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怡微，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小说集《四合如意》《哀眠》，随笔《情关西游》（增订本），以及散文、文学研究专著等二十余部。

我曾经写过许多篇与上海有关的散文，关于我的上海童年，关于我所亲历的城市更新与发展，但似乎总难看到上海的全貌。我可以观察到上海的时空局部，包括它的物质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它的精神特质，尤其是上海在不断更新迭代中所显露出来的难以被归纳、尚未被命名的东西。这种“未命名”非常吸引我，也正是这种类型的材料，维系着我二十多年来对于小说创作的热情。

在写完短篇小说《起翮》之后，我从北京回到上海，举办了一场文学对谈活动。我邀请了韩国作家金惠珍到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来聊聊她的三部小说：《关于女儿》《9号的工作》《猫舔过伤口》。在金惠珍的笔下，我读到了一些存在于城市（首尔），但又很难锚定为城市特征的东西。它曾经鲜明出现过，又正在淡去，或从“普通图层”跌落。从审美上来说，它十分符合我喜欢的故事特征。例如在《9号的工作》中，一个大厂“牛马”所在集体的退出机制，就是从市中心一再迁移，直到市郊的最边缘区域。它当然还是属于大城市知名IT公司的岗位，但显然已经不再具备某种进步的、希望的象征，而是代表着掉队，代表着退行的漫长流程。《猫舔过伤口》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在网络暴力中受伤、社会性死亡的人，她也依然生活在城市中，却似乎被迫“不在场”，只能隐身于社会默默疗伤。这种既在又不在的情况，我在湖北青年作家倪江的小说里也曾读到过。他好像总是喜欢写一些武汉城市边缘的故事。往往是一家人轰轰烈烈从乡村出发抵达真正的城市，后来又出于各种原因，最终退到了城市边缘，遵循乡村生活经验过起了“还在城市”的日子。如果说，倪江笔下的这种由乡村到城市，又向着乡村退去，却终究回不到真正乡村的故事是着力于城市空间叙事，旨在表达流动和凝滞中人的荒谬和狼狈，那么，显然还有一些时间意义上的可进可退（流动），可以经由虚构故事来表达。金惠珍就处理过类似的材料，我的小说《起翮》对此也有兴趣。因为，可进可退的可以是年龄，也可以是阶层，但归根结底，关于进退的那些复杂看法倒是独属于城市文化的，换句话说，是纯建构的观念，非常脆弱，让人很容易为此幻觉而痛苦。

我最早读到的金惠珍的作品是小说《关于女儿》，显然，这个书名与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话题“母女关系”十分吻合。但在重读小说时我却发现，小说里除了主人公母亲和她的女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母亲在养老院当兼职护工时所照料的对象珍。母亲的年龄介于女儿与珍之间，代际的观看则介于血缘和非血缘之间。母亲从珍的身上看到了绝对自由的代价，但她自己被捆绑在传统秩序里，同样感受不到幸福。好像怎么选都是不对的。我曾经为《关于女儿》写过一篇书评，写到这部作品当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当教育也无法改变女性命运时，生活在都市中的女性该何去何从。我的阅读体验来自小说里当过大学讲师的母亲，看到女儿读博士也无法获得稳定教职时的焦虑痛心，可见上一辈的经验已经失效，新一代的经验又很难摸出门道。这样的事在如今高校教职岗位激烈竞争的现实中，读来也很亲切。这显然比喊“女性要读书”的口号沉痛得多，也让我警醒，小说在展望新的城市经验的同时，不得不看到城市人的痛苦也在迭代更新。小说里母亲片面观看珍的人生则更具讽刺：“她（珍）出生于韩国，在美国读书，在欧洲活跃了一阵子，归国后为了照顾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虚度了一生。这个终身未婚、没有任何子女的女人，看过我从未见识的诸多世界奇景，身上却带着整年都没人来拜访的孤寂，此种冲突感令人难以置信。”那位母亲甚至害怕女儿见了太多世界奇景，与人虚度一生之后，还是一个人，就和珍一样。但实际上，城市里的母亲自己也在照顾着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不是吗？母亲的自责还包括：“说不定是女儿读太多书了，不，说不定是我让女儿读了太多不必要的书，让她一学再学，把根本没有必要学，以及不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了个遍——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

小说里的母亲没有意识到，城市文明的可能性恰在于变化，在于淘汰，在于新的计算、新的命运、新的运气。大城市是熔炉，能摧毁人，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可能是一个好学校，锻造各种各样的奇遇，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机会。上海的传奇特征也在于此，它曾是“冒险家的乐园”，代表着混乱与机遇共存的复杂环境。而复杂又能够孕育好故事。许多年前，作家王安忆在一次与王德威教授关于“海派文学”的对谈中，提到过一个小说，是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启蒙的普通妓女阿英，她自己在城市生活中一点点思考、计算着未来该怎么办。她的“我真决不定”里，就有价值的矛盾，也有个人需求的权重。她最后决定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生意，不回老家结婚了。这个故事奇奇怪怪的，在“不够进步”里，又有很进步的看法。阿英是一个复杂现代性的载体，做出了不寻常的人生决策。这样的事就很“小说”，很“城市文学”。不只是在上海，许多国际大都市都有机会面临新旧交接的碰撞，以及各种价值观冲突的场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关于女儿》，也许我们会看到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女性之间新的关系建立的可能。它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它已经存在了，落后于它的人只能被迫学习接受它的存在。城市的先进性引领着普通人的觉知。

巧合的是，金惠珍在小说里写到的照护细节，我也曾花费时间搜集整理。两年前，我和朋友曾去上海的一家养老护理院做调研。开始时我并没有很在意，因为分配给我的角色，只需要问一问护理员“月经还在吗？特殊情况下怎么处理月经？”的问题。这个访问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就和许多纪录片或田野调查的情况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最开始得到的信息会自然生长。我和研究团队成员一共访问了二十一个人，大致对护理行业有了感性的了解，对她们要参加的考试也略知一二。就和许多“与君初相识”的田野工作一样，仅仅靠问，其实是问不出什么重要的心灵信息的。当然，愉快的谈话中，也会有一些生动的生活细节，溢出受访者中规中矩的表达。受制于非虚构伦理，这些故事并不适合直接拿来写作。但我很喜欢这一类的谈话，因为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度中文学科之外的种种知识，会让我瞬间对自己的认知盲区有非常清晰的认定。有的受访者会表达、愿意表达，也不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敞开”。我能做的，也只是写写想想，慢慢等待时机。两年来，我看了很多遍整理好的二十六万字的录音稿，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小说机遇。反而是录音本身不经意记录到的认知偏差，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很有趣。这也是当时在访问时完全没想到的部分。相比文字整理，录音能记录到无知、傲慢以及防御的气氛。隔一段时间来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把这种感受，也写到了《起翮》中。

我曾从护理院院长的视角，写过一个两万多字的开头，我猜想这是打草稿时叙事的舒适区。当时，我更希望故事能实现得奇幻一些，因为现实主义的小说我已经写过很多了。但最终还是被高校繁重的工作阻挡，暂时搁置了，没有写完，可见现实的威力比小说要骇人得多。好在，我相信一种较为朴素的自然法则，即时间的力量对于观察的教化。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愿意跟随一个人，观察长一点的时间，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的根源来自哪里，不是文学家最主要考虑的事情。有些变化是可以预判的，有些则会超出预期。例如在这二十一个护理院阿姨中，确实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她和大家都不一样。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她在受访时立了一些“flag”，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她心中不可思议的梦想。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实现了。这个人就是《起翮》里“丽姐”的原型。她让我意识到，在这近一百年的时代发展中，在以文学命名的上海生活里，“阿英”可以无处不在。她们从乡村来到城市，自己学习、自己计算、自己立“flag”、自己实现，她们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好在遇到了城市（上海），她们才看起来那么有生机。然而，冲出结构的人总是少数，掉入结构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多，金惠珍的小说里承接了那些掉队的人。那是她的取材偏好。我想为“丽姐”找一个镜像人物，于是找到了以田野为媒介的相遇。

小说里的青年教师是高等教育的获利者，也是受到学历贬值冲击最大的人。由她来看，丽姐通过教育完成自我更新的过程，例必有非常复杂的感触。一方面，她虽然更年轻，但在有的方面，已经是过来人；另一方面，她也即将走向自己曾经遇到丽姐的年纪。中年生活的黯淡、对生存转机的渴望、对外部世界变动的焦虑，是她面临的书本以外的严峻挑战。我设计了一些对话，例如关于男友要外出打工，丽姐听后表示这样的事他们都经历过。她们好像聊的不是同一件事，又像是差不多的事。这种断裂感很有趣。至少我自己能感觉到拼贴的愉悦。然而，写作“变化”总是很难的，例如我交稿以后，印度居然重新开放了旅游签，真令人始料未及。但当代生活就是如此的，每分每秒都充满了变数。小说也许是要去寻找到一些不变的力量，一些永恒的看法，哪怕是偏见也好，终究是艺术家感受到的世界里才会生长出来的东西。我并不觉得丽姐是一个女性楷模，相反她甚至都不见得是一个一流的护理员。但神奇的是，一流的护理员或许无法改变命运，奇奇怪怪的护理员却可以。也许科研人员也可以奇怪一点，尤其是在掉队以后，不再具备单一面向的竞争力，也许才是人生传奇的开始。

最后我想讲一件事，是一场意外，发生在那一日我和金惠珍作家其乐融融的对话之后。那真是一场非常平常的、成功的、温馨的文学活动。我与作家欢乐道别。然后由翻译、编辑护送作家离开活动场地。没想到待我收工后，在学校门口看到了难以言喻的场景。我发现金作家一行人并没有离开，他们看到我也没有打招呼，而是愣在原地。旁边还有女同学在哭。原来，一个书贩子因为活动取消了签售环节而暴怒，一阵疯癫辱骂后，他把作家的书当着作家的面毁坏并丢进了垃圾桶。这突发的暴力事件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读过金惠珍小说的人又会知道，她会把类似的现实生活剪裁到自己的故事里去。我知道她会在意这样的发生。被羞辱当然是很让人愤慨的，但这剧烈的反差，温馨与残暴的骤然切换，我在她的故事里读过相似的桥段。我记得在活动上我曾问她，我以为韩国的全租房房东都是坏人，但她的小说里却有生活得很艰辛的房东。金作家说，每个人一生都有机会当一次少数群体、当一次弱者。弱者的处境是流动的。大厂“牛马”9号，也许是一个好员工，但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凶恶的人也许也有温柔的一面。我在回看学生拍摄的那段暴力视频时，会想到她的这份理解，尽管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也有身为弱者的处境，但不知为何我会突然感受到文学的强力。我后来想，作家也许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立体和生动的上海，美好和丑陋同时发生，相互竞争，这并不是绝对的坏事。

那天晚上，金作家特地申请了微信账号。她用英文写了很长一段话，想要告诉我，她只记得发生过的美好的事。我其实不是很相信，因为我是我，另一个写故事的人，一个总是怀疑、不安又深切渴望安宁的人。我也很难忘记，有一个极致糟糕的时刻，我和另一个作家在一起，观看过这座城市失控的场面。我心想，这真像她写过多次的“天花板漏水”，还专门漏在了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后面那句是属于我的感受，因为上海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