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无论我多早到店，老板D先生总是比我更早一些，这让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店里。每天早上七点钟，在我开始干活前，他总是会对我重复一些毫无用处的叮嘱——“客人来了要主动打招呼”“客人走了要及时收掉桌子上的垃圾并擦拭干净”“垃圾要及时扔到后门外去”“上班不要聊天”，——这些碎碎念让我想起高中时期我妈的样子，人类的大脑是很奇怪的东西，自己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但如果是他人对自己反复念叨，这些话的效力就会成倍数下降。这些文字转化成语音从我嘴里飘出来，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把双手背到背后，笨拙地系上围裙，D先生盯着我看，眼中尽是不满意的神情，这种压抑的气氛一般都会持续到咖啡师的到来。时有时无的小调和轻快的脚步，把D先生苦心经营的严肃感击成碎渣，之后，店里的节奏就正常了。

咖啡师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他的冲调设备，他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用干布轻轻擦拭机器表面，喷嘴都光亮到能照见我鼻尖上的青春痘。我要打扫的内容比他多很多。除了打扫地面卫生，整齐摆放桌椅，还要擦拭那些装饰物。连花瓣和叶子都不能放过。烟灰缸也要擦拭一遍。之前我们是严禁室内吸烟的，现在便给靠窗的座位配置了烟灰缸，这是自视清高的D先生第一次向市场低头——当然后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七点半的时候，进来两位中年女士，坐在了角落的那个位置。她们俩是常客，几乎天天都是第一个进来的顾客。照例是两杯美式咖啡，去冰。我把咖啡递给她们时，高身形的女人双手握紧了瓦楞杯，表达了对咖啡的喜爱，她浅浅喝了一口后，才对瘦小身形的女人说，自己多日失眠，中医开了方子，睡眠倒是好了许多，可一个疗程后又变成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的状态，每天至少得喝三杯咖啡来提神。瘦小女人大声嚷嚷：“你这又吃药又吃解药的，变成死循环了？”两人沉默了一阵，一口接一口喝咖啡，又吐槽了一阵家事，高女人说瘦小女人下巴又尖了，跟个锥子一样，两条腿也跟个筷子似的，这些言论听起来很奇怪，就好像明明把对方描述成“细脚圆规”，用的却是酸腐嫉妒的口气。瘦小女人得意地扯着嗓子说减肥，大谈特谈一个“16+8”概念，让高女人试试一天八个小时进食，剩下的十六个小时不吃东西。高女人一边表示她从不减肥，一边在手机便笺里快速打字记录。我站在吧台旁偷偷看她们俩。世界果然就是一个怪圈，高女人在药和解药之间循环，两个女人在瘦子减肥和胖子不减肥之间循环。我看到了她们的循环，也看到她们表面的一团和气。有好几次，高女人说自己买了新包、新鞋甚至新墨镜时，瘦小女人就故意提到一些奢侈品牌的名字，高胖女人就面无表情地喝咖啡，喝完后撇撇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咖啡苦，买单时也这样，二十五元一杯的美式咖啡，两个人总是抢着掏出手机，又陷入磨磨蹭蹭划屏、解锁、输入的循环。给她们递咖啡时，我满脸堆笑，手脚麻利，接待她们买单时，我面无表情，静静等待，我在心里骂娘，又在表面忍耐。这是我们固定的客人，她们基本上每天都能消耗掉两个瓦楞杯——虽然瘦小女人结账后总会多带走一些纸巾，但只要D先生没有发话，我从不苛待我的“上帝”，何况，看她们结账也是一种乐趣。她们走后，我把瓦楞杯和废纸巾收拾掉，扔到吧台下方的大垃圾桶里，又把咖啡桌擦拭干净。咖啡师在吧台后工作，D先生在角落那一桌看书。除了工作上一些短词组沟通，平时我们不交流。这不是D先生规定的，但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仿佛只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第一句话。就像我们三个都抽烟，我们都很默契地轮流出门抽，一个抽完烟进来，另一个再出去。我们心里很明白，一旦两个人一起出去抽烟，必定会有聊天，我们抗拒的正是聊天，而非一起抽烟。当然，轮流抽烟也可以被视为工作需要——当咖啡师或我在外抽烟时，D先生就会顶上我们其中一人的位置，服务店里的客人。今年开春后，喝咖啡的人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店里变得越来越空闲，这让我有了更多次机会、每次更长时间体验烟带来的快感，也可以更专注地听顾客的声音。当然，我不会随意去打听或讨论，我只是“不小心”听到的，这只能怪我的视力不佳却听力太好。

到十点左右，另一伙固定饮客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咖啡厅。一个大腹便便的秃顶老头子、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一个喷了香水的精致男人和一个健硕的年轻男子，除了香水男是西装革履，其他人都是运动服装扮。他们固定坐在咖啡厅里最显眼的位置，高谈阔论——大部分时间是秃顶男和严肃男在聊天，香水男负责陪笑，而健硕男负责买单。秃顶男的椅子占了两个人的空间，香水男和健硕男只得把椅子紧靠在一起，像小学生一样坐得端端正正。他们的聊天内容永远是这座城市、这座山和山上那个庙的往事。聊到兴起，秃顶男两腿打开，左手按在大腿上支撑身体，右手臂挥舞着，气势强大。另外三人的脸上露出崇拜的神情，只差没有鼓掌了。我给他们送了咖啡、蛋糕和饼干。他们喝的是拿铁，一种添加了发泡奶和糖的咖啡，秃顶男乳糖不耐受，喝燕麦拿铁；其他人喝桂花或山茶花拿铁。他们根本不在乎咖啡的味道，有一次他们点了桂花拿铁，点单时我不小心戳中了屏幕上的抹茶拿铁，但他们似乎是沉浸在秃顶男的故事中，丝毫没有觉察出咖啡的口味不对，直到结账时我才发现，但我没有吱声，抹茶拿铁的价格是三十二元，山茶花拿铁是三十五元，我自然是按三十五元收取的。他们也不吃蛋糕和饼干，有一次精致男故意迟一步离开，悄声问我蛋糕和饼干能否不收钱或是收少量的钱，因为这些甜品在他们离开后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我，放回柜子里。我也微笑着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就算他们不吃我们也不能放回柜子里，只能扔掉，这是食品卫生部门对我们的要求。他听完后有些生气但又无可奈何。这件事情让我得到D先生的表扬。有什么比让老板高兴更好的事情呢？后来那四小块蛋糕和一小盘饼干就成了D先生的早午餐，当然，我们对此没有疑义，我们不交流工作之外的事情。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有了些改变，除了这座山和山上那个庙，还说到去庙里烧香的人太多了，当地部门要建一台电梯。严肃男喝了口咖啡，好像被呛到了，咳嗽了几声，拿起桌上的纸巾，捂着嘴，快步走了出去。香水男立刻把椅子朝秃顶男挪个挪，靠近了他，侧身耳语了很长时间。健硕男起身，跟我要一个饼干盒。一个空的饼干盒。我到吧台后面的杂物间里找，他也跟了进来，拿到盒子后，背着我手忙脚乱了一通，最后盖上盖子。再出去时，严肃男和香水男都已经回到自己位置上，话题的内容也变成哪种口味的咖啡更好喝，一反常态地，香水男成了话题发起者，他大声地讲述着美式、拿铁、摩卡、卡布奇诺、玛奇朵、馥芮白的区别，还有我们店里没有的意式浓缩和康宝蓝。他坐的位置仍然狭小，但已经没有小学生的畏畏缩缩样，甚至学起秃顶男两腿打开，一手按压大腿支撑身体，另一只手的食指在桌面指指点点。最后他说，意式浓缩咖啡是最好的。其他几个人说不出反对的意见，我们店里没有意式浓缩，他们没有办法作比较，后来他们又说到秃顶男的儿子工作太忙，又说到他孙子是多么可爱。秃顶男听得心花怒放。这是他们在店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离开的时候秃顶男带走了饼干盒，说是带回去给孙子吃。他们走后，我没有马上去收拾桌子而是回头看了一眼D先生，他正认真翻阅一本薄薄的书，压根儿没听也没看。我也照常收拾了垃圾，把桌上的蛋糕和饼干给他送去。

香水男和健硕男那天后再也没出现过。严肃男偶尔陪秃顶男来过几次，点了咖啡，再也没要过蛋糕和饼干。几次后，严肃男也再没来过。秃顶男后来都是自己来的，手背在身后，在吧台来回踱步，看看价格，又问问我现在顾客多不多之类的，看起来就像来检查的人，我也小心翼翼地回答着，尽可能少用简短的话来敷衍他。我不明白他问这些话的用意，但我看出来他并不想买咖啡。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D先生告诉过我：“懒一些，别太勤快。”我把吧台擦拭干净后，就急急忙忙走到其他空桌那里，把干干净净的桌子又擦一遍，动作慢慢吞吞，仿佛这木桌子上的灰尘永远擦不完，擦过来，落了灰，再擦过去，又落了灰。秃顶男喊我，让我给他倒杯开水。这个要求在我们这里不算奇怪，也会有顾客要一杯开水，但不同的是，其他顾客都是消费后才会有这要求。我向D先生看去，他还在看那本薄薄的书，眼睛都快粘到书里去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放下抹布，到吧台后面拿了一只瓦楞杯，加了些温水，放到吧台上，“温水”，我提醒他。秃顶男满意地握着杯子，又在店里转悠了一圈，这才离开。这天晚上歇业闭店时，D先生果然就说瓦楞杯不够了。我一圈一圈摸着瓦楞杯外层整齐的波纹纸质杯壁，粗硬的质地硌得指腹生疼。咖啡师把洗碗机里的餐盘和叉子放入消毒柜，又抓住垃圾袋的袋口，从垃圾桶里拎出，麻利地打好结，一手一袋，拎到后门，屁股一撅，推开了门，转个身，把垃圾袋放到门外，再回转身，洗过手，过来坐在我和D先生中间。D先生查过手机上的今日入账情况，喝了口水，慢悠悠问我们都是哪儿人，为什么来这里上学。我和咖啡师都来自一个小县城，连大海都没见过，咖啡师好一些，他去参加过很多地方的手冲比赛，见识比我多，但我们都说道，如果不是因为大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城市。D先生觉得好笑，安慰说以后可以给我多放半天假，让我去看看海。我们三人坐了一会儿，喝完了一杯柠檬水，换下围裙，锁上店门，各自回家。

第二天，秃顶男又来了。我看到他朝我看了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别处。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想到D先生的话，一时间有些紧张。我冲D先生喊了一句“我去唱歌”。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暗号，唱歌就是抽烟的意思。喊完，低着头，快速推开后门出去，为了拖延时间，我一连抽了三支烟。每一口都全部吸入，全部吐出。抽饱了，在外头吹了吹风，踢走了脚边的几个饮料罐，又学了几声野猫的叫声，逗了逗猫，眼看着时间耗得差不多了，这才双手插裤兜，慢悠悠回到店内。果然，秃顶男已经离开，D先生瘦削的身材优雅地靠在吧台，眼睛不停地扫视四周，看起来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再过一日，我故技重施，回店时，秃顶男照例已离开，店里坐进来几个身材魁梧、打扮不入时的男人，点了拿铁在手里握着，并不喝，仿佛点一杯咖啡只是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或是与众相同。其中一个喝了一口，看表情似乎难以下咽，他跟我要了一些冰块，放入咖啡中。我和他建议可以点生椰拿铁，他打趣说要是有冰啤酒就好了，我解释说山上有寺，佛门净地不售卖酒水，这几个人哈哈大笑。今日气温有些高，他们把外套脱下，随意挂在了椅背上，接着我的话讨论起来，说到红云寺完成整个祭拜过程非常烦琐，得花费大半天时间，这周边没啥正经餐厅，排队吃寺里的素面素斋的人可以绕寺三圈，没两个小时根本轮不到，大部分人只能买点小吃草草裹腹。一位大哥挠着头抱怨说，没想到来寺里祭拜，吃最多的居然是香肠，一开始是烤肠，后来是热狗，到中午吃个泡面又加火腿肠，现在一想到香肠都快反胃了。其他人哈哈大笑，几人轮番嘲笑，唾沫星子都飞溅到杯子上。我也忍不住发笑，但随即忍住了，作为一个优秀的服务员，我不能让顾客发现我在偷听他们的对话。笑完后，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话里有奇怪的部分，既合理又不合理，佛门净地，没有酒水，却能香肠吃到撑，这让我对红云寺产生了好奇心，略微，只是略微好奇。随后我想起一句话：存在即合理。到了晚上，咖啡师说起这些人，听口音他们是外地来的。D先生表示认同，他向我们介绍了红云寺，这个城市的人都会把亲人的往生牌位放到这个小寺中，只因有传闻说红云寺大殿里的菩萨不仅能为信众们的祖先、亲人祈福，帮助他们清除业障、超生净土，获得安宁和解脱，还可以普利十方、阴阳两利，这个传闻让信众们纷至沓来，原本红云寺的牌位只供本地逝者，寺内只供牌位不多，现在好了，涌入的信众几乎将寺院挤破，牌位根本放不下，后来就变成找个小木板，写上逝者姓名、出生年月和过世年月，从寺内一直摆放到寺外，一张紧挨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我嘟囔了一句，这菩萨管这么宽，还能跨界，跨到其他菩萨的地盘，会打架吗？D先生笑了：“每个人只管往自己心里种一朵莲花，至于灵不灵，信则灵。”我和咖啡师脸上都浮出了八卦的神情，D先生说了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城市最有钱的人海先生和最有威望的江先生，咖啡师反驳说他觉得江先生不是最有威望的人，因为有一次他听到有顾客谈起江先生，说海先生经常夸口对江先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又说江先生连胡先生也比不过，江先生替人说情，胡先生丝毫没给面子，听说江先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闭了好几天，再出门，公共场合就一直戴口罩，有传闻说他戴口罩是因为嘴巴气歪了。两人交换了一个“了解”的眼神，又开始猜测海先生到底有多少钱，猜测了几个回合后，咖啡师说起这批瓦楞杯快用完了，D先生感慨地说，瓦楞杯原是欧美国家中高端餐厅中常见的餐具，近几年在我国使用普遍，消耗量也大大赶超了欧美国家。手拿一个瓦楞杯，在咖啡厅摆拍发个人社交平台，已成为年轻人的潮流，上一批定制的瓦楞杯也是一万个，三个月就用完了，这一批，却足足用了一年，足可见生意不尽如人意。他们又开始商量在瓦楞杯上用些什么新手段，能吸引年轻人来摆拍，卖出更多杯咖啡。如何能赚钱，以及如何能赚更多的钱，永远是老板最上心的话题。当他们把主意打到红云寺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联想那些密密麻麻的牌位供奉在一座小寺，是怎样壮观的样子。我掰着手指头，算算自己还有没有补休的假日——作为资本拥有者，D先生的算盘永远打得比我们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一个老板是不精明的。我甚至还想着，我是不是可以装病，比如头疼脑热肚子疼之类的，半天，只要半天，我就可以去山上见识一下。我打定了主意，便想着总有一天，一定要找个合适的由头，去看如此灵验的小寺是什么样子的。

机会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咖啡馆出了件大事。那天上午，我到了店里，把围裙系上，店里卫生都打扫好了，也没见到D先生。又等了一会儿，咖啡师来了。他还穿着昨天的衣服，胡子也没刮，神情憔悴，看起来有点脏，进了店门就把门反锁上了。他先把我拉到角落的那桌坐下，环顾四周，看到大橱窗后，欲言又止，重新站起身，把我又拉到服务台后面，蹲下，示意我也蹲下。我们就像两个偷吃主人家点心的奴仆，藏在阴暗的角落里，见不得人。我们面对面蹲着，脑袋挨着脑袋，先是闻到了他身上的酸臭味，后来他一开口，一股难闻的异味——浓重的烟臭味下，掩盖不住胃肠胃消化不良的腐味。他向我描述了过去的一夜里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先是D先生被几个穿制服的人带走了，后来他们又打电话给咖啡师，让他去一趟，在那个幽闭的房间里，咖啡师被冷落了数小时才有人来问话，发懵的咖啡师大约在问话开始的半小时后才弄明白大概情况。D先生和咖啡师设计了瓦楞杯上的文字，为了追求“网红”效果，他们把禅意、佛语、偈语等查找个遍，最后选定了一些，印制在杯身上，谁能想到大批量印制引来了关注，D先生被叫去问话，再由D先生的聊天记录，喊咖啡师去印证。“我不敢打电话给你，也不敢给你发信息，怕给你带来麻烦。老板说，今天起先关店，什么时候开店等他通知。”到最后，咖啡师才说了这句。我蹲得脚麻，手撑着膝盖勉强让自己站起来，阳光已经透过透明的大橱窗射进店里，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桌面上，有金色的反光。突然，我感到一阵晕眩，晕眩后，兴奋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了我。太好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店里一片安静，咖啡师几乎瘫坐在地上，他背靠着橱柜，耷拉着脑袋，像是睡着了。我打开后门蹿了出去，贴着小巷的墙脚小心翼翼地走着走了几步，想起自己好像也没什么见不得人，便从暗处走出来，让阳光洒在了自己身上，这样走着，眩晕仿佛也消失了。天气很好，沿石阶走上去，哪怕速度很慢，也感觉到微微出汗，衬衣黏在了后背上，直至远远看到了悬挂的匾额上有“红云寺”三个字，我站定了，稍作休息，喘口气。山门很小，黄墙灰瓦，还没靠近就闻到香火独有的烟味，透雾一般的白烟迷了我的眼，大殿外的空地上挤满了人，一部分挤在烛火台点香，另一大部分人都按顺时针方向朝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恭恭敬敬地合十作揖，口中念念有词，空地太小，这些人连个腾挪的空间也没有，有些拜向他人的后背，有些看起来像对拜，场面竟有些好笑，让我一时间没明白自己是来看什么、做什么、求什么的。两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年轻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大约是看我傻乎乎的模样，多打量了我几眼，便只顾自己聊天。黄头发圈出主意说现在人多，可以先去吃素面。灰头发表示同意，但又问：“素面还是素斋？”黄头发歪着头想了一下，解释说素斋价格太贵，原材料都是豆制品，大把放调味料，全是重口味。她的解释得到了灰头发肯定的回应，两人朝素面摊走去。我看了看时间，才十点钟，却也跟着她俩往前走。穿过拥挤的回廊，即将走到寺的背面，看到露天的面摊，几根竹竿撑起黑色的网纱作遮蔽，网纱下是十来张四方桌，以及一些板凳。这个点已有人在吃面，估计都是打时间差吃中饭。我看到咖啡店里的常客——两个中年女人，高女人和瘦小女人，正一筷子接一筷子地捞起碗里的面往嘴里送，热腾腾的面条让她们满头大汗。我在她们那一桌坐下，我不是刻意和她们套近乎，只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点餐、取餐、支付，想着有面熟的人坐一起，可以寻求一些帮助。坐下后，马上有个老婆婆给我端了面，然后把脖子上挂着的二维码牌往我面前一放，示意我扫码，“多少钱？”我问。老婆婆上下打量我，像看一个怪物。两个女人也注意到了我，其中一个应该认出了我是咖啡店的店员，笑着对我说：“乐结善缘，这面条的价格是你自己看着给的。”这倒让我为难了，世间最怕无价之物。我让自己放轻松点，装作见过世面的样子，扫码支付了五元。面条是本地常见的米面，配了几根青菜，上面铺着少量蛋丝，清汤寡水的样子，成本应该就是两三元钱，给五元，足够的。付完钱，离我近一些的瘦小女人面露惊讶的表情，大约是没想到我会支付大于成本百分之一百的价格，我有些不好意思，低头看着面前的素面，正在思考鸡蛋属不属于“素斋”的范畴，瘦小女人凑到我跟前说：“严格来说，佛教徒可以吃未受精的鸡蛋，但因为吃鸡蛋容易引起纷争，鸡蛋、牛奶、蜂蜜这些可能影响动物生命的东西都是禁忌，你放心好了，这是素鸡做的，不是鸡蛋。”被她说中了心中所想，我为自己的无知而脸红。她又神秘地问我咖啡店为什么今天关门。我这才知道，因为我们店关门，她们下山也无处去，索性留在山上吃面。关于咖啡店为什么关门，我无法说太多，主要是咖啡师那些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话让我也搞不明白到底哪个点出了什么问题，以我的智商，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们印了一堆宣传品，他们认为我们是违禁品，认定违禁的情况有很多种，没有版权也属于违禁，我不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违禁。见我没说话，她们也失去了打探的兴趣，我重新被定义为咖啡店服务员，瘦小女人也把座位往远处挪，与我拉开了一定距离。我低头匆匆扒了几口面条，味道说不上好，但来这里吃的人肯定也不是为了这一口味道。

走出红云寺后，我在山门旁的墙角靠着，在阳光照不到阴凉处休息片刻，寺门外有一长排的流动摊，卖茶叶蛋、玉米、豆腐干的，也有卖饮料、烤肠、热狗、关东煮的。几个路人买了方便面无处坐，蹲在墙角端着碗吃，边吃边聊，说是牌位一年比一年多，只增不减，连露天都快放不下了，以前殿内的牌位都有三十公分宽，有底座又刻字，这两年缩到十五公分宽，材质也大不如前，今年听说只有十公分宽，做工也粗糙得很，就是一块木板，啥装饰都没有。又说现在已经不能加牌位了，但海先生的老母亲刚去世，她的牌位不仅做成三十公分宽，有底座有刻字，还放在了大殿内，听说是最高的一排，这待遇，江先生也未必能有。第一个说话的人反驳说，江先生又不是本地人，菩萨应该保不了三千多公里以外的人吧，再说，江先生家长辈说不定都健在呢，生者要啥牌位？几人一阵哄笑。最角落的人突然来了句：“居庙堂之高，谋权便好；处江湖之远，有钱就行。”众人拍手叫好。寺里跑出来一人，扯着嗓子喊他们可以去占供品位了，几人也不管吃没吃完，赶紧把手上的方便面碗扔到一旁的垃圾桶内，拎上大袋小袋的水果，急急跑进寺内。

第二天，我把围裙系上，咖啡师告诉我D先生今天休息，店还是不营业，但店内的卫生我们要按标准打扫干净。我们照例像机器人一样把店里的所有物品都擦拭了一遍，最后把桌椅摆放整齐，确保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它们都会反射金色的光。少了D先生的训话和检查着装，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咖啡师解释说，我们没有了瓦楞杯，店门开了也无法给饮客提供咖啡。我怀疑他话里的真实性，但能带薪休假让我丝毫不想去怀疑。我把打扫的任务完成，又跑去红云寺，再目睹了一下壮观的祈福场面，穿过扎堆的信众，吃碗素面，出山门，偷听了一会蹲墙角吃泡面的人聊天，随后慢慢下山——今天吃素面的时候，我偷偷看其他人都是付了多少钱，大部分人都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一元钱，极少数的付了两元，而我，还是支付了五元。“支付成功，五元。”响亮的语音提示，让我莫名挺直了腰杆，接受四面八方可能投来的惊讶目光。我慢条斯理地捞出一根根面条，卷一卷，嗦一下，确保汤汁不再滴漏了，才放到嘴里，这一碗面，我足足吃了二十分钟，让我的味蕾充分享受到了每一根面条的味道，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聊到我，那个付了五元钱的人。第三天，我比第二天吃得更慢了，恨不得半根半根面条卷起。到了第四天，D先生回来了。他照例开始训话，然后等咖啡师来后，检查我们的着装，接着咖啡师来了，搬进来一个箱子，又指了指外面，D先生喊我去帮忙。我们把店外小货车上的箱子陆续搬入仓库间叠好，每一摞的高度几乎触到了天花板，整个仓库间叠得满满当当，留的缝隙只能塞进一本书。我忍不住问D先生这些是什么。“瓦楞杯啊！我可不能让这一万个杯子浪费掉”！ D先生兴奋地说。他用了大量赞美的词语夸奖了海先生，称没有海先生就拿不回这些瓦楞杯。我们这才知道D先生被叫去问话，是因为胡先生在调查江先生，他们收到举报说江先生父亲在我们咖啡店和人完成交易，摸不着头脑而不知所云的D先生被胡先生定为“态度不好、有包庇江先生的嫌疑”，一万个瓦楞杯也差点扣下，幸得海先生出面，胡先生卖海先生面子，做了顺水人情。咖啡师疑惑地说：“可是，海先生为什么要帮我们呢？”三个人一阵沉默。我试探地插了一句，“也许……是他母亲刚过世？” D先生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便把红云寺门口听来的话同他们说了。咖啡师便开始猜测海先生是否喝过我们的咖啡，而D先生关注的点则是我为什么去红云寺，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我第一天是因为怕店倒闭结不到工资，希望菩萨保佑一切顺利，更不可能告诉他第二天、第三天只是因为支付了一碗五元钱的素面。D先生也不纠结，只让我们快干活，要把这几天的损失都补回来。工资有着落了，我心中大石头落了地，干活也特别卖力，很快打扫完毕后，我跑到大门旁，蹲下开了门锁，打开了玻璃门。那一瞬间，阳光刺到了我的眼睛，世界变了一个颜色。我回过头，看到D先生坐在店的角落，还是在翻阅那本薄薄的书，眼睛都快粘在书上了。

那一定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丁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出版有《长岐西路》《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烈焰成池》《红花香白花亦香》等小说集。获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优秀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