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文学作品专版
编者按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大地副刊今日推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文学作品专版。让我们与代表委员们一道，在文字中体悟生活，感受时代。
——编 者
一沓手稿
马慧娟（全国人大代表）
阳光从窗户照到屋子里的时候，95岁的老人开始讲述他记得的所有故事，这些故事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直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是一段跨越几十年，连接两地，文化融合、城乡融合的故事，也是一段见证了乡村巨变、时代发展、个人命运的故事。老人在退休后写下了一沓手稿，他觉得这些故事应该被大家记住，也需要被延续下去。
老人姓李，童年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隆德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这里的人在农闲之余喜好写一笔好看的毛笔字，吼几嗓子醇厚的秦腔，或者在逢年过节打腰鼓、扭秧歌。但这里也会因饥馑之年而连年贫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贫穷的日子过得久了，人就总想改变。老人8岁的时候，他的长工父亲一咬牙说，咱们家穷了好几代人了，别人都夸你聪明，那我就送你去读书，看能从你这儿改变一下咱们家的命运不？
父亲所说的读书，就是一年花一担麦子，把他送到隔壁村的一个老秀才那里，跟着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去上学的孩子。直到一年后，在舅舅的资助下他才得以进了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并且在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甘肃的一所师范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他，一高兴走了100多里地回家给父母报喜，但高昂的学费却不是他们这个小家庭能负担得起的。一时之间，去不去上学成了最艰难的选择。
也就在这个时候，隆德解放了。新来的地方干部打听到他是读过书的，成绩还不错，就跟他说，你也18岁了，干脆就来给我们当文书算了。就这样，他又成了村里唯一一个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自此他便离开了他的乡村，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又被组织安排继续回到隆德工作。1982年，对于整个西海固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国家启动了“三西”（甘肃的定西、河西，宁夏的西海固）扶贫开发计划。在计划推动之下，宁夏制定了“吊庄移民”措施。在黄河两岸，还有很多空余的土地。只要能引黄灌溉，这些地区就能变成大家的第二家园。有设想就要有行动，移民搬迁在隆德和泾源等地开展起来，而老人自己也在1983年申请到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在老人的手稿中，他写道：“吊庄移民是成功的，乡亲们搬迁之后，盖起了砖瓦房，养了羊，日子逐步安稳下来。中央拨款给这里修建了铁合金厂和其他厂，让这里有了工业。也让工业和农业相结合，扶贫与开发相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体……”
1992年，老人退休了，他没有住到石嘴山大武口的城区去，而是现在的临湖村。这沓手稿也是在这个阶段书写的，详细地记录了移民搬迁的经过和村庄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对隆德老家还是当下生活的临湖村，他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也在手稿中冷静地分析乡村变迁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更多的，他在讲述这个过程中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期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也期待更多的人关注乡村、了解乡村，让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乡村、建设乡村。
手稿的后半部分，是老人一笔一画摘述的从秦朝蒙恬戍边到清代移民在宁夏大地上留下过的典故。历史从字里行间徐徐走来，将一片土地上曾有过的痕迹重新拓印。而乡村也从最早的靠天吃饭，到后来的靠黄河水吃饭，再到现在多样化发展的乡村，在老人90多年的岁月里逐步转换。缺衣少食、忍饥挨饿的乡村已成过往，新的乡村建设正在逐步开展。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项又一项国家政策的落地完成，不管是过去的移民搬迁，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目标都是一致的——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老人的院子里养着很多的花花草草，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这些花花草草，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他养的小猫。而院子外面的村道上，是新栽的树、新安装的路灯，是大家忙着去务工种地、孩子结伴成群去上学。村上的大喇叭播报着一些政策，村两委班子在研究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每天，他会打开电视，关注新闻频道的新闻，了解国家的最新政策。他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也期待着一个更加美丽的乡村到来。
阅读的美丽瞬间
韩敬群（全国政协委员）
记得是在琦君的散文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静夜，孤枕，朗月，青峰，故人，当然还有书，一幅清丽幽雅的画面宛在目前。书应该就是这个句子之“眼”，它的灵光照亮了周遭一切的人与事、景与物。不妨说，是书，是阅读，构成了平凡人生的美丽瞬间。
2024年，我成为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评委。那年10月11日，我到马来西亚新山参加颁奖典礼。在从北京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我捕捉到这样一帧画面：偌大的机舱里乘客并不多，大多数昏昏欲睡。我余光一瞥，发现就在我座位的右后方，一位沉静的姑娘十分专注地在读一本书。她穿着蓝色的套头衫，深色的裤子上随意披散着一条纱巾。她那么投入地读着的书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她看的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的版本，颇有些年头了。这位姑娘家在吉隆坡，是一位钢琴教师。在征得她同意后，我拍下了这个动人的瞬间，并在第一时间发给阿来。阿来很快发过来一张图片，图片上是高山草甸上挺立盛开的两朵蓝玉簪龙胆花。蓝色的高原之花与姑娘的蓝色上衣似乎在遥相呼应。阿来还特别附上了一句话：的确是美丽瞬间。
我记忆中有关阅读的另一个美丽瞬间恰恰也与阿来有关。去年，我与十几位海外汉学家一起来到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有一天，车子行驶在蓝天白云和绿草之间的公路上，我就坐在阿来身边。我发现他一直在读书，在手机上读。他用的是那种折叠式、屏幕很大的手机，大概这样是方便阅读的。我好奇地凑过去看，发现他先后在读两种书，一种是《苏东坡全集》，一种是不带句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真正理解了阿来为什么会是阿来，知晓了他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是对点滴时光的珍惜利用，是须臾不会忘却的阅读习惯。不久前，阿来关于苏东坡的非虚构力作《依依还似北归人》在《人民文学》发表，焉知这颗种子不是种在马尔康奔驰的车上？
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间说到当时人们阅读行为与习惯的变化，耐人寻味。当人们一书难求时，入手一本，视之不啻拱璧，“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后来书籍刻印兴盛，“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结果呢？很多人却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样的反差，这样的场景，今天是不是仍在重现？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马来西亚姑娘在飞机上沉浸于《尘埃落定》的雪光与云雀声中，阿来在车上越过千年往事与东坡对话，会成为阅读的美丽瞬间，久久在我心中。
红山有“神韵”
滕贞甫（全国政协委员）
记得当年读郭沫若《女神》的时候，心中对女神充满了向往，总觉得女神是灵感的源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这一源泉和主题又离不开文人的挖掘和塑造，是文学给各路女神插上了翱翔的羽翼，使之从神话空降人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寄托或精神图腾。2002年我曾经到辽西挂职，出发前，一位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辽西是“红山女神”的故乡，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你可以积累些创作素材，写点有关红山女神的作品。
1983年，考古人员在辽西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发现了一尊5000多年前的泥塑女性头像。头像真人尺寸，形象饱满，被考古界称为“红山女神”。辽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是“红山女神”的庙宇所在地，那片神秘的山峦也因此被称为“女神的故乡”。以“红山女神”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历史悠久、价值重大。
我踏上辽西大地时正值初秋，当我站在秋风乍起的牛河梁，眼望周围凝重的黑松林，发现的是大片挖掘后的废墟，废墟里满是蒿草。女神庙遗址毫无遮挡地暴露在秋日里，开掘过的积石冢空洞地望着苍天。因为缺少经费，所谓的保护只是在山脊上象征性拦了一根铁丝，根本挡不住人畜来往。我当时感慨颇多，原本应该光芒四射的“红山女神”太寂寞了，已经在山岗上沉寂了5000多年，没想到出土后仍然归于沉寂。我知道，考古界很多人认为“红山女神”与女娲传说相关联，而其本身的泥塑像，也令人联想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可惜的是这些关联没有人去丰富和彰显。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几位同仁都希望为红山文化保护与研究做些什么。为了写好提案，我再次来到辽西，来到牛河梁。这次故地重访给我的冲击太强了，20多年过去，“红山女神”的故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牛河梁上的神庙遗址、祭坛遗址、众多的积石冢都被保护起来。我走过的那条公路旁，一座展示馆拔地而起，远远望去，展示馆整体形状恰似一个变形的玉猪龙。在公路的另一端，茂密的松林中建起了一座女神庙保护展示馆，形似玉匣，呼应了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两座展示馆本身就是两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宽阔的广场上，看到过去荒凉的山岗变成了今日人头攒动的文化景区，我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知道来这里参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光客，他们或许是为了寻根，或许是问祖，或许是想破译民族的文化密码……总之，参观者也是学习者、拜谒者。
一位同行者问我：“世界上传说中的女神数不胜数，你怎么偏偏对‘红山女神’情有独钟？”
我理解这样的提问。用今天的审美标准来衡量，“红山女神”高颧骨、飞扬眉、杏核眼、吊角目，似乎少了些柔美。但我不这样看，上古时代的女神就应该力感十足，要知道她所“统领”的可都是些孔武有力的渔猎汉子！
除“红山女神”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玉器，有玉猪龙、玉环、玉镯、玉璧、玉龟等等。玉器饰物与“女神”相伴，不由引人遐思：中国古代的女神形象主要集中在女娲、嫦娥、洛神、湘妃等一些传说中的女性身上，她们虽是“神”，“人”的一面也很鲜明，衣着服饰常常成为她们的形象与“神性之美”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壁画、文学典籍中不难找到佐证。我们谈起女娲总是人首蛇身、宽袖长袍，谈到洛神总是想到罗衣，说到嫦娥则是舞袖舒展，写湘妃更是红霞万朵百重衣。服饰在上古时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对服饰的重视体现的是文明的进步。牛河梁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红山女神”头像眼睛镶嵌的玉片，耳垂部佩戴耳饰的穿孔，都说明彼时玉饰已经成为“女神”的标配。从形体到服饰，再到玉饰，“红山女神”彰显着红山文化的文明形态与高度。
离开牛河梁时我几次回头，颇有些恋恋不舍。忽然想起了一句著名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红山女神”应该欣慰，因为她的子孙没有忘记她。
写作者之责
阎晶明（全国政协委员）
近日重读钱锺书的《七缀集》，因序言里的一句感慨而引发联想。作者说：“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这的确是写作者的一种苦恼，因为无能为力，这种苦恼又会变成一种烦恼。然而，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写作者而言，这样的烦恼又何尝不是带着一丝甜蜜甚至一点“傲娇”。当下，写作的环境变了，阅读的环境变化更大，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几乎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书，出版、写作、阅读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很难想象今天还会有读者想办法联系作者，希望买书，或希望作者尽快出书。从前的烦恼差不多就是一种佳话。
读书是应该有一点饥饿感的。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一书难求、“饥不择食”的时代，同学之间互相借读“闲书”十分普遍。待到进入大学校园，一座图书馆可以极大满足读书需求，不过一些热门图书仍然有难以及时借阅的急迫感。逛书店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无论出差旅行到哪里，大到文化中心，小到山区县城，书店都是必去之地。书店的规模，新书的数量，店里图书分类的专业水准，淘到旧书的概率，都成了评价一座城市文化品质的重要指标——在当时很难想象，多年后连“实体书店”都变成了需要特别扶持的对象。
阅读和写作，出版和发行，在并存与迭代中发生巨变，很多关于写作的话题似乎已少有人提起。写作者的才华、编辑的水平，比起商家的推销能力，似乎都属于边缘话题甚至忽略不计。在此情形下，写作者的责任，写作者心目中的读者群体究竟是怎样的，如何通过写作真正对他们发生作用，其实更有探讨的价值。
我想起比钱锺书更早的一例。鲁迅也曾经感慨写作的责任：“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后面》）正是这温度让他在写作上不敢有任何怠慢，更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去欺骗读者，这才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态度。当读者满怀饥饿感掏出那带着体温的购书款时，写作者究竟能奉献出怎样的精神食粮，是否能让如饥似渴者获得满足，得到享受，体验和收获读书之美，这难道不值得写作者认真思考、谨慎为之吗？
让艺术讲“普通话”
吴洪亮（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第一次把“烟火指数”这4个字交给成都市美术馆时，心里是有点打鼓的。烟火？指数？一个感性得要命，一个理性得不行，这两个词搁一块儿，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这些策展人在玩文字游戏？然而，这座烟火气十足的城市给了我底气。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接待了14万人次的观众。虽然网上也有朋友说“有些作品看不懂”，但观众在用脚投票，让我们觉得，双年展与美术馆已然说出了“普通话”。
“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将感性的市井温情与理性的时代观察并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丈量中国艺术与公众关系的标尺。在当代艺术双年展日趋国际化并不断嵌入城市文旅的当下，艺术作品与大众之间仍存在认知壁垒、表达隔阂与参与缺位。“烟火指数”这一主题，就是在努力打破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试图跳出“精英叙事”，将烟火气——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日常、最质朴的情感、最生动的文化记忆，作为艺术创作与展览表达的核心，让艺术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概念，而是拥有扎根市井街巷的温度感，成为烟火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催化剂。从天府艺术公园的户外展陈到陶身体剧场的动态表演，从呼应城市肌理的装置作品到聚焦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互动表达，展览以“烟火”为纽带，让艺术产生“溢出”的能量，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在中国各大城市，双年展主体观众群是年轻人。所谓在地性思考，于文化之外，还有对人的关注。本次展览从概念生成到板块划分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核心理由源于之前曾读到的一组数字：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成都14至45岁的人口超960万。什么概念？近半城皆是“活力因子”。但数据归数据，生活归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是活在“指数”里？点赞数、排名、KPI……我们被各种外部数据定义着，连焦虑都被量化成了“抑郁指数”“压力指数”。可这些数字能告诉你，今晚的火锅该配什么酒吗？能算出人民公园里一杯盖碗茶的闲适程度吗？“烟火指数”就是想在这个缝隙里做点文章。指数在经济领域是数据，但在双年展里，它可以是心情，是爱，是“活人感”，是年轻人对艺术价值的那份寻觅。我们要做的，是在理性的城市肌理里，植入感性的艺术脉冲，让美育渗入年轻人的血液中，进而拓展到各个年龄层，达到艺术的合家欢，正如这次展览中齐白石的那件书法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这次双年展，我们干脆让“户外先行”作为响亮的开场。9件大型装置直接“扔”进天府艺术公园的商业街区，没有围墙，没有门票，没有“请保持安静”的提示牌。而2月8日开幕的室内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位艺术家带来了328件/组作品，各个板块的主题在告诉你“哪里值得”，如何“回到生活”，怎样度过你的“廿四小时”……
艺术家徐冰曾说过：素描训练能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懂得在整体与局部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这就是美育的深层意义，具体而有难度。它不是立竿见影的教育成果，而是通过持续的浸润，培养公众与艺术“相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生成，不仅要靠观众，更需要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优雅地讲出“普通话”的能力。所有双向奔赴的努力，都源于艺术那份特有的具有磁性的魅力。
在故乡走亲戚
李骏虎（全国政协委员）
老话讲，妈就是家。多年前把父母接到我工作的太原生活后，除了每年春节替他们回老家看望亲戚，很少回故乡了。前两年我姑姑也过世了，我姨妈又习惯出去旅游，于是乎我从襁褓里就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乡走亲戚生涯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人生贵在生生不息，从女儿出生以来，我们又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带着她回姥姥家走亲戚，去年女儿考上了大学，这个春节大年初二依然如此。一辈人部分重叠着另一辈人的生活，相同又不同：一样的走亲戚，如今坐高铁列车，200多公里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还没放下电话，那边孩子舅舅已经在出站口对我们招手了。想想我小时候走亲戚，几座村庄方圆不过10里，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我坐在前面横梁上，母亲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侧坐在后座上，要跑到天黑才能回到家。那时在故乡走亲戚，辛苦是父母的，我们小孩子只是兴奋不已，尤其行驶在平整的柏油路上时，父亲骑得飞快，我就忍不住欢呼，惹得母亲在后面呵斥：还不闭上嘴，看灌进风去肚子疼！当时去亲戚家都免不了走很长的乡村土路，是下过雨后被车轮压出泥沟棱子又晒干了的路，父亲歪歪扭扭骑得很辛苦。有时要下一条长长的陡坡，下到一条巨大的沟底，再攀上对面的陡坡，安全起见我和母亲都得下来走路。我愿意欢快地跑下沟去，是因为沟底有一大片枣林，枝头还有去年秋天没有打尽的枣子，可供我捡起河边的石块瞄准了去打。有时候会穿过当时被叫作公社的镇子，一家人都下了车，站在道岔口等拉煤的火车呼呼地穿过。我也可以不下来，坐在横梁上趴车龙头上数车厢，有一回数了100多节还没完，数得我头晕眼花差点栽下来。
在我们晋南，那些年走亲戚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除了孩子们最爱去的姥姥家、姑姑家、姨姨家之外，还有很多七大姑八大姨的表亲要走，更有那新成家的亲戚子女需要去祝贺一下，因而父母每年都得重新规划路线，以便于多快好省不走冤枉路。而我们小孩子是不管这些的，到了谁家都是先找好吃的，然后表兄表弟扎一堆疯玩，走的时候拉也拉不开。
大家都会走亲戚，但在我的故乡临汾，走亲戚不仅是一种风俗礼仪，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汾古称平阳，相传是帝尧建都的地方。我生长的洪洞县甘亭镇，据说是帝尧的故里。有别于其他地方对帝尧的尊称，我们那里人无论老少，世代把帝尧叫作爷爷，把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叫作姑姑，把他的女婿大舜叫作姑父。每年农历的三月三，“帝尧故里”的人们都要敲锣打鼓去大舜那里，把两位姑姑迎接回娘家；而到了农历四月二十八，“大舜故里”的人们又会敲锣打鼓来到我们这里，把他们的娘娘接回去和百姓一起参加夏收。每年从三月三到四月二十八，历时近两个月的盛大庙会活动，吸引无数周边的人参加，各种地方剧种的名角轮番献演，热闹非常，也引来许多名校民俗专业的研究者。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来看，它与中华婚嫁习俗和锣鼓曲牌渊源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态标本。我在洪洞县挂职工作的时候，就接待了许多民俗学者和知名高校的博导、博士研究生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洪洞走亲习俗”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的“走亲戚”习俗，是历史悠久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也是我国文明历史生动丰富的实证。
从尧天舜日到新时代，走亲戚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