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城市里总是会栽种一些飘絮的树种，时间到了，又逢风来，便漫天飞舞。有的悄无声息地落在头顶，有的落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让人和车把它们带到远处。那些落在院子里的，被风吹得团团转，是墙根把它们挡住，才消停下来。时日不久，墙根下就积了一堆，女主人泼一盆水，把它们濡湿了，粘成一团，再泼一盆水，直接就冲入水沟里去了。如果这些飞絮里的种子都能成活，这个城市早就成为一片森林了。几十年过去，除了原有的这些树，再也不见新的树苗拔地而起——没有哪一粒种子有在水泥地上扎根的力量，根扎不下，存活就是一个梦。许多的展开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如一地借风飘絮，如一地落入坚硬的水泥地板，化为乌有。其实，一墙之隔的外边就是湿润的沃土，等待着新的生命着床于此，可惜，过不去了。有心者把飞絮收拾起来，渐积渐多，最后挤压结实塞入一个布袋里，缝好。夜晚来了，枕着它安然入梦。不知道这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是否会听到脑袋挤压之下，枕芯里发出的微弱叹息。

许多种子的命运大抵如此，由萌生到成熟，然后开始御风而行寻找生机。作为一棵树只能如此，常年不变。但地面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使得落下来的种子无从知晓下面是柔软的土壤还是坚硬的街市，只能下坠。

就像有人把自己的前程都憧憬好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这时，再好的憧憬也只好挂起来，作壁上观。

苏三是我小学时最有志向的班长。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和我谈了他的计划，是要到京城读著名的大学。当时班上的同学都是瓮中醯鸡，所知有限之至—— 一个连矿石收音机都装不起的家庭，所知就是自己居住小巷里的人事，鄙俗闲话听了不少，说起来都是无聊之至。苏三的家庭从小就有拓宽他知识面的想法——这在当时是一件难事，他的父母有意于此，也就设法小心翼翼地展开，使苏三比常人多知道一些，又控制在不知道太多这么个范畴内。苏三和我说的一些事，都是我首次听到的。我的父母不会知道这些，他们认为单纯最好。苏三知道的多，也就不轻松，精力都花在读书上。那时下午课后我都要和队友到球场上赤脚踢球。我比较善于防守，便担任后卫，踢到天暗下来才各自回家。苏三是从来不出现的，他若上场，定是一把好手，可他却早早回家。作业无多，课堂上听好了，晚间在煤油灯下做起来还是很顺手的，这也使我考试差不到哪里去，当然，和苏三比是差了一些。我的想法无多，是我的见识局限了我的想法。对孩童来说，知之无多会更快乐一些，这些快乐使一个少年在球场上奔跑显得尤其有一种野性，至于未来如何，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后来苏三离开了我这个班，比我提前一年进入中学。

很多年后的小学校庆，午宴时我与苏三的母亲同桌。听到同桌的几位老师夸我，苏三的母亲也不由自主地谈起自己儿子读小学时如何优秀，只是同桌的人都没有应和她，她便有些落寞。至于其中究竟，没有人爱打听，大家默默吃菜，让时间过去。后来的几次校庆我都没有见到苏三，毕竟小学时代已经过去太久，苏三早已忘了和我说了什么，或许他是无意说，却让我有意听了，记住了。我素来没什么大期待，对以后的到来没有什么准备。

这很像俗常的生活，一日日过去便好。

临近新年时，有时记者会打来电话，询问在新的一年有何计划。他指的当然是散文写作或者书法创作这些我的私有喜好。有的人会说上一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甚是严整。我情性里没有这种规划的本领，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待时日到了，才知道该做什么。一个人和一支笔的关系，手中没有笔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茫然，眼前浓雾深锁，总是要提起笔来，砉然天开。这时，也许就一下子写出很多，停不下来。读大学时，写作老师曾提到本市一位老作家，每日于熹微晨光中起身，写上五百个字便搁笔。此时即便文思奔涌也不再多写，时日久了，居然成了一种自觉。这么做如同旁边巷子里的一家私房菜，每日只做两桌，绝不多做。这些都属于有计划的人，不枝不蔓，无盈无缺。这种类似教科书的经验当然不适宜于我，原因很简单：我早晨不写作。我有晨跑的习惯，它要比写作重要，一时也静不下来。再说人的情趣忽高忽低，时起时落，无一定之规。写作也是如此，“意去乍乘千里马，兴来初上九重天”，有时纵笔是不带刹车的，挟海上风涛一般涌动。那些心绪退潮的日子，则做着不相干的事，毫无牵挂。这也使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写，或不写，谈不上节律。不同的是，前期的写作会更有强迫性，当时为了自救，想从边远的山村进入县城，便目的性很强，为实用而战——如果能发表三五篇，必然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前已有先例，是一位老乡通过写作实现的。奇迹没有在我身上出现，反而是退稿越来越多。回到城市后，书写失去了积极性，只是遣兴，漫想漫写，却渐渐地能发表一些了。我想这应是自然而然的力量——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古人此说，真可以成为座右铭。我研究过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前期是不自然的，又想归隐又想仕途，进退反复，举棋不定，这也是他内心最苦的时段，归隐不甘，仕途上又不可能有所建树，便处于挣扎窥视。至于最终辞官，书中都说是不愿折腰，然而先前已经在仕途上折腰了，何妨一辈子折腰，有哪个仕途中人不折腰的。还是要从人的天性来说，是天性胜了仕途之念，归隐就落棋不悔了。史书上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劝他出山，我以为是对陶氏的一种试探，毕竟陶氏时有偃卧瘠馁。但他还是拒绝，不再反复。缘于不易其守，笔下才有充沛的蔬笋气。陶渊明是由彭泽县城回到乡村的，我是由乡村回到城市的。陶渊明总归是当过官的人，而我则始终远离官场。我对陶诗文的喜爱在于文中的自适气度，自适于农作，自适于书写。有人说墙上要挂一幅字，什么内容会合适一些，我都说是“自适”——真如此，人就开心了。

一个人下笔写久了，有的词就用得多，有的词就用得少，还有一些则是在个人的语言储存之外的。有人曾和我说，他读我的文章，感觉有些字眼是从来没出现过的，若不是不会用，就是有意在躲避，肯定是有一些想法的。他顺口说了几个词，我笑笑，没有吭声，但内心是同意他这种说法的。这也不是我的专利——我想每个书写者大都如此，对某些词句敏感之至，对某些词句又迟钝之至，少年时喜欢向上的词性，中年以后则词性大多是向下延伸的。常用汉字就是那么几千个，看起来似乎很确定，使用起来却全然是个人化的不确定。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守住自己这一摊的特色，包括自己的那些短处，就如袁中郎说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说起来，一个人书写的长处和短处都是连缀在一起的，不是说改就可以改掉。真改掉了，文章的味道也全然变了。读过往之作，公卿大夫居庙堂之高，牧竖耕夫处江海之远，各守其分写去，不论高下，都是真情性，便可谓佳作。自守总是需要的，像陶渊明那样，守住那片草盛豆苗稀的家园，内心才会有安全感。不少人的文字里都喜欢填入诗与远方，似乎诗意在远方才能生长。许多俗格就是如此生成的，远远不如当年梁简文帝说的：“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有诗意的话质朴而说，没有比这更顺耳的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执的一面，应对公共的那些规矩，它的好处是自守而不必解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曾谈到一个很自我的问题：“不需要钻入地心，也无必要离开太阳系范围，而是要干他喜欢的事，认认真真地干。”认同这一点的人大抵是不爱折腾的那一类，总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烂熟得毫无新意和生机。这类人不合群，做的都是单干的活计，也就不会做得太有规模。说来惭愧，我在大学里这么多年，从未申报过课题、项目，更没有参加团体的学术攻关——合作是一些有合作癖的人的强项，每个人领了自己的那一份额，开始做去，尽可能在相互约定的日子里完成。这样就不能太随性爱写不写。太随性就缺乏团队意识，难以合作——想写作自在的人就得有所警惕，早早避让。我在自己能力范围里写，不外是小闲情、小旨趣、小意会。如果能写得小中见大，那就远远超出我的初衷，这些细小的感受会使我笔法轻逸。每一个文士都想用笔来表达，或鲜明，或隐晦，人躲在文章背后，任人解读。有文心就好办，或雕龙，或雕虫。像齐白石那般于纤毫之间，把草虫的细节深入到精微，美妙无限。像法布尔那样，把昆虫写得像自己身边的人，这就可以了。他们的特点就是画小的、写小的，把小的无限量地画好、写好。

陈太太在一家制作生活用具的瓷厂工作，每日坐着只做一件事——给每一个瓷碗的边缘打金线。金线一上，整个瓷碗就矜贵起来了，如同画龙最后的点睛，就那么一下。未打金线的碗在徐徐旋转着，她把手中的毫端蘸上金水，分量得宜，贴近，忽地一个，又一个，均匀婉转。陈太太凭着画金线的技艺谋生，功夫到了如此地步，也就简单之至，使每一个瞬间都有收入。日子就是靠功夫来支持的，做得久了，一出手即成，毫无错舛。她也全然可以进入庖丁解牛、郢人斫鼻这样的故事里。一个人几十年以这么一个动作出现，只要眼不花，指腕不抖，就可以干一辈子。没有人鄙夷单调枯燥，和生计的实在相比，这些想法都要让位。每个人在日子里头都要充当重复的角色。由于有重复，一个人就可以不必世事洞明曲学阿世，只要重复积累力量，总还是有用的。像陈太太，每日就这么做，多做多钱，也不带徒弟，没人超得过她，算得上安稳。想想自己也是如此，上课，下课，再上课，放学。日子水波不兴地过去，重复又复重复，就是薄情寡义的人，重复久了，也烂熟起来。心情好时，我就在重复中加一些自己的理解，说得与教科书不同，让课堂活跃一些。每个人的认知相差太多，远比教科书生动，学生喜欢听的，就是这些不寻常的、有些荒唐的联想。反过来说，一个人没有持久重复的经历，而是不断地跳槽，都在场面上浮光掠影，也就经不起追问。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如果是专业领域的，就比较有把握一些——只是很奇怪，越来越没有和人谈专业的乐趣了。我以指腕执笔是五六岁时的事，后来就放不下了，烂笔头可以与智永相比。后来新技术出现，比如打字机，就是要取代烂笔头的，笃定执笔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时段的推进就是解决一个速度的问题——毛笔慢于硬笔，硬笔慢于打字。要是还喜欢研墨，那就更慢。但若只让每个人保留一个爱好，那我还是会选择手写。手写延伸出许多的不同，任何一张纸片，沾附着不同的情绪、脾性，它们都被我细心地收集起来，越堆越多。那一天整理一下，其中最早的是我二十三岁时写下的“江南岸春风又绿，送我还何时明月”——那时在穷乡僻壤，笔下有不小的感伤——写在报纸上，墨色已淡，纸色昏黄，只是铅印的日期依旧清晰。记得有一日博尔赫斯在剑桥的查尔斯河畔漫步，那时他七十多岁了，迎面遇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与之交谈起来，发现这个年轻人正是自己，只不过几十年都没见面，眷恋之情瞬间腾起。我不时也翻动旧日文稿，片纸只字里也遇到三十岁的我、四十岁的我。一个人重复久了，就会有一些重复作为成果留下。以后也许有用，也许没用，都是变数。只有对这种手写的重复的痴迷，倒是一个定数。

几年前到一位学生那里看樱花，是他女朋友来接我们。女朋友一袭长裙，笑意盈盈，浑身吐露清雅。樱花绵延无尽，使人陷身粉红之中难以走出。绽放的花瓣吹弹即破，风来，飘飘洒洒敷陈于道中，一路柔和。过两年参加学生的婚礼，见到笑意盈盈的新娘，却是另外一位了——人、事的选择上也总是会有许多的变数，就像名山顶上护栏铁链上的同心锁，当时是由情侣共同挂上去，然后把钥匙奋力抛下山崖，都有厮守不渝的心愿，以不变应对世间万变。而后生变故，双方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来辩解，也的确都合乎情理，使外人听了觉得也很正确。和我一起当农民的一位女青年和当地的农民结婚了，我一直以为她会合时宜地在这里生活下去——她有语言天赋，来山村未久很快便学会本地语言，农活技能上手也快，我每日拿六个工分时，她已和本地的强劳力一样拿十分了。回城大潮涌动，她的定力就开始松懈，不管不顾，回到了熟悉的城市，开始新的独立生活。新的选择，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的，映衬着不同的生活态度。这些人渐渐老大，相聚时有意淡忘过往，只说目前。目前，才是最吸引人的，至少到了晚餐时刻，一起到大排档去品尝面线糊、菜粿、腊肉、卤面，这些地方菜汤汤水水，都比大酒楼地道，然后各自回家。小安即欢——这一点，她们与普希金不同。普希金认为过去的既往可以成为美好的回忆——不知他说此话时年岁几何，境遇如何。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据说彼时她才十八岁，却说出了如此沧桑的话，让人感到的确有出生即成年这种现象——生理无异，成长缓慢而循规则，而精神却不依常规突飞猛进，很快就搭建起自己的高地，不囿于俗常的迷障。华美的袍，始终都和蚤子无法分开，负载着许多蚤子前行。一些蚤子脱落了，一些蚤子又新生出来，没完没了。生命最绚丽芳华的时刻，有谁知晓此时千百蚤子的叮咬，疼痒难耐。

谈到天圣年间文士以言语声偶竞相夸尚时，欧阳修甚为不满，对苏子美不顾他人非笑而作古歌诗杂文表示钦服，赞美苏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这样的人不多，与广大文士不在同一辙轨上，也就孤独而行。随风而为是历来文士的常态，大家如此。我一直认为或是文士热衷于分享所致。分享会越来越多，来听分享的人也兴致倍增，希望从中得到一些真经——毕竟分享的人都是一些成功者，分享就是奉献秘诀。然而秘诀一公开就不再是秘诀，成了众人仿效的方式方法。扬州八怪这些人聚在一起也是要分享的，使相聚有一些谈资。分享归分享，回家写写画画，又全然是自己手法，金农异于郑燮，黄慎异于高翔。有人出外多年，来我家里分享一些他的体会。我泡茶给他喝，耐心听着。相对而言，我是不善分享的，艺文之旅就是独处，如果大家说一些与艺文相远的趣事也好——现在不少聚会已经有离题之趣，这也使我乐不可支——闲时不谈专业，应该成为一种要求，日子才会有意思。凡事自己摸索，反而会有许多与人差异的可能性；与人亲近，可能性反而没有。现在看来，大学的写作课几乎没有给我什么帮助，教科书一时也适应不了我长期走野路子的心态，达到及格已是甚为可观了。等人离开学校，继续用自己的方式探究，保持与当年写作课的距离，心中的喜悦和自信就有所积累——写奇了写怪了都没关系，反倒要警惕写成教科书上说的那般。

每学期都会有一些时间住在这所大学的高层，房号1114，算不上吉利。此地本无人居，东海边上，海风横扫无碍，现在开发了，风势依旧凶猛，撕扯门窗，发出长啸，使人难以入睡。（风是看不到的，我是根据门窗被撼动的声响来判断风力大小，不知它何时止歇。）寓所前有个小山包，长满相思树，白鹭栖息。人近前时，白鹭腾起，做俯冲状。大风无形，却把它们吹得歪歪斜斜难以稳立枝头，而巢倾卵覆，已经一地杂乱，没有谁会在风过后把它们重新安放回枝条上。我在讲台上就用风来说神采、气韵、骨力，以虚说虚，否则真不知如何说起。六朝人笔下的书论，都是朝这个虚的方向走的，只能靠悟性、灵气。一个人除了功夫的实在，总需要一些虚的，如风过，不沾滞一丁点尘泥。每年秋季都会有一些人被书法学院录取或从此毕业，同时入校，同时离校，四年间指腕上的功夫差不了多少——手艺活就是这样，坐得住冷板凳，就能有所收益。但灵性却始终相差很远，那种能从“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中悟出笔法的人一直无多。袁枚认为“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说明他是很看重文士的敏感的。我也很想遇到这样的人，就在讲台上做一些测试，却往往失望。古文士常生于长于草野世界，河声岳色，蔓草荒烟，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也就多年少轻狂浪漫善感——我与同道说这些感受，他说对了一半，另一半，他就不肯实说。

时日奄忽，又一个飘絮时节到来。在闽江边上走，美人树枝头上那些手雷一般的果实已到了极限，相继爆开。细小的种子披着毛茸茸的翅膀溢了出来。风把种子吹散，满世界飘浮，尚不知竟往何方，结果如何。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著有《古典幽梦》《俯仰之间》《书法百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