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月28日，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社共同主办的“新春走基层”系列活动之新大众文艺座谈会在铜川举行。在此之前，嘉宾们已分赴各个文学小院，以改稿会、朗诵会、分享会等形式，与基层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从泥土芬芳的农家院落，到思想激荡的会议室，这场“新春走基层”系列活动，用脚步丈量文学与人民的距离，用思考回应时代的命题。

座谈会由《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开场，随后由省作协副主席、《延河》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阎安接力主持。四组嘉宾依次发言，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脉络、时代内涵、技术挑战与创作实践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霍俊明在开场中谈到，新大众文艺以其鲜明的人民性，为讲述中国故事带来振奋人心的力量，但技术浪潮下的产生的新的创作伦理、传播法则，成为了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期待此次座谈会能带来新的启发。

阎安从媒介变革的宏观视角切入。他表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文艺正经历本质性重构，“新大众”并非传统认知中的刻板人群划分，而是每一个被深度媒介化的个体。他旗帜鲜明地反对AI参与原创，认为这是创作底线，但同时也说明，AI的出现映照出传统写作中存在的低效与虚假，传统文艺亟需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从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看，新文艺形态从大众化走向经典化是历史规律，我们应以积极的目光看待新大众文艺的成长。”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王山将目光投向历史纵深。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起，提到当年的文艺大众化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而今天快递员、烧烤摊摊主、矿工工人拿起笔进行创作，是自下而上的本质性飞跃。“专业文艺工作者要警惕创作脱离生活、流于‘油腻’的倾向。”他表示，要在坚守文艺思想高度与适应大众传播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

《文艺报》社副总编徐健从媒体观察角度补充，他谈到，新大众文艺的“新”体现在载体、形式、主体等多个层面，但“新”绝不意味着摒弃经典与思想深度。他呼吁树立“经典意识”和“精品意识”，并表示经典是创作的源泉，受众审美不断提升也要求作品必须有质量保证。

甘肃省作协副主席古马将话题聚焦诗歌创作。他直言，当下诗歌创作存在脱离生活的弊病，解决方案是“修身立心”——创作者需沉下心来，让创作先打动自己，才能触动读者。“新大众文艺必须以传统为基、以时代精神为魂、以人民为本，方能焕发生机。”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从行业痛点出发，坦言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令人忧心。“‘新大众文艺’背后是一种渴望与呼吁。”他提出要警惕过度强调创作者身份的现象，从长远视角看，新大众文艺最终要真实反映时代进步，培养何种时代精神与形象，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诗刊》社原主编叶延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映照时代变迁。从50年前作为工人被破格引入《延河》编辑部到亲历AI写作；从AI不被看好，到引发行业巨变的讨论，他感慨自己跨越了从农业社会到数字时代的“千年之变”。传统文艺创作如何在剧变中坚守，是业界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重要命题。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以“似曾相识燕归来”形容与新大众文艺的重逢。他梳理了从五四运动、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大众化历程，指出当下国民文化结构已发生巨变——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大幅提升。“这意味着创作不能停留于表层共鸣，而要追求具有震撼力的深度表达。”

《延河》杂志社副主编弋舟抛出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与主力劳动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两组反差强烈的数据，进一步讨论受众与创作群体这一核心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当下的焦虑核心是从碳基文明向硅基文明的跨越带来的颠覆性冲击。“面对全民创作的蓬勃景象，专业创作者既要克服傲慢，也要坚守自信。”

《诗刊》社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从文艺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回顾五四与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为当下提供参照。他提出新大众文艺待明晰的四大核心问题：新大众是谁？他们的文艺需求是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我们是否有能力满足？直面AI冲击，他认为未来检验创作者的或许不再是写作能力，而是提出问题、明确需求的能力。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邓凯对AI持开放态度。“人类无需与机器比拼，而应主动用好这一工具。”他认为，这是技术催生的一次中性的文化革命，契合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时代要求。他强调，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发掘优秀创作者，并将传统文艺资源与前沿科技嫁接。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申霞艳结合在铜川的实地感受提出，新大众文艺要依托技术实现多元表达，更要坚守文学性与经典底色。她以《黑神话：悟空》《浪浪山的小妖怪》等破圈作品为例，认为这些作品始终与经典保持着血脉联系，“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最终要走向经典化”。

陕西文学院副院长周瑄璞结合乡村题材创作，呼吁打破对乡村的刻板印象。她以河南乡村女孩通过短视频让家乡蔬菜“出圈”的案例，生动展示了网络为乡村带来的新机遇。她说：“时代在变，工具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新大众文艺书写乡村，必须扎根真实的生活与变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原副院长阿信从自身经历出发，对“素人”与“专业”的身份界定提出见解。他认为衡量创作的核心是人生体验、文学天分与艰苦训练，而非身份标签。“网络打破了知识壁垒，让基层创作者与专业院校拥有近乎相同的资源，这是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坦言，支撑创作者走下去的，始终是对写作纯粹的热爱。

作为基层创作者代表，宁夏西海固农民诗人曹兵在发言中用“冰火两重天”形容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现状。他认为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在学历、专业训练等方面存在差距，但能为文艺注入鲜活的生活气息。期望社会给予基层创作者更多包容，同时写作者需要沉下心来。“新大众创作者唯有沉下心打磨文本，才能走得更远。”

作家陈仓用自己在铜川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铜川寻访林徽因故居时，误入烟火小院，偶遇105岁老人与民间书法家；在废墟中，他徒手扒出历史的老砖；在原野上，他寻觅到文明的陶片。“所谓新大众文艺，核心就是怀揣一颗新鲜、清新的‘心’，真正回到生活本身，深入人间烟火，做到‘接地气、通人性、感人心’。”

从农家小院的改稿会、朗诵会，到座谈会上的思想交锋，这场“新春走基层”系列活动让“新大众文艺”从理论概念落地为可触可感的实践。当专家学者与基层作者并肩而坐，当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叩问在此交织，一个共识愈发清晰：在媒介深刻变革的今天，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它呼唤文艺工作者打破樊篱、拥抱变革，更呼唤创作回归本性、扎根生活。而这，正是陕西文学联合全国文艺力量，在新时代交出的一份答卷——让文艺的春天，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烟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