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挂钟报出的时间并不真实。它歪在墙上，经常没到整点就发出声响，偶尔还出现卡顿。好在村头的人们不需要精确。他们没什么话，坐累了就从蓝色铁棚下侧身看看天，双手举过头顶打个长哈欠，然后各自回家。

奶奶把这种闲坐的时间叫做“挨日辰”。“挨”是熬的意思。村里的老人每天会在村头坐好几次，有时候十几分钟也不说一句话。他们有的穿西裤，有的打赤膊，可以看出过去境况的差异，但是回到村子后，他们平等地老去，平等地处于边缘。把时间拉长了看，前前后后那么多老人，似乎都在村头发呆。

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聚集地。它是信息的中心，让老人在沉寂中得到一点热闹。当然，他们听到的并非都是好事，比如邻村一个八十三岁的独居老人居然在去世一个星期之后才被邻居发现。他们脸上全是震惊，通过亲戚打听消息，发现这个顶着光环的家庭没有那么和谐。五个在他们眼里已经飞黄腾达的儿子平日里对老人不管不顾，接到邻居的消息之后也没有表现出悲伤，开着车从广州、东莞和南宁回来，葬礼结束后又匆忙离开。他们感到愤懑的是，这些年轻人一刻都没多留，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

“有什么比父亲的死还重要？”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死亡这件大事上会有人如此冷淡。这个事件带来的冲击很难评估，我感觉有些信条出现了裂缝。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是同样的下场，重新审视在外打拼的子孙能不能成为依靠。

奶奶情绪的变化尤为明显。她总是不经意地问：“日子过着过着，怎么就不一样了？”在那之前，她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给晚年生活上了双重保险。她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仔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她苦相里潜藏的炫耀。她还不知道收敛，说两个仔是最好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生三个怕是没水喝了。她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有时候看他们没有点头，她还说变老是一眨眼的事。我以前经常说她过于操心，就盘算着最后那点时间，忘记前面还有好几十年。她对这种说法很不屑，说她是看得远。她这辈子的养育和劳作似乎都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这是她晚年生活最远的伏笔。她身高只有一米四，作为参照，所有近身的东西似乎都放大一倍。她背谷子，扛柴火，挑水淋菜，都咬着牙。我相信她上排门牙的斜出就是长期紧咬所致。即便这样，她还是没有攒到养老的资本。她的力气也被盘剥，一年年矮下去。

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蚕食着她，帕金森综合征带来的颤抖让她像处于极寒之地。她的记忆日渐模糊，好像过去的自己走在河对岸，并且越来越远。她经常一脸茫然地问我，献良有没有回来过。献良，我的二叔，在东莞工作，一般是到过年才会回来几天。哪怕二叔刚去东莞一个星期，她也会这样问。“我越来越蒙了。”她以为只有她察觉到了异常，把我拉到一边偷偷说出来，让我转达二叔。她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我们的关心。“没事的，过一阵子就好。”她说得干脆，像在安慰自己，也像在安慰我们。可是她意识到不会好转之后又责备我们：“我不舒服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开药？”其实我们已经带她去了好几次医院。听她这样一说，我们又带着她往医院赶。她站在病房里，双手一会儿盘在胸前，一会儿摆在身后，看见门外的人少了才压低声音问医生，我老得比他们快，可不可以开多点药？在她看来，只要吃着药，情况就会好转。在回来的路上，她反复说没必要告诉邻居。我们知道这暗含了一道道密令，小心翼翼地执行着她的意思。可有时候她过于敏感，发现有邻居在场，只要我们聊到疾病，即便和她无关，她也会将右手食指竖在嘴唇中间，带着不满和慌张发出嘘声。

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化，她就因为严重的肺炎住进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安排在除夕前两天。她直挺挺地躺着，或者说是被摆在大厅左侧。她是整个仪式的主角，所有的程序和话术都围绕着她。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她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她站在旁边，陪往来的亲戚说上几句话。这不是她的特长。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嗯嗯啊啊地回应。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七十五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本地的牛歌戏。我们想着从这时候开始，她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可以安心接受戏班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祝她身体健康，添福添寿，儿孙满堂。所有人都沾她的光，分吃她切开的七八层蛋糕。在牛歌戏开始前，演员还会在台上向她作揖，祝福她，感谢她。我们设想得如此美满，可是就在生日前几天，肺炎汹汹来袭。

我们站在大厅右侧，正对着她，胳膊缠着白色缎带。大红色的新被褥把她的脸衬得更白。这么多年她一直拒绝我们给她添一床新被褥，说东西要用到烂掉才不算浪费。她的衣服都是在镇上的地摊买的，往往不到十块钱。它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搭配起来有些怪异。她毫不在意，说穿得暖和就可以了。有些纯棉衣服越洗越长，短袖耷拉下来变成长袖，她还想让爷爷继续穿，看到爷爷被勒得太紧才作罢。

道士将她的名字写在白色灯笼上，开始唱起来，意思是要和她划清界限。他是憋着一大口气唱下去的，加倍的语速将停顿之处进行了修补，听起来只有一个长句。看到他停下来后要用力喘气，我确信他不是在做一桩买卖，而是严肃地完成只有他才能胜任的流程。我突然对他产生好感，感觉奶奶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见到了悬崖外的辽阔。唱了一段之后，他交代我们不要到处走动，避免碰到其他人。不过他也说了补偿的办法，碰到别人后要提醒掌管红包的人派个红包，给人除掉晦气。又唱了一会儿，他将纸屋搬进大厅。纸屋是别墅造型，有两层，前面带庭院和围栏，后面的主体有罗马柱和雕花窗台。他用红绳将纸屋拴住，后退两步，提高声音对奶奶喊起来：“卢业连，有个放牛娃要烧掉你的房子，你可要看紧了！”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也许在他的推演里，他们隔着很远的距离。他还在簸箕里放了谷子、生米和熟饭。这是一株稻谷的一生。他用勾刀在簸箕中间轻轻划一下，将它们拨开，对着中间的界线说以后再也不会相见。空出来的地方像出现在地图上，在现实中形成无法抵达的距离。按照他的安排，我们排着队过去将谷子、生米和熟饭分别捡一小撮放进旁边的两个黑盅里。所有人捡完之后，他又唱起来，是生死有命的意思。生死有命，多好的一句安慰。唱了之后，他用红纸盖住黑盅，又用红绳绕一圈，慢慢扎紧，走到我们跟前说安葬的时候要烧掉纸屋，还要把红绳带走，在回来的路上扔掉。复杂的流程让我感觉奶奶享受到了往生者的特权。

出殡的时候，她被人抬着，微微浮动，让我想起了她教我们打水漂的场景。我们把灰色的瓦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弯下腰甩出去，看它贴着水面反复跳起。很多次，它们跌跌撞撞，眼看要沉下去了，最后还是滑到了对岸。每一次奔突都是孤独的远征，瓦片士兵大部分牺牲在河中间，只有少数抵达对岸。每次它们抵达，我们都会欢呼。我不确定她是到岸还是在河中间。道士的同伴叮嘱我们，放下棺木的时候要转过身去，以免让她过于留恋。

她和曾祖母去世的时间只隔了一年多，墓穴也只隔了三十米。曾祖母是从安徽嫁过来的。这个家庭最早的全家福有她六十岁的样子。她全身没有一点多余的肉，看上去根本扛不住大病。我小时候甚至担心她会因为一场普通的感冒或者发热离开，而她拖着这样的身体活到了九十八岁。她的骨相非常好，体重剩下八十多斤的时候颧骨也不突出，整张脸保持着极为优雅的样子。很多次，她明明喊着不想活了，路过的女人却赞叹：“年轻的时候得多漂亮啊！”

“漂亮顶什么用？有本事就别躺着。”奶奶经常这样泼冷水。曾祖母的饮食起居是由两个儿媳妇——奶奶和三婆一起负责。要不是她们没日没夜地伺候，曾祖母哪会保留一丝体面？尤其是曾祖母大小便失禁后，她们每天都要忍受臊臭味帮忙换掉衣服，擦洗身子。奶奶经常闭上眼睛歪着嘴巴学起曾祖母的叫喊，把“哎呦”的尾音拉到十几秒。她说打针就那么一下子，吃药也不过是咕噜吞下去，非得叫上几声，就是耍大小姐脾气。说了几次之后要是还不解气，她还会笑着哼一声，说可惜了，没那种命。

“不痛在你身上，你不知道有多难。”曾祖母说。

“忍忍吧，这么大声，别人以为我害你。”

曾祖母有时候被说几句就不喊了，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对奶奶说：“你走开点，我不影响你。”

那是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九十七岁高龄再度骨折，她自己也说，肯定熬不过去了。她的右腿肿成左腿的两倍。她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两厘米厚的松木板。面对无法掌控的生活，她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捶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捶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她任性，倚老卖老，只有奶奶理解到了她的孤独，说除了挂满蜘蛛网的楼板，她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两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她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难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我们站在她面前像开启了上帝视角，看到了她过往的几十年，也看到她将在疼痛中抽尽力气。她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她把手掌放到嘴巴前面，呼出一口气之后哭着说闻到了臭味。她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她，说这是老人味，谁老了都这样。不过闻到她的尿臊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两三米看她，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她的手说上几句。

“就让我早点死咯！”有时候到了凌晨她还会哭喊，让整个村子不得安宁。

“那就快去啊，大家都这么难！”奶奶也委屈地喊。

“你帮帮我，把我推下来。”

“还是挨挨吧，挨挨就好了。”

奶奶的安慰让我有种错觉，好像她比曾祖母活得更长。事实上在她出生那年，曾祖母已经二十五岁。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她，等着她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的过程。缓慢，意味着更大的痛苦。她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孝顺，都是坏人。她凸起的青筋和嘶哑的声音让我觉得死亡不再可怕，无非是从驳杂的往事中退出，走入另一个暗夜。我想过劝其他人放弃，但最终败于懦弱。我过于在意自己的人设，没有勇气承受一丁点骂名去换取她少许舒坦。

奶奶反反复复说，大家都挨下去。在她的意识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苦难成了她安慰自己的理由。她让我们把用不着的手机给她当闹钟，在半夜起来帮忙翻身，把尿布换掉。她很少有完整的觉，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就醒过来。有段时间，她的头发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让她不要着急，说闹钟会响的，哪怕错过几次也没关系。她说过几次，倒不是害怕错过闹钟，而是害怕曾祖母——躺在床上的曾祖母可能不知道自己还活着，经常彻夜睁着眼，一动不动。我们提出要顶替她，又一次次被她拒绝：“我还没老到起两次身都要你们顶替。”

她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她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她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她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轮番责怪她，说她差点害死人。她有些不服，说曾祖母只要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她是厌烦了，盼着曾祖母离开，毕竟多年来她们没少争吵。

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她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她，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她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她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这时候用药顶多是延缓。没有人可以将她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她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她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责怪自己。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经常说出一个词——极命。在我们这里，这是累到极致的意思。之前，她在自家的地上种红薯、空心菜、白菜、木薯、花生、玉米，借邻居的地种两亩稻谷，还做过一次生意。这些活加起来也没让她说出这个词。她从不承认别人比她勤劳。她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她引以为傲的资本。她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的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她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她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

她做生意是在南宁到广州的高速铁路修筑的时候。铁路经过我们村后的山顶，离我们家才一百米。工人们在村头租下我们的地，做了硬化，搭起铁棚住进去。爷爷看到人多起来，在旁边的竹林修出一小块空地，用水泥铺好地板，在四周装上栏杆，再盖上篷布，得出一个门面。为了充分利用这二十多平方米的场地，爷爷决定白天作为小卖部，晚上作为大排档。奶奶经常过去帮忙，被他们叫作老板娘。她满足于这样的称呼，跑得更加勤快，满头大汗也不在乎。

“慢点来，长命功夫长命做啊！”村里人经常劝她。

“话是这么说，可谁知道自己有多长命？”她总会这样回答。

她还自豪地说，有了她的帮忙，生意才好了起来。她把原因归结为她的老实，特别是她的脸和发型。皱纹映照出来的沧桑，还有垂到耳边的灰白头发，过劳引起的衰老竟然让她满足。其实她的形象和生意场并不相衬。她听不懂普通话，经常会出错，有时候客人要豆奶，她给人家拿啤酒；客人要啤酒，她给人家递上本地的米酒。如果爷爷不在，电话又打不通，她会叫客人等一等，然后跑回村里找个人帮忙。她一边跑一边打电话求助。那是个怪异的动作，她的头侧向右边，左手绕过下巴，将电话按在右耳上。她不想错过任何客户，甚至电话还没接通就喂喂喂喊起来。她的算术也无法应付，后来干脆放弃算账，客人给多少就收多少，客人说要找多少就找多少。除了农活，这是她的第一份事业，当然也是最后一份。我以为这份生意给她带来的是焦虑和无助，可事实证明这只是我高高在上的结论。她告诉我，她从来不觉得累，这些让她急得跑起来的日子都是极好的日子。有时候等到客人散去，她会将剩下的半瓶啤酒倒在塑料杯里喝起来。她偶尔也给我倒上，和我干杯，说这是客人请的。她喜欢这些免费的东西。做生意之后，她对价格更加敏感，听到我买给她的保温杯要上百块，心疼地说差点就可以拿罐煤气了，要是让她选，她宁可一直喝冷水。

意料之中，这份生意的市场并不大。周围几个村离镇上都不远，人们更倾向于到镇上消费。我之前还以为爷爷做了四十多年老师，桃李满天下，会有大批学生来帮衬，结果直到关停也没见几个过来。我甚至猜测他们是有意避开爷爷。他过于严肃，在校园里没有几个学生不怕他。我算了账，跟奶奶说这发不了财。她一点都不沮丧，说不是图那几个钱，而是在有人饿了之后自己恰好做点好事。在她眼里，自己做的不是生意，而是菩萨一样的功德。铁路通车之后，工人们在几天之内就将所有东西撤走，连先前搭起的铁棚也拆了。面对空荡荡的场地，她不舍地结束了生意。

印象中至少有二十年，她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她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她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她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她也不恼怒。“那就赚多一点。”她说。她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她显老，上小学的时候还拿出全部压岁钱给她买过一小瓶染发剂，但是直到过期她也只用了两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成分，觉得她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她一直都不爱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她对那些打着厚厚粉底的女人嗤之以鼻，小声对我们说，她们就是妖精，净想着去勾引男人。

唯一一次变化是得了病。她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叫她几声也是呆呆的，不会笑也不会应答。我还在上小学，害怕她随时会死去，每天放学就跑回家。我跑得太快了，书包在后面像风筝一样牵着。我没有注意到双脚被茅草和荆棘割出血，只想快速确认她有没有活着。从她生病那天起，家里冷清得让人心慌。那个秋天，我甚至害怕蓝得空无一物的天空过于辽阔，让人茫然无措。家里为她请了道士——后来主持她葬礼那位道士的父亲。道士把方桌搬到天井，摆上三个碗，装上大米，再插上香，围着桌子转圈，口中念念有词。他一脸轻松的样子让我充满希望，但是眼看奶奶迟迟没有好转，我又心急地骂他是骗子。我后悔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没能在后面的日子照着念出来。直到一个月后，奶奶的眼里才闪现出一点光。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看到她扶着墙走出大门。我把包从天井扔到沙发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太活过来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居经常对我们说起这句话。我从未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她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她。没有喂过的鸡，她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她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她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她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九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她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她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须挂念。我女儿出生后，她几乎被抽空了力气。孩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她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她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

她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她旁边的病人也偶尔有人探望，不过只是稍作停留，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伦理上的程序。护工笑着说，她可幸福多了，这么多人惦记着。我们在她心里的分量逐渐减轻，这倒是无关紧要的事。要紧的是她缩在床上一直喊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她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她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在以前，她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二十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她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她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她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她一定想活着。她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疑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她摸向褥疮的位置，让我们看看到底长了什么。她想得到我们的安慰，而我们只顾着悲伤，误解了她的意思。她是多么倔的人啊，一定是在熬着，等待褥疮消失，像洪水到来的时候在岸边等待一条河露出真身。

她没有领受到生活的馈赠。她的娘家那边，尤其是她的弟媳，我的舅奶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立马打电话过来，责怪我们没有照顾好她。“这边的人哪个不长命，到她这里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她是吼出来的，要爷爷给出解释。在这场葬礼中，爷爷是不用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在房间里弯下腰，捂着嘴说实在是事出有因，奶奶是肺部发白，感染得太厉害了。为了不引人注目，我过去叫他走上楼顶。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他说医生早就预料到了，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而他为了不让大家担心才没有公开。他喘着气，以为自己是在忍辱负重，但这样的隐瞒让奶奶的娘家人觉得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作亲戚。在葬礼的中段，电话的一头在责骂，一头在解释，两头都充满委屈。舅奶奶继续追问，我们有没有帮忙翻身，有没有按时喂饭，输液有没有出现差错。爷爷折回房间拿出一沓化验单，在楼顶慢慢翻看，把一大堆自己都看不懂的名词读出来。爷爷的手机开了免提，我听到那边舅奶奶依旧自顾自地表达情绪，说要在这两个镇唱衰我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隐瞒如何失礼。她还特意强调，本来是不愿意参加葬礼的，是觉得奶奶可怜才让舅爷爷过来。依照习俗，如果舅爷爷没有到来，葬礼是不能结束的。我相信这习俗暗含着娘家人的监视，用以确认死亡是一件正当的事。这种把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维持一个女人出嫁后的自尊。舅爷爷到了之后，我们穿插在人群中，轮番走到他跟前递烟，说本来都说好要请戏班贺寿了，没想到会这么快。他安慰说，有福没福，这都是命。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的表情才开始释怀。他回去之后，舅奶奶的气也消了下来，打电话说新年也快到了，头一年先不用走亲戚，但以后还是要走的。

我知道舅奶奶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小时候和奶奶去探亲要走五个小时，所以每次都要住上一晚。为了迎接我们，舅奶奶将已经分家的四户人召集到一起，让年轻人把各家的饭桌搬到老屋的天井里，对哪家负责哪几个菜式做好分工。晚宴的丰盛超乎想象，我们甚至要一直捧着碗，留下空间来上菜。我暗暗钦佩这个女人，十足的中气衍生一锤定音的特质。我的手被她握着，感觉热腾腾的。舅爷爷回去之后，她发来语音感慨，她也已经步入老年，早就不能话事了。她的语调变得虚弱，好像先前的高亢都是伪装。听爷爷说她在县城带孙子，而她因为身体不好，也成了被照看的人。听到她一再说起要保持联系，我反而悲伤起来——所有人都在老去，所有人都在失去，命运的羸弱让我们互相依赖。

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按照惯例，清理之后就不能说是她的房间了，短期内也不会再住人，顶多放些杂物。其实也没什么要清理，桌椅和晾衣竿在她去世前就放到了其他房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这样就不算她的专属物件，不需要扔掉。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又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她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她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她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她很难和这个村子形成连接。

最近十几年我在邻县工作，离家一百多公里。刚开始我几乎每个月都会转三四趟车回家，背包里塞满冲泡奶茶、薯条、瓜子、糖果、葡萄干和山楂片。她一边说我浪费，一边美滋滋地喝着奶茶看电视。她的牙齿烂了一半，可是依然不管不顾地含着糖。她说着过去的苦，让我感觉我们得到了弥补，拥有一个富足的童年。她查出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后，我帮她翻找衣服，从衣柜里抖出上百颗过期的糖。它们被夹在几层冬衣之间。在那之前，她时不时会含上一颗，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她对此充满期待，在我即将到家的时候坐在门口迎接。她的病越来越严重，也许是忘了这些糖，也许是不再需要。它们不再拥有神力，无法将过去的苦析出甜，也无法掩盖她正在承受的病症。她不像曾祖母，时不时喊几声，甚至毫无顾忌地吼起来。两种病的叠加，她怎么可能对如此重大的变化毫无察觉？隐忍，被赞美的特质让她面临无限期的惩罚。她的视力也越来越模糊，把凳子搬得离电视越来越近，后来干脆不看了，每天反反复复从巷子走到村头，又走回来。

我们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广东打工，到了年关才扛着大包小包回来，几天后又扛着一大堆土特产出去。过年那几天，村子呈现膨胀的状态。这是它本来的样子，但是习惯了安静之后，热闹反倒显得不真实。这些年我听很多人说起对农村生活的怀念。他们将家乡美化成最好的容身之地，很少想到留守的人们如何对抗没有路灯的夜晚，以及旷野之间蚀骨的寂静。我不清楚他们会不会有足够的韧性去忍耐荒凉。

谈不上适应不适应，这里的每个人都被迫接受了这样的寂静。印象中我有很长时间是坐到人群的缝隙中看他们的喉咙，等待它们发出声音。他们反复提起旧事，谁结婚抱新娘摔倒啦，谁生日宴摆上百桌啦，谁把刚收的猪仔钱拿去赌光啦，谁用养老本找女人啦。他们对同一件事经常会说出不同的版本，每一次都有细微的变化。最终，所有版本的细节都成了他们认定的事实。更离谱的是，转述多了之后，他们经常将先前认定的谣言当成证据。他们每说一次都会笑起来，让我怀疑他们陷入集体失忆，也怀疑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形成可以谈论的事件。日子闪电一样掠过，而后空荡荡的，没有留下声响。偶尔，我会记起这样的画面——在突如其来的沉默中，他们眼神空洞地靠着墙壁，极其迟钝的样子。

“以后你就知道了，有些日子是多余的。”奶奶为了打发时间，曾经将桃核按在门槛上，拿出生锈的刀片锯起来。她的设想是在两侧都锯掉一瓣，打磨出水桶的形状。她说做好之后要买条红绳给我系在手腕上来辟邪。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刀子的轨迹。它不够锋利，每次来回都会出现些许偏差，水桶的形状过于毛糙。她看了看，从我手上拿下来，说要锯个更好的。那个夏天忽然就过去了，下一个夏天忽然又来了，她还是没有锯出完好的水桶。我几乎完全忘了中间的季节。大多数时间里，村子处于悬空状态，没有人进来，没有人离开，没有迫切的事情，多一年和少一年没什么区别。大家就这样坐着聊着，在淡淡的欢愉里消磨。

有段时间，村里也张贴了房产销售的传单，偶尔有小车路过，用大喇叭介绍市区和县城的楼盘。很多老人都笑着说大喇叭是骗人的，房子都没影呢，凭一张图纸就开始卖了。他们不知道的是，短短几年，楼盘就把市区和县城的界线往外扩张了几公里。村里的年轻人谈论最多的是江景房、湖景房和山景房。有些开发商甚至将对着寺庙的楼房冠以“庙景房”来出售。我们看到的蓝天、江河、山林都算在了价格里。汹涌的大潮裹挟着这些年轻人。他们兴奋地对比，签下二三十年的房贷。

奶奶经常说这些年轻人，没攒到钱就算了，还把老人的积蓄卷走。可是得知我要在市里买房，她又扯着爷爷说无论如何都要全力支持。她让人把传单里的内容念给她听，在电话里动员我快点去看看，说要是在市里有套房子就证明我比绝大部分人有能耐。她铁了心要让我变成这样的人，不惜让爷爷向几个亲戚借钱，让我凑够首付。我新居入伙之后，她摸着厨房的欧式瓷砖，走进四个房间和两个卫生间，反反复复说出一个拉长的音：“嗯——”我买了投影仪，将画面投到白墙上。她看着长达三米的画面，激动地说了半天以前看电影的场面，还特别提到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瘸了左腿，一个瘸了右腿，互相搀扶着到邻村去看。然而当我邀请她住上几天，她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我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新房，不能一开始就沾上老人味。

“不吉利。”这是她的理由。

“这是什么话？没有这种说法。”

“我比你老，我知道得多。”无论我怎么辩驳，她都没有一丝动摇。她甚至用了一个词，识数。这是以前她教训我们的时候说的话。到了晚年，她把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要求自己不要麻烦我们。

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她在村头花了好几天介绍我的房子，客厅大灯有打谷机的谷仓那么大，电视画面跟以前的电影一样，扫地是用机器人，小区门口是人脸识别。她高兴地说，自己的脸就是钥匙，只要看一眼屏幕，门就会吧嗒一下打开。我可以想象，其他老人也和她一样，满怀期待地掏空积蓄，欢喜地目送我们出去，反反复复地赞美我们。他们没有进入我们的好日子，守在村里忍受更深的孤独。

我惊讶于这里的习俗。别人再谈起她，会在前面加个定语——“古老”，好像她已经走了上百年。那时候她才去世几天，并且也不算老。后来我见过很多留着齐肩短发的女人，和她一样的年纪和身高，穿着一样朴素的衣服，甚至连步子都一样缓慢。她们太像了，让人怀疑她没有辨识度。我相信每个乡镇的集市，每个县城的广场，每个城市的步行街都会有这样的身影。我偶尔梦到她，梦里的气息、微笑、语调和步伐也并不特别指向她。这样的失真并未让我沮丧。我倒期待所有和她相似的人都能得到善待，没有经历分秒的厌倦。

我仍然觉得她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她，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声音，忘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只有把他们都算进来，我才有了完整的故乡。每次想到他们，我都会把自己当作那个没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着跑着，每一次回头都是在返乡。

 【作者简介：李会鑫，广西梧州人，梧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见于《青年文学》《星星》《西部》《香港文艺》《广西文学》《胶东文学》《南方文学》等，并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读者》等刊转载，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