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腊月末，我们卖杂拌糖。所谓杂拌糖，就是将不同档次不同花色的糖块掺杂在一起卖。

糖块是从很远的地方进的，大卡车运进来，堆满棚厦。吃过晚饭，在院子里铺上一张又厚又大的苫布，苫布显得比院子还大。

开始拌糖。硬水果糖、饴糖、酥糖、奶糖、牛轧糖，都装在麻袋里。拌糖按照一个大致比例，倒哪种糖，倒多少，都听我爸指挥。所有品种的糖都倒到苫布上后，我们就依次在苫布的外边找好位置，两只手插到糖堆里（手要一插到底，触到苫布），不停地翻动，搅拌，直到手指肚变得黑乎乎的，又黏又涩。

糖拌好后，将苫布的四角掀盖在糖堆上，以免夜露把糖打湿。

多年后，我仍旧记得拌杂拌糖的场景：老灯泡吊在房子外檐下，灯光如影子一般，昏黄又清晰，随着杂乱的搅拌声忽上忽下；星星投下疲惫而明亮的注视，可转瞬便隐去了；窗外杨树的落叶声被矮墙的暗影吸纳，混为斑驳的一片；丝丝缕缕的甜香，被冷风拽着，窜来窜去。

零食很少。花生、瓜子、糖块，是过年必备的“三件套”。平时再怎么俭省，过年也是要买一点的，尤其是糖块。人对甜味的偏好是与生俱来的，吃甜的东西可以带来愉悦感，这毋庸置疑。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唐糖。她说，任谁读到这两个字都会觉得甜甜的。岂止如此。人类对甜的东西天生敏感，在人类的意识中，糖始终与美好、幸福之类的体验紧密相连。

花生、瓜子进货渠道多而杂，卖的人很多。我爸说，我们只卖杂拌糖。我大舅在食品厂当工人，负责进货。有天晚上，大舅用油纸包了一块不成形的糖，带回来给我和弟弟吃，是他们厂自己生产的一种软糖，没有糖纸包装，巴掌大小，焦红色，极黏牙。我和弟弟从未见过那么大一块糖，不舍得一次吃完，没想到，那块糖第二天就摊化在油纸上，弟弟急得去舔油纸，弄得满脸满手黏糊糊的。

年少时，一丁点甜都会烙在记忆里，在未来无限放大，不断发酵，以至我每当想起人生中的幸福之事，这一块不成形的糖便首先浮现在眼前。

杂拌糖的糖纸五颜六色，无一例外，皆是蜡纸，即在糖纸上涂上一层蜡，既可防止糖纸包装时碎掉，又能避免糖和纸在温度变化时粘连在一起。后来又出现了剥起来像细珠碰撞的玻璃糖纸。高粱饴、玉米饴都是黄色糖纸，高粱饴的图案是一穗高粱，玉米饴的图案是一穗玉米。

这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值得一提的是，紧贴着饴糖有一层薄薄的糯米纸，每当舌头将饴糖压在齿下时，这层薄薄的纸便会卷上去，覆在嘴唇上，舌尖一舔，立即融化，唇上会留一层淡淡的白霜。吃饴糖，有时就为这层薄薄的糯米纸带来的乐趣，为它覆上嘴唇时那软软的满足感。这层糯米纸一般是用淀粉类材料制成的，用来防潮，亦用来维持糖的形状。

我记得有一种酥糖叫大虾酥，甜且香。糖纸半黄半红，它的包装很特别，不像饴糖那样两端一扭了事，而是把糖纸当成襁褓，把糖身当成婴儿，卷完糖块后，将两头空隙的印花纸折下去，留出一个整齐的尖角，我们叫这种糖为“小孩酥”。酥糖的糖仁主要是花生和芝麻，糖仁外面裹着一层乳白色的糖皮，两头扁扁的，压着暗黄色的横纹，乍看，像是一条刚蜕皮的蝉蛹。奶糖是白色糖纸，画着一头大母牛。颜色特别的是牛轧糖，白地蓝色印花糖纸，四方块，边角折得整整齐齐，如婴儿的枕头，糖仁有奶香味，夹着花生碎块，越嚼越香。

吃糖块获得的甜蜜感，总夹着一丝怅然若失。若以吃糖的方式看待世界，甜蜜只是刹那，幸福感短暂如烟花，我们可能就永远无法理解，类似“人生的意义”这样宏大的命题。回到事情本身，譬如一块糖，如何获取糖源，如何熬制，如何塑形，如何调色，如何包装，每一个环节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又经过怎样的运输，怎样跨山越水，才到了吃糖人的手里，如此种种，都会让吃糖的人，生出许多想象，把一块糖承载的人和事都连接在一起，便是把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心态自然开阔了起来，对世界的体验也就丰富了起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人家，哪里有拿得出手的玩具？小孩子们喜欢上收集各种东西，惜物之心如野草一样蔓延。集邮票、集烟盒、集火花（火柴盒）、集玻璃球……相对来说，集糖纸比较容易，得来的渠道也多。谁家娶新媳妇，定会往孩子堆里扔一把糖块。谁家房子要“上梁”了， 我们就一股脑儿跑过去，一个个抬眼望着红绸子绑上大梁了，只等着吉时一到，鞭炮响起，坐在房梁上的人一边说着吉利话，一边大把扔下白面馒头、糖块。大家便钻进人堆里抢馒头、抢糖块。抢到馒头的说，吃了上梁馒头，身体健康，肚子不会痛。抢到糖块的，以后的生活准是甜滋滋的。过年更是好机会，一早起来，成群结伴到邻家拜年，主人家总会拿出一把糖块。

我把珍爱的糖纸夹在书里，丝丝缕缕的褶皱，渐渐消失。很长一段时光，我翻书时，还会闻到若有若无的甜香，这味道不断蔓延，拉长，如同阿里阿德涅线团，牵扯出有限又无边的回忆。

我想起有那么几年，大院里陆续搬来了几家新邻居，有一家的女孩，年纪跟我差不多，面色白白的，说话声音又细又柔，她的脖子上每天都戴着一把长命锁，银白色，看起来扁扁的，又大又轻，像月亮一样。我羡慕她有好看的长命锁，羡慕她衣服上有好闻的味道。

我们跳皮筋、跳房子或者捉迷藏时，她从不参与，只站在一边看着我们，安静得像一只小羊。有一个黄昏，她拿了一本连环画册，说送给我，又说父母要带她去省城看病。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但小小的心里突然涌满了悲伤。我有什么能送给她呢？拿得出手的好像只有糖纸。有一张糖纸上印着一个女孩，红色的上衣和鞋子，黄色的裙子，头上绑着大大的蝴蝶结，像她一样美，糖纸上写着四个红字“上海奶糖”，我只有这一张糖纸，是来自上海这座大城市。印象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新华字典》里的，可是翻遍了字典，却没有找到那张糖纸。

我不知道她的病治好了没有，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2

三轮车用木板插围，拌好的糖堆在里面，像一座花花绿绿的小山。露天市场由北向南，数百米长。入口处是一家肉铺，挨着肉铺的摊位也卖杂拌糖，摊主据说曾在供销社工作过，一个瘦瘦的老头，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向他，他都是笑眯眯的。不知道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笑官”。“笑官”的糖装在土篮子里，品种只有三四种，且都是水果硬糖。水果硬糖相对便宜，但比软糖耐吃。我们小时候，供销社只有一种带“囍”字的硬糖，一毛钱八块。这种糖掺了香精，甜里还夹杂着一丝酸味，像刚从树上摘下的青果，似乎故意不让人轻易尝到甜味。不过，这倒使得糖块的味道有了层次。小孩子得了块八毛压岁钱，几乎都用来买糖块了。

我弟弟小时候吃任何东西都囫囵吞枣。这种硬水果糖到了他的嘴里，嘎嘣嘎嘣很快就被嚼碎了，眨眼工夫就吞到肚子里。我则舍不得嚼，会让糖慢慢在嘴里融化，让甜味像血液一样，一点点渗入每一个毛孔，这样，甜蜜的感觉就会像河水的涟漪荡漾很远。弟弟飞快吃完自己分到的糖，就会眼巴巴地盯着我看，一迭声地问：

“姐，你这块甜不甜？”

“你不是吃过了吗？”我回。

“忘了什么味道了。”

最终，我手里剩下的糖全进到他的口袋里。

市场往北走，大部分是卖菜的摊子。地上铺一条麻袋，土豆、萝卜、白菜摆上，各种吆喝就开始了。我们的摊位挨着菜摊，正好在一处十字路口，算是得了地利。最初卖糖的一两年，市场卖杂拌糖的只有我们和“笑官”两家。我们的杂拌糖以软糖居多，比“笑官”的糖受青睐多了。尽管如此，仍需要吆喝。吆喝是摆摊必不可少的技能，吸引顾客是卖货的重中之重。

新闻价值判断有个“三秒钟”原则，如果一条新闻在三秒钟之内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就会从受众眼前溜走。在露天市场卖货也是如此，大约也有个“三眼”原则，顾客都是随机客，他们路过你的摊位，第一眼，散光；第二眼，聚焦；第三眼，挪移。或许，连“扫一眼”的机会都不会给你。能否吸引顾客停下脚步，其实也只有三秒。靠什么呢？当然是吆喝。

吆喝是一门学问。有卖货起，便有吆喝吧。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里称：“市井竞唱韵令。”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录了商市上的行吟者，“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这些叫卖声，既有音韵美，又有节奏感，“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

这些“吟叫百端”的吆喝声，在诗人耳中，不啻是“天籁雅韵”，自是要入诗入画。比如卖花声，在文人笔下便是赏心悦事。“通衢争听卖花声”“卖花莺语动人情”，在卖花声里，可以“闻蝉鸣”“闻风声”，还可以“想前程”。吆喝声不仅可表达情感，还可引人思考。

也有以鸣器代替吆喝的。周作人在《卖糖》一文中，引崔晓林《念堂诗话》卷中一则，曰：“《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予考徐青长（当是青藤或文长之误）诗，敲锣卖夜糖，是明时卖饧鸣金之明证也。”徐文长诗中确有“托钵求朝饭，敲锣卖夜糖”句。

周作人文中的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

这，几乎近于艺术了。

传统的吆喝声早已杳不可闻。自我有记忆起，吆喝声便直截了当，直入主题，不同的只是方言有别，余音长短不同罢了。印象深刻的是卖冰棍儿的，骑着一辆老自行车，车后座是白色的冰棍儿箱，盖着白色的棉盖子，走街串巷，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冰棍儿，三分……”“冰”是拉长了声调，仿佛要起唱，打远就能听到，挠得你的心痒痒的。“棍儿”“三分”则低而短促，似乎刻意要把你被勾起来的馋虫摁回去。

我们的吆喝，则属“三无”。无韵律，无节奏，无味道。尽管如此，开第一嗓还是需要勇气。我和弟弟盯着糖块，不敢抬头看人：“杂拌糖，杂拌糖，饴糖、酥糖、奶糖、牛轧糖，什么糖都有，两块八一斤。”起初，我俩都这么喊。我弟弟声音低而怯，喊一嗓子歇一嗓子，后来，索性只喊三个字，“杂拌糖，杂拌糖。”

我问他：“你不能大点声吗？”

“杂拌糖，杂拌糖。”弟弟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小了。

我只好不去管他了。弟弟此时，已不是年少的他。他可能有他的自尊心吧，哪怕这自尊心显得弱小而可笑。

但是就在这样一种静默中，我突然想起，弟弟已经好久不愿吃糖了，哪怕是他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各种甜蜜的糖果。

3

卖货，通常只有我跟我弟。没人时，我俩装袋；有人时，他收钱，我称秤。“高粱‘胎’，多来两块高粱‘胎’……”“牛‘杂’糖好，多来点牛‘杂’糖。”喊得多了，连我弟也把“饴”念成“胎”，“轧”念成“杂”。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围多了，顾客就会自己上手装糖，有眼疾手快的，多挑拣几块自己爱吃的。在实现不了糖果自由的岁月里，杂拌糖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糖果多样性和新鲜感的追求。

“不挑不拣，一揽抓。”

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卖货，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十分介意。我妈常说，卖货嘛，挑完卖完。众人想法不一，口味不一，大体上，杂拌糖的杂拌性是可以保持的。当然，也有浑水摸鱼，没有上秤交钱就拿走的。遇到熟人是难免的，称完秤多给一把是常态。碰上实在亲戚或管理市场的人，弟弟就要追着送上一包，我爸说，这都属于正常损耗。

正常损耗的还有“撅秤”。那时都用杆秤，买货的总要盯着秤看，“高高的。”称秤的必定会强调这一句。若是平秤，买方会觉得卖家小气。在我们小城，买东西，若有零头，买卖双方会心照不宣地抹零。早先是抹分钱，后来是抹毛钱、块钱。这种大大咧咧的交易，在别的城市或许是个例，在我们这，约定俗成。最初，碰上平秤，我会自己添秤，捏一块糖放上去，秤似乎还是平的，再捏一块，秤杆才会微微挑起来。有一次，我弟装袋间隙，偶然看见我称了平秤，“啪”地将一块糖扔进秤盘里，秤杆借助反作用力，一下子就撅得高高的。这个无意间发现的窍门，让我们很是快乐，仿佛捡了天大的便宜。那以后，只要是平秤，弟弟就远远地往秤盘上抛一块糖，他好像有意无意地等着这个时刻似的，乐此不疲。

有一对兄妹跟着奶奶卖萝卜，卖完萝卜，两兄妹站那儿看我们卖糖。我弟赶忙招呼：“买点杂拌糖啊？马上过年了。”

奶奶点点头，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摊前。我随手递了块高粱饴过去：“尝尝吧。”

妹妹的手刚伸出来，奶奶就一把压下她的手臂，一迭声说：“不用尝，不用尝。”

“让小孩儿尝一块儿，不买没关系。”

奶奶见我坚持，就接了糖，递给女孩儿。女孩儿揭开糖纸，拼命拉扯那块糖，她好不容易把糖揪成了三小揪，一揪递给奶奶，一揪递给哥哥。

我常常想起这个小女孩。也许，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有人说，卖货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它综合了心理学、口才学、表演学、市场学等知识，是一种艺术工作。不止如此，卖东西是直接跟人打交道的行业，既考验人的智商、情商，又考验人的临场判断力，以及沟通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卖货经验多了，也就自然能判断出顾客是随意问价还是真心买货，是习惯性砍价还是真节俭。

卖货时间长了，一斤糖大概有多少，手里越来越有数，抓一斤糖，有时会一块不多，一块不少。多年以后，北京百货大楼糖果部，有一位叫张秉贵的营业员，练就了“一把抓”的本领，要五两，抓半斤，要十两，抓一斤。冰心三次采访过他，报纸争先恐后地报道他，说他从为国争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出发，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将简单的商业服务，升华为艺术境界。他“一进柜台，就像战士进入阵地”，我对报纸上的这句话记忆犹新。“随着张秉贵名声的升高，来找他买糖果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以能从他手里买到糖果为荣。为了看他的表演，热情的顾客曾经将百货大楼的柜台挤碎。”

前几天看到路边有卖黄瓜的，我打眼一瞅，一小堆刚摘的黄瓜，三斤左右，还有一把秋葵，一斤左右。黄瓜七块一斤，比市场要便宜两块。我对摊主说，称一斤黄瓜。摊主大概五六十岁，手忙脚乱往台秤上放黄瓜，放了七八根，还要找一根小点的添秤。我忍不住笑，提醒他说，你这是买一斤给两斤吗？看他称秤的陌生样子，就知道他不是菜贩子。

欧阳修有篇文章叫《卖油翁》，说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问其缘由，卖油翁曰：“无他，惟手熟尔”。庄子《庖丁解牛》中那位目无全牛的庖丁，解牛时能游刃有余、切中肯綮，亦“惟手熟尔”。即便如此，卖糖果也好，卖油也好，解牛也好，能达到张秉贵、卖油翁、庖丁那般技艺，也极不容易。

从美学意义上说，张秉贵、卖油翁、庖丁完成了从再现到表现的过程。无疑，高超技艺本身便是审美对象。庄子已然意识到这一点，故而他说，庖丁的技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至于“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先秦时期的专著《考工记》已认为“此皆圣人之作也”。由技艺到工匠，由熟到美，由工到巧，谁能说不是一种文化表现呢？但这种文化，必定是从苦里和劳作里淬炼出来的。

4

不拌杂拌糖的晚上，我们围坐在饭桌边糊纸兜。以前，杂拌糖、糕点、枣子之类的都是用纸兜装。我家厨房靠墙的地方摆放着一摞摞蜂窝煤，我喜欢看炉子里的火苗懒散地探头探脑，感觉到冷气穿过窗子的缝隙，与室内的暖风碰撞、交融。常常是，窗外簌簌飘着雪花，我们贴耳细听，直到风声渐渐止息，昏黄的灯光，摇曳着黄昏的静谧。

窗玻璃上结着一层白霜，我会故意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只为让额头倏地感受到一股冰凉的气息，接着是一阵麻木的快感。

糊纸兜是我在我姨姥家学会的。多年前，丹东火车站有家老字号水果店，店名好像叫“仙露芳”，我姨姥在那里做售货员。几乎每年暑假，姨姥都要喊我去她家住。每天下班时，姨姥都会带回来一纸兜水果，是店里淘汰的果子，有时是桃子，有时是梨，有时是叫不出名字的陌生水果。每当她拿起水果刀，便意味着我的水果时间到了。在她的目光中，我飞跑去厨房，拿来一只素面白瓷大碗，印象里，这只白瓷碗专门用来装水果。姨姥把水果坏掉的部分剜去，剩下的削皮，切成小块，放在白瓷碗里，递给我。她总是笑着看我吃，说自己天天面对着水果，看都看腻了，这辈子，再也不吃水果了。小小的我没有读到“屠者食藿羹，陶者用缺盆，匠者处狭庐”这样的句子，对姨姥的话深信不疑。

“水果精，水果精，”她有时这样喊我，“猜我今天带什么水果了？”

“香蕉、苹果、南果梨、水蜜桃……”我一口气把能想到的水果都喊了一遍。

那真是一段蜜糖一样的时光啊。

闲暇时间，姨姥糊纸兜补贴家用。她有一张老榆木小矮桌，晚饭后放到炕上，我们围着它糊纸兜。姨姥先把报纸裁成一张张八开的方形，一次取出二三十张，叠齐放在桌子上，用直木梳向下刮捋，让每张报纸都露出最上面的纸边。

“用力要巧，要均匀。”她一边干活一边教我。

每张纸边的宽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太宽，既浪费糨糊又缩小纸兜空间；太窄，粘不牢，纸兜会开缝。接着，用小刷子在纸边刷上糨糊，像叠纸飞机那样，一张张向内对折糊牢，尖角处同样要掌握好尺度，既不能折大，也不能折小。糊好一叠后，丢在炕上，待糨糊干透后，把套娃式的三角形报纸一张张抽出来，再整齐地叠在一起。这时，我们将整理好的一叠半成品放在桌上，要尖头朝下，继续用木梳向下刮捋，让每张纸露出一厘米左右的纸边，刷上糨糊，对折成正方形，压平。扔到炕上，待糨糊干透，再一只只抽出来，叠齐，一打纸兜就糊好了。用的时候，把里侧的纸翻出来，就是一只完整的纸兜了。

如今，姨姥过世已三年了，而我在姨姥那儿养成的每天吃水果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戒掉。自塑料袋出现以后，纸兜便销声匿迹了，会糊纸兜的人怕是很难找到了吧？

怀念无声无息，回忆深深浅浅，如深梦缠绕，而我甘愿，沉陷其中。

5

我妈早已在炉子上打好一盆糨糊，整个房间弥漫着热烘烘的面香。糊纸兜用的旧报纸是我爸和亲戚们搜罗来的，整整齐齐放在炕梢。我们分工协作，流水线一样。

我姥姥那时快到八十岁了，每年冬天都要在我家住上一两个月。她总是盘着腿坐在炕头，一边帮我们抽纸兜，一边讲一些家族旧事。她总说，从前的日子太苦了，可是再苦，咬咬牙，就总有办法熬过去。最难的一次是，家里的房子着了火，她领着七个孩子在废墟中搭了个简易棚子，一家人夜以继日编苇席，终于熬了过去。她说，过日子，千万不能想着靠别人。

前几天，我读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书，他说高中时家境贫困，他就是靠糊纸兜使家庭度过了危机。

不能否认的是，劳动本身还是一种审美体验。我们的大脑像机器齿轮一样不断地运转，很难专注地投入，常常陷入疲惫的自我纠结和内耗之中，大脑需要休息和放松，除了睡眠，一些简单的重复性动作会让大脑进入一种无意识的放松状态，避免过度思考和精神内耗。

糊纸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天中的放松时间。重复性的劳动自带一种节奏感，节奏感带来审美愉悦，如同我们看到一位主妇在灯下织毛衣所感受到的同样的愉悦。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冬天。房檐下总是挂着或长或短的冰凌，窗玻璃上的霜花一层又一层。洗完的衣服挂到院子里的铁丝绳上，先是冒出一股白气，接着衣服表面便会结冰，冻在了铁丝绳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了，会发出啪啪的响声。清晨醒来，最觉寒冷。即便用力把被子裹紧，双膝蜷缩到胸，凉意还是从额头下滑到鼻尖，鼻头红红的，整个头部都是木僵僵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了。不必睁眼，我知道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她先是用石块砸开结着厚冰的酸菜缸，然后用通红的双手从冰水里捞酸菜。大锅里早生了火，厨房被水汽弥漫，看不清人影。越是如此，厨房窗户上的霜花越是比卧室窗户上的要厚，父亲用炉钩子捅开封了一夜的炉子，微弱的火苗蹿了出来，炉灰迷住了他的眼，我听到了他压低了的咳嗽声。有时，睡前我和弟弟把几枚硬币贴在窗玻璃上，一觉醒来，硬币与霜花牢牢地冻在一起，我会盯着窗玻璃上的图案看上很久。

没错，糖。让我感到人间温暖的是糖，让我怀想起无数记得清或记不清的人或事，也是糖。只是，它们会融化，会变成某一缕别样的东西或情感，嵌入你的生命里。在我眼里，糖不仅仅是碳水化合物，或者抽象的碳、氢、氧这类化学元素，它也有淡淡的果决和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