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发表过的第一篇文字。它面目模糊，地址不详，也无名姓，就像我人生中某段真假难辨的斑驳时光。我永远无法溯流而上，寻找到它。

记得是初中二年级的春天，阳光洒满了每个教室门口的台阶，那里于是暖烘烘的。老师们上完了课，喜欢坐在水泥台阶上，注视着校门口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发呆。风吹拂着他们被粉笔染白的手指，也吹拂着校园里生机勃勃的花草。一切都在温柔的风里自由地舒展。红砖铺成的甬道上，学生们正在追逐打闹。围墙外有农民正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驶向刚刚苏醒的麦田，喧哗中饱含着一抹热气腾腾的希望。

在学校担任民办英语老师的叔叔，就在此时，从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办公室里，向我走过来。我有些害怕，他瘦削的脸上有种不怒而威的力量，这力量可以让我原地静止不动，仿佛孙悟空施了定身术。就在上个月的周末，他骑车带我回家。车从公路拐向乡间小路的那一刻，因为紧张，我的右脚忽然被卷进车轮的辐条中。怕惹怒了叔叔，我忍着疼痛，大气不敢出一口。但叔叔很快因为蹬不动车轮，不得不停下来。发现我的右脚插在辐条中，已被磨出鲜血之后，他勃然大怒，将我大骂了一顿。到家后见到我的父母，也没忘记再奏上一本，抱怨我像个傻子，自己把脚伸进辐条里不说，竟然还哑巴一样一声不吭。

我因此生出恐惧，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竟然让叔叔当着老师同学的面，直接找上门来。我下意识地想要逃走，或者化为一粒尘埃，消失在墙根下的蚂蚁洞穴里。但是叔叔的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稀有的微笑。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张绿色的单子，巴掌大的一个瘦长条，不像是成绩单。

“你的稿费单到了。”叔叔刻意提高了嗓门，对着门口的数学老师和吵闹的学生们说，好像在宣告一件重要的大事。

我几乎被吓住了。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我至今怀疑那篇发表的文章，或许是好心的语文老师，将我的一篇考试时的小作文，无意中推荐出去，但他自己却忘记了。也或许，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咚一声投进了邮筒，而后一转身将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当然，也可能是语文老师带我们去县城里参加作文竞赛，我的作品最终被作为优秀范文发表出来。作文竞赛写了什么，我早已忘记，只记得爱抽烟喝酒写忧郁诗歌的语文老师，带我们经过县城大桥时，停下来买了一个西瓜。他大方地请我们一人吃了一片，剩下的半个，则用塑料袋包起来，带回家给老婆吃。他的老婆在我们学校教英语，和叔叔一样也是民办教师，后来干脆辞职，在食堂里卖起热乎乎的肉包子。于是某次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便醉醺醺地告诫我们，要舍得花钱吃饭，这样才能对身体好，更有利于学习。他没有挑明让我们吃些什么好饭，但是学生们都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们，去吃他老婆在食堂里卖的香喷喷的肉包子。

总之，所有关于这篇作品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我都记得，却唯独忘记我写过了什么，它又如何奇迹般地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叫做黑龙江的地方。那张让我兴奋到可以听见心脏在怦怦跳动的稿费单上，只轻描淡写地标记着稿费的数额：30元，以及位于哈尔滨市的某个地址。此后，但凡看到来自这座我至今都未曾去过的城市，我便觉得格外亲切，仿佛这篇消失的作品，又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的三十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因此有被彩票砸中的晕眩感。尽管我的名字“王苹”中，苹果的“苹”字，被错写成浮萍的“萍”，但在人人都认识小镇邮递员的上个世纪，这点错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就是行走的身份证。如果他不认识邮局工作人员，也没有关系，在乡镇医院工作的一个远房爷爷，可以跑过去为他证明一下。这么一件天大的喜事，几乎让所有人都相信我将来会考上大学、成为作家的证明，谁会不乐意跑一趟呢？事实上，稿费单上标记的数额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像一张尚未开启但却有着巨大诱惑的福利彩票，向我身边的所有人，宣告着我的熠熠闪光的未来。这一缕光，也吸引了站在邮局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他几乎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为父亲服务，而父亲昂首挺胸的自信模样，也让他完全忽略了“苹”“萍”两字的微小差异。没有人会冒领如此大的荣誉，如果有人敢，他的名字就会被钉死在小镇口口相传的历史纪念碑上，会被一代又一代人的唾液淹没。

父亲喜滋滋地取完稿费后，将三十块钱和户口本，一起装入中山装的口袋，而后去邮局附近的供销社，买了一袋五十公斤重的化肥，又买了三盒西瓜种子，捆在自行车后座上，便哼着欢快的小曲回了家。所以那三十块钱，到底变成了半袋化肥撒在了地里呢，还是长成一亩地蜜甜多汁的沙瓤西瓜呢，我已完全没有了记忆。总之我的那篇完全不知晓名字、字数和内容的处女作，变成了故乡泥土的一个部分，又最终融入我的血肉，消失在我的生命之中。

 那篇少女时代刊发的处女作，就这样失去踪迹。而我真正存有记忆的第一篇作品，是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我在稿纸上刀耕火种般完成的。它发表在西安一家早已消失的校园刊物《好同学》上，是一篇叫做《找朋友》的散文，印象中只有一千五百字，占了短短的两个页码，还配了一幅日本漫画似的插图，是两个亲密无间牵手散步的少女。这是我在即将进入大学前的暑假，坐在家里的竹制摇椅上写成的。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

我记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着手，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笑眯眯地走来走去，注视着五十多个学生，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彼此商讨着该报哪一所大学。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决定自己的未来。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更不会网上冲浪，所以我的未来，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或者班主任的一句话指点里。我实在不知道661分的成绩，应该报什么学校。山东大学？还是山东师范大学？反正走出山东，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对于我这样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小小村庄的女孩，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去哪个城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本科高校的名字，最终在眼花缭乱中，决定像父辈一样保守，留在山东。于是，我对着几所师范大学，抬头求助式地看了一眼经过身边的班主任，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他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他对此颇为骄傲。而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权威，我们相信他，胜过相信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喧哗中，我听见他漫不经心地扔给我一句话：

“你就报个曲师大呗，保险；实在不行，就报聊师，百分百可靠。”说完这句，他就胡乱扫着其他同学的志愿表，笑呵呵地走开了。

这几十秒的指点，像命运的齿轮，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一所距离我所在的村庄不过二十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并因人人都会随手勾画的外语、体育和艺术类提前志愿，被外语系录取。

于是，在知晓录取毫无悬念的那个暑假，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记本，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那篇叫做《找朋友》的散文，就隐匿在厚厚的反正面同时使用的笔记本里。我还买了每页可容纳四百字的方格稿纸，将这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每抄错一个字，我便用修正液涂抹掉，重写一遍。但是白色的修正液好像一块块补丁，看上去实在不太美观，于是我干脆撕掉这一页，重新抄写。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从校门口的报刊亭里，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的报纸和杂志。《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小说月报》《科幻世界》《萌芽》《读者》《青年文摘》等等，《好同学》杂志就是其中的一本。我记得自己一边抱着一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一边和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舍友走在校园里。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未来，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

“等着吧，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表作品的！”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包票道。

九月份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将抄写好的一沓稿子，一一叠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的邮筒里。两个月后的某一天，记得是初冬的黄昏，一脸青春痘的生活委员，拿着一沓信微笑着向我走过来。

那是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于是每逢她像骄傲的小母鸡一样，举着一沓信件，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告诉班里的同学，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诉。这是我的秘密。所以我就假装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好友颖写信，但即便如此，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我要守口如瓶，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

那一刻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终于揭晓。

“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看，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她站在我的身边，底气十足地向我、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因为兴奋，她圆圆胖胖的小脸红扑扑的，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她是一个回族女孩，饮食上和周围人有些不同，因为一次无意中的冒犯，我们还产生过不快。但她却非常热爱文学，热爱读书。因此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真诚的，好像让整个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作家”！我因此爱她，甚至想要讨好她。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的城市的杂志，不仅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铅字，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的来信！

是的，几百封！那时互联网刚刚普及，QQ还没有铺天盖地使用，我还不曾开设第一个电子邮箱。因此，纸质刊物是人们最为信任的媒介，刊发作品时，编辑还会将作者的联系方式附在文末，以便读者和作者互动交流。不仅如此，杂志还会帮想要找朋友或者笔友的读者，免费刊登一则寻友启事，除了地址邮编，也可以附一句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或者抒发内心憧憬的豪言壮语。年轻的学生们，就凭着这一句话，将一封洋洋洒洒长达几千字的书信，寄往陌生的地址。这篇《找朋友》的作品，果真给我带来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笔友，他在武汉军校读书，故乡就在曲阜，他熟知这里的一切，他因此想要认识我。

那时的笔友，大多喜欢谈论人生理想，而今看来，书信是一种如此古老又如此深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与这个世界温柔地对话。两年间，我们写了多少封信呢，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将笔友的书信，订成厚厚的一沓，珍藏在箱底。如果后来我不再继续写作，我们将会永远失联。但他却在十年后，通过我的笔名安宁，在网上搜索到了我的电子邮箱，而后写信给我，告诉我之后的人生经历。他在军校毕业后留在了部队，后又被派往内蒙古，驻守在边疆城市呼伦贝尔，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写信的那一年恰逢他转业，所落脚的城市，竟然是我打算一生栖居的城市呼和浩特！

那篇《找朋友》的作品，刊发后便被我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一本美术生写生专用的精致笔记本上。很快我发表的作品就贴完了整整一本，我将其连同笔友的书信、读者的来信，放在一起，收藏在谁也不能随便乱碰的箱子里。几年后，这些对我来说犹如珠宝一样的珍藏，被性格冲动的前男友，在我们分手时，全部扔进了垃圾箱，从这个世界彻底地消失掉。

我因此完全不记得这篇作品究竟写了什么。我只记得名字，它也完全没有电子版。我试图在百度上搜索它，但踪迹全无。倒是很多年后，母校公众号做了一期我的访谈，提及校园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提及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青葱岁月，这些热烈的回忆一定打动了我的前男友，隔着千里迢迢的距离，已经和我完全失去联系的他，竟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篇采访，并附上一句类似“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感慨。我们共同的好友小菜看到了他的转发，兴奋地截图给我。于是两个人哈哈大笑着，聊起那些与我的处女作一起消失的美好时光，以及校园里衣裙飘飘的漂亮女同学，和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教授。

 所以，我只能将我研究生时期，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青春小说集《寂寞时，我们远离爱情》，作为我的处女作。这个听起来纯粹为吸人眼球的书名，是出版社责编所起。书中汇总了我本科时代所写的短篇小说，都是校园故事，大约十五万字。除了我手头仅有的两本，旧书网上偶尔可以搜索到的极少量存书，这本书也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没有人记得它，也无人会读到它。就连我自己，也只在打开书柜时，才会想起来翻看一下。但我并不会阅读那些文字，因为它们如此稚嫩、青涩，让我脸红心跳。但恰恰是这样一部拙劣的作品，像垃圾堆里肥沃的泥土，让写作的种子穿过砖头、瓦块、塑料、杂草，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因此，我感谢这本让我完全羞于启齿的书。没有它，便没有此后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没有我在写作上的持续进步，更没有而今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她已生出皱纹，却依然饱含着对写作的热爱，从未因为任何人生的困境将它放弃，她确信自己将写作到老，直至生命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我确信它已完全失去文学的价值。但它却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我生命的深处光芒闪烁。让我看到萤火一样微弱的它，竟然可以支撑着我，走过人生的一半旅程。它照亮了我写作最初的道路，让我随时可以回溯，知道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曾经用稚嫩的文字，这样热烈地和整个世界对话，向它喋喋不休地倾诉衷肠，告诉它我想成为一名作家，让世间所有卑微的生命，在文字中重获尊严，永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