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街道

《隆德县志（1991—2000）》记载：“按照《关于县城及城关镇地名命名的通知》（隆政发〔1993〕35号），确定县城3路、4街、16巷，3个居民委员会。”

街道的“街”字，在我们县城读作gai音。

跟它的读音一样，街道的功能也有神奇之处：它一会儿是路，一会儿是市场，一会儿是舞台，随时都可能变身，也随时上演着人生百态。

2002年夏天的县城街道，曾经让我迷茫过。彼时，我被中巴车从乡下拉到县城参加中考，出了车站就陷入恐慌之中：我不知道从车站到学校该走哪一条路。在我们村，只要确定一个地点，我就有很多种抵达的路径，可是这里是县城，面对灰色的沥青路和那些被磨得快看不清颜色的斑马线，我对城市有了恐慌。

好在有人知道去学校的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身后，他们拐弯我就拐弯，他们停在十字路口我就停在十字路口，根本顾不上闻柏油路被晒得发软时散发出来的奇怪味道。

直到“隆德县中学”五个大字出现的时候，我的恐慌才少了一些。入夜，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我开始回忆从车站到学校的这段路。我只记得路两边都是楼，楼下不是餐厅、商店就是理发馆，这似乎和乡下不一样，路两边不是房子就是土地。

我忍不住将县城的街道和乡下的路做起了对比。乡下的路，可以随意地走，城里的路不行，要拐弯，要停顿，要在十字路口做出选择。乡下的路，可以留下脚印和车辙，县城里的街道不行，不管你走得轻还是重，回头看的时候，只有沥青磨旧的痕迹，没有脚印，这很像某种隐喻，一个走惯了乡间小路的小子，是不会在县城里留下痕迹的。

后来，经由一纸通知书的指引，让我惶恐的街道彻底将我带入这座县城，也让我从它开始，认识和熟悉县城。

我对县城的第一感觉，其实也是对街道的第一感觉。它是平面的，由立体的建筑组成，看上去简单却深不可测。它是立体的，由线条和路牌组成，看上去笔直却充满转机。我在平面的街道上熟悉了水果摊、农作物销售点、纸火铺……知道了每一个摊位都对应一个行业，对应着一群消费的人，对应着一座县城的生与死；我在立体的街道上熟悉了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和自行车，知道了每一种交通工具的线路和可抵达的目标，最后串联起整座县城。

作为街道的街道上，曾经留下过我的彷徨和迷茫，好在它的翻修速度很快，新的街道在旧的街道之上出现时，此前被我扔在街上的彷徨和迷茫就烟消云散了。我曾经在一条有弧度的街道上摔过一个跟头，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追赶我喜欢的女同学，一个不留神，车速快到我已经无法控制，然后就是一个翻转，我和自行车就躺在了街道上。顾不上疼痛，也顾不上尴尬，扶起自行车继续追赶，当我喜欢的女孩子坐在自行车后座并搂住我的腰时，我才感觉到疼痛，但很快甜蜜就盖过了它。从此，在县城街道的记忆里，有一段路充满了疼痛和甜蜜。

作为市场的街道，见证过我的捉襟见肘，一盘五块钱的刘德华磁带，一本六块钱的金庸小说，我都没办法畅快地拥有。好在我在街道上花两块钱买到了一本盗版的《百年孤独》。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奥雷连诺上校同一群爱看热闹的人混在一起观望街上行进的队伍。我读到“他看见大象背上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看见一只悒郁的单峰骆驼；看见一只装扮成荷兰姑娘的狗熊，它用匙子和盘子打着音乐拍子；看见正在队伍后头翻筋斗的几个小丑”这一段的时候，我的思绪一会儿在字里行间游走，一会儿在县城的街道上晃悠。

这时候，街道在通行的功能之上，增加了表演和交易这两项新功能。街的两边被整齐的帐篷占满，帐篷里是各种百货，而十字路口，是一个更大的帐篷，里面的杂技团正在表演节目。三块钱的门票把我和精彩的表演隔开，我只能通过帐篷里传来的掌声和尖叫声来想象表演的精彩程度。

这时候，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应该上台了，她牵着一只悒郁的单峰骆驼，那只装扮成荷兰姑娘的狗熊，跟着它，用匙子和盘子打着拍子，队伍的后头，翻筋斗的小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风火轮……

书里的场景，和帐篷里看不见的内容相互交织，让我对这个神秘的杂技团更加有兴趣。我沿着帐篷转了一圈，试图找到一个缺口，哪怕只能看到一星半点，我也将得到满足。帐篷密不透风，不断传出来的掌声、吆喝声，始终将我拒之门外。

我一直等到白天的节目散场，演员和动物们转移到街道边的操场上，才发现整个杂技团，除了几只矮小的马，和一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猴子，根本就没有单峰骆驼，也没有装扮成小女孩一样的狗熊，而那些参与表演并引起掌声和呐喊声的，也无非是几个侏儒和一个驯猴的老头引发的。这比没看大白天的表演更让我感到失望，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马尔克斯，他说：“在一切都已过去之后，除了充满阳光的、空旷的街道、飞蚁以及几个仍然在茫然张望的观众，什么也没有了，上校又面对自己可怜的孤独了。”

是的，街道之上只有阳光和飞蚁，茫然张望的观众早已散去，我也要独自面对孤独了。在县城里，我感觉最真切的，就是孤独。作为一个乡下孩子，县城里的每一条街道都迎接了我，可是没有一条街道能指引我回家，县城是我的寄居之地，我逐渐成长的脚板，却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处。

车站

《隆德县志（1991—2000）》记载：“隆德中心汽车站（俗称汽车北站）成立于1999年4月8日，位于县城盘龙桥北侧，经营范围包括客运站经营等。”

我们县城的建筑，是沿着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建起来的，河的北边是一条国道和一座山，南边则是与之平行的三条街道，街道两边分布着居民小区、政府、医院、电影院、图书馆等功能性建筑。

而两个车站，一个在南边的十字路口，一个在北边的国道边，和其他建筑没有任何关联，它们还拥有独立的院子和围墙，拥有独立的运作体系，似乎独立于县城之外。

县城里所有的建筑中，车站最是无情。在我的记忆里，车站的铁门总是关闭着的，老人斑一样的铁锈，让大门显得冷冰冰。所有人只能通过一道窄门进入它的内部，这期间还要等待，要看售票员的脸色买票，要排队上车。进入车站之后你会发现，车站里的大巴车，密集地排列着，仿佛手挽着手要将邮票大小的县城打包全部送走。

春天一到，车站的氛围也开始活跃起来。刚过完年的人们，开始第一轮迁徙。他们扛着被褥，面带春节的喜色，和故乡作别，眼窝里藏着的愁绪不会给送别的人看，不会给卖票的人看，更不会给同行的人看。当这些表情复杂的面孔在站台上四处张望时，整个车站都笼罩在一层温馨而又略带匆忙的氛围中。红的、蓝的、绿的行李袋如同集市上的货物般堆叠，装点着这座县城中人们来来往往的日常。某个春天，我在这里送第一次出门打工的父亲，等待、买票、排队上车的全过程，我们没有一句话。那时候，我尚未学会告别，也不知道送父亲打工所包含的意义，只是木讷地模仿着别人送别的流程，把父亲送上了去大城市的大巴。车驶出车站的时候，我的眼泪才落了下来，流速和大巴的车速一致，模糊中，我看到靠窗的父亲似乎也在抹着眼泪，但是车站却纹丝不动。

夏天的车站，空空荡荡，大门敞开着，好让风吹进来，为陈旧的候车室拂去风尘。这时候，刚从麦地里忙完面带土色赶路的人，因为等待而焦急张望的人，怒气冲冲询问车次信息的人，让候车室的气氛变得怪异。这时候，如果你会想起庞德最著名的诗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 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这时候，你会觉得，车站也有冷清的时候，就像一个一直热闹的人突然孤独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和车站很熟悉的人，或坐或卧，用悠闲抵抗了一部分孤独，他们一直在候车椅上享受着等待的宁静时刻，大巴车出站的广播响起，他们才懒洋洋地起身，拖着行李箱，打着哈欠上车。有趣的是，不管是热闹，还是孤独，车站沉默不语，只是机械地提醒旅客：出站时间已到，是时候离开车站了。每一个被时间赶上大巴车的人，都会看一眼车站，但是车站却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被自己送走的人以告别。

秋天是个繁忙的季节，车站也要承载更多的收获与离别。我观察过秋天的车站，每一个进入车站的人们，都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情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表情就是了解他们的入口，不过我没有从任何一个人脸上读出离别的愁绪，这些都是诗人们臆想出来的，真正的离别者，内心的情绪远比诗人写出来的复杂，如果你单纯地说不舍或者开心，都是不准确。因此，每一辆从车站出发的大巴车上，都坐着内心复杂的人，他们上车前相互递烟，寒暄，上车后，就开始假寐，或者一直把头朝向窗外，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到他的表情。即便是送走了一个人，车站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那个被车站送走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又一个内心复杂的旅客，让整个车站也变得复杂起来。

到了冬天，如果刚好下过一场大雪，车站才和县城里别的建筑显得没有区别，至少远远看上去都是被白雪覆盖着的建筑物，你看不出它的薄情，也看不出它想搬空一座县城的野心。不过，这时候趁着大雪赶往车站的人，就有了让人联想的空间，什么事非要雪天出行，大雪天出行的林冲，人生命运经过了大起伏，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一位，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他的表情被落下来的雪遮住，他的脚印被落下来的雪盖住，他成了一个秘密。可惜的是，雪盖住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可以把人们送到远处的道路。于是，车站外的雪纷纷扬扬，车站里的人内心焦急，一场无声的对抗在车站内外进行着。

我曾经有过一个思考，车站是一开始就如此薄情，还是后来才变得薄情的。一开始，车辆要从它的内部出发，汪伦送李白的时候，离愁别绪比桃花潭水还深，一辆大巴车至少能送走五十个李白，那么，这些送李白的人的愁绪加起来，岂不是比飞流直下的三千尺瀑布都高？思考到这里，变得更加抽象了，只能不了了之。

县城的车站应该还记得那些曾经坐在长椅上等待的人们，年轻的情侣、年迈的老人和稚嫩的孩童。如今，孩子已长大成人，情侣也已组建家庭，老人或许早已离世。世界就这样生生不息地轮回着，似乎改变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曾改变。作为轮回的一部分，车站或许有一天也会迎来新的改造或变迁，但是车站里曾经和现在以及未来的迎来送往，都将一如既往。车站的薄情之处就在于，不管世界以什么样的速度和样子变化，它都承担着一样的责任，扮演着同一个角色。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在打听县城这两座车站的消息时，才知道南边的车站已经历过两次搬迁，完全变成了于我而言陌生的地方，而北边的车站因为人流量的原因早已废弃成为车站的遗址。

我是从南边的车站开始认识这座县城的，也是从南边的车站离开这座县城的。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带我认识一个又一个车站，进入一座又一座县城或者城市。关于六盘山下这座县城的记忆，起于南车站，也终于南车站。我和县城，在南车站形成了一个闭环。现在，这薄情的所在变成了新的，可我关于这座县城的记忆，却慢慢变得陈旧。

这样也好，一个县城的旧人，和一座新的南车站之间，就不会出现情感纠葛。

我知道，不管县城的车站经历过多少个白天和黑夜，送走过多少乘客，当人们走进车站或者走出车站，你都会看到新的旅人带着复杂的表情踏上旅程，也会看到新的旅人带着复杂的表情回到故乡。而这个过程中，车站始终沉默不语，冷漠地迎接着县城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迎接着每一个抵达或者要离开县城的人们。

柳树

《隆德县志（1991—2000）》记载：“县境内植物共113科788种，柳树全县存量甚少，目前‘左公柳’仅存26棵。”

我观察了很久，整个隆德县城里，和我最接近的意象是柳树。

从长相上看，它们和我一样清瘦；从气质上判断，它们和我一样孤独；当然，它们也和我一样怀有野心又谨小慎微地遵守着县城的规则。

在此之前，它们原本站在田野里，站在地垄上，现在，却排成一行站在县城的街道之上。太阳晒过，树枝和树叶软塌塌的，跟我在烈日下是一个样子。

其实，最开始我并没有关注过这些柳树，当然，它们也对我毫无兴趣，因为我之于它们是毫无作用的，既不能给它们土壤，也不能给它们水分，甚至无聊的时候还可能会折断它们的一部分，或者朝它们撒一泡热尿，所以，它们对我敬而远之。

转变应该来自一节语文课。彼时，张老师正在讲柳永的《雨霖铃》，一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就讲了十来分钟，同桌已经一觉醒来了，张老师嘴角的白沫还停在“杨柳”这两个字上，离“岸”尚远。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张老师，他也清瘦，但看上去并不孤独，老是沉浸在一种感觉中。他上课时古诗词信手拈来，让我羡慕不已；生活中活得像个古人，潇洒、豁达。我喜欢上他的课，每一节都认真地做着笔记，每一个细节都跟着他的思路品味。可是，他今天似乎有点啰嗦，一直在“柳”字中无法自拔，从诗人们折柳的习俗，讲到县城那些被围起来的左公柳，一棵柳树在他嘴里一会儿具象，一会儿抽象，我的脑子里开始被各种关于柳树的碎片填满——

张老师说：别看唐宋那些诗人个个风流倜傥，人生到了离别的时候，每一个其实内心里是泪沾了衣襟的，他们也舍不得离别，于是柳、羌笛这些外物，就成了表达离别之意的中介。

张老师说：清同治五年，左宗棠临危受命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十余年间，平定西北，收复新疆。“舆榇出征”不光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大地，还从陇东沿河西走廊，一直将柳树种到了新疆。这座西北县城，有幸还存留着这些柳树。

张老师说：“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那么多写西北的古诗词，不是“大漠孤烟”，就是“北风卷地”，反正都是“春风不度”，而在左宗棠走过之后，柳树不仅仅是树，还意味着春风就浩浩荡荡度过了玉门关。

张老师还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看我们有些迷茫，就顺势扔出一句：现在不好好听我讲柳树，以后考不上大学的时候，想在街道上找一棵庇荫的柳树都难。

一语成谶，没想到我的命运会和柳树有了关联。

第一年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低得离谱，在上大专和补习之间，我选择了后者。来学校报名的那天，考上大学的同学都在庆祝，在告别，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背着铺盖卷，从车站往学校走。一路上，还真没有一棵树给我阴凉，原来，街道亮化改造，那些高大的柳树全部被移植到了公园。

我成了张老师嘴里那个想庇荫都找不到柳树的人。于是，补习的一年里，我开始观察这些柳树，这些已经在这座县城里活了一百多年的“古董”。

隔几十米一棵的左公柳，总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还有点像用塑料制成的假树，不管是努力地昂然向上，还是使劲地虬枝盘旋，都显得毫无生气。是啊，活了一百多年，这些树该到老的时候了，它们的表皮皴裂，纹路里有一百多年沉淀的污垢，也藏着一百多年积蓄的力量。一小门口有一棵树冠巨大的柳树，被一根钢管支撑着，它是这座县城里唯一一棵装了假肢的树，比其他树显得更加要强，春天的时候，它的叶子比任何一棵柳树都茂盛，管理者不得已又给它加了一根钢管，这样它就像长出一双腿一样，可是一年过去了，它连一步都没有走出去。人民路拐角处的一棵柳树，齐腰处开着一个树洞，像是谁掏走了它的心脏，但这并不影响树的生长，它的身边甚至还长出了一棵小树，它被我们叫作树坚强，我们好几次写作文就把它作为素材，但是我们总抓不住重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柳树对于一座西北小县城来说意味着什么。

观察这些树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你很难想象，这些树是一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人种下的，他手里的刀，用来抵御入侵，而他栽下的树，用来抵御荒凉，一个人就这样在西北的版图上留下了两条道路。现在，这些树静静地看着我们这些脸上还没有褪去稚嫩的少年，在深夜的街道上，排成一排向网吧进发。我们嚣张地唱着刀郎的歌曲，恨不得把整个胸腔的力量，唱给这座县城。回馈我们的，不是掌声，也没有喝彩，而是一声同样嚣张的“疯子”。我们不会因此停止唱歌，我们是少年，我们身体里流淌着滚烫的血液，我们的青春要为这座县城留下不一样的内容。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在网络上厮杀一夜之后，我们像被抽空了热血的行尸走肉，低沉着身子，朝学校的方向走去。

我此生第一次醉酒是在县城里，那一天我十八岁。为了庆祝这一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喝光了小餐馆的啤酒，当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餐馆之后，几个人，不是抱电线杆就是抱左公柳，呕吐不止。被我吐了一身的那棵柳树，一定还记得我喝酒前的豪言壮语，以及我喝醉之后的狼狈不堪。那天，我在这棵树下坐了很久，那棵树也陪了我很久。

此后的日子，我不断地经过这些柳树，不断地充实自己，离开县城的那天，我坐在车站的柳树之下，等待班车发车。这是我和一棵柳树离得最近的一次，我用手抠它粗糙的皮，抚摸它微型的沟壑，看着一只蚂蚁在其间奔波，瞩目得久了，悲伤竟油然而生。有那么一瞬，课堂上没有理解的那些关于柳树的意象，就豁然开朗了。

可惜，此时此刻，没有人为我折柳，县城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为我送行，连那棵刚刚被我瞩目过的柳树，也都背过脸去，不曾借着风的力量，摇一摇树枝。

电影院

《隆德县志（1991—2000）》记载：“隆德县影剧院，办公室地址位于县城人民路22号，于1986年10月4日成立，主要提供电影放映，录像，戏剧演出、场地出租，舞会。”

准确来说，县城里的电影院应该叫影剧院，在县志里，它的功能是集电影录像、放映和戏剧演出为一体的。整个剧院里，只有一个演出大厅，唱戏的时候，幕布一拉这里就是戏台；演电影的时候，银幕放下来这里就变成了影院。

一个地方如果功能过多的话，会造成记忆的混乱。当我回忆起第一次看电影的场景时，想到的却是李连杰在戏台上飞来飞去，而当我回忆起某一折秦腔时，浓墨重彩的演员们却在电影院吼来吼去。

电影院是县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坐落在繁华地段，建筑比周边更具有规模，外观还带着几分复古的韵味，墙体的颜色有那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色彩。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隐隐透着庄重与神秘，晚上的时候，门口必定会熙熙攘攘。这就是我们县城的电影院给我的第一印象。

作为这座县城最时尚的所在，它的一面墙上，一块巨大的招牌横亘着，霓虹灯管将“隆德电影院”几个字围在中间，似乎在努力营造出一种我当时说不出来现在也说不出来的氛围感。走进电影院，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大幅电影海报和戏剧汇演消息，会让你目不暇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来看电影还是听秦腔的。

我已经想不起当时贴在这里的海报上那些精致而绚丽的画面，也快忘了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们有着什么样的时尚的发型、考究的着装，眼神中是否透着别样的魅力，只记得他们穿行的繁华都市或者江湖胜景，奇幻而神秘，和我的县城生活形成巨大反差。

上高中那会儿，一张电影票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脑海里只留着第一次随着人流走进售票大厅嘈杂而热闹的氛围一下子将我裹挟的错愕感。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人们或是低声交谈着对即将上映影片的期待，或是看着窗口旁贴着的场次信息，眼神中满是兴奋。我不知道该如何买票并坐在银幕前，只能紧紧跟在人群后面，好奇地四处打量，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手中攥着的那点零花钱，被汗水微微浸湿，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生活费。

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没有仪式感，没有波折，我攥着一张电影票，穿过人群走进了放映厅。昏暗的光线让我一时有些不适应，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了在乡下看露天电影的场景：一张幕布挂在半空中，整个村庄就是它的背景，放映机上那两个大圆盘开始转动的时候，我们要么坐在幕布下，要么趴在墙头上，要么索性躺在麦草垛上，眼睛紧盯着不断变换的画面。很显然，和乡下比起来，县城的电影院太过于狭小，光线昏暗，嘈杂声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憋闷感。不过不容我多想，鱼贯而入的人们就把我挤到了属于我的那张座椅上。座椅是硬木头的面，坐上去硌屁股，但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灯光渐暗，周围瞬间安静下来，紧接着，那开场的音乐声响起，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我彻底包裹在其中。

银幕上开始闪烁起画面，故事缓缓展开，此前的一切不适，都化作好奇。我沉浸在画面之中，跟着主人公在银幕里穿梭。那一刻，我全然忘却了自己来自乡下的身份，也忘却了外面的世界，仿佛我就是这电影中的一员，正亲身经历着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

我曾经在县城的电影院里大哭过一场，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一个叫小花的小女孩。学校组织了一场观影，电影的名字叫《暖春》。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从哪个画面开始流泪的，只依稀记得，小花的风车被砸了，小花被好多次送人，小花在雨中寻找爷爷，哭着说“不能没有爷爷”……每一个催泪的画面背后，都混杂着抽泣声。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群人哭泣的压抑之感就是在电影院里，至今记忆犹新。

我心里的侠客梦，也是在电影院里慢慢塑形的。刚开始是在租书店里的盗版书上看到侠客这两个字，知道了郭靖、杨过、张三丰……看着那些侠客飞来飞去行侠仗义，侠客两个字却怎么也丰满不起来。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让我对侠客有了具象化认知，从电影院里出来之后，我就悄悄在日记里贴上李连杰的照片，激励自己有一天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顺着侠客，我还知道了江湖，知道了古惑仔。开始模仿电影里角色的穿着打扮，虽然只是拙劣的模仿，但那是我试图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开始收起自己的方言，学着电影里角色说普通话，我老觉得，等我说一口流利的城里话时，我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在电影院看过几场电影之后，我幼稚地以为，自己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成长为一个能自如地在城市中生活、对电影有着独特品位和见解的县城人。我会加入城里孩子讨论电影的队伍里，分享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可一切就像一场电影，等散场的时候，才发现现实是如此冰冷，一个乡下小子，最终还得回到乡下，哪怕心里装着一个侠客梦。

现在想想，电影院是另一个县城，有人在这里得意，就有人在这里失意；可是当全剧终三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县城里虚构的生活就算告一段落了，而电影院之外的县城，生活还在继续着。

这么多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电影院，看过很多个别人的故事。我原本以为，我已经通过电影建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县城，可是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县城故事只能有四年的长度。这四年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是一个谜。其实，县城这个巨大的电影院，早就替我们记录下了每一天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只不过它默不作声，让你捉摸不透。

围墙

《隆德县志（1991—2000）》里没有关于任何一堵围墙的记载。

县志里没有关于围墙的记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围墙就是边界，一座县城，即便是内部有着简单的运行机制和关系网络，那也需要围墙来保护隐私和维持秩序。可奇怪的是，这座县城，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围墙。

从一开始认识县城，围墙这个概念就是模糊的，我意识里的围墙，应该是那种经过砖头和水泥严丝合缝垒砌的坚固的障碍物，看上去就有让人敬而远之的功能。我也曾经有意识地在县城里寻找过围墙，可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因为县城里的围墙，早已脱离了墙的形态，以栅栏、围栏以及蓝色的铁皮等形式存在。

我暂时落脚的隆德县中学，围墙分为三种形态。邻着人民路的，是一排黑色的铁栅栏，黑黢黢的栅栏作为界线，在这座县城里分出了学校和学校以外的区域。东西两侧，是两面不存在的墙，东面靠县体育场馆，西面连着中关村小区，两座建筑就这样天然地充当了墙的功能，密不透风。只有靠近河流的一侧，有一截围墙还保持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样貌，只不过这堵墙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和学校厕所紧紧连接，形成天然的屏障，没有人会冒着掉进粪坑的风险从这里出入学校。

这些墙，只针对我们这些住在学校的乡下孩子。学校只有一个出口供所有人出入，城里的孩子一天进入两次，出去两次，而住校生则不出也不进，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坐在门房里的门卫，是不会给任何一个想在非规定时间离开学校的孩子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被围墙保护起来的，因此避开了县城里学古惑仔的一段昏暗岁月。

上高二那会，网络刚刚兴起，那是一个比县城更复杂更具诱惑力的世界，我们用一小时两块钱的代价进入它，然后在它的内部厮杀、幻想，不受任何束缚；那是一个比学校更自由更具吸引力的世界，坐在电脑前的我们，不需要分成城里娃娃和乡下娃娃，我们顶着一个个奇怪的网名，在游戏的世界里重建出身，努力地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

在这个世界里，我逐渐变得强大，不再因为笨拙的方言而羞愧，不再因一年四季不换的布鞋而自卑，我开始留长长的头发，它们能遮住我的半个脸，也能遮住我作为乡下孩子的自尊。为了能在上课期间或者晚上方便上网，翻墙就成为流行在住宿生之间的秘密。网瘾上来，我们就会迅疾地抓紧铁栅栏，双腿用劲弹跳，借助某个着力点将身子送出学校，然后一个漂亮的落地，就彻底离开了学校。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翻得行云流水，我第一次翻的时候就差点被挂在栅栏上。

铁栅栏像无形的桥，一端连接着校园内的纯真梦想，另一端连接着外面的广阔世界。它曾经和网络之间有过一场撕扯，它应该是不想让我们沉浸其中，于是，有人翻越栅栏时，它不是突然断了，就是尖锐的部分穿进了身体的某个位置。翻墙的人多了，铁栅栏出现了摇晃，出现了漏洞，学校就开始补救，开始安排巡逻，我们翻墙上网的机会越来越少。

坚硬的铁栅栏和无形网络之间的这场“纠缠”，其实是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一场无声较量，也是学校对一个个受网络诱惑的乡下孩子的救赎。网络就像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漩涡，时不时想把我们拽入无尽的虚拟之中，而铁栅栏则试图阻拦我们毫无节制地陷入。当有人不顾它的阻拦，妄图翻越过去，急切地想投身网络那看似自由却暗藏危机的怀抱时，铁栅栏展现出了它强硬的一面，要么断裂，要么刺穿进身体某个位置，用这种刺痛来给人以深刻的警醒，让人们明白，肆意跨越理性的边界，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证明，铁栅栏是正确的，我们这一批热衷上网的乡下孩子，大多在第一次高考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补习的那段时间，我对它敬而远之，再也没有碰过那张神秘的网。

补习那一年，学校不再让往届生住校，我只能在县城边上的村子里租一间土房子备考。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因为它有围墙，住在里面安心，最大的原因是房租便宜。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生活，起居就成了问题，好在补习生活的枯燥挤占了不会生活的尴尬。做饭是最大的问题，出租屋里没有灶台，只能用自制的铁炉子，电鼓风机一插，炉内的火温会瞬间达到极致，一口盛着土豆块的铁锅，慢慢开始沸腾，然后下一把面条，加入佐料，就算是一顿饭。

别看这个流程简单，电费和煤炭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一段时间，我想着一次多做点，下一次想办法加热就能解决一顿，可时间长了，肠胃就会受不了，只能继续用电鼓风机吹煤炭。煤炭从哪来？每个月家里给的生活费，支付完日常开支，再加一包牛奶作为营养品，就显得捉襟见肘。有个同学知道了我的窘迫，就给我支招，去小区楼道里“补给”。我好奇地向他打探方法，他只告诉我，深夜的时候，摸进小区里，谁家楼道里还没有半袋子炭。这句话点醒了我，可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的我该如何走出第一步呢？恐惧、害怕的思想包袱，收住了我的双腿，这事迟迟没有发生。可是到了寒冬，土房子里也需要加炭取暖的时候，我动摇了。

暗夜，我出现在昏黄的路灯下，街道边的每一个小区，没有独立的围墙，很多单元门还虚掩着，只要推开就可以进入。可是，我不知道要去哪个小区才能找到所谓的“补给”。一时间，被恐惧支配的双腿，像钉在冰凉的街道上一样。可想起火炉里如果多一块炭我就可以多做几道数学题时，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站在了离租住地最近的小区里。没有围墙，没有监控，没有保安的小区，用黑暗迎接了鬼鬼祟祟的我。

当我摸进楼道的时候，眼前昏黑一片，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时过境迁，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波动，只记得当我慌乱地离开小区，再一次站在街上的时候，才发现刚才出现的地方竟然还亮着灯。也就是说，但凡我有任何动静，就可能被抓个现行，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庆幸，其实，没有围墙的小区每一扇门打开之后都有一个温暖的家，而我不属于任何一扇门，也没办法进入任何一扇门。

后来，是租住在隔壁的老奶奶，用她每天做饭剩下的炉火，解决了我做饭的难题。省下来的炭，晚上派上了大用场，就这样，我在出租屋里过了一个暖暖的冬天。春天的时候，可能是临近高考的缘故，父亲给我增加了生活费，我无忧地熬过了第二次高考。

搬离出租房的那天，我把做饭用的精致铁炉子送给了隔壁的老奶奶，她的孙子还有一年才参加高考，而她正在用的那一个已经有些站不稳了。临走的时候，我拉着奶奶的手说以后会来看她的，可走出四合院之后，我却再也没有出现在这里。不是不想回去看这个在艰难日子帮助过我的老奶奶，而是不想再回忆起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总觉得，有些事你如果不去回忆它的话，就可以当作它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总是会在一些不愿意回味的事情之上修一堵围墙。

再后来，我很多次想到那个老奶奶，想到我在县城生活的点滴。才意识到，三年的高中生活，完全不抵一年的补习生活。在县城边缘的四合院里，同样来自乡下的一老一少，虽然住在一墙之隔的两间出租屋，但是我们之间似乎从来都没有过围墙。老奶奶知道我为高考熬过了多少个夜晚，也知道窘迫的生活是怎么被我糊弄过去的，她用一炉余火温暖过我的胃，温暖过我逐渐坚硬的内心。

直到离开县城的那一天，我才发现，在县城寄居的四年里，我和那些城里的孩子之间，还是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我有理由相信，县城里之所以看不到围墙，县志里也找不到关于围墙的只言片语，那是因为墙被筑在许多个县城人的心里，而不是在县城的大地之上。

【作者简介：田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0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先后在《散文》《美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60余万字，出版散文集《大地知道谁来过》《大地词条》《穿城而过》三部，曾获百花文学奖、丁玲文学奖、宁夏文学艺术奖、《朔方》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