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慧，70后职高生，菜市场摊贩，素人作家。已出版《在菜场，在人间》《去有花的地方》等五本散文集。现居浙江余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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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暂时的容身之处，我称之为大杂院。严格地讲，它只是浙东工业小镇上某条老弄堂内，一块不规则形状的外来租户集聚地。参照百度标准释义，它与“大杂院”的概念基本吻合。首先，它仅有一个供人出入的巷子口。曲里拐弯地绕进来，沿途的房屋新新旧旧，高低不等，面积不一。包括我在内，拢共十二户“人家”，总体不是特别大，但肯定也不能算小。其次，居住在这儿的人，有男，有女，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年龄介于十来岁到六十岁之间，他们来自不同省市，又遵循各自的节奏，从事着五花八门的职业，不可谓不杂。

进大杂院的巷子口宽不足两米，穿插在两栋朝南的三层小洋楼中间。巷道陈旧，散乱的碎石子钻出残破的水泥地面，在车轮或鞋底的摩擦之下，咯咯吱吱。天晴不打紧，每逢大雨天，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遍布污浊的水洼。步行的人需各种腾挪跳移，小心翼翼地寻找可靠的落脚点。骑行的人得尽量放慢车速，避免积水飞溅，弄脏裤腿。

过了洋楼，向前，即大杂院的地界。右边第一户人家是贵州贵阳布依族的三口之家，他们一年半前搬来这里。

四十三岁的男主人中等身材，面相和善，脖子上须臾不离一副听书的有线耳机。他是五金厂的车工，早间七点半打卡，午间厂里提供盒饭。和他同车间的工友下午五点去厂外买份快餐填填肚子，一鼓作气加班到晚九点。他省下十来块钱，挺到八点，回家吃饭。端午中秋国庆之类的法定假期，顶多休息两三天。请一天的事假，断一天的薪水，满勤每个月能挣八千左右。厂里比较规范，响应国家政策，按时帮他缴纳一千两百多的社保金，个人自负六百多元。

四十一岁的女主人在电器电料厂做装备，每天工作时长十一个小时，工资一个月五千上下。厂里的活少时，她周六不加班，周日休息，能管管儿子。正常情况下，儿子放晚学后都去托管写作业，免得他在家不自觉，偷看电视。但不加班加点了，收入随之降到四千左右。她没有社保。不止她，同厂的外省工友们都没有购买社保的意向。老板不出钱，个人拿近半数的工资搭进去，她认为不现实。前些年攒的钱翻新了家里的楼房，丈夫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老老小小的花销，全指望着夫妻俩的工资。吃的穿的有底，用的不可控，一年出几笔红白礼金，两口子的收入加起来，便难得结余了。

夫妻俩说叽里咕噜的家乡话，对外交流讲方言味浓浓的普通话，身上没有一丝少数民族的痕迹。七月中旬，在老家读高二的女儿搭乘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过来团聚。小姑娘黑黑瘦瘦，额头有连片的青春痘。她在这儿也是足不出户，指导弟弟的作业，做做家务，待了二十来天，她又独自坐上绿皮火车回贵州了。

女主人告诉我，女儿先前也在这边读书，成绩中等。以同样的分数线填志愿，在浙江极有可能滑进职高。假如回贵阳，大概率冲得上好的公立高中。夫妻俩思来想去，初三下学期，把女儿转回了原籍。最终果然如他们所愿，女儿考到了当地排名第二的普高。

他们的出租屋总面积不超过五十平方，夹在气派的洋楼和一堵厚实的围墙之间，形成狭长的三截。最南头一截是卧室，有扇不大的窗，没有通向屋外的门。卧室这侧的第二截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北墙上的窗户被封在最外面的一截内，无法打开。窗棱氧化发黑，玻璃上糊满灰尘油污，聊胜于无。

最外面一截依附于第二截的北墙和东首的围墙形成的直角，用几片薄薄的蓝色钢板搭建的简易棚屋，目测十六七个平方。挨着巷道一侧的钢板上开了个二十厘米见方的排风扇口，没有正式的窗户。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明亮，棚屋都无动于衷，顽固地阴暗着。朝西的独扇木门是进入出租屋的唯一通道。钢板不隔热，散热慢，西晒太阳的后劲猛，人踏进了门，顿时像钻进了孵小鸡的炕坊。棚屋门这边的角落划给了洗澡的淋蓬头和滚筒洗衣机，排风扇那边的角落安顿了煤气灶、碗柜等一应厨房用具。剩下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只高约一米、直径不低于八十公分的浅蓝色塑料桶，桶盖严丝密合，桶身上糊着的一道道藏青色印痕，呈现出凝滞而寡淡的质地，宛若语焉不详的哑谜。当女主人打开桶盖的瞬间，一股粗犷诡异的气味瞬息爆发，在棚屋内横冲直撞，刺激着人的一呼一吸。盛满浓黑液体的塑料桶，像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女主人戴着乳胶手套，从桶里捞出了几块片状的物件，揉搓了一番，折成小块，沥在塑料桶口横着的一张铁丝网上。她在染布。布是布依族传统土棉布，染料是布依族特制的植物染料。定量的染料、白酒、水，调配成均匀的液态，充分浸润土布。这是个持久细致的工程，前后要耗费一百多斤的染料，数斤高度白酒以及漫长的等待。上了色的布料，取出来沥干，清水洗濯，晾晒后再浸泡、沥干、洗濯、晾晒……往复循环，直至布匹成色稳定。

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识染布。若非亲眼所见，真的理解不了在处处讲究效率的当下，竟然还有一个被本职工作压榨得疲累不堪的女人，执着地在局促的出租房里进行着一件只有农耕时代才必须做的事情。她不是没有抱怨，但更多的是期待，是喜悦。因为年终返乡，走亲访友或参加正式宴席，布依族的女子都会穿戴本民族的服饰。市面上有成品出售，一块头巾的标价是二百块，全套服饰一千多。自己动手，能省一半的钱。婚后，她和丈夫出外，留守的母亲或婆婆会帮她准备好。随着年龄增长，老人们日益昏花的眼神做不了针线活了，她只好利用打工的间隙染布、刺绣、裁剪、缝制，力争赶在腊月底完工。我问她聚会时的统一着装是不是长辈定下的规矩，她笑着否认了，说村里女人们一年到头漂在外乡，仅春节期间有闲情用本民族的服饰装点一下，大家格外珍惜那个盛装的自己。她打开了手机相册给我看，视频中，她和一群穿戴着布依族服饰的同伴手挽着手，顾盼生辉，笑靥如花，与蜗居异乡的这个灰扑扑的妇女判若两人，仿佛生活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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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左边三户人家是朝南的联排高平屋，外观崭新，许是翻盖的时日不久，不锈钢门窗上印字的贴膜还未揭去，厨房卫生间都贴着洁白的瓷砖，两个卧房尺寸达标，通风透气。屋外有阳光充足的小院子，晒衣服，停电瓶车，绰绰有余。亮堂宽敞的房子住着舒坦，可每月一千元的房租也不是一般打工人能承受得起的。我进驻大杂院时，起首一间还空着，忽然有一天，有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用三轮电瓶车拉来了家具杂物，把那间房子填得满满当当。他扯着喉咙和洋楼的主人交谈，我听出这是个本地户，儿子下半年结婚，自己家需全面装潢，于是租房短暂地过渡，放放家什。有个微胖的女人在搬家的头两天，随他一道来打扫过卫生，之后再没露过面。他隔三差五开电瓶三轮车来一趟大杂院，架着二郎腿，一手把着车龙头，一手夹着烟，车速很快。我迎面碰到他几回，他都是风一般地刮过，目不斜视，表情高冷。

第二户人家男主人的性格恰恰与那本地户相反，开朗，热情。天黑后，他家搬了桌子椅子放在门口，招待客人吃西瓜，我路过时信口调侃了一句，立即被追着塞了一块。他是江西九江人，姓梁，个子不高，娃娃脸。我问他的年龄，他说三十九。我又问询了他从事的职业，他打着哈哈说是“专业打螺丝”。他家的客人偏要喊他“梁总”，说明明是二把手嘛，哪里轮得着你打螺丝啦。他腼腆地笑了笑，坚称自己“打螺丝出身”。他算厂里的一代元老，2002年，老板的铸造厂刚起步，十六岁的他被招工进去，从零基础的学徒一直干到现在的一人之下、几十人之上。他的妻子是云南曲靖人，小他两岁，名叫丁小文，穿着黑色职业套装的她，精致精干，在小镇繁华地段的一家女子养生会所做美容技师。

丁小文的娘家在偏僻的深山小村，兄弟姊妹八九个，排行老小的丁小文没上过一天的学。亏得名字笔画少，对照身份证，勉强能写全。她和小梁是打工过程中看对眼的，结了婚，她跟着丈夫学了车工。在各种家务农活中长大的人，手脚麻利，收入比熟练男工大差不差。按说她该满意的，可她不甘心满手油污地在车床前站到老。小梁很佩服妻子，夸她脑筋活，目光长远。夫妻俩手里多出了些余钱，丁小文转行学了美容护理。她考行业资格证，汽车驾驶证，统统一次性通过，很多学历胜于她的人根本不相信她不识字。她不起早，但熬夜，夜里十点半到家就算早的了。夫妻俩聚在一张餐桌上的机会，寥寥无几。先下班的小梁炒两个菜，喝啤酒，悠然自在。他爱干净，随时随地弯下腰去擦拭浅色地面砖上的污渍。洗碗时，连带着把油烟机收拾得光鉴可人。他对目前的住所很满意，窗明几净，家具电器、大小物品摆放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正对着门的白墙上悬挂的菱形“福”字十字绣是车间里的同事们集资赠送的，冰箱顶上插着富贵竹的敞口花瓶，厨房窗台上的两盆绿萝生机盎然，处处显露出居家过日子的安定感。小梁说房租贵点就贵点吧，之前住过的几个地方，不是寄居在房东的屋檐下，就是屋子逼仄潮湿。上班心累，回到家还没个好窝，做人太憋屈了。小镇新开发的楼盘三千多块一平方时，他和丁小文的积蓄买不起卫生间。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夫妻俩的薪水看似上浮了，却怎么也追不上飞涨的房价。

暑假期间，丁小文差小梁回了江西一趟，把两个孩子接过来聚聚。一个十八岁的女儿，脸盘子酷肖丁小文，长发及腰，发梢焗成黄色。一个读初中的儿子，戴着近视眼镜，眉眼神似小梁。我买了一兜水蜜桃，分了俩孩子一人一个。小梁催着姐弟俩感谢我，孩子们的注意力全在手机游戏里，顾不得抬一下眼皮子。小梁连连摇头，说女儿和儿子当初吃了七八个月的奶，就派给了老家的爷爷奶奶。老人处处迁就孙辈，犯了错，不舍得斥责，不忍心体罚，惯出了孩子一身的毛病。他们夫妻俩常年在外，路远迢迢，光靠电话联络，孩子们并不领情。学习方面，年迈的老人一窍不通。女儿中考分数低，托了人，花钱读了职高。儿子的成绩堪堪中等，前景也不乐观。

姐弟俩来住了个把月。那段时间，小梁日日顶着大太阳回出租房为孩子做午饭。我问他有没有带孩子们四处逛逛，他说厂里的活儿压得紧，没法脱身。丁小文的业务繁忙，请一天假少两三百块的进账，不划算。姐弟俩的兴趣也不在外出上，待在空调房里捧着手机，一玩一天，不拽他们起床，饭都不按时吃。孩子们如痴如醉地沉迷在手机里，小梁忧心忡忡，又不敢贸然发作。他说姐弟俩读书不上进，做父母的又没有门路，将来他们不得不像隔壁的孩子一样，早早出来苦钱了。

小梁口中的“隔壁的孩子”是他家东邻，左边第三户，也是大杂院里的第四户“人家”。那孩子二十岁上下，不晓得从事什么行当，白日里，不管哪个点现身，总像是瞌睡刚醒，头发凌乱油腻，脸色苍白。他一个人住，独来独往，沉默得像一颗埋在地底下的种子。阳光炽热的盛夏，他的身影浮动着骨子里的寒凉，仿若时刻都在梦游。没有人听过他开腔，自然也无从猜测他的来处。他的房子和第五户第六户合租的一栋向西的二层小楼之间有条一米宽的过道。住大杂院后半截的人，回自己的出租屋，必须拐进那条直角的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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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的另一侧是第五户第六户合租的一栋向西的二层小楼，他们的房租都是九千一年。按照价格推断，两户人家的居住面积应大抵对等。二楼是卧室，住东半部的人家有个凸在外面的小厨房，住西半部的人家有着大杂院内最具范儿的标准不锈钢对开门。我租住在大杂院三个月，一次也没见过小楼西半部租户的真容。白天，锃亮的不锈钢大门紧闭，主人总是在凌晨时分归来。我的出租房退在小楼后方，隔着一堵霉迹斑斑的矮墙。他们家阳台上的灯光泄下来，我的窗户玻璃连带着被点亮。男人女人断断续续的对话，轻重不一的脚步声，浴室里的流水哗哗，蝙蝠一样扑棱着翅膀，撞进我迷迷糊糊的梦境里。听小楼东半部的租房户讲，这两口子是宜宾人，在小镇的工业园区边开了家不大的川菜馆，兼营夜宵，生意很不错。

小楼东半部的租户老家在安徽蒙城，五十多岁的夫妻俩，二十三岁的女儿。男主人是大杂院里起得最早的人，天蒙蒙亮就出门，黑天了归家。女主人说他在环卫所处理垃圾，累死累活一天，身上沾满酸臭气，换下来的衣服得用双倍的洗衣液，分开处理。

女主人在私营厂做外贸产品，手工活，多劳多得。订单催得急，下班后还要带回来赶工。她的身体不大好，神经类的疾病，面部痉挛，控制不住地挤眉弄眼。好些年了，发作得实在严重，去医院开点药缓解一下。情况稳定，就不理会它。因为不是住院动手术的大病，异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这儿无法使用。医生开的药，自费六十块一瓶，用量是早晚各一次，一次两粒，她觉得价格贵，私自减了半，光晚上吃两粒。

女儿在电子厂上班，皮肤偏黑，个子高挑，性格开朗。一天之中，小姑娘有十三个半小时关在厂里。周末不加班，就爱在厨房里忙乎，包饺子，蒸馒头，炒菜，炖汤，葱蒜辣椒炝锅的香气声势浩大地窜出窗外，占领了大杂院的角角落落。她跟着父母辗转过江浙一带的几个县市，在出租房里长大，小学二年级就无师自通地学会煮面条和做蛋炒饭。学习成绩一般，初中毕了业，还不到法定年龄，先进私人小作坊做零工。蒙城农村的人结婚普遍早，小姑娘自二十岁起，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相亲，陆陆续续接触了五六个蒙城地区的男孩，均以失败告终。媒人们背后说道她，批评她“眼光高”。她很苦恼，那些男孩不是外形欠佳，就是言语幼稚。其中一个男孩，没点眼力劲儿，两人去逛街，她买奶茶时，他愣愣地杵在一旁，几块钱都不掏。她说那么抠门的人，将来怎么过日子。我劝她把相亲范围扩大些，不要局限于蒙城，也可以在工作地谈个本地对象。她妈妈闻听此言，连忙插进来否决了我的建议，说南方人富裕归富裕，但排外，骨子里瞧不起外来务工者，将来做了亲家，难以相处，她希望女儿嫁个安徽那边的男孩。

大杂院第七户合租的三个男孩也是安徽人，可他们老家在滁州。而与他们门对门的这位蒙城大姐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太好。他们有一只白底黄花的土串，三天两头把大便拉在过道口，男孩们从来不清理，任由进进出出的人一踩一个准。蒙城大姐当着我的面，念叨过他们，说“人都养不好，还要养条狗”。

三个男孩和我是同一个房东，我们房子之间有块长方形的空地。我的小屋门朝西，他们的屋子向南，面积比我的大了一半。一开始，二十多平方的空间里只住了两人一狗。五月份，狗主人的哥哥来这边务工，兄弟俩和合租的男孩协商好，每个月八百多元的房租水电三个人平摊，人家便默许了哥哥的加入。

哥哥新买的行军床并排贴紧着两个男孩的那张木床，行军床的外沿恰巧卡在卧室的玻璃移门上，睡木床的两个男孩，要脱了鞋踩上行军床，方能走进自己的床铺。卧室连着迷你型的卫生间，最外面一间的浅色地砖上覆盖着毛茸茸的灰尘，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十几双脏兮兮的运动鞋歪七扭八地摊着，快递盒随处可见。小的快递盒里大多盛着零食小吃，是弟弟储备的夜宵。最大的一只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袜子。哥哥说他们三个人都讨厌洗袜子，一次性的袜子几毛钱一双，穿两三天扔掉，省水又省事。三个男孩中，哥哥二十三岁，在车程十来分钟的一家工艺品厂做打包工，清晨七点一刻拎着个水杯出门，晚上九点多到出租屋，月工资固定六千元，福利一样没有。早饭在上班途中买个饭团或鸡蛋饼，中饭晚饭厂里供应大锅菜。弟弟和另一个男孩二十一岁，干快递员，送一单得一单的收入，三餐自理。月底结算的数额常常近万，但公司扣钱的名目防不胜防，他们实打实拿到手的，通常是五六千元。男孩们不服气，找驿站老板交涉，向上级投诉，一律无效，不得不自认倒霉。初中毕业的他们，既没有傍身的手艺，又本能地抗拒压抑的流水线。快递员的工作风吹日晒，东奔西走，时间相对可控些，有点小小的自由，送货的途中实在疲乏了，能溜回出租屋眯乎歇歇。哥哥心疼弟弟，也埋怨弟弟小小年纪抽烟，熬通宵打游戏影响他的睡眠。高温天气，窗户不能打开，弟弟和那个男孩在空调下吞云吐雾，吸足了二手烟的哥哥忍无可忍，愤而数落了他们。闹了点不愉快后，大家各退了一步，哥哥戴眼罩耳塞睡觉，抽烟的人去屋外过瘾。香烟蒂头弹在出租房门外，踢得东一只西一只，还是哥哥看不过眼，默默地扫掉。

哥哥长相端正，彬彬有礼。来浙江前，在上海学过汽车装潢，自觉能独当一面了，和两个朋友合资在上海郊外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没料想，店刚开张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了，首次创业以亏本告终。他现在处在一个焦虑的阶段，事业没着没落，父母又三天两头地催婚。老家那儿的年轻姑娘少得很，书读得拔尖的，都留在了城市里。学业不上进的，早早跑去四面八方打工了。他家不富裕，父母务农，承包了别人几十亩地种小麦种花生，办过一阵子的养猪场，都没什么大的盈利。去年，他的亲小姨做媒，牵了个河南夏邑的女孩。他开车去见过一面，相亲对象是独生女，职高学历，长相平平，在当地的超市做收银员。女孩父母要求他做上门女婿，在夏邑县城买套房，再加二十万的彩礼。他接受不了对方的条件，婚事自然搁浅了。女孩的微信静默在通讯录里，一直没删。他还是想开汽车美容店，照他的说法，店面开张了，不管盈利与否，大小是个老板，托人介绍对象，讲出去也排场。但把店开在哪里他心里没底，选择经济发达的地区，投资太大，他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开到滁州老家，投入的成本相对小些，能不能打开局面又不确定。打工是权宜之计，招工前，他挺乐观，想着车间里只要有年龄相当的姑娘，怎么着都得发展个女朋友。正式进了厂，他傻了眼，同组的二十来个同事中，大半是糙爷们儿，小半是中年大婶。人人守着自己的工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几千次，没有技术含量，不需要思维，只管机械地出力。晚上九点半回到出租屋，手脚僵硬，大脑像被清空了的电脑主机，一片空白。他说在这边的厂里待到年底，明年不再来了。我问他不来这边后的安排，他又很茫然，轻轻叹了口气，半天没吭声。

难得有个不加班的日子，弟弟跟他说馋家乡的卤肉了。他们的厨房形如虚设，一团糟的灶台上只有个煮方便面的小号电热杯，炒菜卤肉根本行不通。我把电饭煲借给了他，他高高兴兴去菜市场买回了肉和鸭腿。兄弟俩美美地打了顿牙祭，狗也交了好运，趴在行军床底下眉开眼笑地嚼鸭骨头。天暗了，他来还电饭煲，我开了门灯，把椅子板凳搬出门外，点了蚊香，邀他小坐。拉了一会儿家常，我的右邻老朱从他的房子里走出来，破天荒地放下了手机，加入我们的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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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五十二岁，贵州贵阳人，2000年随老乡来到这个镇上，干了数个工种，跳了数次槽，目前是汽车零部件厂的喷漆工。油漆有毒性，一个车间里几台机器同时启动，漆雾高度分散，虽然脸上捂着面罩，但是真正能起到多少防护作用，老朱不去想。他前两年去检查，B超显示肝脏有六七厘米的囊肿。医生让定期随访，他没当回事，人疲沓了，到药店买瓶二十来块的护肝片压一压。他没医保，贵的药舍不得买。另一方面，普通人惧怕的疾病，他似乎看得很开。我劝他医院该去还得去，他弹了弹烟灰，满不在乎地说生死天注定，人真当该死了，医生也不顶用。搞得我都没法往下接话了。他每天早上七点开工，晚上五点出厂门，净工作八小时，一天三百元，超出八小时外算加班，一个钟头三十元。月底发了工资，首先转账七千给贵州老家的妻子，剩下的留作自己的生活费。他抽十来块的烟，一天一包。早饭自己烧。他种了一泡沫箱的葱，掐一小把，炒头天晚上的冷饭或下面条，香得很，比去路边摊上省钱，又管饱。午餐在厂里免费食用。晚饭还是自己张罗，焖米饭，煮点肉块下酒。他买的多是肥肉，白花花的，一咬满嘴油。他不是贪杯，喝酒纯粹为了解乏。厂里的活累人，坚持到下班，腿肚子直打颤。二两白酒下肚，脸红扑扑的，血流加快，能减轻点腰酸背疼。他回忆起二十岁出门打工的往事，那会儿在广东珠海拉石头，整车一千斤，他每天能拉六十车。夜里睡个囫囵觉，第二天又神气十足了。人壮实得像头牛，从来没和医生打过交道。四十五岁后，体能明显退化，感冒一场，咳嗽好些天都断不了根。

要说负担，老朱也没多重，不像生了儿子的老乡们，好歹得凑足一笔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家两个女儿，大的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后在贵阳某职业高中当代课老师，尽管工资不高，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他的妻子原来也在这边打工，二女儿进小学的那一年她返回贵州，没再过来了。公婆上了年纪，日渐衰弱，腿脚不便。老老小小，家里少不得一个主事的人。

六点钟，老朱在他的屋里大声“啊哟”。不多，两三声，起调高，尾音长，像歌唱家预备登台前的试唱。这是他起床的程序，我听惯了。他的出租屋矮，小，昏暗，墙皮剥落，对开的老木门，窗户的款式少说落后了四十年。左边一间睡觉，没装空调。燠热的夏夜，老朱用大功率的工业电风扇，大敞着房门，依旧辗转难眠。右边是厨房，没有水管，洗脸洗菜洗衣服，用的都是屋外一只接了皮管的水龙头。红砖砌成的卫生间大大咧咧地挡在厨房前面，显得比正屋还理直气壮。就这样寒碜的房子，房东今年竟然坐地起价了，从一年两千四涨到了三千。老朱说他搬进来时，大杂院后半部还没有其他人家。夜深了，四下悄然，就他房子里的二十五瓦灯泡黄乎乎地亮着。可在我看来，即使邻居们近在咫尺，相互之间也是淡漠的，和路人甲也差不多。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有事回了一趟梁弄镇，两三天后返回大杂院，没像往常一样见到老朱。头天傍晚，他的屋门紧闭，我以为他加班。第二日，天擦黑，又没见着他的人影。第三天，到了他的下班点，还是没动静。他不是个散漫无序的人，晚饭吃罢，一步也不走，蹲在门槛上，或者点开老家的监控，察看父母妻女的动向，或者没完没了地刷短视频，音量调得高高的，听着相当烦人。他连着消失了几天，着实蹊跷。

大杂院里就老朱的上下班时间段与我同步，在他回贵州的那几天里，当我扶着暮色穿过寂静的巷道，进入大杂院时，其他人还在厂里加班，不确定何时能到家。所有的房屋都黑洞洞的，散发着阴森荒凉的气息，我轻手轻脚地走着，就好像走在一片被时光遗忘了的废墟中间。

我问了问滁州小男孩，但小男孩压根没意识到老朱的缺席。问了问蒙城大姐和小梁，他们也都不知情。我又跑到第一户贵阳人家打听，夫妻俩表示和老朱不熟，不清楚他的去向。我说你们是老乡，平时就没走动过吗？那家的女主人说贵阳那么大，不是一个村的，不是亲戚朋友，平日里碰面都少得很的人，怎么能熟呢？再说了，我们每天干活到天黑透归家，累得直想瘫倒，平白无故去和谁交往什么呢。

我先是错愕，醒过神来后觉得人家的答复在理，但仍心怀侥幸地拐过老朱屋前的直角弯儿进大杂院底部的租户那边去探查。结果显而易见。

大杂院底部是个独立的小院落，有正屋和偏房。看它的结构和布局，从前住在这里的，应该是个欣欣向荣的大家庭。现在这个院落是界限分明的两半。东边一半像彻底被人遗忘了似的，沧桑满面。灰黑色的瓦缝里收藏着积年的风霜，墙角爬满蛛网，门窗歪歪斜斜。顾自腐朽，台阶下的野草却生机勃勃、有恃无恐。

西边一半有整修过的痕迹，分段租给了三户人家。三户人家中，租在正屋的人没在，听说我来之前已回老家了。因为走得匆忙，房子未及处理，由着它关门落锁。偏房后两间住着的是贵州人，夫妻俩，三十多岁，孩子在老家读书。女的活泼，清晨骑着电瓶车自我屋前经过时，会脆生生地道一声，早。男人微胖，不苟言笑。他们的屋子从前面看稍显寒酸，后面却连着个别致的小院，收拾得清清爽爽，花坛里种着一溜儿的月季。有个周末的中午，他们家人头攒动，欢声笑语。我兴冲冲地去看了看，屋内挤了一桌的女眷，后院坐了一大圆桌的男人，两桌的酒菜都很丰富。女主人说妹妹过生日，妹妹妹夫的出租房太小，所以借到她这边请亲戚们吃饭。贵州老乡们那天的聚餐一定很欢乐，我还听到有女人唱了歌，也不知道是不是少数民族的山歌。

前两间偏房里住着河南的一对夫妻，五十岁上下，夫妻俩都是注塑厂的两班倒职工，同进同出。早八点到晚八点，一星期的白班结束，轮换一星期的夜班。他们俩上白班，到家时我都关灯睡觉了。他们上夜班，大半天补觉，我们有少许重合的时间。黄昏时分，夫妻俩在后院里搭手做家务，女人择菜做饭，男人洗衣服。他们的儿子在河南读大专，夏天的时候来过，在镇上找了份暑假工，干到开学前走了。女儿女婿也在这边打工，女儿和五岁的外孙女时常来吃晚饭。小孩子好动，拍球，玩水，念幼儿园新学的儿歌，一向冷清的院落，像是被她的叽叽喳喳打破了结界。

四天后，老朱现身了，头发剃得短短的。原来他的堂婶急症离世，上午接到电话，他下午就坐上了回贵州的飞机。我说你父母妻子全在家，怎么还要你亲自出场？他说老家那边的风俗是有老人离世了，本村的年轻人要回去参与抬棺。人家摊上丧事，他若不回去，将来他的父母老了，别人也不会过来帮忙。我说你一星期的误工费忽略不计，来回交通费得两千多吧？他说，他们村比较小，省心。有些大的村子，在外打工的人一年往回奔三四趟，确实吃不消。我提醒他，老朱，你下次外出，应该说一下。他瞪圆了眼睛，像受到了猝不及防的惊吓，问我，说一下？和谁说哟？

和我说啊！我想也没想，冲口而出。

老朱挠挠后脑勺，扭扭捏捏地辩解道，你那天也不在嘛。

我指指对面男孩们的房子，又指指左右两边的人家，说，我不在，院子里总有一个人在的吧，随便哪个都能讲的呀。

老朱说，大家平时各忙各的事，又不接头的。

我问老朱在贵州老家出远门时会不会知会一声左右邻居，老朱嘿嘿地表态说，那肯定是要和他们吱一声的。

我忍不住朝他翻了个白眼，反问他，你老家村里住着的人是邻居，那这边出租房四边住的人，就当不了邻居吗？

老朱嘿嘿地点头，脸上有一种感激又歉疚的微笑，似乎友邻的关心来得太突然，他不大敢安心享有。

这大杂院的十二“家”人，不是窗户对着窗户，就是屋脊挨着屋脊，脚下走着同一条巷子，抬头看到的是同一片风景。虽然简陋的出租房于漂泊不定的外乡人而言，无异于短暂停靠的驿站，每个人都被沉重的生活押解着，步履匆匆，心上长满了老茧，但是日子过着过着，总会产生相互温暖的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