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6期 | 戴来：来得正好（节选）
车库里阴冷潮湿，待久了我感觉后背发凉，连夹趾拖鞋里的脚也感受到了不适，脚背呈现出毫无生气的灰青色。我把熟识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本就没几个朋友，由于我的挖墙脚，他们普遍对我的人品产生了质疑，我也识趣地断了与他们的联系。那么我能去哪儿呢？盯着眼前这双青筋毕露的脚看久了，感觉问题是向它提出的，而它的回答是，起来动一动吧。
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没在家。那一阵我的生活十分动荡，东奔西颠的根本原因，用我母亲的话说，魂灵被一个女人勾走了。这个女人的个人奋斗轨迹一度托迤着一条长长的黏稠的尾巴。那条尾巴就是我。
接到奶奶去世的电话，我的难过仅仅持续了五分钟。五分钟是我和父亲通话的长度。奶奶死得蹊跷，在自己家里，她活生生地被一只靠墙而放的圆台面砸中颈部，窒息而亡。圆台面？我一下子无法把这个东西和死亡联系起来。这不刚过完中秋吗，父亲说，圆台面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天晓得怎么就那么邪门，圆台面的边缘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你奶奶的脖子，法医说是砸到了一个叫颈动脉窦的部位。父亲还有没表达完的疑惑和悲伤，可我不得不挂电话了，我需要尽快洗个澡，然后出门。我赶着要去接那个女人下班，把她安全地送回住所。碰上她心情好，会允许我在她那儿停留一会儿，想要待得更久，就得想办法保持她的好心情，若要更进一步，就得等她心情大好。
十个月过去了，我依然忘不掉分手时那个女人脸上厌嫌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就是她手指上急于摆脱掉的一坨鼻屎。在她的人生迈上了新台阶之际，她发力一弹，终于把我弹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对我父母来说，我还是一坨鼻屎，粘在手指上的形态令他们感觉不体面，然而他们容忍我黏着他们，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他们不厌恶这坨东西，是因为分泌自他们自己的身体。我用一团鼻屎的心情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大半年，直到奶奶一周年忌日将临。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整理奶奶的遗物，再有两天，做完奶奶的周年大事，她生前住过的房间就要重新装修派作他用。我被一泡尿憋醒时已经快中午了，当我打着哈欠揉着眼睛从卫生间出来时，父亲叫住我，让我把已经归拢好的两只塑料收纳箱搬到楼下车库去。我回了他一句“让我再上床眯个十分钟”。父亲没说什么，没想到母亲来了火，劈头盖脸地数落起我来，大意是，对我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她已经忍无可忍了，为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差不多大一轮的女人，而且还是朋友的女朋友，竟然连奶奶去世都不第一时间回家，简直是不仁不义不孝，完全就是个自私冷漠不懂感恩的人。她的神态和语气比话语本身更令我意外，我睡意全无，可一时之间硬是找不出一句回敬的话来。父亲也愣住了，半晌，才想起把骂红了眼的母亲拉开，然后又过来安慰我。我抬起胳膊格开了父亲伸过来的手，弯腰抬起箱子，领受着母亲的控诉默默地下了楼。
我又一次对自己说这个家不能待了，得赶紧找地方搬走。这个念头无数次冒出来，但一次比一次弱。能去哪儿呢？我一屁股坐在收纳箱上，身体前倾，胳膊肘撑在大腿上，耷拉着脑袋问自己。
车库有近三十个平方，收拾得很干净，靠南墙是一排置物架，家里不常用的东西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上面，西墙根是几摞整理箱，还停了两辆电动自行车。那只直径两米的圆台面原来就靠西墙而放。圆台面一年用不了几回，只有逢年过节大家庭聚会才会搬上楼去。奶奶去世后母亲催促父亲尽快处理掉，老人不在了，大家庭也就不存在了。母亲是个爱整洁讲秩序礼数的人，退休后更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规整这个家以及家里的两个男人身上。她完全不能接受儿子把人生过得乱七八糟的。前些年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时常焦虑。她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给我打电话，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同时又怕我反感，说话总是绕来绕去的，其实就是想知道我在干什么，计划要干什么。现在我在她身边了，都看在眼里了，于是她更焦虑了。
估摸着半个小时过去了，父亲并未如我希望的那样下楼来给我一个台阶下。我身无分文，只穿了睡衣，还是竖条纹的，深秋时节，这副模样要走到街上，像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闲极无聊，我打开了奶奶的遗物。收纳箱里除了几只没纳完的鞋底，净是些零零碎碎的纸片，上面画着各种似花非花的图案。纸片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我读书时的草稿纸和印着父亲单位抬头的便签。
奶奶是纳鞋底的一把好手，针脚细密，绣的鞋面也独树一帜，倒不是绣工有多好，胜在花样上，绝对的原创，且不重复，不落俗套，用艺术的眼光看，颇有抽象派的意味。早年间，一家老小的鞋都出自奶奶之手，后来有条件买成品鞋了，她的手艺市场逐渐萎缩，最后她的客户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她自己。她那拇外翻的平足只认自己纳的鞋底。家里条件再好一些后，连她操持了大半辈子的家务活儿也被钟点工接手过去。我想奶奶一辈子唯一没学会也不甘心的就是做一个闲人，所以她晚年常做的就两件事，挑钟点工的毛病和戴着老花镜在一张随便什么纸上写着什么。
奶奶没读过书，不识字，不到三十岁就守了寡，可她硬是吃辛吃苦地把四个孩子中的三个送进了学堂，其中一个更是读到了博士，由此，她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的母亲。可即便如此，她还是不识字。
我翻出面上的一摞纸片，上面除了花花草草还有一些笔画奇怪的字。它们当然是字，尽管笔画生硬，像是我们刚开始学习写字时笨拙的依样画出的葫芦，而且大多的字会莫名其妙地多笔画或者缺笔画，其中写得最多的也写得最像样的是“金”字。
再往下翻，更多的“金”字出现了，奶奶似乎对这个字很是着迷，有几个“金”字的前两笔居然尾部上扬，显得轻松俏皮，一撇一捺搭出了一个翘檐的屋顶。
当我翻到最底下，拿出一个绣着“金”字的鞋面时，脑子里闪出了一张面孔，老金。
我不知道老金的名字，反正大家都“老金老金”地喊他。他就住在我们楼下，确切地说，是我家对门的楼下。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见到他把自己斜放在小院的一张藤椅里，边上一杯茶，手里一本书。在我看来，书更像是道具，久久也不见他翻一页，茶水倒是经常在添。
老金曾经是我父亲的同事，水利局食堂的大师傅。我父亲是坐办公室的，也没什么具体官职，可碰到老金时还是不自觉地会流露出领导的做派。如果不是老金的儿子金涛学业出色，以我父亲并不承认的阶级观念，大概会反对我和金涛称兄道弟，玩得那么热络。比较而言，我的母亲更过分，因为老金那张高辨识度的长脸，老金在她嘴里成了老马或者大马勺。
只有奶奶称老金为金老师。知识分子在奶奶眼里是值得尊敬应该高看一眼的一类人。奶奶的四个孩子，二伯是博士，奶奶经常是看着他的脸色说话的。我父亲是大专生，他的习惯是，需要表态前先观察一下母亲的脸色。小叔本科毕业，在外地工作，难得回家，加上高度近视，他基本不用看奶奶的脸色。最可怜的是大伯，一天书也没读过，一辈子待在农村，不到五十岁就成了一个弯背老公公，并且越来越驼。对大伯来说，正视到的只会是脚下的土地。早些年大伯出现在村里是一副弯着腰寻寻觅觅的样子，想要和他面对面说话需要站到他的左边或者右边。近两年，他几乎是用系鞋带的姿势在走路，所以想要和老娘对上眼是一件很费劲的事。
金老师或许勉强算是个知识分子吧。他出过一本书，讲美食的。父亲试图说服老母亲那本书是老金和别人合著的，他就是个厨子，哪会写文章，他贡献的是厨艺，图片和不多的文字基本由另一位作者配合完成，老金压根儿谈不上是作家。奶奶回呛了他一句，那你倒是也出一本给我看看呢。
车库里阴冷潮湿，待久了我感觉后背发凉，连夹趾拖鞋里的脚也感受到了不适，脚背呈现出毫无生气的灰青色。我把熟识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本就没几个朋友，由于我的挖墙脚，他们普遍对我的人品产生了质疑，我也识趣地断了与他们的联系。那么我能去哪儿呢？盯着眼前这双青筋毕露的脚看久了，感觉问题是向它提出的，而它的回答是，起来动一动吧。
老金应该已经在猫眼里观察过了，打开门后虽然有一些意外，但不多。这一点意外可能还是因为我的睡衣和乱发。他侧身让我进门，也不问我有什么事，只是说你还没吃饭吧，来得正好。
饭桌上摆了两碟凉菜，盐水鹅和白灼秋葵，一荤一素，边上是它俩的伴侣，一只酒盅，以及酒盅的同伙，一瓶白酒。老金一边系围裙一边说我正在想这个茭白要不要炒呢，你来得正好。你不知道一个人吃饭一做就多，一做就多，就怕剩，浪费。他让我稍等片刻，转身进厨房忙活了起来。
和金涛做同学时，老金家的饭我可没少吃。一开始是全家客气地挽留，继而是更真诚地挽留，最后干脆直接把我的碗筷摆上了。老金夫妇欢迎我在他们家吃饭，说是有我在金涛吃得欢实。饭桌上夫妻俩分别和我说话，和金涛说话，就是不和对方说话。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三口之家像是为了我临时凑合在一起的。
我的母亲虽然说起老金来口气老是阴阳怪气的，却不反对我去金家蹭饭，理由有二，其中之一是希望我能同时蹭一下金涛的功课。母亲从不掩饰对金涛的喜爱，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可惜投错了胎。她甚至开玩笑说，儿子，你既然那么喜欢吃大马勺的饭，要不把两家的儿子对调一下吧。我说，太好了，阿姨。
金家的饭蹭多了，出于礼尚往来，我父亲也想邀金涛来我家吃顿饭。我坚决反对。那时候家里还没请钟点工，我父亲只管早上买菜，母亲的单位离家远，进门后洗洗手也就该吃饭了，家里负责掌勺的是奶奶。她老人家做的菜，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奶奶最常做的就是把各种东西放一个锅里煮，她牙口不好，差不多要煮到面目皆非才出锅，最后吃进口的是什么，基本靠猜和想象。我母亲背地里称之为猪食。
有芝麻油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我扶着厨房的门框往里探了半个身子。
“给你煎个馄饨，前几天包的。”煎馄饨的同时，老金麻利地将茭白切成滚刀块，又切了一些小葱末备用。厨房里的老金是有风采的。“我记得你喜欢吃油煎的，混合点麻油来煎，更香。”
这个家还是我十年前常来时的样子，屋子里总是弥漫着食物的香味。金涛那个屋的房门开着，我过去张了一眼，也还是多年前的样子。高中毕业后金涛保送去了清华，我则勉强靠调剂上了一个二本，一个单元里的两个同龄孩子的高考结果差异如此之残酷，以致我死要面子的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好脸色，以致每到假期我都找各种理由不回家。金涛也极少回家，他的父母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离婚了。
半个钟头的工夫，桌上多了三只盘子，蒸香肠、油焖茭白和煎馄饨。
老金的额头锃亮，微微有些冒汗。这块区域老金一般不示人。一年四季他都戴着帽子。可就算帽檐遮挡住了额头，他的脸还是像被人用力上下拉扯过似的，又窄又长，尤其是那一截下巴。惯常说下巴，量词会用“个”或“只”，在老金这里要用“截”或“段”。从他的眼睛到下巴的距离大约是常人的一点二倍，现在加上了因发际线后移而面积大增的额头，我的天哪，直观上奔着一点五倍而去了。
“你今天来巧了，昨天别人和我调了个班，平常这个时间我是在饭店的。”老金站在餐桌边用欣赏又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桌上的盘子，随后将油焖茭白和蒸香肠的位置调换了一下，说，不要客气啊，就是一点便饭，今天连汤也没有炖。对了，你喝酒吗？
“不喝。”
“不喝挺好，挺好的。”老金给自己倒上，一仰脖，干了，然后又倒了一杯。每次喝完，他都会习惯性吸一吸鼻子，再伸手捏一下鼻翼。他的鼻梁挺直，鼻翼瘦削，带点鹰钩。不好想象，倘若这根鼻子扁塌短粗，那这张脸该有多滑稽啊。
老金是弃婴，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当年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他。养父母待他如亲生，不过自他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这家抱养来的。从小到大，老金身边不乏或善意或恶意或无意地提醒他是个弃婴的好事者，他长相平平无奇的养父母绝不可能生出这副模样的孩子。老金的容貌拓宽了大家猜测其身世的疆域，他们倾向于认为他亲生父母中一方的祖先来自遥远的欧洲。
在人事科工作的父亲，对老金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老金的养父母在他中学阶段先后过世了，于是还未成年的他又回到了孤儿院。父亲说老金命硬，命里无父母。奶奶一听就火了，呵斥儿子，胡说八道，不作兴这样讲的，没有爹娘的孩子作孽的。
一口菜没吃，老金已经连干三杯了。他连筷子都没动过。
“金伯伯，为什么不换个大点的杯子，喝一口倒一口不麻烦吗？”
“你不懂，一下子倒太多，酒气会挥发。另外，倒酒也是喝酒乐趣的一部分，就像抽烟点烟。哎，你抽烟吗？”
“不抽。”
“不抽好，抽烟是真的一点好处也没有，”说着老金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以前金涛他妈讨厌我抽烟，特别讨厌，她越讨厌我就越抽，直到你奶奶劝我少抽点，我听进去了，现在抽得少了，少多了。时间过得真叫快啊，马上就一周年了，按这边的规矩是要做一下的哦？”
“家里在准备了。”
……
（未完，全文见《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1998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二百五十多万字，著有《练习生活练习爱》、《一、二、一》、《外面起风了》、《向黄昏》等书籍三十余本。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庄重文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