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的可持续性
青年写作是值得一再讨论的话题,当我们把视野投向青年写作的内部，会发现缠绕其中的诸多讨论和争议，都关乎“青年写作的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写作，不光是青年作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青年批评家，甚至是所有写作者共同面对的难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让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找到持续写作的动力和路径，拾级而上，满目春光。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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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来自经验的匮乏
李杨：回顾2025年，青年写作所引起的诸多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认识问题，很多时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当然，我们更多希望是在学理性层面加以考察，避免陷入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中。在你看来，如何理解青年写作的问题与症候？
王炳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近些年，青年作家群体性崛起，青年写作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最为人诟病的是题材的狭窄和经验的同质化。因着经验的同质化，青年写作偏向校园、职场、婚恋、家庭等题材，作品的面目大同小异，有些青年作家甚至反复使用同一套创作模式。相对单纯的身份属性和阅历的不足，使得青年作家往往缺乏洞察力和穿透力，创作上容易悬浮于现实之表。
其次，许多青年作家为求新求变，或者营造深度和丰富，往往放弃讲述一个情节完整、形象生动、细节饱满、对话鲜活的故事。表现为各种幽微、隐晦的情感弥漫于文本中，叙事则分解为繁复的细节铺排，文本“肢端肥大症”明显。在手法运用上，紊乱的意识流、时空交错、视角转换等将故事切割得零碎不堪，阅读体验极为不佳。“不好好讲故事”并非青年写作所独有，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当下不同代际作家的身上，只不过在青年写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青年写作文本意义的暧昧性和晦涩性。文学世界虽然是现实世界的映象，但两者显然不能等同，文学世界是在破碎、片段、四处逃逸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其予以读者的安慰和精神指导，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确定性和方向性。文学经典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可能很复杂，但大抵有着清晰的指向。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而不会是其他人物形象。许多青年写作故事零碎杂乱，人物面目模糊不清，常常引入梦境强行推进情节进展，及至最后以开放性结尾应对无力收束的局面。这种种问题的背后是青年作家思想的贫乏和现实体验的不足，所以只能虚张声势，作高深莫测状。
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特征，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剧青年写作脱离深阔的社会现实。
王仁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当下部分青年作家为了弥补现实生活经验的不足，积极发挥自己的想象才能，翱翔在幻觉世界之中。在与现实空间平行的想象空间中，他们可以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在另一世界获得某种超能力。而当这种幻想被描绘得足够逼真，并与文中所叙现实事件或文献资料发生关联时，幻想也就成为了另一种真实。他们对虚拟空间的钟爱，并没有导向全然虚妄之境，而是呈现为对事实与虚妄辩证关系的执着探求。
这些青年作家笔下由梦而生的虚幻空间营构，不仅将人物活动的场景虚化、将人物活动的意义幻化，也将活动于梦中的人物非正常化。形象模糊的符号化人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人物存在的意义，即便是落笔人物叙事，也绝少纯然进行性格描绘，而是多注重对人物心理世界与感官世界的深描，类似于意识流的心理描写嵌套在小说不同地方，使得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为破碎化、跳跃式风格。这既可以看作是对上世纪先锋小说叙事技法的承继，也是其反映社会、呼应玄幻化文本内容的叙事策略。需要警惕的是，当幻觉叙事沦为程式化的形式表演，青年作家对真实与虚妄辩证关系的探询初衷则可能被形式本身遮蔽。
金春平（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史经验反复宣谕，青年写作承担着“断裂”“重构”“成长”三重修辞美学。“断裂”通常表现为文学发展矢量上的反叛性、颠覆性和批判性的写作姿态，“解放”成为其核心的个体文学精神。“重构”往往表现为文学美学风格上的变革性、创造性和进步性的艺术姿态，“再造”成为其坚定的个体文学气象。“成长”则呈现为文学经验的典型性、延展性和公共性，“发现”成为其内在的个体文学自觉。青年写作的三层价值内涵在文学谱系图景当中形成了“艺术进阶”的逻辑增殖关系，在作家代际流动的语境当中承载着青年文化的历史想象，在文学经验的更迭情境当中塑型着青年情感的精神主体。
但是，蕴含着无限生长潜能、承担着文脉赓续使命的当前青年写作，很长时间以来却深陷“肯定”与“诟病”的尴尬处境。推崇者惊艳于他们构建起新的叙述逻辑，集聚成新的先锋意识，塑造出新的美学景深。质疑者则诟病青年写作的“重构”意识表现为以貌似多元的文本形式和语言体系的营造，来触摸业已被言说过剩的文学命题，主体思想的稀薄或孱弱却消解着文学所独有的洞悉、发现和自省能力，只能以情绪的漫漶替代文学思想的刀锋；“成长”意识则表现为青睐于对个人内在性开掘的“成长”，而回避由感性个人衍生为理性个体的“成长”，进而掣肘着当代理性个体对生活、时代、社会、历史、记忆等公共域所展开的真实触摸、人文悲悯和思想发现。在当前“大文学观”为主导的跨媒介语境当中，对青年写作“珍爱”与“谏言”的悖反性评价，不仅隐含着青年写作内部的共识分裂，而且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一种典型症候。
林云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曾经，如果让我立刻说出一个我能想到的青年作家作品，我想到的是蒋峰的《我打电话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一个午夜的电话亭里给一个身份不明的对象打电话，讲述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在当时能够落入到青春期读者的共同经验之中。但我看现在青年作家的作品时，看到的是一个个需要你去跟读的非常具体的故事。虽然大部分作者想要在这些具体的故事中，努力通过更细腻的笔触增强其中的经验传达性，但是经验的现实性或者说“合理性”明显成为了作者的负担。作者更在意经验事件本身如何被“检视”，而不再更多考虑传达经验的“方式”。就我个人来看，当下大部分青年作家在“经验形式”上的追求已经大大弱化了，所以大多数的作品显得沉重和私人化，“精彩”的作品变少了。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传媒环境制造了过多非常确切的议题，这一方面造成了对青年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的透支，另一方面也吸引一些青年作者利用这种环境，主动给自己贴上一些能反映确切议题的标签，文学评论界似乎也喜欢这么做。比如很多青年作者会一开始就很明确地站到一个标签下，比如地域、性别或者阶层。无论是写作圈还是文学消费市场，在这个时代似乎都不再能容忍哪怕是很自然的经验匮乏。但我觉得经验匮乏并不是青年写作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作者会自我要求在作品中要做一个经验绝对不匮乏的人，成为一个过于老成的人，于是就丧失了自己的青年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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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时代，亟待青年写作“新生态”的韧性内生与耦合构建
李杨：认识到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回到青年写作的可持续性的命题上，为青年作者提供可资参考的意见。而这样的思考本身，也是直面自身困境的一种方式。
金春平：当前青年写作的持续性问题，并非仅仅指涉特定年龄的作家群体，而是“文学”创作或“语言”写作这样的创造行为，是遭遇数媒时代转型、信媒文化生态变革所共同面临的境况。激活青年写作的持续性动力，型塑青年写作的未来性景观，亟待青年写作“新生态”的韧性内生与耦合构建。
首先，需要完善以开放为中心的文学媒介生态。当下青年写作天然与新媒介、跨媒介、全媒介有着原生亲缘感，作家、媒介和读者之间的“协创”“接受”“反馈”“共享”成为其强大的价值兑现方式和写作驱动力量。在文学史的经验体系当中，文学的创造性、精品性和经典性，是衡量青年写作“文学性”的价值评判坐标，其重要实践方式是具有权威影响力的媒介体系，如文学期刊、文学评论、文学奖项等的接纳、认可和定位，但这有时造成了一种错位。因此，重构开放的权威媒介平台和作品遴选机制，解构媒介场域所深隐的身份等级体系，构建一种“成长型”的文学媒介生态，赋予青年写作以平等化、价值感和认可性，才能一定程度保障青年写作的持续动力。
其次，需要构建以包容为核心的文学接受生态。文学批评通常被认为是青年文学走向“风格化”“深刻化”“经典化”的不二法则。对青年写作“质疑”/“推崇”的分化评价显然表征着青年文学观与经典文学观之间的隐秘对峙。因此，对青年写作的接受，需要建立一种批评场域的“辩证法”：一方面它能够衍生出一种“包容”的文学接受生态，因为青年一代的文学写作受到批评质疑或诟病的内容，则正是“大文学观”时代青年写作、青年叙述和青年言说的一种“生活真实”“心灵真实”“情感真实”“存在真实”境况的文学性呈现；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辩证法”也反衬出“固化”“单向度”的批评话语症候，亟待构建一种能与当前青年写作变革展开对话的具有生长性、适配性和拓展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譬如文学的青年性、情感的青年性、美学的青年性、精神的青年性等新批评话语体系。
再次，需要构建以经典为轴心的文学生产生态。当前青年写作展示出因应新媒介文化的“新变”，包括叙事逻辑（碎片、及时、快速）、情感表达、注意心理、游戏美学、语法结构等。但是，青年写作始终无法超越“文学是人学”这一箴言，需要奔赴文学之严肃、之道义、之经典，捍卫文学之所以存在的艺术独立、思想高贵和价值神圣。第一，青年写作应构建“总体生活观”。青年写作需要完成对个体经验的超克，向内持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奥义和人性内里，向外努力通达时代、社会、历史的肌理脉搏和精神质感，构建以个体经验为起点的“文学圆形结构”，确立清晰而坚定的个体理性自觉，在完成对生活“入乎其内”的文学性构建的同时，更需以“出乎其外”的姿态抵达对个体与生活、与时代、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总体关系”的深刻发现和思想启悟。第二，青年写作应构建“主体性思想”。青年写作当中的主体精神常常趋近于模糊而孱弱，肇始于文学主体性思想的阙如，遑论哲学思辨力的确立。优秀作家往往是深刻而自足的文学思想家，他们汲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要义，又藉此展开与个人经验、个体思考的拮抗或对话，形成其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坚实、稳固而系统的个体文学思想，赋予其文学以卓越的敏锐力、洞悉力、发现力和穿透力，构建起文学饱满的主体思想、丰富的精神美学和深广的人文关怀，这应成为青年作家的文学信仰和自觉追求。第三，青年写作应构建“文学叙述法”。当前的青年写作具有自觉而强烈的跨媒介意识，但也出现了让渡文学性本位的偏狭。因此，青年作家应在新的社会时代、文化共生和审美共情的语境当中，重构独属于伟大汉语文化系统的文学叙述法，包括精妙的语言、巧妙的叙事、奇妙的结构、微妙的情感，以及典型的再塑、时代的营造、历史的探幽、人性的发现等，充分拓展汉语写作可能抵达的意义疆域，构建具有创造性、引领性、深刻性和原型性的文学叙述法，让青年一代的集体经验、思想情感、美学奥义，获得唯有汉语写作才能企及的文学效能。
林云柯：我觉得写作的持续性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承认：青年的经验就是匮乏的。所以如果青年写作者拿起笔来，那么他们不是只写自己看到的，还要写自己想到的，甚至是自己预测到的。在理想状态下，写作所提供的经验形式应该会持续提高对未来经验的敏感度，而不只是自身经验的敏感度。经验匮乏者的书写提供了更新经验理解的方式，这才是青年写作的优势。在我看来，写作的可持续在于要敢于去写一些“不清不楚”的经验。过于确定的经验，实际上不值得用文学来表达。
王仁宝：青年作家如何保持持续写作的能力，我还是想接着幻觉叙事这个话题来谈。青年作家要想在创作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或许不应仅仅依赖于炫目的幻觉营造，而是让虚构空间重新链接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使梦境逻辑与社会现实形成深层共振。唯有如此，幻觉叙事才能摆脱自我重复、花样炫技的困境，成为介入现实的隐喻力量。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有效观照，也能增强叙事文本的层次感和厚重度。当今世界固然瞬息万变，但可见的生活总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稳固，更能与人发生关联，更能击中人心。这也是那些扎根于真实生活土壤的非虚构叙事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原因之一。我们也不可能要求青年作家都去进行非虚构创作，而是期待他们能够重视对生活的体验与经验的积累。只有这样，青年作家创作的持续性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不至于陷入想象力枯竭的窘境。当然，当下的青年作家中也有以生活叙事见长的叙事者，他们以素朴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烟火人间、刻画市井人物，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遥相呼应，其创作的闪光点也在新媒介语境下被广泛传播。
说到底，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尚未脱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轨道，或是学了先锋文学的皮毛，可以称之为技术流，或是步了新写实小说的后尘，可以称之为生活流。如若能够将二者有效结合，或许能够迎来青年写作的华丽转身。从这个层面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型实践或许为当下青年写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由形式实验转向历史重述与现实关切的路径，表明真正的先锋性不在于语言或结构的自我指涉，而在于能否以虚构之力刺入时代的肌理。但他们的转型与其说是对先锋的背离，不如说是对先锋精神的深化与续航，是在褪去了形式外衣后对文学生活本质的重新确认。前辈的创作经验和启示固然重要，但需警惕简单的模仿。在时代生活的基础上用先锋笔法适当融入时代流行的玄幻元素，或许能够使得当下的青年写作既与前辈作家的创作有所区分，也能使其与流行的科幻小说、网络小说有所区别，蹚出属于青年人自己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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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共同体的价值在于为青年写作提供不孤独的底气
李杨：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是写作者向外打开的一种方式，也是促进青年写作者共同进步的有效手段。然而，青年写作者尚未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也没有建立起属于自身的“青年文学共同体”。在你看来，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的共同体？
汤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当代文学场域中，“青年写作”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与期待的概念，它既承载着对新声的渴求，也背负着昙花一现的隐忧。当我们围绕“青年写作的可持续性”展开同题共答，其背后潜藏的议题可能是在高度个体化、碎片化文化语境下“青年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这里的“共同体”并非具象的组织或流派，而是以精神共感、创作共振与时代认知共享为核心的动态场域。它要求青年写作者超越个体经验的局限，建立文学与现实的及物性连接，在地域、媒介与表达形式的差异中形成深层对话与相互照亮。它追问的是当下的青年写作，如何从自我出发通达广阔的时代生活，重构文学的公共性价值。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学创作已成为普通人参与现实认知与建构的重要方式，而基于共同命运感的书写联盟，正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前提。当前青年写作中，共同体的雏形已通过经验共鸣与价值互认初步显现。数智时代的青年写作者共享着相似的生存境遇：AI写作的技术冲击、流量逻辑的市场裹挟、现实经验的相对稀薄，以及对文学本质的执着追问。这种对创作困境的集体焦虑，构成了共同体的情感基石。新媒介技术更打破了传统文学场域的地域壁垒与层级差异，为共同体提供了多元联结渠道，边界不断拓展——网络文学平台让不同区域和圈层的写作者获得展示机会，社交媒体促成跨文体创作对话，豆瓣小组的交流、文学App的互评、线上工作坊的思辨，形成了区别于线下沙龙的隐性共鸣机制。更重要的是，新媒介催生了接龙写作、共创文档等共享式创作模式，使个体创作摆脱孤立状态，形成相互滋养的生态闭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可以自然生成，现实的困境仍然不容忽视。部分青年写作陷入热点套娃式创作，跟风模仿导致作品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精神标识；不少创作停留在表层问题的罗列，陷入自我重复与意义空转的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体制化评价体系与流量逻辑的双重侵蚀，催生了为发表而写作的功利化心态，部分写作者或迎合市场需求，或堆砌热梗追求曝光，消解了共同体所需的真诚与纯粹。当写作沦为竞技场上的博弈，同行关系异化为竞争关系，共同体的精神联结便会遭到破坏。同时，对共同体的浪漫化想象亦不可取，它无法替代个体写作的艰难探索，更不能消解结构性的现实压力。真正的共同体，不是乌托邦式的避难所，其本质是在断裂与差异中寻找共鸣的持续性努力。
如何在碎片化现实中重建整体感，如何让写作回应现实，这是青年写作者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当写作者不再局限于个人情绪的抒发，将个体经验与公共议题深度联结，践行“文学应关注现实、传递尊严”的价值追求，个体困境就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镜像。当这种共通体验升华为文学自觉，通过文本互文、批评回应与公共讨论形成持续的思想共振，共同体的核心形态便能逐步确立。
青年文学共同体的可能，最终落脚于传承中的创新。它并非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社群的简单复刻，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构文学与青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青年写作者既要从前辈作家那里汲取系统性经验的写作智慧，又要以数智素养与多元视野拓展文学的表达边界；既需在共同体中获得精神支撑，又要保持独立思考与创作个性，避免陷入同质化的桎梏。从主题共鸣到技法互鉴，再到价值共建，青年作家以作品形成共同体核心纽带，推动其在碰撞与滋养中持续生长。
归根结底，青年文学共同体的价值不在于形成统一的创作范式，而在于为青年写作者提供不孤独的底气。
金春平：青年文学共同体的核心是“同代青年价值共同体”，这是一个具有“文学主体精神”统摄意义的文学当代性实践，也是一个需要从中国认知、现实剧变、精神观照、价值重建、作家定位等多维度共建的文学挑战性命题。“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共同体追求，异彩纷呈的作家社团、思潮流派、文体阵营、文学作品，都共同指向探索民族国家现代化、民族文化现代性、国民灵魂现代化的文学审美路径。当前青年写作身处于世界多元文化并置共存的复杂语境，青年写作在秉持文学敞开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共识的分裂与价值的质疑。在时代、社会、历史、技术大变革时期，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活逻辑、思想价值、情感体验、心灵感知、精神形态乃至心灵质地，也被大变革的新语境所再造或塑型。但也正是大变革的新语境催生着青年文学共同体建设的新契机和新可能。脱胎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年写作，一方面必须面对21世纪初青年文学的多样、分裂和抵牾，但另一方面，青年写作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展开文学精神的构建和文学主体确立的同时，正日益显现出清晰而稳定的“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内涵要义——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从民族文化的再造更新到民族文化的复兴弘扬、从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到文学的民族国家共建，从人的精神解放到人的主体确立、从人的现代启蒙到人的当代自觉等，青年写作正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生活变革、精神诉求、人文关怀当中，努力构建具有总体性、在地性和代际性的“诗性正义”的价值共同体，并在这一文学大纛之下，完型出以“青年精神”为轴心的青年文学共同体美学图谱。
王仁宝：我在当代文学课堂上粗略做过一项阅读调查，结果显示“00后”年轻读者更喜欢阅读陈春成、双雪涛等青年作家的小说，他们的阅读指引多来自“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民间奖项的引流和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的推荐。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青年文学“写—读”共同体的建设是有可能的，也是相对和谐的。
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关于“新东北”“新南方”的命名与讨论成为热潮，表面上形成了青年文学创作与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青年文学“写—评”共同体的建设。但标签化的命名对于青年作家创作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可能会导致创作的同质化。青年作家可以利用标签化命名带来的红利，但要突破概念既有边界才能实现创作的持续发展。因此，青年文学“写—评”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张力、悖论的话题。
而青年文学“写—写”共同体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青年作家可以参与到“写—写”共同体之中，但要坚持从个人经验出发，保持创作的独创性，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也是共同体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
总体来看，“青年文学共同体”是一个可以和谐而又充满张力与竞争的文学场域，是一种正在生成、充满博弈的动态建构。它的最终样貌，取决于作家、读者、评论家、文学制度等多方力量的持续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