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芒草花
十月芒草疯长，不与芦苇争迤逦，只是随性自在。到了十一月末，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初冬尘埃冲洗无余。走在清爽绿道上，看见大片大片黄灿灿的芒草，迎风摇曳，吹过来芒草清香味，突然想到大姐插队回城时给我带回来的一大把芒草花。闻着清香，好像又回到了美好时光。
大姐大我16岁，特别老实、实在。我们王家三姊妹像台阶般错落，我是老幺。二姐性子烈，总为护我和街坊孩子打架，大姐却像块温润鹅卵石。记得有次粮店少称了半斤米，二姐抄起秤砣要去理论，大姐却拉住她袖子：“也许是算盘珠子拨错了，明儿我再去问问。”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18岁的大姐插队枣阳，每年冬天过年回家都掉眼泪，蒙着被子哭，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大姐哭不仅仅是想家。她寄来的信总用铅笔描画笑脸，却藏起长满冻疮的脚——那年雪夜抢修水渠，胶鞋陷在冰碴里，脚指甲盖生生冻掉两个。我那时还小，只知道用手抹着姐姐的泪水，然后跟着一起哭，每次回城，姐姐都会给我采一大把芒草花，记得那年立冬那天，大姐挎着褪色的军绿布包推开院门，棉袄袖口磨出絮絮的毛边。她蹲下来时，我嗅到麦秸与霜花的气息，冻红的掌心变魔术般捧出蓬松芒草花，穗尖还沾着枣阳泥土赭红色。我拿着芒草花放在篮子里，唱着跳着《卖花姑娘》，这些欢乐片段，是我快乐童年最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大姐回城工作，每月发工资那天，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大姐每月工资三十多元，五号领了钱，就在缝纫机上铺开毛票：绿色十元给妈妈买菜，红色五元给二姐交课本费，蓝色两元给我存着过年做新衣。剩下的十三块五，存进铁皮箱。她工作单位隔壁是妇女儿童商店，橱窗里的小钢琴，是我每次路过必定要趴着看几分钟的宝贝。大姐看穿我的心思，她每天晌午啃冷馍就咸菜，省下食堂二两粮票换鸡蛋给我补身体。姐姐存了几个月的零花钱给我买了小钢琴，当售货员用红绸带扎起琴盒时，大姐手指在玻璃柜上虚按琴键，睫毛上凝着薄薄的水雾。看着我满脸开心的笑靥，大姐使劲摸着我的小脑袋，嘿嘿地笑。这架小钢琴直到后来我有了孩子，还留着给女儿玩。许多年后我才懂得，大姐就像荒野里的芒草，自己无声地燃烧着，只为烘暖我曾有雨水滴落的天幕；她点亮的那盏灯或许不算明亮，却足以照亮我们相依为命的童年，为那段清贫的岁月，添上一抹永不褪色的暖色。
大姐结婚很晚，二十八岁才成家。后来有了女儿，日子虽然紧巴，好在姐夫顾家。我初二那年，妈妈病重抢救。在抢救室外，姐姐紧紧搂着我，把我藏在她身后。
后来我跟着她回了家。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刚满岁的外甥女在摇篮里熟睡，墙角摞着三个印有“安全生产”的肥皂箱，便是衣柜。屋里局促，却收拾得干净。大姐一边往搪瓷缸里掰着窝头，一边对我说：“别怕，万一妈妈有什么，你就跟着我。姐养你，照顾你。”话音未落，一小块窝头渣掉了下来。她慌忙用手指蘸了点唾沫，沾起那块渣子，直接塞进了我嘴里。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万幸妈妈后来转危为安，但姐姐那句话，连同她指尖的温度，从此牢牢烙在了我心里。她就是那把芒草，像一炬白色焰火，就算会在野火里燃烧，化作飞灰，袅袅升腾，也温暖着我。
等大姐女儿结婚后，大姐夫也退休了，她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可天有不测风云，大姐夫突然得了肾衰竭，从住院吃药到每周三次透析，姐姐一步不离地守在身边，就这样陪伴了九年多。可是不久后，病魔击倒了大姐，她吃不下饭了。住院后，我和二姐轮换着每天给她做饭送餐，变着花样。我一勺一勺地喂姐姐吃饭，也一句一句地鼓励她。我握着她针孔密布的手背，唱起荒腔走板的《卖花姑娘》，她浮肿的眼皮便跟着旋律颤动。
姐姐的女儿女婿特别孝顺，看着他们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对他们说：“别怕，有任何事，都有大姨和小姨一起。你们还有我们。”
姐姐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一天天好了起来。
冬雨触了窗扉，风声很紧，望着窗外，我总觉得大姐就像风中那棵芒草——生在岩缝，长在瘠土，宿根在寒冬里紧紧抱住地下的养分。她这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忍过饥年的树皮，扛过下岗的迷茫，却把所有的苦涩，都酿成了根茎里的糖，一点一滴，都沁给了身边人。我常常仰望天空，即便长夜再深，心底总有一束光不曾熄灭。大姐就是那样一株平凡的芒草，无需沃土，不惧野火，风越狂，她越懂得低头储蓄；待到春回，便用整片摇曳的绿，安静地，照亮我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