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在读
春节，是时间的渡口，也是心灵的驿站，它的主题永远是“还乡”。而阅读，是另一种形式的纸上还乡，它带我们回归内心的故乡。在这个团圆的节日里，我们策划了两期名家读书专题版。愿这些文字能让你在辞旧迎新之际，拥有更丰盈的精神底色。——编者按
《绿衣女》：聊斋志异中的一首小夜曲
王蒙
于景，字小宋，这位书生是益都人，在醴泉寺读书。老年间，读书人住住深山老林中的寺观，回归自然、清静身心，是一种自我调节乃至研读学习修养和休养兼备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上世纪末，王蒙也曾接受到过老一辈学者去北京大觉寺小住的邀请。类似有趣的还有五四后洋派知识分子，有人认为隔几年要找一段时间住住西式教会医院，是一种享受。一天晚间，于景正在读书，忽听窗外一个女子赞颂：“于相公读书真用功呢。”如此简单明快，这是蒲松龄发明的“无障碍小说”，更是“无障碍爱情”。于景生疑：深山中哪出来的女子？困惑中，该女子推门进屋，说：“您辛苦了。”于景惊讶地站立起，见这女子穿着绿衣长裙，身材曼妙惊人。是清高雅静的美丽，非艳丽炽热的美女。于景判断她不是人子，追问她家住何方。女子说：“请看，我又不咬人的，您何必寻根究底？”
考虑到世上众生的相异与陌生，打问自行推门进室的一位美女的来处出处，这是绝对正常与必要的。而作为异性不速之客，绿衣女应该自报家门，不报，而且说什么“反正又不是来咬人的”，无礼而且无理。但在志异之“聊斋”中，在荒凉与孤寂中，在城市没有发展起来的前现代，深山老林寺庙中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自山林而不是来自人际，不是来自现代人的客厅，蒲松龄是被赋能叙述特权与特事特办的文星。蒲松龄构建了他的世界，孤独、神秘、奇异，是文学示异的多元宇宙，他可以随性讲故事。当然，中国还有另外一面的文学宇宙：求同、求真、求细，比生活还生活，比爱情还爱情，比范进还范进，或者比陶渊明还陶渊明也行。
于景心中很喜欢她，便和她一块睡了。三个字，一句顶一万句。女子脱去衣服，腰细得不满一掬。难忘、唯一、惊奇、动人、动心。太细了还似乎冲淡了某些不雅的阅读感。天快亮时，女子轻盈离去。翩然的故事，翩然的爱情，翩然的女性，轻盈的人生经验，轻盈的小小说。如源自《金刚经》而被苏东坡宣扬的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还令人想起佚名作者——中学教学中为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填写的歌词：“青的绿草地上，傍晚是谁走来，漫步无声，身穿灰衣徘徊……”当然，是“绿衣”，也不是徘徊，而是勇敢、坚决、柔情地“现身”。从此，没有一天晚上不来。细细小腰，多少欢喜？
一晚，两人一起饮酒。女子谈吐间精通音律，于景便说：“你的声音细柔娇美，如果唱一曲，会让人销魂沉醉。”女子笑着说：“不敢唱，不敢让你丢了魂。”于景反复央求，女子说：“我不是舍不得给你听，我怕的是让别人听到啊。嗯哼？你定要听，我豁出去，也还得小声哼哼，意思到了也就是了。”接着用脚尖轻轻点着拍子，与戏曲锣鼓点不同，与西洋音乐的指挥更不一样。唱道：“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乌桕树上传来鸟啼，
引动我中夜的心思。
去吧不怕弄湿绣鞋，
只怕情郎此时孤寂。
音细如蝇，蒲氏有一种对于一切生灵的美化和友好，包括苍蝇，这相当惊人。略略听出歌词；仔细一听，却又觉着是宛转滑烈，温柔激切，动耳摇心，摄魂忘机。唱完，女子开门察看，说：“小心窗外有人。”出去绕屋子转了一圈，才进屋来。于景说：“你怎么这样胆小？”女子笑着回答说：“俗话说‘偷生的小鬼常怕人’，恐惧是怯懦、是卑微，这里则或显凄美、怜爱与珍惜。这正是说的我啊。”不一会儿睡下后，女子忽又不高兴，说：“一生缘分，难道到此为止？”爱情难，弱小生命更难，向往高攀爱情尤难。爱的欢喜，注定与危难、灾异、惩罚与世俗眼中的耻辱难解难分。于景忙问缘故，女子说：“我心跳不安，怕的是生命将尽。”灾祸是什么？因果报应、天命天意、天人互动？冤孽难免。于景安慰说：“心动眼跳，是平常的事，何必言重呢。”女子稍稍高兴一点，二人重又亲热。
恐惧中的偷欢，危险中的强努，这样的心理经验似乎也并非陌生，甚或是人皆有之。
天快亮时，女子披衣下床。刚要开门，犹豫返回，说：“不知什么缘故，心里总是怕。是怕，更是难分难离难舍。请你送我出门。”可怜绿衣女，钟情忘灾难，笃求人间福，爱过速了断。于景起身，把她送出门外。女子说：“你站在这里看着我，我跳过墙去，你再回。”哪怕已无缘，哪怕即断然，凭空一场爱，哀哀与恋恋。于景说好。看着女子转过房廊，一下子不见了。正想再回去睡觉，只听传来女子急切呼救。于景奔跑过去，四下里看并没人影，听声音像在房檐间。他抬头一看，见一弹丸大的蜘蛛，正揉搓着一个东西，发出声嘶力竭的哀嚎。于景挑破蛛网，除去缠在那个东西身上的网丝。是说情丝情思、情网情惘吗？原来是只绿蜂，已经奄奄一息。于景拿着绿蜂回到房中，放到案头。过了会儿，绿蜂慢慢苏醒，开始爬动。它慢慢爬上砚台，用自己的身子沾了一身墨汁。他们的悲喜情爱，毕竟有文墨气的些许升华。出来趴在桌上，走着画了个“谢”字，舒展抖动双翅，然后穿过窗子飞走了。
从此，女子没有再来。
《绿衣女》是聊斋志异中的一首《小夜曲》，也可以标“翩然”或“山野”的标题。写了弱小生灵对于浩大人间的向往追求，写了弱小者爱情的凄美难持，写了环境中的险情威胁，写了万物万事的萌芽与出发何等动人却又难以继续，写了空中出彩的迷人与色终成空的悲凉，写了爱情小曲的安慰、温暖、小心翼翼的心防与心机，更写了善良与怜爱、保护与恩义、天赐爱恋共享中的挑战应对与道德责任。蒲松龄从写人狐蛇鬼妖一直写到飞虫绿蜂，他忽略蜜蜂和马蜂的实用主义分野，同时以爱化解了、克服了蜂女之屡生异兆。
奇特的结合与别离，泪目的人生与万物。世界上有伟人崇高的大爱无边，也有作家与渺小生灵们的挚爱深情，楚楚动人，免漏免删，无所不至。
绿衣女用身体蘸墨爬出了“谢”字，这是她对于于郎的谢，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对于天地人、家国、万有的感动与感恩。
王蒙，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
森林里吹来绿色的风
刘心武
黄永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他早年专注木刻，中年创作了许多水墨画，晚年写成260万字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的妻子张梅溪，知道的人少一些，其实她不但也是画家，而且早在60几年前，就出版了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那就是《绿色的回忆》《好猎人》《在森林中》构成的“森林三部曲”。
2025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森林三部曲”新版套装，三本书外，还附三个相关的冰箱贴，精美异常，且符合当下时尚。
这三本上世纪60年代陆续出版的作品，当时我二十啷当岁，购买后视为珍宝，长期作为枕边书，百看不厌，每次品读，都似乎有阵阵从森林中吹来的风，涤荡心中尘埃，灌注对大自然、对平凡生命、对亲人、对生活的眷恋与挚爱。现在翻开新版本，真如老友重逢，满眼绿意，满心欢喜。这是三本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书。
书里引领我们进入大兴安岭的美丽森林，让我们认识彪悍豪放的猎人、忠于职守的看林人、魁伟勇敢的伐木工人、淳朴好客的林区老人……同时，以生动的记叙，描述从城市下放到森林中的大人们和孩子，如何沉浸于大自然与劳动者之美，从中得到灵魂净化，从那梅花沁香、溪水流动般的文字里，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感悟。
不消说，书中吸引人的，更有诸多城市里（除了在动物园）见不到、更难以近距离接触的动物们的有趣故事。单看这些题目：“灰鼠、老虎和狼”“追熊”“小鹿回家”“小山兔在南方”“金花鼠和猫的友谊”“猴子和先生的故事”“大狗子”“没有尾巴的猪和‘野猪’”“黑瞎子的包围战”“淘气的小黑熊”“跌落陷阱的‘鹿’”……是不是就能引出你浓厚的兴趣？
这套书的插图，其中两本由黄永玉创作，一本由黄永玉弟弟黄永厚创作，是图文并茂的版式。黄永玉的木刻，特别是对动物的刻画，既富装饰趣味，又灵性盎然，其中有几幅宏大视野的插图如《火车开向南方》、“空镜头”的森林铁路、林中伐后树桩，都充满大银幕电影般的动感和悠远的诗意。黄永厚为《好猎人》的配图，风格与其兄相谐，但也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如《猴子和先生的故事》，观之令人忍俊不住。
有评论家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大意是把大自然作为主体来写作，这种写作在我国古已有之，像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就堪称“自然写作”的典范，现当代如鲁迅《好的故事》、巴金《小鸟天堂》，都是“自然写作”的杰撰。上世纪苏联有位作家维·比安基著有《森林报》（春、夏、秋、冬全四册），作品以四季为框架，采用报刊形式记录森林生态，引导青少年系统观察自然规律，我国从上世纪到本世纪，有多种译本。但翻阅张梅溪的“森林三部曲”，你会感到她完全不是从所谓“自然写作”的概念出发，虽然都是写森林，大概率是没有看过维·比安基的那四册书，毫无受其影响痕迹，她完全是根据自己一家下放兴安岭林区的切身感受，娓娓道来，真情流淌，每一段都独家无二，趣味浓酽。这种出自天性的云舒云卷般的书写，是最纯净、最动人的。愿有更多读者和我一样敞开胸臆，接受张梅溪“森林三部曲”吹来的清爽绿风。
刘心武，当代作家、红学家
人类成年的“挽歌”
朱振武
成年礼仪是世界上各民族史前时期都普遍存在过的习俗。社会发展的程度越低，其成年礼仪就越是严格和隆重。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中篇小说《熊》（1942）的情节模式与远古时期的成年礼仪有着同构关系，在意蕴方面两者也极为吻合。
《熊》自始至终都对艾萨克以“孩子”（the boy）或以“他”（he）相称，似乎在有意向我们透露这里描述的远非一个小小的艾萨克。成年礼仪式的安排和主持者是代表部落社会的老人或头人，而“孩子”艾萨克的成年礼仪式的执行者正是打猎队中德高望重、有着丰富经验的山姆·法泽斯。他身上有红、黑、白三种血统，继承了三个民族的传统道德，这使他更加有资格来执行艾萨克的成年礼仪式。
正是由于山姆的指点迷津和教诲，艾萨克才通过了技术、体能、心理和勇气等多方面的考验，领略了人和大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走上了堂堂正正自食其力的生活之路，实现了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
打猎故事的情节模式源于远古的成年礼仪式，这是无足怪讶的事情。打猎故事有着明显的宗教内涵，而远古的成年礼仪式则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和其中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任何成年礼仪式在诸多考验之外，都会传授部落的神话传说和图腾信仰，晓之以与此相关的禁忌和斋戒、道德规范和处世准则。选择打猎来作为艾萨克成年礼的主要内容，而打猎又总是在森林中进行，这就使得这一过程更加成了古老的成年礼仪式的翻版。艾萨克独自一人到森林里去“朝拜”那个可称为大自然之神灵的大熊老班，这是对孩子非同寻常的考验。老班是大自然的象征，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勇敢、高尚、神秘，似乎能长生不老，不可战胜。在几次相遇之后，艾萨克景仰老班的孤独、顽强、自尊、仁义、大度，这是一些史诗般的英雄品质，因此说，老班同部落的智者山姆一样，也是艾萨克精神上的导师。从他们身上，艾萨克学到了福克纳式的美德：勇敢、荣誉、自豪、谦恭、忍耐、怜悯和博爱。福克纳作品中的熊的形象显然是受惠于古老的北美大陆上的神话传说的启示。
在北美古印第安民族图腾崇拜中，熊一直被看做是一种繁衍生殖的图腾崇拜物，且往往转化为一种对创造力的崇拜。福克纳把对英雄的认识以这种成年礼仪式表现出来。艾萨克与大熊老班之间的决斗是根据一系列苛刻的惯例和规则进行的，双方都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这些比文字还要古老的惯例和规则。年轻的艾萨克正是在一次次的考验中得到了再生，正式宣告长大成人，成为人们公认的英雄。如果说荒野是艾萨克乃至人类得以在她怀抱中生息成长、驰骋活动的第一母亲，那么大熊老班则是在精神上培育艾萨克乃至人类的第二母亲。
艾萨克通过了种种磨砺和考验，在技能上和心理上都十分成熟且已经拥有了谦卑和耐心等各种优秀品德之后，山姆·法泽斯便无疾而终。至此，一个少年的成年礼仪式应该结束了，中篇小说《熊》似乎也已经完成了使命，但福克纳却偏偏又“续写”了整整两章的内容，延宕了五分之二的篇幅，确实令人费解。
容格派心理学家汉德逊指出：“从根本上讲，成年礼是一个以服从仪式开始，过渡到压抑阶段，然后达到进一步解脱的仪式过程。”读完《熊》的后两部分，我们便可以感觉到作者也为艾萨克安排了这样一个仪式过程。小说一开篇，作者便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艾萨克那年16岁了，该行成年之礼了。他为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六年准备：“他成为正式的猎人已经六年了。人们所讲的一切他也听了六年了。”现在到了他自己去荒野中猎熊、单独去面对老班、接受这一步入成年的考试的时候了。但与远古成年礼不同的是，福克纳有意将艾萨克的初步成年和真正成年分别推迟到了18岁（第五章）和21岁（第四章），这使艾萨克的成年更具有现代人的成长蕴涵。18岁开始拥有选举权，而21岁才真正进入了法定的成人年龄，可以继承祖产了。
中篇小说《熊》是福克纳在原来的短篇小说《熊》的基础上经过精心修改而成的，因此这一切安排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艾萨克16岁的时候阅读了父亲和叔叔合写的账本兼记事本，了解到祖父的秘密和家族的罪恶。原来老卡罗瑟斯·麦卡斯林诱奸了女奴尤妮斯并生有一女，而他60岁时又和自己这个已经长到23岁的女儿发生了乱伦，并产下一个男婴。祖先的罪恶给后代造成了重压，使他们压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21岁那年真正成人后，艾萨克由于放弃祖产而失去了妻子，不能实现成为父亲的愿望，现实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于是他希望重新获得另一种理想的、原始的、伊甸园般的过去。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儿童们渴望成年，人必须成年，但成年后未必比儿童时代美妙，要面对成年后的种种烦恼。
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当时的美国。北方工业文明渗透到了整个南方，人类文明程度似乎提高了，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遭到了无情的破坏，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心理受到了扭曲，人的自然属性遗失殆尽。显然，作者同时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必定走向成熟、文明和理性，但与原初阶段相比也注定要显露出种种弊端；社会和个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失去的未必全无价值，而得到的也未必都具有意义。福克纳一方面从积极的方面告诉人应怎样成长，另一方面又从否定的角度指出人和社会的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的缺憾。应该说，作品中这种悖论的出现、这种内在矛盾的存在，源于作者本人的个性与现实、理想之间的冲突。
显然，福克纳在中篇小说《熊》中所着力描写的成年礼仪式，既是“孩子”艾萨克的，也是在内战失败继之又面临北方工业“入侵”的整个南方人的，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所以有观点说，福克纳的《熊》是解读美国文学乃至美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它达到了文学所能实现的新的高度。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
追悼那个年代工业文明的人性扭曲
——苏童长篇小说《好天气》余论
丁帆
一年前的2025年2月，我写了一篇15000多字的《评苏童新长篇〈好天气〉——彩色天空下的荒诞史诗》文章，列出了17条写作提纲，然而，有许多地方我并没有深入谈下去。今日假如让我推荐2025年读到的一部最好作品，那么，我就将《好天气》未尽的话题，当作闲言碎语说一下吧。
其实，我们在读作品的时候，只有那些有着与作者共同历史生活经验的读者，才能去深刻地解读作家作品的表达和理解。所以，当我读到有些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尤其是在21世纪以后出生的评论家，评论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是觉得可笑——因为对时代背景完全不熟悉，他们在云山雾罩的技术性分析中，表现出来的是对小说主题的误读，以及对人物塑造的曲解；二是感到可怜——这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中不以作品的人性为轴心的价值分析方法，导致了许多年轻评论家，尤其是那些读史匮乏者，写出来的文字近于巫术表演，其价值观的牵强附会，让人一声叹息，小说叙事的历史表达，给阅读者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旷世的人性扭曲。
现在我想说出阅读这部小说后，起先所起的篇名：《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彩色天空下的荒诞史诗》。这也是我私下屡屡与许多朋友谈及的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好天气实际上就是坏天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在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引发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生态环境第二次革命浪潮时期，而中国国内却一无所知，我们的文学还沉浸在歌颂大跃进的余波中，农耕文明热切地冀望工业文明的到来，哪里有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哪里就是光荣革命的象征。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上海杨树浦电厂的两个大烟囱，成为魔都，不，是中国工业文明骄傲的象征。一座是1940年左右建造的105米高的大烟囱，直到2003年才拆除。另有两座是1979年和1998年建造的180米高的大烟囱。那时候，中国的外地人去大上海，不仅仅要到外滩和南京路去看西洋景，还得看看中国制造的万吨远洋轮和杨树浦电厂的那两个巨高的大烟囱。哪怕就是嗅一下它冒出的白烟或黑烟，也是像吸了一口上海奶油香味的凤凰牌香烟那样舒坦。
我想，小说里的咸水塘东西两边的城乡居民们，虽然看不到上海巨型的大烟囱，他们在苏州北部郊区能够吸上本土大烟囱里吐出来的彩色烟雾，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哪像江北乡下人只见过自家烧饭的烟囱，哪见过高大烟囱冒出来的滚滚浓烟呢？
《好天气》里，城乡差别的分水岭，就是以咸水塘两岸的大烟囱为界的。尽管那里的水质再差，冒出的彩色烟云再刺鼻难闻，城市工人阶级豪横的优越感，显然是引发乡下人羡慕忌妒恨的傲娇。
只有在这一个特定时空下，作品才凸显出了它的历史价值，没有这样卡夫卡式的变形，没有“鬼魂西行”“死魂灵”的隐喻方法的“附体”表达，没有对奇异风景画反讽修辞的运用，小说的历史哲思涵义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我以为这部小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共和国当代文学史上，它无疑是第一个反思和追悼工业文明在特殊时期给中国城乡带来多重灾难的长篇小说。而呼吸了工业文明烟雾的人们，却没有一个觉察到文明灾难的后果，而是将这种彩色诡异的毒雾，当作一种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天气》在历史记忆的皱褶中被作者开掘出来后，在明暗对比的强烈反差中，在彩色绚丽的诱人光谱中，暗藏哲思玄机；用艺术变形的手法，在人与鬼魂的交流中展开对人性的拷问，那是“畸形的珍珠”的巴洛克雕塑式再现。
因此，《好天气》选择城乡接合部作为工业与农耕文明纠缠搏斗的人性战场，揭露出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汇处的生活境遇和人性落差，凸显出的却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人鬼关系的丰富内涵——这个被作家缩小压扁了的鬼魅故乡，展现出来的却是立体而夸张的时代画卷影像；活色生香的三维立体式历史长镜头，揭示出作品更深层次的反讽内涵——在那个把坏天气当作好天气的畸形时代里，我们既不是卡夫卡笔下的格里格尔·萨姆沙，也不是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在机器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工人，更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
那我们是谁呢？！
丁帆，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