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那时候，绿皮火车硬座车厢的乘客，能够深刻体会人对人的挤压，明白什么叫立足点，什么叫保持站立，什么叫用力扁平，什么叫屏住呼吸，什么叫摇晃睡眠。

铺天盖地的打工人，买不起卧铺，能买到硬座都算幸运，大多数无座。硬座和无座价格相同，原本站着和坐着该有区别，但没有。有人为买到坐票，情愿多等一天，有时多等一天一夜。白天还好，夜里没钱住旅馆，路费是预算好的，额外花钱会造成无法抵达终点，只有蹲票房。票房就是候车室，没票不让蹲，有票也要到一定时间才能蹲。为什么叫蹲，因为到处是人，长椅有限。如果坐在某个角落，总有打扫卫生的来撵，来来回回一会儿一趟，与其不停起身，不如蹲着。也不能随便打盹儿，扒手横行，路费被偷麻烦就大了。

打工人的包裹总是硕大，人和包裹黑压压地早早排起长队，等待检票口铁门栓发出脆响。尽管候车室足够嘈杂，人们仍能分辨那声脆响，一旦降临，人群骚动，随之翻涌，后浪推前浪，前浪不能及时挤过检票口，形成反推，人群就呈波状起伏。于是，各种抱怨此起彼伏。

检票进站，无论包裹多重，都要负重奔跑，不跑就可能上不去火车。那时，人浪会成为巨浪，翻滚，呐喊，咒骂，哭叫，就像正经历一场生死战。有人从车窗往里爬，有人身体进了车门，行李卡在门上，后边的人着急，踹上一脚，人和行李都进去了，也都趴下了，这时候，挨一脚是好事，挨一脚，过一道坎儿。

无座的人挤在过道和厕所，随时给列车员的小推车让路，挤到无缝地步，也不知小推车是怎么一趟接一趟过去的，可见人的身体可塑性很强。实在站得太累，就爬进别人的座位底下躺着，小孩能蜷卧，大人只能和底座保持平行，露出的脚随时被踢、踩、踹。座上的人不喜欢座位下面有人，就像买到坐票，连座位底下也买了一样。不让也有道理，行李架满了，座位底下都有行李，人爬进去，行李不安全，还把行李挤出来，有座人的腿只能搭在行李上，侵犯了腿原本有限的自由。让别人往座位底下钻的有座人会得到千恩万谢。

第一次在火车上醒来，以为在学生宿舍，正发生严重事情，上铺塌下来就要压住我了。听那咣当咣当的声音，有人仍在继续摇晃床铺。惊惧间，见昏暗中耷拉的腿脚，醒悟我正乘着火车去谋生。气味混杂，我屏住呼吸。

为什么我在火车上？还有二十天中考，我该在学校。醒来之前，梦里全是数学公式、语文课文、政治题。

因为这不是1994年，这是1995年，1995年考中专不再包分配，连续复读的学生通往“铁饭碗”的路断了。

因为家里借着高利贷，供四个孩子读书，哥哥考上中专，他读中专的费用是全家最大开支。

因为晓春极力游说，否则不差二十天，可以参加完中考再走，毕竟我是希望很大的复读生。她听说我要考完再走，急了，我一旦考上不可能不读，父亲说了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到时我肯定不会跟她走，从此将走上另一条路。我们曾经那么要好，走进大学校园是我们的共同梦想，她不能实现，我如果实现，则伤害了她，同时伤害了她的衣锦还乡。

不，我不是随便受人游说的。因为她哭了。她讲当年，她十六岁时父亲患病，不得不辍学。我当然记得，那天我们来到学校后面的杨树林，树冠金黄，地面也金黄。她在满天满地的金黄里哭她的命，哭她父亲的命，没有诗意的哀伤，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她把鼻涕抹在鞋底。她讲跟随哥哥进城的艰辛。她到饭店打工，结识了大她十多岁的饭店老板，嫁给他可以当老板娘，可以成为城里人，解决农转非的大难题。但她总感到受歧视，在城里孤立无援，急需“自己人”帮忙，大展宏图把饭店开起来，让城里人瞧得起。她打扮时髦，烫着短卷发，穿粉红色细高跟鞋，鼻涕抹在鞋底。日子那么好过了，还哭，哭得我心疼，想遂她心愿快些去饭店助力。

我还心疼父母。母亲管我们村叫死地方破地方鬼地方，致力于全家逃出村子，到另一个好地方落脚扎根。但年复一年逃不出去，贫穷困住了她的腿。她坐在灶前哭，让我的腿先迈出去，否则她这一生算被箍住了。她那焦愁的面容整日刺痛我的心。父亲是乐天派，总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我看得出，他就要被贫穷压垮了。

不，不仅如此，还因为晓春说到她饭店干活，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元，奖金两百六十元。我算了算，每年可以赚够哥哥的学费，解决家里的大问题，考完试再走会少赚近一个月的工资。贫穷限制想象，我有限的目光只看到眼前。

我有座位，为什么我躺在逼仄的车座下？因为晓春受够了坐着睡觉，想要平躺，她躺座位上，我就躺座位下了。

第二次在火车上醒来，窗外黄沙遍地。这是驶向西部的列车，北京通往乌鲁木齐，车厢渐显空旷，可以随意找三人座横躺。家所在的村子在内蒙古东北部，去的城市在西北，恍惚间，沃土已变戈壁。

车厢里维吾尔族人多起来，一位热情的大叔递给我一张坚硬的大饼，后来我知道那是馕。我两天没怎么吃东西，车厢里的气味可以饱腹，声音也可以，铁轨的咔哒声在我沉沉睡去时依然能抵达我的胃部。我不吃，大叔非让我吃，把馕凑我嘴边，然后放在我面前。僵持间，晓春悄悄告诉我，不吃他会生气，至于生气产生的后果全由我想象。我只好轻轻咬了一小口，他哈哈笑了。我心惊好一阵，外面的世界真危险。有人对我解释，大叔故意让馕挨到我的嘴，这样馕就成我的了，我就会吃。大叔用蹩脚的汉语对旁边人说：“这小姑娘想家着呢。”我又咬了一口馕堵住嘴，用以堵住哽咽。我确实太想家了，如果不是馕，真要哭起来。那么，晓春当年呢？十六岁的花季女孩，鞋底一定没少抹鼻涕。

一个大男孩来到我对面，我面前的小桌上出现一罐椰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椰奶，它的出现，即使列车正穿行戈壁，眼前也有了城市味道。他说：“你喝，喝吧。”他回座位，过一阵儿又走过来：“你喝呀。”我始终没喝，他有些失望。他不知道，比起喝掉它，我情愿在穿过戈壁时看着它，就像看着立在面前的城市，用以屏蔽窗外的荒芜。另外，椰奶里万一放了迷幻药也未可知。外出谋生，全面防备，人难免浮想联翩。

第三次在火车上醒来，窗外是金红的世界，夕阳正浓。金红色的戈壁上，出现一团团翻滚的枯黄的草球，叫做风滚草，风推动它们跟随列车奔跑，那流浪蓬乱的样子就像车厢里的我。

火车抵达车站，也没有驶出戈壁，仿佛到了天边，进入另一个世界。一团又一团追随的风滚草仍在继续奔跑，脱离了我的视线。

二

饭店在312国道边，两层小楼，我在一楼餐厅做服务生，二楼一半客房，一半员工宿舍。我住的房间两张钢丝床，我一人住。靠窗有张桌子，恍惚间产生错觉，要放上去的不是行李，是书包。这样的错觉延续了很久。

睡梦中，听见小寇叫我，我应了声。随即，我又梦见小寇叫我，我应了声，并爬起来。我不该总做这样的梦，导致一次次迟到。这次，我猛然醒来，时间已超半小时。我以为小寇先走了，结果他还在门外等我。他是我远房表弟，在饭店做保安。实际上，他的工作跟保安不搭边，是负责站路边揽客，向过路的长途车招手，把车辆引进停车场，记下车牌号，再带司机到二楼登记住宿。312国道，车辆来自全国各地，他小学没毕业，例如冀、赣、豫、鄂等比较复杂的字最初不认识，认识了也不会写。他交给二楼的字条，服务员无法完成准确登记，为此，他总挨骂。

“姐，我以为你起不来了呢，你昨晚几点睡的？”

“三点多。”

“我的天，你才睡三小时，怪不得醒不了。”

我们骑自行车从国道边进入城市，在岔路口分开，我到姨妈的早点摊，他到他母亲的早点摊。我们不少亲戚来了这座城市，都做了引车卖浆者。城里的钢厂养活一大批人，这批人养活着生意人。

初升的太阳从楼宇间照耀着我们，睡眠不足眼睛畏光，我不停流泪。城市已经醒来，我还没有真正醒来。我们并行，我眯着眼，把小寇作为参照物，半梦半醒骑行。我看见金色光线下，斑驳的行道树迅速向后。随即光线忽明忽暗，餐厅菜谱出现，我在背诵菜名和菜价：糖醋脆皮鱼三十五元，青椒肉丝十二元，鱼香肉丝十二元，锅巴肉片十四元……我又在背诵课文，随后再次听见小寇在门外叫我，我应了声，并爬起来。小寇大喊：“姐，你干啥？”惊醒后发现我已偏离，骑到路中间去了。我又在做梦。

“我的天，你骑车睡觉，要累死了，累死吧你，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工资，往死里给她干。告诉你，他们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

我和晓春是邻居，小时候经常睡一个被窝，穿一样的衣服，梳一样的五号学生头，同级同班，一起上学放学，如果我们没在一起，有人看见我要问她，反之亦然。自从登上火车，我总是从一种担忧进入另一种担忧，那是缺失安全感产生的幻想。即便如此，我仍相信晓春不会叫我来又不给工资，赚个骂名。她知道我多么需要那份工资。她一定遇到了难处。她似乎知道有人会给我说这些，告诉我资金暂时周转不开，叫我来也是想把饭店开起来。她的理想很丰满，包括以后她这大堂经理的职位是我的，她则相夫教子，安心持家。

“能的。”我说。

“你学习那么好，真没想到她能把你骗来。”

“各取所需，她没骗我，不会不给钱的。”

“你俩好，那是以前，现在她变了，无情无义，六亲不认，咱屯子人谁不知道？”

在这条令我恍惚的路上，小寇给我讲饭店曾经的辉煌。他也是听别人讲的。之前老板的大姐是合伙人，经营管理到位，自从晓春来了，许多事就乱套了，晓春欠缺经营能力，却硬要显能。老板的大姐无奈退股，老板每天忙着搞大事业，餐厅交给晓春，生意渐淡，房租贵开支大，开不起员工工资。

母亲和姨妈，父亲和二伯，两姊妹嫁给两兄弟。二伯不适应做生意，忙起来常常乱了手脚，总丢账。他人收账，姨妈不放心，让我来忙过高峰期，我七点到，十点回饭店。

到摊位，人已坐满，又乱了。泛着油味的空气中，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这边要油条，那边要馅饼，这边喊豆浆，那边喊豆腐脑，还有打包带走的。

姨妈喊：“那人给钱了吗？”

显然那人没给钱，二伯喊：“你可劲儿尥吧，俩馅饼白给你吃去。”

“我的豆腐脑，快点，上班要迟到了。”

工人队伍从远处大批涌来，阵阵车铃由远及近，一波就餐高峰即将到来。务必从喧嚣中真正醒来，双手忙碌，双脚奔跑，我咬紧的不是牙关，是舌尖。

姨妈担心我太累，说如果撑不住就不要两边跑了。她已预支给我一年的工资寄回家，我务必坚持到底。惯性使然，我脑子里还在背诵语文课文，不知哪一段随时冒出来。撑不住的时候，我下意识背诵这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三

除了主厨和拉面师傅，其余员工都是我们村的，晓春辞退了其他人。偌大的餐厅剩我一个服务生，点菜，上菜，收拾桌子，洗碗，打扫卫生，以往七八个人的活我一人干。晓春知道我干得下来。打烊后，我需要清洗一整天用过的餐具。凌晨两三点的国道，四周漆黑，只有这家饭店的厨房亮着灯。我不断背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仍感到难过，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人还在忙。后来，我想到有饭店周围戈壁上的风滚草陪伴着我，它很可能就在离我不远的围墙外，它在暗夜的风中滚动一次，我就洗完一个碗。如果不是它助力，我就要撑不住了。

既然节约了开支，一定发得起工资。工资没到手，不能离去，只有等待。不久，主厨辞职，餐厅外落地玻璃上贴了招聘启事。

下午两点半到五点，是我的休息时间。我习惯先走出餐厅，站在门口的空地上望向右边，再到会客厅的沙发上午休。左边是维吾尔人开的清真餐厅，右边是玻璃厂房。我看的不是玻璃厂房，是厂房那边国道两旁辽阔的戈壁，我要看飞奔的风滚草。玻璃厂房的两个大男孩瘦哥和胖弟，总以为我在看他们，这天他们笑着朝我走来，瘦哥弹着吉他，胖弟正吃糖果，随手塞我一颗。

清真餐厅老板的小儿子雅各布讨人喜欢，长着金黄的头发，毛茸茸的眼睛，脸上也蒙着一层毛茸茸的浅金。我喜欢看他，又不喜欢看他，以至于总是看他。他的长相常常让我感到离家更遥远，他则喜欢朝我做鬼脸。

礼师傅来应聘，坐在餐厅等老板，嫌我不给他倒茶。有生人来，倒了茶我就无法午休了，只好到门口等待。他叫我进去，说他是四川城里人，给我看身份证，并且用蹩脚的普通话讲他有工作，国企的饮食服务公司，因嫌工资低，停薪留职出来闯荡。我不大听得懂，他说的也和我无关。他如此急于证明自己，说不定身份证也是假的。他询问我，认定我绝不到十九岁，最多十六岁，也不像东北人，更像南方人。

“我们四川女孩子都像你这样小巧玲珑的。”

我不想和陌生人过多交谈，重新回到门口。

瘦哥的吉他又响了，我看见远处有枯黄的风滚草随风滚动，和着吉他曲，仿佛正进行一场忧伤的奔赴。

礼师傅出来凑热闹，弹了那把吉他，一样的曲子。他手指短粗，也会拨弄琴弦。傍晚，他试菜成功，颇得赏识。试菜之前，他同样掏出身份证证明自己。那赏识里手艺占一部分，身份占一部分。那时有城市户口的人容易获得尊重，他当时很明白这点。饭店员工都看过他的身份证，那像是他的名片。

我每天在二楼换掉工作服打着哈欠下楼，见他吃着碗里的牛肉面，绷紧嘴唇斜眼瞟我。第三天，他没好气地说：“现在的女孩子都懒，十点才起床。”他为此一个也看不上，以至于至今未婚。他二十五岁，在那个年代已属老大不小的年纪。

没人信，自圆其说必有鬼。

小寇说：“十个厨师九个花，家里有红旗，外面有彩旗。”

他说：“你人小鬼大，我不是那样的人。”

之后，他见识了我的工作量，向我致歉，深夜在我房间门口放一盆洗脚水。如此几次，我明白他有意追求我，很气愤。虽然我还没考虑谈恋爱，但遇到追求者，难免衡量一番。我身高一米六，他才比我高一点，仅从这点就不符合我的审美。并且，初次见他我就浑身不适，他相貌还算端正，我很难厌烦谁，偏偏厌烦他，甚至不想多看一眼。后来我很自责，不该产生这样的想法，有的婚姻像中了魔咒，让人起初要逃离，却终究注定会进入。

四

这天大雨，厨房积了小腿深的水，我和礼师傅挽起裤腿用盆子舀水从后门往外泼。已入秋，水很凉，没一会儿我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只好到二楼休息，之后腹泻发烧。我等晓春来看我，她等我下楼干活。下午休息时间，瘦哥胖弟没在空地看见我，得知我病了，胖弟去买药送来。傍晚，我听见晓春在一楼扯嗓子喊我，我无力应声，恰好那天餐厅客人多。待她终于上楼，上下打量着我说：“我快忙死了，你是不是装的？”

这是我几个月来牛马一样的劳作换来的，我无力辩白，有力辩白时，又不想辩白了。我的愤怒在一场舞蹈中渐渐消散。那是清真餐厅的维吾尔人的舞蹈，男女老少在院子里围着篝火跳舞。我站在门口，看他们欢快地扭动脖子，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雅各布不时朝我做鬼脸。世界忽然美好起来。那瞬间，我的悲伤越来越小，小到不值一提，心胸随之宽广，似乎可以原谅一切。

后来，因为一桌吃霸王餐的客人集体逃跑，晓春把责任全归于我，大声责怪。我想除了我，她没人能够责怪了，她在挣扎，那么有力，又那么无力。我能这么想，全因那段课文，劳其筋骨的事每天做，这是苦其心志。

秋末，饭店倒闭。晓春称资金仍周转不开，有钱了会给的，没人拿到工资。

我住在姨妈的出租房，亲戚们集体讨伐晓春不近人情，自己住大楼房，吃香的喝辣的，那点工资给不出来。

有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晓春当时和老板交往，老板的母亲不同意。老太太自己曾是农村人，却厌恶农村女人，每天来饭店破口大骂，骂得难听。晓春只是笑，一声不响，气得老太太指着她鼻子大喊大叫，让她闭上那张咧开的嘴，她笑得更厉害了。后来，她们对骂，尽显泼辣。

她从没对我讲这事，是我从亲戚们口中得知。尽管我委屈悲伤甚至愤怒，但一想起这事，就被疼痛攫住。她一定经历了许许多多更糟糕的事，干过更苦更累的活，才不理睬我那些辛劳委屈。

我的这段最初谋生的日子，是一个幽蓝色的凉薄的梦。不过，我由此明白，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悲悯是真正的财富。

许多年后，我们相见，不提往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的词语会在某种情形下相遇，就像我见到她仍感到亲近，却又遥远。

五

亲戚们对我有美好的期待，希望我靠姣好的面容一步登天，抵达他们一辈子抵达不了的高度，并且让他们因此沾光。那么我的归宿应该是大老板、官员等有头脸的人物，绝不是和打工人组成家庭。礼师傅反复出现，虽然我们没有交往，姨妈认为好女架不住缠郎，为切断他的念想，姨妈将我送回家。

不久，父亲送我到招远四叔家。四叔家在农村，村外有个选矿厂，我当了浮选工。

工人把矿石送进球磨，磨碎的矿石砂浆流进浮选槽，在油和药的作用下产生泡沫，刮板不停转动，一层层刮掉泡沫，金子就在泡沫层，滤出的砂石流到尾矿，每天实实在在上演着金子就是泡沫的戏码。浮选工需要站在浮选槽旁看砂浆状态，掌握油和药的比例。厂房噪音极大，工人需要凑近大喊才能听见彼此说话。谁进入厂房，谁的世界就成为嗡鸣的世界。我想离开这嗡鸣的世界，老天很快让我离开了。

才过两个月光景，大伯到四叔家串门，不由分说遣送我回家，我连工资都来不及要。我和礼师傅有书信往来，几番辗转都因为我到哪，他就要到哪找我。我担心他来，又似乎担心他不来，结果他真来了，到山东没找到我，追到家里。

屋里每天挤满了人，村里人一拨接一拨来，远道的亲戚们也赶来。母亲和姑姑哭泣，大伯愤怒摔杯，父亲严峻的神情和村里人的不屑，一次次证明我的选择一塌糊涂。我还没有真正选择，事情就到了这地步，仿佛天塌了。我的亲人们，我的家乡人，因为重视我从而轻视了我，激起我的逆反，我告诉父母我从此不找对象，更加让他们确信我要跟礼师傅的决心。父亲用缓兵之计，让礼师傅先回去，我在家待两年，如果两年后我们还要交往，他不再干涉。

我为证明自己不那么糟糕，开始和他密集地用书信交往。在青春年岁，往往是自己感到该谈恋爱而谈恋爱，并且可以谈得轰轰烈烈，多年后才明白那是表演爱情，如果加上逆反心理，表演更烈。他的来信寄到弟弟班上，弟弟放学后悄悄交给我。我一边务农，一边写热情洋溢的信，推动命运的齿轮转动。

冬天，舅舅回来看望姥姥，舅舅返程时带上了我，我又来到这座城市。

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在约好的街头见面，我远远看见人群中他的身影，蓦然发现他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人。

他在武姨的餐馆当厨师，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很得赏识，武姨当他是干儿子。他没少在武姨面前讲我，少不了讲我曾经怎样拼命工作。武姨希望我去她店里当服务员。

他出现在亲戚们面前，自然仍受排挤。他再次出现，是和武姨以及她的儿子和干儿子们。风沙大，男人们都戴着墨镜，显得威武而不容侵犯。我的这些漂泊在外的亲人，缺失安全感，担心流氓痞子搞破坏或受权势威压，从而毁掉谋生路。和武姨的儿子们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些是惹不起的当地人，如果惹了，所有亲戚别想在这谋生，但人也不能白白跟他们走。

姨妈说：“既然他们两个都愿意，农村人养姑娘不容易，不能白养，家里一屁股债，拿两万彩礼，咱就拍板，人跟你们走。”

提出彩礼，相当于谈婚论嫁，而我还没决定要嫁，甚至考虑不再交往。然而，他们已回去取钱了。或许姨妈看出我犹豫，“你现在不同意也得同意，没看那架势吗？行啊，现在看小伙子也挺顺眼的。”

礼师傅没存到两万块，武姨凑了一万五，算预支工资。忽然之间，我们算定亲了。分明不如意，我却不拒绝，也不反抗，允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我选择模棱两可甚至顺从的态度，主要原因是他有城里人身份。如果婚姻真有魔咒，促使我走进婚姻的魔咒就是一张身份证。那时，农村女孩走进婚姻，是一条谋生路。城市户口簿影响并改变着命运。晓春如此，我也如此。

许多年后，父亲清还了债务，将这笔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不卖姑娘。”

六

武姨六十多岁，矮胖，肚子肉多，喜欢笑，人在外，笑声已进厨房。眼中有经商人的精明和严苛，所以那笑声也会在嘹亮处忽然消失。性格爽朗，喜欢和人笑笑闹闹打成一片，包括和她的员工。餐馆在闹市胡同，她亲昵地挽着我从巷口慢慢走到巷尾，笑着和熟人打招呼。

“哎哟武老板，哪找的这么漂亮的女服务员，往门口一站，客人都往你店里钻，你要发大财了。”

“是啊，我命好嘛，哪找的？不告诉你。”

“那你一个月给人家多少钱呀？要多给点哦。”

“哈哈，我不给她工资，这是我女儿。”

“嘿，到处有你干儿子，这又来女儿了。”

兰州拉面、张掖臊子面、天津饺子馆、北京饺子馆，大多是平房，靠近公园的巷尾有几间土坯房。有次我停留在一间开小卖部的土坯房前，看见墙面上的麦秆，恍然以为到了老家。

那笔不菲的预支工资拉近了我们和武姨的关系，也模糊了一些事。

起初店里没有杂工，只有礼师傅和我。我俩没有明确分工，我早上打扫完前堂，到后厨和礼师傅出凉菜，然后再到门口迎客、喊客。中午洗一次碗，晚上洗一次碗。生意高峰期，顾客盈门，我需要奔跑才能完成他们的需求。武姨欣喜地笑着说：“你们看，她像头小鹿。”

生意越来越好，店里招了杂工和服务员小陆。小陆是本地城里人，中专毕业。她有正规的上班和下班时间，只在前堂工作，晚上十点半无论多忙，她都可以下班。我的工作量远远超出她，即使同样的工资，我也毫无怨言。

礼师傅经常用边角料做工作餐，胡萝卜、白萝卜、土豆，放少许肉，炖一锅。他在晓春的饭店虽不浪费，却也从没如此节约。晚上，为卖掉剩下的凉菜，他时常守到凌晨一两点。他对武姨掏心掏肺，对武姨的餐馆也掏心掏肺。

餐馆有座机，姨妈多次打电话让我们下班过去聚聚，我们一直抽不出时间。姨妈来看我们，悄悄说：“上哪找你们这样干活的，自己开饭店也干不到这程度，到底一个月给开多少钱？那老太太心眼太多。”

店里没少来人应聘，只要对方谈工资，武姨就拉下脸来。武姨对我说：“是骡子是马先遛遛，活还没干就谈钱，干好了还能少了他的，你说是不是？气人，现在的人咋都这样。”

礼师傅就是没谈工资先干活的人。我虽然不认可武姨的观点，但也不需谈了，毋庸置疑，我和礼师傅都是干得好的人，她少不了我们的。

姨妈说：“亲兄弟明算账呢，干儿子也得明算账，你们心里得有个数，干多长时间能还上那笔钱，多长点心眼吧。”

我在晓春那的工资，姨妈去要，要来两箱苹果，姨妈认为没照顾好我，自己贴钱寄回我家了。礼师傅到晓春家跑了几趟，自然白跑。我不相信运气会那么差，会再遇到这种事。

有天，武姨拿出一个小本子，对我们说：“这是你们俩的账本，给你们一笔一笔记着呢。”

1997年夏天，礼师傅父亲患病，我们回了一趟四川。礼师傅没有自己的房子，和父母兄弟姊妹住一起。国企改制，他成为失业人员。他早知会走到这步，有分量的只剩身份证，才频繁亮给人看。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城里勉强有家，我们决定还完那笔预支款，再攒些钱就回四川开饭馆。他的家人都希望我们不要在外漂泊，尽快回去。

按行情最低基本工资预算，我们两人一年半载就能还上那笔钱。妹妹后来也不在亲戚那帮忙，到餐馆来上班。

自从我到店里来，武姨没少为我们规划美好未来，是在西北这座城市的美好未来。她要把礼师傅当亲儿子那样，为我们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房子。“好好干吧，有我呢。”我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不仅为留住我们。不过，礼师傅户口在四川，我户口将来也会在四川，我们终究不能一直漂泊。

1998年夏天我给武姨讲了将来打算，她没多说什么，不多日帮我找了铺子，正是巷尾那家曾开过小卖部的土坯房子，让我和妹妹卖早点。我们非常高兴，想象生意做起来，说不定就此留在这座城市，完成母亲的夙愿：扎根。我们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围着武姨笑闹成一团。

七

室内两间小屋，一间放杂物，一间摆两张矮茶几和沙发。门前空地摆炉灶和案板，外加一张小桌。在这巷子里武姨还有个铺子，开过一段时间小酒吧，茶几和沙发是从那里搬来的。土坯房的优点就是房租便宜，亲戚们不用的锅碗瓢盆搬来一些，总共没花多少钱。花多少钱，都记在武姨的账本上。

一块大黑板做招牌，上写：小吃部。另一块小黑板写早点品种：四川米粉、包子、稀饭、煎饼卷菜。土墙有土墙的好处，两块黑板钉上去无需费力。炉灶案板摆在门口空地，挨着路边。

我们不会烙煎饼，妹妹帮亲戚卖早点时，旁边有卖煎饼卷菜的，她每天看那人舀一勺面糊倒鏊子上，用木板这样一刮，那样一刮，一圈一个煎饼，像玩儿一样，她笃定自己也会玩儿，我们才在黑板上写了煎饼。

一位老太太过来，看看我们，指指鏊子：“谁烙？”

我指指妹妹，老太太哼一声。我说：“我们都会。”老太太又哼一声：“小姑娘能会用鏊子？”

她这样想，一开始并没错。第一天营业，她盯着我们准备看热闹，我们天没亮出工，她天没亮就等在路边了。鏊子热了，妹妹将舀好的面糊倒上，结果玩砸了，面熟了，不是薄煎饼，是黏面团。老太太松口气似的：“我就说嘛，小孩还能会用鏊子？”妹妹不服，又烙了一个，还是面团。妹妹跑进屋去。

老太太不走，我硬着头皮上，那该死的面糊团结起来绝不散开，照样烙成黏面团。老太太确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哼着鼻子去公园晨练了。

不过，烙第二个煎饼时，面糊开始听话，第三个成形。对待面糊，手腕要轻柔，稍用力，它们就要团结起来反抗。所以，面糊吃软不吃硬。总结了经验，妹妹也很快学会。

老太太晨练回来，妹妹神气地一圈一圈玩起来。老太太默默看了一会儿，还是昂着头走了。

我做的包子也搞砸了，碱放多了，面皮发黄。

只有礼师傅的米粉像样。大铁锅熬着新鲜的牛骨汤，他头戴厨师帽，将泡好的米粉抓入竹提篓，放骨汤锅上下几次提出入碗，再淋高汤，浇臊子，撒葱花香菜。来的客人吃米粉的多。

但是，才一周光景，武姨就不让礼师傅来帮忙了，让我和妹妹学着操作。“他起那么早，炒菜都没精神。”

如果礼师傅到店压阵，中午可以卖小炒。但武姨如此帮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留下，为的是让礼师傅留在她的后厨。她正打算扩大经营，再开一家大点的餐厅。所以，只能想想罢了，当然要听武姨的，没有武姨就没有这个小吃部。

然而，臊子没变，我和妹妹无论谁弄粉，吃粉的人都觉得不好吃，好像我们从中做了手脚。吃粉的人越来越少，终有一天，我擦掉了小黑板上的“四川米粉”。

我做的包子时常不是碱多了就是碱少了，今天泛黄明天泛青。每天早上我对着即将揭开的蒸笼说：“如果你再不听话，就把你从黑板上擦掉。”然后，我像会魔法那样吹上一口气，大喊一声：“白。”它们大概可怜我，果真白了些。

煎饼承载着小吃部的命运，黑板上它的名字由此提格，从末尾到了顶头。我每天炒三盆菜备用，土豆丝、豆芽、包菜。土豆丝不能用擦丝器，要用刀切，否则不脆。我的刀工是在武姨餐馆的厨房练出来的，我没想过有一天会感谢自己的辛劳。有时候，多干了不属于自己的活，是为自己将来打基础。

我们聘了杂工胖红红。她胖，也壮，黑黑的脸膛，一笑有两个酒窝。她只喜欢笑，不爱说话。她搅面糊用水少，像在干拌，妹妹让她多加水，她不吭声，只管用自己的方法。妹妹训她，她仍不吭声。

妹妹烙煎饼时，发现面糊均匀，一个面疙瘩也没有，平时，为捏碎那些小疙瘩，一盆面糊费时费力。妹妹再去观察，发现没有过多的水润滑，粗糙的摩擦力磨散了面疙瘩。妹妹告诉我她错怪了胖红红，但不愿当面表扬她，嫌她干活太慢，还总是打碎碗碟。我们干过太多的活，有过长期训练，以我们的标准，定然找不到满意的杂工。我认为，胖红红得到夸赞说不定手脚会变麻利些。我们夸了她，结果，她只喜欢搅面糊，总见她蹲那搅动，手脚更慢了，一喊快点，就听见激烈的动手声，包括碗碟碎裂声。

胖红红确实不适合干眼疾手快腿脚麻利的活，我们只好辞退。妹妹气愤地说：“天天磨洋工，还打了那么些碗，不给你工资。”妹妹刀子嘴，这样说着已去数钱。

晓春干过不给工资的事，我们绝不这样。她讲过饭店入职规则，先交押金、健康证费用、暂住证费用，试用期没有工资。类似餐饮这样的服务行业，腿脚不会闲着，试用期不给工资，那是剥削人，哪怕站着当一天迎宾也该给工资。

胖红红走了，我们搅面糊时会时常想起她，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别小看搅面糊，这是门技术活，胖红红自己也不会想到，无意中竟对我们授之以渔了。

八

1998年天灾，家乡发大水，淹了家里的土地，最终颗粒无收。弟弟那年上初三，成绩优异，我希望他考高中，但读高中要到县城，因为水灾，他不想再花更多钱读书，毕业后和父亲一起找我们来了。火车上，父亲犯了“长途火车综合征”，臆想出一伙割人器官要谋害他们的歹徒，落下行李在张掖站下车逃跑，而后再乘短途火车抵达。

既然弟弟来了，不需要再请杂工。

弟弟原本比同龄人矮许多，几年没见以为他一定长高了，结果十五岁还像八九岁小学生那么高。我不担心弟弟干不好活，他六岁就非要跟着下地，手握不住镰刀，父亲给他特制了细把镰刀。并且他机灵好学，都说他不长个是心眼坠住了。只一点，小吃部会让他更加孩子气，然而，只能这样。

父亲和弟弟都觉得烙煎饼像玩，轮番操作，再次诞生了几个黏面团。父亲是能工巧匠，精通木匠瓦匠和机动车修理，不愿用我们传授的经验，也不愿多尝试几次，不知是怕失败还是觉得他的巧手不是用来烙饼的。弟弟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我们村的象棋高手，也像父亲那样心灵手巧，不过，经过许多天尝试，弟弟也没烙成一个像样的煎饼。鏊子空着时，他时常很不服气地挥洒一番，然后很不服气地吃掉自己的残次品。终于，他不想再吃残次品，那瘦小的身体对着鏊子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活。”

父亲来，是为送弟弟过来，也为看看小吃部，如果可行，我们全家都来做生意。显然，小吃部的状态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养活不了我们一大家人。

“你们捣鼓吧，我还是回去种地保险。”

弟弟手脚麻利，算账快，是块好料子。小吃部赚的钱都给家里寄去，这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店，我们致力于在这泥巴房子里清还家里的债务，让该死的高利贷停止滚动。

这天，我们正忙着，一个小学生飞奔而过，对弟弟大喊：“快迟到了，还不赶紧上学？”弟弟哼笑一声：“你赶紧尥吧，我都初中毕业了。”

此后，弟弟每天下午收摊后，穿过马路到对面免费开放的公园练功，他自创的颤抖功，希望借此长个。

一伙来自江苏的建筑工人是老顾客，同样不相信弟弟初中毕业，出数学题考他，他全答对，他们这才相信。弟弟常常唠些俏皮嗑，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弟弟终究还是身材瘦小的少年，经常被人误以为是“童工”。我们三人忙碌，总被人看成“过家家”。他们不仅这样看，还大声说出来。我们除了直面，别无他法。

这天，几个外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站在路中央举相机拍照。面对外国人的相机，我们兴奋而紧张，动作比平时谨慎规范，像在进行技能考试。事后，望着他们的背影，弟弟说：“过家家怎么了，这下妥了，咱们出国了。”

为此，我们兴奋好几天，仿佛得到莫大肯定。后来想想，他们没在小吃部花一分钱，还不经允许带走了我们的相片。

九

正等待新一天顾客的来临，突然一声巨响，如遭突袭般，我们都吓得一哆嗦，原来是前方五十米有鞭炮炸响。

开业的是酥饼店。开业之前没人知道那要新开一家店，没有轰隆隆的装修声，没挂招牌，甚至也没见人影晃动，它悄无声息而后大张旗鼓地开业了，并且一开张，店前很快排起长队。没有店门，只打开一道长方形的输送窗口，队伍从窗口向后排，快排到我们这了，而我们的老顾客也排到队伍中去了。

如此说来，我们确实遭到了偷袭。

和月饼差不多大小的酥饼一元钱两个，皮面的黑芝麻是甜的，白芝麻是咸的。我们的煎饼卷菜一元一个，相比之下，两个酥饼有分量，又便于携带。

我们安慰自己，新店大都只能热闹一时。然而，一个月过去，酥饼店依然生意火爆，只要偏头向左，就能看到排队买酥饼的人，而买煎饼的人数直线下降。

每天早上，酥饼店的歌声准时响起，重复播放歌曲《爱情骗子我问你》。酥饼店的人在歌声中做酥饼，排队的人在歌声中买酥饼。做酥饼的人都有着饱经风霜的脸，配合娴熟的手法，处处显出我们的渺小稚嫩。对我们来说，这打压性的旋律像战歌，胜利的永远是酥饼店。每当旋律响起，我们就说又开始“拱虾米”了，那是歌词谐音。整首歌我们只听懂一句歌词：“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这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这令人酸楚的旋律，我们恨着，却时常不由自主哼着，哼出来再讨伐自己的嘴。

生意也不是每天都寡淡，时不时也好一下，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食材准备多了人不来，准备少了人又来了。

父子俩那次旅途中紧急下车，致使弟弟心爱的象棋遗落在火车上，那是他自己用一个个木块刻的。他总是努力吃着剩包子，思绪倒回，一声叹息：“哎呀我那象棋呀！”

那伙建筑工人一如既往支持我们，仿佛知道我们面临困难，故意逗弟弟，激出他的俏皮嗑，然后在冷清的小吃部门前爆发笑声。

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还有一个人，我们叫他“四个包子”。他二十多岁，长相特别，窄额小眼，厚唇龅牙，走路缓慢、摇晃。他的西服从不穿在身上，而是挂在胳膊上，胳膊呈“V”字形努力钩着。他往门口的方桌旁一坐，说：“四个包子。”“子”发“纸”的音。他只要四个包子，不给包子配稀饭。似乎原本他不是每天都来，明白我们正经历什么后，才每天准时来。上午十点，人稀少时，他会远远出现在胡同深处，只要看见一个缓慢摇晃的身影，我们便说：“四个包子来了。”

虽然如此，我们明白小吃部的冬天来了，它昭示着我们需要另谋生路。

十

站在寒冷的巷口，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积雪，我把一袋气球递给弟弟。弟弟接过去，面露难色。我递给他时也很为难，因为之前瞧不起气球，如今我们也沦落到卖气球的地步。

我说：“过年赚点外快，过完年咱们还卖煎饼。”

妹妹在路边摆礼盒，已砌成一道金碧辉煌的墙。此前，我递给她气球，她不接，她对弟弟说：“怕啥，赶紧吹，小孩卖气球好卖。”弟弟埋头走到巷口的旮旯处。

礼盒和气球是武姨带我去批发市场批发来的，路远天冷，我们一大早乘大巴出发，我并不知道去哪，她不说。出发前她神秘地问我想不想趁过年赚点钱，我问怎么赚，她只是笑，“只要不怕冷吃得苦，哪有赚不到钱的。”

武姨见礼盒开张，而我们也很会卖，就笑着回餐馆去了。餐馆春节不歇业，只歇大年三十一天。

弟弟躲在旮旯里，头顶长出了一个气球，接着，又长出了一个，没一会儿，他的头顶长满各种色彩的气球，遮挡着他的颜面。

礼盒的彩墙渐渐变矮。不用和面，不用生火，不用炒菜，转转手就能翻倍赚钱，我们的眼睛发着亮光。

妹妹说：“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这么些人买。”

我说：“他们买的是外壳，谁也不看里面装的啥，就看哪个好看。”

买礼盒的都是大人，忽然来了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选了亮红色那个，跟我们砍价。

“三十嘛。”

“不行哦，这个是八十的。”

“哎呀，我只有三十块钱。”

“真的不行，进价都不够。”

“求求你了。”

“真不行，管你家大人要钱吧。”

她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央求：“我真的就只有三十块钱，求求你卖给我吧。”

她选的礼盒进价最贵，她给的刚够进价，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高档礼盒，想卖个好价钱。我让她拿另一个，她不干，继续苦苦哀求。我就要忍不住答应了，可心想凭什么我挨冻白给你进礼盒，心一横，“不卖。”

弟弟跑过来，嘴唇通红，气喘吁吁说：“哎哟我的天哪，这家伙，都抢上了，吹不过来。”他是来报喜讯的，再不觉有失颜面，而是满满的成就感。

武姨来让我们去餐馆吃午饭，我们正卖得起劲，顾不上吃饭。

“哎哟这些孩子可怜的，真叫人心疼。”

到年三十，礼盒全部卖完，几天时间我们净赚两千多。不知算几道贩子，总之，算做了回贩子。转手之间获得的经济利益让人惊喜，也让人发昏，久久回不过神，怀疑它的真实。

我脑子里总是闪现买礼盒的女孩落寞离去的背影，做了回贩子，心横了一次，每每想起心生愧疚。唾手可得的利润容易让人迷失，钻进钱眼里。

十一

在武姨家过年，两大桌人吃团年饭，礼师傅掌勺，我和妹妹打下手。这家人热情，但我们仍感到是被收留的异乡人。我和妹妹谨慎小心，使劲干活。

看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小品，弟弟笑得张扬，妹妹不时悄悄拽他胳膊，提醒他在别人家里不要那么大声，弟弟也想收敛，但没收住。

夜里回到小吃部，我眼前仍是妹妹提醒弟弟不要大笑的画面。她拽他，他偷眼瞟武姨的家人们。

我们如果在城里有家，就不必这样拘谨。小吃部生意不温不火，如果年后仍然如此，我们要尽快回到四川去赚钱，将来好有个属于我们的房子。

挨到1999年夏天，我们的煎饼最终被酥饼打败。虽然做着和服务员同样的工作，没体会到当老板的滋味，也算当了回老板。

武姨新开的饭店在巷尾公园旁，我又重新做了服务员。这只是暂时的，等武姨招聘了新厨师和服务员，我们就回四川。

来应聘的人很多，谈不成，武姨不满意。

秋天，我和礼师傅在这饭店简单举行了婚礼，共三桌酒席。租了附近不足十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做婚房，里面只一张婚床，其余什么也没有。没有摄像师，武姨找的摄像师欠她的钱，她要他用此抵债，他大概不想还债，答应了，但没来。我参加了晓春的婚礼，参加了武姨儿子的婚礼，见过别样的场面和他们的婚房。武姨儿子的婚房装修后是我和妹妹抽空打扫的，跪着爬着抠地上的粉浆。不跪不行，蹲不住。武姨数次说要给我们办个像样的婚礼，但那显然只是她丰满的理想。我们到四川还会举行一次婚礼，只是，我的为数不多的娘家人不会到四川参加婚礼了。没有留下婚礼的影像，我多少有些失落。武姨儿子结婚，我想她断不会找用来抵债的摄像师。

不管怎样，为我们的事武姨没少操心。礼师傅快满三十岁了，在他这年龄许多人孩子都好几岁了，我们不能继续漂泊，必须回四川。

“你们就这样抛下我不管吗？”武姨很生气。

婆婆为此从四川赶来。婆婆心直口快，看起来很厉害。武姨对我说：“你去四川等着受欺负吧。”希望我就此留下。婆婆教我谎称怀孕。我不想这样，却只能这样。武姨相信了，她的决定是让我一人去四川生育，礼师傅留下。为此我极为伤心，心想，请不要叫我女儿，干女儿也不行。

武姨不跟我们说话，也见不到她人影，小吃部赚的钱都寄回老家了，没拿到工资，我们没有路费。那天我终于听到她的笑声从门外传来，我从厨房跑出去，她见我，笑声在嘹亮处忽然消失。我勇敢了一把，提出算一下账。

“你跟我算账？你跟我算账？”她连说几遍，强调我提出的要求伤了她的心，“你们没钱了。”我一惊。她又不见了，下午出现时，甩给我一叠钱，钱不多，声音很大。我们之间的关系忽然变成这样。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从未有工资拿到手。这叠钱，除去回四川的路费所剩无几。无论多少，她摔过来的钱我不认为是我的劳动所得，这叠钱，离我的预算相差甚远。我以为自己记错了，问礼师傅，他从不让谁说武姨一个不字，此时他为难地摇摇头，表示我没记错。

我们到汽车站上了大巴，要出发了，武姨和她的家人们忽然出现。他们分明舍不得，却目光冰冷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因为离开变成了罪人。好在大巴启动后有人笑着朝我们挥手，“想来再来啊！”像亲人和亲人告别。

后来，我们在四川终于开了自己的饭店。我时常想起那座曾经谋生的城市，那里的人和事。随着时间推移，无论喜悦还是悲伤，连愤怒都可以原谅，因为没有打败自己的都会让自己更强大。对于武姨，我情愿把一切想得美好。她心疼我们是真心的，帮助我们也是真心的。

忆起那段谋生路，脑海里时常闪现成堆的碗碟、轰隆隆的长途货车、海上日出、泛着泡沫的浮选槽、跪着擦的地板……这些一闪即逝，只有风滚草长久停留，那随风流浪的样子令人动容。风滚草无论翠绿或枯黄，不管任何环境，它的姿态永远蓬勃。它叫做不死草，干枯并不意味着死亡，而是另一种活着的方式。它携带种子寻找合适的土壤，随风流浪是为了再次扎根。

【格尼，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出版小说集《马兰店》《和羊在一起》。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