“嗯”了一声，放下行李，站在门槛边看着母亲。母亲的手还停在鬓角，那双手是粗糙的，关节突出，指腹上有常年做家务留下的裂纹。手比头发更老。
“爸呢？”
“买菜去了。说你要回来，要多买几个菜。”
我点点头，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屋子里很安静，只有老座钟在角落里咯噔咯噔地走着。那钟也是老物件了，还是外公外婆结婚时买的，传给了母亲。母亲说过，这钟比她的年纪都大。
我走过去，在母亲身边坐下。镜子里映出两个人影，一个年轻，一个苍老。我看着镜中的母亲，母亲也看着镜中的我，目光在斑驳的水银里相遇，又各自移开。
年夜饭是父亲做的。
母亲往年总要亲自下厨，今年却只是坐在灶间择菜，择着择着就走神了。父亲在灶前忙碌，锅铲碰着铁锅，发出熟悉的声响。那声响我听了二十多年，从记事起，每年除夕都是这个声音。
红烧肉端上桌时，父亲说：“尝尝，我做的，不知道行不行。”
我夹了一块，点头说好。父亲就笑了，笑得很满足。
母亲吃得很少，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像在数米粒。我给母亲夹了一只虾，母亲说“够了够了”，却没有吃，那只虾一直搁在碗边，凉了。
窗外有零星的鞭炮声，远一声近一声的，像是谁在试探着敲门。电视里放着春晚，主持人的声音热热闹闹的，和屋里的安静形成奇怪的对照。父亲试图找些话来说，说起村里的变化，说起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说起今年的收成。母亲偶尔应一声，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
我忽然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得这么沉默了？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去给母亲拜年。
母亲已经起了，坐在床沿上，对着那面斑驳的镜子梳头。一下，一下，动作很慢。梳子上缠着几根白发，在晨光里亮得刺眼。
“妈，新年好。”
母亲回过头，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蛛网一样细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母亲：“给你的。”
母亲愣了一下，没有接：“给我做什么？”
“过年嘛，给你就拿着。”
母亲接过去，捏了捏，忽然红了眼眶。我赶紧转过头去，假装在看窗外的天。天是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红包。外婆在时，母亲是给红包的那个人；外婆不在了，母亲还是给红包的那个人。给丈夫，给女儿，给外孙，唯独没有人给过她。
我把头转向窗外，看了很久很久。
初三那天，我去了一趟外婆的坟。
外婆走了一年了。坟前的草已经枯黄，在寒风里瑟瑟地抖着。我蹲下来，拔掉那些枯草，手指触到冰冷的泥土，想起小时候外婆牵我的手，手心是暖的。
母亲站在不远处，没有走近。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棵落了叶的老树。
回去的路上，母亲忽然开口：“你外婆走的那天，一直念叨你。说想再看看你，看看你上大学的样子。”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母亲又说：“我也老了。”
就这三个字，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我。
初五的清晨，我要走了。
天还没亮透，母亲就在厨房里忙碌。煮饺子，煮鸡蛋，装我爱吃的腊肠和酱菜。父亲帮我拎行李，拎起来，放下，又拎起来，再放下，像有什么话要说，终究没说。
我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站在门口，父亲站在母亲身后。晨光很淡，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好像要一直跟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车子发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影。母亲忽然抬起手，挥了挥。就那么挥了一下，又放下了，像是怕我看见似的。
我摇上车窗，眼泪终于落下来。
车子驶上高速，田野在窗外飞快地后退。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枯黄的草和裸露的泥土。天很低，压着远方的村庄，村庄里有人在过年，有人在团圆，有人在告别。
我想起那面斑驳的镜子，想起母亲梳头的手，想起那个被攥了又攥的红包，想起坟前枯黄的草。
想起母亲说的那句“我也老了”。
我忽然明白，过年是什么。过年是一场盛大的提醒，提醒我又长大一岁，也提醒父母又老去一年。提醒那些我以为会永远在的人，其实正在一天天离开。提醒那些我以为永远来得及的陪伴，其实已经开始倒计时。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母亲那天的眼睛。
我想起大年初一早上，母亲坐在床沿上梳头，一下，一下，动作很慢。我站在门口看着，看了很久，却没有走过去抱一抱她。
为什么没有走过去呢？
我问自己。
窗外的田野还在后退，村庄还在后退，远山还在后退。什么都留不住，什么都回不来。
手机响了，是母亲的微信：“到了记得说一声。路上小心。”
我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
没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