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迁入京师安顿下来以后，我发现自己五十四岁了。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岁，而这却成为仕途的起点，对此我不能说毫不关心。我关心什么呢？作为一个书画家，我在吴中已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正是我来到这里，成为翰林待诏的原因之一。我谋得了这个并不十分惹眼的职位，但也并非无足轻重，它将作为一个显赫的荣誉加在我名字面前，被人尊称。

对一个来自南方繁华之地的人来说，京师的空旷、干燥、沉闷，一开始并不能让我适应。南土湿，北土燥，两地气候、风俗相差甚远。京城妇人比南方女人更爱出游；京城男人情愿做班头、煤户、车夫，也不愿从事商人、幕僚、书办这样动脑筋的职业。

在得到友人帮助后，我寻到一处住宅，落下脚跟。这趟远门，对我来说，既期待已久，又出于意外。所谓期待，便是，一开始并没有把书画视为正途，而是将考取功名视为大事。我生于吴中一个仕宦之家，祖父在我出生前五年成为举人，父亲、叔父都是进士出身（叔父在宦场上走得更远）。然而，自我二十五岁第一次参加乡试，竟然十次不中。作为一个出众的诗人兼书画家，我将举业无成的原因归结为“命”。而这一失败记录，我并没有视为羞于启齿的禁忌，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意外便是，在我打算放弃科考，专心致志于书艺绘事时，却因父辈友人林俊和工部尚书李充嗣的举荐，来到京城，成为翰林待诏。

翰林官，类似于天子近侍。进入翰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二是荐召。当我以后者方式进入，便也注定了仕途的不平坦。

置房花去我五十七两银子，带来的盘缠紧张，便在熟人张子瞻处挪借。所得俸禄在开支衣食用度以及社交性活动后，便捉襟见肘了。

京城的夜晚，深沉而广大，人如一片树叶浮于海上。漆黑的夜里，和同乡文人蔡羽结伴进京的场景，如同桌案上的画卷一样清晰无比。那是春天，我们从吴中买舟出发，祝允明、王宠等人，分别为我饯行。我的兄长文奎，一直送到吕城才依依不舍，仿佛这趟远门有去无回似的。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杨柳春风的江岸，执手唏嘘，甚是感人。我和兄长少时感情并不称善，且分家过活，五十岁之后，感情却日益深挚。

友情在我感情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我和唐寅同一年出生——“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这是我曾揶揄他作风浪漫的诗歌。关于我和苏州友人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譬如，有一次，唐寅邀我游石湖，酒喝到一半，叫藏匿好的妓女出来陪酒，我急欲离开，他却让妓女将我手臂拖住，惊慌失色之下，我差点跌落水中。另一个版本的主人换成了钱同爱，他邀我游湖，事先藏好一名妓女，船开动后，他唤妓女出来，我央求离去，他却命船家速行，我情急之下，脱下臭袜子套在他头上，同爱有洁癖，不堪忍受，遂作罢。

我笑称：“不见同爱令人想杀，一见同爱令人气杀。”同爱则说：“不见徵明令人敬杀，一见徵明令人闷杀。”

唐寅聪颖早慧，府试、乡试都是第一。父亲看见我们一起长大，他对唐寅没有太多好感。在我乡试不举、唐寅春风满面之时，还写信宽慰我，唐寅只是善于考试罢了，但他这个人比较轻浮，最终恐怕无成，我日后的成就定会超过他。父亲安慰的话我没有当真。但唐寅后来真的仕途不畅。

他和家境富裕的江阴人徐经一同赴京会试，随后传出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家仆的消息。敏政才学过人，有些清高傲气，与许多官员关系不佳。据说是一同参加会试的乡友都穆，嫉妒唐寅才学，有意无意间向人说起贿赂传闻，被与敏政关系不好的官员参了一本，致使所有嫌疑人下狱接受调查。虽后来查无实凭，弹劾者被贬官，但程敏政经此一劫，竟一年不到便郁郁而终，唐寅和徐经的功名也被革除了。

正德七年（1512），宁王朱宸濠派人带重礼来吴中网罗人才，经过“科考贿赂案”打击的唐寅，正心灰意冷，便借机南下洪州散心。当使者上门来礼聘我时，我则称病不见。唐寅到南昌后，感觉到了宁王谋篡的祸心，靠装病发疯才放回苏州。

我的祖先原是蜀人，可追溯到汉代文翁。其后裔文时为唐庄宗帐前指使轻车都尉，后迁居江西庐陵。其曾孙基有二子乡、原。我这支是文原后裔，后迁湖南衡山，又迁苏州。文乡这支留在庐陵，其后裔文天祥，为状元宰相、忠烈义臣。无疑，文信国为我族在吴中确立大族地位增色不少。而祖、父辈，又进一步巩固了文氏一族在姑苏的名望。自我以后，三子彭、嘉、臺（早卒），孙五人中元肇、元发、元善，及曾孙十人中震孟（十次科举后中状元）、震亨（著有《长物志》），都在诗文、书画、气节上延续着家声，文氏始终居于吴中文坛中心位置。

我诗学吴宽（状元出身，官至礼部尚书），书学李应祯（祝允明岳父，任太仆寺少卿），画学沈周（吴门画派开宗大师）。我们这个团体，以我和徐祯卿、祝允明、唐寅最知名，被称为“吴中四才子”。

二

京师为古燕都，左枕关东、蓟州，右控山西、陕西诸边镇，坐北向南，统御四海。城内，城池宫阙崔巍壮丽，城外，层峦叠嶂龙飞凤翔。皇帝深居于紫禁城，我因待诏于翰林，得以亲睹圣颜。张瀚《松窗梦语》言：“百官常朝，仅可遥瞻天表，而公卿入侍经筵，始得近睹龙颜。”“然侍立移时，惟只聆讲读，间闻天语，仅一唯诺而退。”

我的工作是参与修《武宗实录》。刻板、严肃、沉闷的翰林院了无生趣，我并未从中获得壮志已酬的满足感，而是怅然若失。鉴于我的影响，初到京师时，前来拜访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他们都以结识我为荣。我诗文造诣，虽不足以应对时文考试，但在文人圈颇为知名。这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欣赏，一是嫉妒。欣赏者如《实录》总裁之一户部尚书费宏（江右广信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杨慎（祖籍江西庐陵）。妒忌者的代表是另外两个状元：姚明山、杨方城。他们愤愤地说，我衙门又不是画院，乃容得下衡山（我的号）这样的画匠在其间？“画匠”这一极具侮辱性的词，深深地伤害了我。后者显然以我非科举正途出身而暗生醋意。我深深体会到了“出身沉浊”的米芾当年的心境。

前来拜访的高官，有吏部尚书乔宇、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兵部尚书金献民等。他们的“特垂顾访”，不仅不能为我增添虚荣，反而使我不安。这样的社交，在浅表的寒暄走动后，除去志向、才学、情性的因素，还会有因为政见立场的一致性而进一步升级关系的可能。乔宇拜访我不久，便盛情邀请我去他家赴晚宴。我并无攀附权贵的动机，况且，林俊作为乔宇的同僚，我若贸然赴宴，则有背弃庇主之嫌。于是，我写信给林俊代为婉拒。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即，前来拜访的达官贵人都会带来礼物，而回访势必要有礼物才不致失礼。这给经济拮据的我造成很大困窘。

文氏虽在吴中很有声望，但并不是富室。父亲曾为永嘉知县，在我二十八岁时出知温州，有很好的政声。可惜在知府任上，不到一年便病故了。当地府、县官吏和缙绅送来丧礼，足有一千两之多，被我拒收了。当他们执意要我收下时，我说：“士之取舍，不可不择。”“万一缘此以裕其家，则是以死者为利。不肖诚无状，亦何至利先人之死哉！”他们没办法，最后用这笔钱修了个清风亭纪念父亲。

我继承父亲清廉作风，也许是引起部分高官对我重视的原因之一。但我不想太深地卷入官场。在没有赴京之前，我对功名可能还存有一丝幻想，现在，当我进入翰林——无论是因祖父、父叔的政绩德行作了铺垫，还是我在吴中诗书画建立起磐石般的声誉使然，我对仕途还是充满了厌倦和失望。

父亲死后，在继母吴氏主持下，我们兄弟三人分了家。“既立门户，遂有食衣之忧。”我在钱同爱（此时已结为亲家）、学生陈淳等人资助下，修葺了父亲生前所造的停云馆，并邀钱同爱、汤珍、陈淳等友人聚会。彼时，叔父文森已官任河南监察御史，他的好友右佥都御史俞谏前来苏州治水，想帮助我，我说粗茶淡饭足以吃饱。他又用责备的语气说，你身上衣服旧成这样还在穿？我说担心会下雨，所以穿了件旧衣来。他看到停云馆前桥下河道淤塞，说，按堪舆先生看法，门口河道淤塞对你不利，如果我把它疏浚，你考取功名的路便也通畅了。我以疏通河道势必要拆毁人家房子为由，表示婉拒。

我到翰林不久，便发生了所谓“大礼议”事件。

武宗朱厚照死于豹房，因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兴献王朱祐杬子朱厚熜，嗣皇帝位。朱厚熜是宪宗朱见深孙，父祐杬是孝宗祐樘之弟。世宗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杨廷和主张皇帝按汉代先例，称伯父孝宗朱祐樘为“皇考”，即要作为孝宗的嗣子，改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这件关涉天道、礼法和皇统延续之合法性的争议，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持正反意见的官员深度卷入其中，造成激烈的对抗。张璁、桂萼因主张兴献王子是来继承“大统”而非做孝宗儿子的，颇合圣意。他们受到皇帝的器重。而议“大礼”不合旨意的大臣，如吏部尚书乔宇、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礼部尚书汪俊、鸿胪寺少卿胡侍等人则被迫离开朝廷。之后爆发了“左顺门事件”。我的好友杨慎（杨廷和之子）与上百位官员跪伏于左顺门外力谏世宗。多人被廷杖、被捕，十六位官员被杖死，杨慎被廷杖后谪戍云南永昌卫。

我因跌伤左臂，一病三个月，并未卷入此事件中。但对官场的倦意和归乡的心切，在“大礼议”事件后变得更加强烈了。

好在，修史不在权力中心，我得以以某种“局外人”的心情看待周围一切，甚至以“无所事事”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史官撰的起居注已将这个颇有个性和深具魔幻色彩的皇帝，描绘得栩栩如生，历代留下的《实录》也足资借鉴，因此工作没有太大难度。在我即将迎接三年一次的考绩时，我甚至被认为是出色的。我已极度克制画画的热情，倒不是为了避免给姚明山等制造口实，而是灵感和兴趣的丧失。绘事似乎真的不被我视为重要的，何况我是一个文人加业余画家。那么，我在绘画上建立的名声，并不令人稀罕，似乎真的印证了姚明山的指责理由充分。

三

我年轻时书法并不出众，在岁考时，还因字不佳仅列为三等（这意味着将不会获得乡试的资格），为此开始发奋习书。最初临习的是智永的《千字文》。苏轼书法，也是我所喜欢的。元代赵孟頫书画俱佳，我取法用功最深。我偏爱写小楷，到八十多岁时，眼睛不差，仍能写一手飘逸、遒丽的小楷。（在京师时，体弱多病，时患眼疾，晚年眼睛和身体反而很好，真是咄咄怪事！）钟繇、二王、颜柳、宋四家，我都下过很深的功夫。行书写《圣教序》最勤，草书学怀素、孙过庭。暮年以后，大字写黄庭坚为多。王世贞说我：“小楷尤精绝，在山阴父子间。八分入钟太傅室，韩、李而下所不论也。”谢肇淛甚至称，古无真正楷书，就是钟繇、王羲之留下的《荐季直表》《乐毅论》，都带行书笔意，而唐楷虽字画谨严，但有偏肥偏瘦之病，只有文徵仲的楷书用心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

我在四十岁时写过一组诗，一共八首。分别献给李应祯、陆容、庄昶、吴宽、谢绎、沈周、王徽和吕㦂，八位已不在人世的师长、先友。

首先是分别从学的吴宽、李应祯、沈周三先生。

吴先生与父亲是同年，先君病故后，我请他为亡父撰写祭文。先生文采、人品皆出众，在吴中享有很好声誉。某次，有一位好友进京考试，病倒了，他便把病友接到家里，亲自照料汤药，这位不幸的朋友病亡后，还为之料理丧事，并戴了一个月孝。重情重义的吴先生致仕回乡后，将我拉入《姑苏志》编辑团队，似乎向世人宣告，毫无功名的我是地方重要文学人物。他还在先君祭文和墓志铭中将我温州扶柩却赙加以称赞。

李先生为人骨鲠。当他以太仆寺少卿致仕回长洲后，依然家徒四壁。他的丧事是由父亲、好友和当地知府给操办的。这位杰出的书法家被我称为“国朝第一”。他深刻地影响着我和祝允明。在文氏家族刻帖《停云馆帖》中，收入了李先生一道奏疏《李太仆书》，很能说明其性格：因书法出众，授中书舍人，皇帝叫他抄写佛经，却抗命上疏，说只听说治国是用九经而非什么佛经、道经。后来吃了板子——在午朝门外接受笞责。

我以师从沈先生学画为荣。那种“文穷而后工”的说辞在他身上显然是失效的，因为他的一生平稳而顺当。其《赠吴宽行图卷》是罕见的杰作。这件费时三年，长达三十三尺的长卷，匹敌着他们深挚的情感。手卷展开，一道平缓的小径引领观者进入苏州城郊外，小桥、屋舍、溪流、竹木、山丘布置巧妙，近景有骑在驴背上的吴先生和两位仆从，中远景交错变化，将悬崖、山壁、河流、树木和诸多引人欣赏并想象的细节，以突破元人的创新手法，在动感和均衡中赋予画卷至深的感染力。雄浑有力的山体仿佛可以触摸，戏剧性的情节与优雅、松弛的笔墨，在叙说吴先生或沈先生自己的故事。沈先生曾写有十首《落花诗》，我和徐祯卿分别和十首，沈先生又和十首，当我携诗来南京应试拜谒吕㦂先生时，吕先生也兴致勃勃地和了十首，不知疲倦的沈先生再和十首，我将这六十首同题诗以小楷书之。

陆先生太仓人，曾任浙江右参政，后因忤权贵而罢归。年轻时长得极俊秀，在南京应试时，旅馆一位姑娘一眼相中了他，借吹箫向他表示爱慕。陆先生给姑娘留下“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的诗句，第二天便找个借口搬出去了，辜负姑娘一片芳心。我随父亲游宦时，多受其教诲。后人钱谦益称他“好学，居官手不释卷，家藏数万卷，皆手自雠勘”。

庄先生嗜古博学，由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父母死后，回定山守孝二十年，再不肯出山。父亲因病回乡后，曾让我去定山从他学习。他对我很欣赏，有诗赠我，称“尽堪出手名家早，但觉忘年得友迟”。

谢先生也是父亲友人。父亲知温州时，曾邀他游雁荡山。

王先生有古直风，我在南京应试时，曾住其家。

吕先生好学不倦，晚年致仕后，似乎更加纵情诗酒，我从他学诗，并为其作行状。

四

我从温州迎柩回来后，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安心在家守孝。吴中好友表达哀悼之余，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诗酒狂欢。

友人朱存理，字性甫，家境不佳，一生布衣，但嗜爱书画藏书，精于鉴别，著有古书画录《铁网珊瑚》，并曾留下“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的诗句。存理去世后，我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称他：“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或手自缮录，动盈筐箧。群经诸史，下逮稗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窥。”

关于此君，有个“募驴”故事想起不禁让人好笑。

事件的发起人徐祯卿（是个麻子脸），不知是出于玩笑还是存心赞助的心理，撰写了《为朱君募买驴疏》（后文简称《募驴疏》），让大家出钱给性甫先生买一头驴。因存理甚爱驴而家贫买不起。

税骖赠友，昔者闻之。有马借人，今焉亡矣。朱君性父，白首穷儒。宴息中林，时思放迹。萧闲布褐，自爱骑驴。欲削袁文，封曰匡庐处士；深然汉志，宜于山谷野人。无囊可探，归空问妇。丐言虽拙，仰欲谋朋。老者安之，惟仁人为能播惠；伤哉贫也，故友道重夫通财。市辔既借乎高贤，执鞭何辞于贱子。访交吕氏，行将特特以临门；好酒李生，会见腾腾而过市。庶垂明览，不鄙微言。

弘治己未季冬望后一日，东海徐祯卿撰。

《募驴疏》字法刚劲有力、俊美峭拔，将此事打扮得庄重和有仪式感。多年后，出身低微、由漆工而成为职业画家的仇英，还据此作了一幅画，惟妙惟肖地描绘一头极不情愿的犟驴，被驴户牵给垂手观望、喜形于色的性甫先生。

有十位苏州才子，在《募驴疏》上署名认捐：

秀才钱同爱奉赠白金六钱

西崦朱良育赠银五钱

太原祝允明奉赠五星

苏卫张钦助米一石

相城沈邠奉米一硕

鲁国男子唐寅赠旧刻《岁时杂》一部，计十册，抵银一两五钱

邢参赠银三钱

黄玠奉银三钱

御前敷陈王道生董淞分赆五十分

杨美赠米一石

我因居丧，谢绝一切社交活动，未参与这次募驴“游戏”，实则也隐秘地分享了他们的荒诞和快乐。

五

入职翰林，是我人生的拐点。此后我坚辞回乡，在吴中又生活了近四十年。

我在纸上虚构了一个建筑王国：玉磐山房、玉兰堂、翠竹斋、梅华屋、辛夷馆、衡山草堂、悟言室、梅溪精舍……并在家族开启了对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这些 “长物”（多余之物）的关怀，形成文氏家族雅人深致的文脉。从嘉靖十六年（1537）开始，我率领彭、嘉二子，将所能收集、借阅的晋唐以来法帖，汇集刻勒成一项浩大的工程《停云馆帖》，长达二十四年，共十二卷。

刻帖除了供家族友人之需外，在市场上也大为流行，并在若干年后出现了赝品。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记载了那些刻印不佳的翻本的鱼龙之混。容庚的《丛帖目》对《停云馆帖》在市场的售价还有翔实的记载：如，用不同等级的纸张、墨、封皮，装裱精粗不同者，分别售以五两、四两、二两、一两，甚至五钱等。

我年轻时，一些文人学者过吴中，无不造访寒舍。致仕后，更是踏破门槛。其中不乏想求字画者。我一般不应宗室藩王、中贵官宦，以及外国人。但对邻居和穷人，则例外。严嵩抄家，在其库房不计其数的书画中，没有我片纸只字。当年他路过苏州，特地到曹家巷拜访我，逗留很久，显得非常留恋，分别时，我只在厅堂与他作揖告别。回去后，他对工部尚书顾璘说，衡山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和人往来，我路过苏州特意去看他，他也不到码头回拜一下。

何良俊从京师回南都，兵部尚书聂豹托他带两封信到苏州，其中一封给我，一封给王庭，并对何良俊说，此番南下，你帮我向衡山求一幅画。在翰林时，我与王守仁这位庐陵弟子，有过交往。他还曾将所藏颜真卿《祭侄文稿》请我题跋。当何良俊代聂豹向我求画时，我脸色顿时一变——此人没道理，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了兵部尚书，就来讨画。

回避官员，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但也有例外。

王庭任苏州知府时，爱来曹家巷。每次来，走到巷口便换掉官服、打发随从，径直走入书房，总要待到很晚才回去。何良俊也是如此，在我这一坐就是一整天。他总是一早就来，陪我吃早饭，陪我上午用点心，午餐陪我喝点酒，我的习惯是，上桌连干两杯，如果客人坐的时间久，便再喝两杯，若更久，又连喝两杯。我喜欢听小童唱曲，有曲听，一整天都不厌倦。

这些点滴，如同夜晚的磷火，与遥远星空下的京师生活形成一种映衬。晚岁我回到自己擅长的事情上来——当我离开京师朝南而下，汹涌的春天和变得开阔的南方扑面而来，大运河上，仿佛站着一个年轻的、无所不能的骄子。  

【李晓君，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往昔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