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宁夏人把长城叫作边墙，当地人习惯把长城附近的地方笼统叫作边外。位于长城脚下的闵庄，是一个从寂寞到喧嚣、而今复归寂寞的所在。一代又一代闵庄人，在这里耕种收获、婚丧嫁娶。随着父母年迈，我回闵庄的频率极高，一则是陪伴老人，二则是参加闵庄与生老病死有关的大事小事。在这个生生不息的村庄里，有生的喜悦、老的无奈、病的痛苦、死的虚无。而生与死、老与死、病与死都息息相关。也许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就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乡村娩事

话剧《白鹿原》穿插有一段华阴老腔，唱词如下：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

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

男人下了塬，女人做了饭；

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

娃娃一片片，都在塬上转……

“娃娃一片片，都在塬上转”，展示的是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我们只看到娃娃一片片，但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降临时，可能没有老腔里唱的那么蓬勃灿烂。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农村妇女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是九死一生、命悬一线的事。所以，农村人常说“炕上生孩子，地下支棺材”。那时每个村庄都有因难产而死的产妇。有句俗语：“男人修路，女人修肚”。这就是说男人广积善缘最好的方式是修路架桥，女人积德行善最好的报应是为自己的肚子积下阴德，生孩子时不遭大罪。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母亲的受难日，生产之痛可能是母亲逃不脱的命运。

 完美的人生，应该是顺利完成从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生命体验，然后无疾而终。在我看来，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意外地活着，那是天大的造化。但是，人生充满了太多意外和不确定。有的人没等落地爆出第一声哭啼，就早已胎死腹中。这叫“黄泉路上无老少，黄叶不掉青叶掉”。儿时闵庄谁家的小孩子生下来不久殁了，似乎很正常。说又没站住，或说糟蹋了、撂了。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们说这些话时似乎轻飘飘的，显然，已经很麻木了，仿佛这事与她没多少关系。凡事见多则不怪，人们习惯了这种死亡方式，正如草原上的草荣草枯、花开花落一样，他们总是如此淡定地看待天地间的一切浮生。

 因为新生儿成活率低，生命像草一样，他们便有了很多禁忌。婴儿出生后，月子里是要忌门的，门上挂个红布条，生人一看就不会进去。据说有的人脚重，进去后带进冷气，待人走了，孩子中风或者得别的病，可能就活不了。真正讲究的人，就是自家人从外面回来，忽冷忽热的情况下都不直接进婴儿的屋子，而是先到别的屋子里，让身上的冷气或热气散去。想来，这不是迷信，是科学。多病的孩子取贱名，比如狗剩、狗脏、屎蛋等，说阎王见了都恶心，意味着这样的孩子好养活。因为撂孩子的事司空见惯，得了孩子唯恐失去，有的人就取名“拴柱、存娃、定羔”等。我舅舅的小名叫“锁羔”，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还有的人家男孩子后脑勺留一撮气死毛，据说一旦休克了，扯一下就活过来了。为了护佑孩子健康成长，有的人还在内蒙古草原上给娃拜干爹。长城这边汉人一般不给人当干爹，因为拜了干爹可能意味着要把孩子的灾病转嫁给自己一些，多少有些忌讳的。但是内蒙古人没这个忌讳，只要有人愿意认干爹，来者不拒。有的人家给孩子求一副长命锁，请神灵保佑，并约定时间牵一只羊或抓一只鸡请神官举行开锁仪式。

 那时生孩子没有条件上医院，全在自家的炕上，背几背篓细沙铺在炕上煨热即可。我大嫂头胎是个男孩没站住撂了，她整天絮絮叨叨地哭鼻子。我听到有女人说，不就是撂了个娃么，成天老牛喧天地嚎丧啥呢么？我六妈生了个孩子也撂了，可能不是头胎，她没哭，只是奶胀得疼，而且往外溢。于是，就让我们这帮孩子到羊圈抓小羊羔来吃。村上像我母亲那辈妇女，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夭折孩子的经历。闵庄的女人也学会了对丧子母亲的宽慰，她们说，哪棵树上没有谎花？这娃生下来就是哄人的么。我妈也撂过一个孩子，是在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如此看来，我和妹妹算是幸运的。我出生后得了“四六风”，是姑奶奶用艾草灸好的，我的嘴角和虎口处至今留有烧伤的疤痕。妹妹出生不久高烧不退，我姑奶奶用土法子治疗。后来，命保住了，但眼睛里留下了一个翳子——白点，直到十来岁才褪去。

 那时小孩子夭折后是不埋的，往往找个老光棍，用背篓背上走到边墙外的沙窝里一扔了事，大多喂了狐狸、老鹰或野狗。大贵生了个儿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半岁多时得了一场病，也没有给上心治。据说孩子还有点气息时他们就让我光棍二爹背去扔了。二爹把孩子扔下走出百八十米后，看见盘旋在上空的一只老鹰俯冲下去，一嘴先叼去了娃娃的小牛牛。据说，被叼走了小牛牛的娃娃还蹬了几下腿。如果孩子稍大一点夭折，可能就不扔，当然，也不埋，而是用席子卷了送到野外，点一堆柴禾一烧了之。成年未婚男女死亡是不能入祖坟的，另寻茔地埋葬。记得当年兴武营城掏城砖被砸死的四个姑娘中，一个郜姓姑娘就埋在兴武营西边的碱滩边上。几十年后，陕北一家人给早丧的儿子结阴亲，花了两千元把郜家女儿的尸骨买走了。我放羊时，看见那座坟头只剩下棺材板子和姑娘的辫子。

 盐池农村把接生婆叫老娘婆，也叫收生婆。在闵庄老娘婆是不挣钱的，条件差的家庭在孩子过满月时请吃饭，或者给蒸上一笼莲花馒头，或给上一双袜子、一条头巾什么的。条件好的给扯上一身布料，仅此而已。在乡下人的眼里，老娘婆是女人的救命菩萨。幽暗的产房内，女人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嚎叫，老娘婆或低声斥责，或柔声安慰。记得只要有女人临盆，正在田里干活的老娘婆就会扔下活计直奔产妇家。有时产妇半夜肚子疼，老娘婆就被从梦中叫醒，黑灯瞎火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产妇家。

 闵庄有两个老娘婆。老一点的是东梁上蔡家二太太。二太太身强体壮、两眼炯炯、满脸横肉，活像影视剧中的俄罗斯大妈。年轻时她助产，搂抱按压、挤拉顶托都是她一个人完成，什么横生、倒生、胎位不正，她都不在话下。上了岁数后，她有点力不从心，就指挥产妇的男人协助她接生。她经历的许多难产都很凶险。因为她下得了重手。对于特别难产的孕妇，二太太无计可施时，就会冷漠地说：“保大人呢，还是保娃娃呢？”这个几乎不用说，一般人当然选择保大人。于是，二太太那双粗糙的大手伸进产妇身体，把孩子往出掏。据说，有时手指从孩子脑袋插进去往外拉，有时是把孩子四肢撕成零件，一件一件地往外取。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叫《陈小手》，说的是一个男产婆。他的特长是手小，大概在帮助女人生产时能减少痛苦。当然，陈小手的悲剧是因为给孙传芳的一个团长夫人助产，挣了二十个大洋后，还没走出人们的视线，就被团长抬手一枪毙了。原因很简单，他的眼睛看过团座女人的身体，而且他的手碰了团座女人的身体。我想不出二太太那双粗壮的大手在助产中的神奇之处何在。

 二太太之后的老娘婆是我奶奶。那时为了解决农村妇女生产问题，公社就在各村的老娘婆中选了一批人去县医院培训。奶奶就是那个培训班结业的，算是多少接受过正规培训的新一代老娘婆。那时生一个孩子记十个工分。闵庄许多难产儿因她获得新生，好多人感念奶奶对新生命的承接。所以，偶尔说起哪个人，知情者会说，狗日的，要不是你三奶奶，他娃娃早就喂狗了。

 一般头胎难产，但也因人而异。我大奶奶生第三胎因难产而死，她的儿媳——宽叔前妻头胎难产而死，她的孙媳妇——我桂嫂的死也与生产有关。大奶奶和儿媳难产而死的事我只是听老人说，而桂嫂的事，我是有记忆的。事情大概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后，这在闵庄是一次恶性事件。

 宽婶在闵庄是个“奇葩”，她最擅长的就是骂人。只要宽婶早上往她家当院一戳开骂时，左邻右舍的大人都不敢出门，谁若露个身影，她便比鸡骂狗、指桑骂槐。骂人是需要才华的。有的人骂上几下便没词了，但宽婶一旦开骂便滔滔不绝、绵绵不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宽婶骂人是无短不揭，字字锥心，哪壶不开她专提哪壶。你家老的小的、活的死的，只要有丁点儿的事，她全在掌握之中。多少年前的丑事尴尬事，全能给你抖搂出来。她骂人的时候像闵庄流水席上的“十三花”，一样一样地给你变着花样往上端。最恶毒的是，因为柱子打了她家的黄狗，宽婶与柱子妈吵架时说：“日你的妈的，你指上你那个贼先人打我家的狗咋了？你爹半夜去寡妇家串门时被狗咬，得了狂犬病死了。你让娃打我家的狗，报仇来了？”关于这件事，后文《乡村病史》中还有交代。这种前扯肠子后撴心的骂法，大概只有宽婶才会。

宽婶骂人嘴巴毒、嗓子亮、战线长，能从一大早骂到半上午。如果是对骂尚能理解，这种独角戏式的独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有时候是边干家务边骂；有时候是站在院子骂；有时候还带些夸张的动作，跳着指着骂，或者拍着自己的屁股骂。有时候她还会追到别人家骂，南庄子、西庄子、东梁、北坑她都骂过。如果在自家骂是主场，追到门上骂大概算是客场了。那时清晨村庄很寂静，宽婶到别处骂人我们都能听到回声。然后根据对方的回应，大概判断今天宽婶的攻击目标。她几乎和闵庄所有的人都干过仗，可以说把乡邻得罪得人断路稀。就连她头胎难产，蔡家二太太救她大人孩子的事都不顾，张口闭口“老婊子老婊子”地骂。宽婶骂过的人曾经有不想活的呢，要不是有人拉，早都上吊跳井了。可能你要说宽婶是没有遇到恶人，能骂算什么，能打才是本事。不是没人对宽婶动过手。但是，招致的麻烦更多。脱裤子撒泼耍横或寻死觅活，什么招都用上。总之，好男不跟女斗，招惹宽婶总没好果子吃。

宽婶的儿媳桂嫂过门后，婆媳关系一直不好。临产时，宽婶不闻不问。桂嫂没妈，她生孩子时娘家奶奶来伺候月子。孩子是我奶奶接生的，生了个男孩。我奶奶劝宽婶说：“媳妇子，看一个不看一个呢，咋说也给你生了个胖孙子。你是长辈，不和年轻人计较。过去给熬上一碗米汤看看。”但是，宽婶坚决不干，她说：“她娃本事不是大得很么，还用得上我，我尿她个滥婊子呢。”谁知道产后三天，桂嫂因大出血而死，随后孩子也夭折了。

活生生两条命没了，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桂嫂的娘家黄家人不干了。他们用两股叉手扶拖拉机拉了两车人来闵庄闹事。闵庄是一个民风极好的村庄，乡邻间喜则相庆、忧则相恤，记忆中这里几十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按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应该顾个大局，平日里的小恩小怨都应该放下。但是，那个夏天宽婶和儿媳妇关系恶化时，祸及到左邻右舍。凡是和她儿媳有过交往的人，她说人家教唆她儿媳，几次上门与邻居闹事。事发后近处几家人都没有上她家门的，可见宽婶的邻里关系有多紧张。七八月份的闵庄从来没有像那年一样连降暴雨，桂嫂停尸的那几天，有时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那是我记忆中闵庄最阴森恐怖的日子。

闵家祖上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说那时我们祖上比现在阔多了。阔到什么程度？牛羊衔尾、不计其数。兴武城西南不是有个小寨子嘛，那是我们闵家的牛羊圈，闵家的牛羊天黑后赶进那个寨子，根本不数，圈满了就行。闵家是怎么败的呢？有人说，闵家娶了个毛脚媳妇，人不机敏，针线活儿和锅灶活儿都不行，进门后公婆死活看不上，关键是不善待，动辄拳脚棍棒相加。有一天，不知毛脚媳妇又干了什么糗事，恼怒的公公用驮水的桶棍失手就把人给打死了。人命关天，杀人虽然没有偿命，但娘家人上门闹事，最后以民间法则惩戒了当事人。他们提出，要闵家给亡人念七七四十九天经。念经是一个方面，我们知道红白喜事是最烧钱的，可能相关的揆程、接待规格等都按高标准大操大办。据说，从此之后，闵家走向衰败。这是哪年的事大家都说不清，肯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反正我是表示怀疑，至少我在相关的方志里面没有发现关于闵家的只言片语。我认为，一切没有确凿记录的传说，大概都可以归于吹牛。

人死不能复活。桂嫂之死最后的处理也是以不成文的民间规则办的。黄家人认为，你们欺负我们娘家没人，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上门摆歪。黄家人闹事的主要目的是整人。事干下了，那就让人家整呗。宽叔是个老慢人，他也管不了老婆，在家里一切宽婶说了算。所以，黄家人把目标锁定为宽婶和她的六儿子。因为婆媳矛盾激化期间，老六帮着母亲和嫂子干仗。他们提出，出殡时老六扯纤，一般来说，这个角色是由孝子完成，而且要求宽婶戴孝。当时的阴阳老黑也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他说我老黑干了大半辈子阴阳，还没见过婆婆给儿媳妇戴孝的。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了息事宁人，一切按娘家的要求做了。因为有人放言，这事要是经了公，会让宽婶坐牢。所以，仅这一点就把她唬住了。

在农村，有几种非正常死亡的人忌讳较多，比如上吊而亡的叫吊死鬼，难产而死的叫血腥鬼。这种人殁了后，一般不入祖坟，要另立茔地，就连打坑、抬重都不好找人。最后，棺材是用我三爸的手扶拖拉机拉的。老六在前面满脸屈辱地扯纤，宽婶戴孝扶棂送葬。我们几家虽然大人娃娃没去一个，但由我四爹垫付了份子钱，礼数算是到了。丧事也要造席待客，许多地方把这顿饭叫作收泪饭。我只记得出殡后待完客，桂哥给每家端了一碗肉。这几家人说什么也不接这碗肉，但他对着人们涕泪横流、万般可怜。大家心软了，还是那句话，看一个不看一个呢。

事后，宽婶的娘家人也觉得这桩事太过分，他们也纠集了一帮人来找闵家人闹事。说这么大的事，你们闵家人腰子不硬，让我们的人受了这么大的屈辱。但是，作为队长的我老三爹，以三寸不烂之舌予以有力回击。他历数宽婶这几年在闵庄的所做所为。说天作有雨，人作有事。为什么她家出事没人帮忙？帮也没好，你给她做一百件事，一件做不好，她能骂你几年。只要她脾气来了，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全变成一颗颗恶毒的子弹，从她的嘴里喷涌而出。三爹说，你们也不撒泡尿照一照，看看你们门上出的啥人么？这个人撒起泼来比得了狂犬病的疯狗还疯，骂起人来比吐着芯子的毒蛇还毒。闵庄大人躲娃娃怕，搁到旧社会早把狗日的休了。他把宽婶的娘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你们这是拿上扳手上坟——羞（修）先人呢。他们一听，自觉理亏，灰溜溜地回去了。

关于这件事，后续有一件事情也很离奇。黄家挑头闹事的一个远亲马老二，离闵庄不远，大家都熟悉。按说他是凑伙伙帮腔的，不应该顶这么硬。但是，他的确有点不知大小里外，他跳得最高。如果按法律条文说，桂嫂的死宽婶也没有直接责任，她或许只接受道义谴责。然而，让婆婆戴孝、小叔子扯纤的馊主意是他出的，而且寸步不让。桂嫂入土后仅一周，马老二死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天早饭后，马老二和婆姨去三十里外丈母娘家。那时日子穷，没有骑驴，也没有套了驴拉车，而是步行。走到半路两口子因为琐事吵架，马老二一气之下，大步流星甩开婆姨自己独自走在前头。他大概把婆姨甩出了几里地。当婆姨撵上他时，马老二竟然已吊死在路边的一棵歪脖树上。当时传言，这是老阴阳给他使了一手。

我一直认为，骂人比打人更恶毒，伤害更大。挨一顿打后，好了伤疤或许会忘了疼。但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时一句恶毒的话，每每想起来让人扎心，或许给他人带来一生的阴影。桂嫂之死对宽婶的打击是沉重的，她骂人的病被彻底治了。仅就给儿媳戴孝这事足以成为别人打她这条毒蛇的七寸。从此，她再也不骂人了。她与全庄子人的关系也渐渐改善了。大家都说，宽婶老了脾气塌了。

多年后，从前的仇隙被时光冲淡了，变得那么苍白。几家人重归于好。宽婶晚年瘫了十几年，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妯娌们家里做什么好吃的都不忘给她端一碗，说活的不容易。人之将老，其心也衰。想想当年的褊狭，他们一定都很后悔。

乡村寡事

小时候听三爹讲《杨家将》，说的是杨家满门忠烈，为大宋江山付出了巨大牺牲，彰显了他们的忠勇精神。特别是“十二寡妇征西”的情节，让人记忆深刻。秦腔传统戏《金沙滩》之《五郎出家》这么唱：

大郎替了宋王死，

二郎替了赵德芳，

三郎马踩肉泥浆，

四郎八郎落番邦，

五郎削发五台上，

七郎高杆乱箭亡，

李陵碑前杨业丧，

独剩六郎保边疆。

 这是一个壮烈而悲情的战斗家族，从破辽国到征西夏，杨家从曾经的七郎八虎沦落到仅剩下十二寡妇。孤儿寡母是弱势的象征，后周大将赵匡胤何以黄袍加身？不仅因为他拥兵自重，更重要的是他面对的后周恭帝柴宗训年仅七岁，符太后垂帘听政。所以，后世说大宋江山是得之于孤儿寡妇。然而，传说中杨门寡妇们个个巾帼不让须眉。我想这大概是中国戏剧和传统评书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对大宋王朝自太祖之始，担心武将拥兵自重、觊觎江山而重文轻武的讽刺。

 记忆中，我家族爷爷那辈人非鳏即寡。爷爷弟兄五人中，我爷爷排行老三，家中二掌柜和三掌柜有本事，但是心强命不强，都死得早，活了五十来岁。其他三个爷爷个性相对弱，在家里啥心不操，个个都活过了八十岁，尤其我四爷爷活了九十二岁。造化弄人，命短的留下的老伴守寡时间长，命长的老婆死得早，而且再没有续娶的本事。在鳏与寡中，最传奇的是二寡妇和三寡妇，即我的二奶奶和我奶奶。

 盐池人常说丧夫女人可怜，总是在一声叹息之后说，不当活的，孤儿寡母的。在那个年代，闵庄的寡妇不算最惨的。盐池农民诗人王有在民歌《寡妇断根》里写到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徐家，一门人剩下三寡妇和七寡妇两个女人守一根独苗苗，但这个独苗苗却不争气，抽大烟，败家业，最后因盗窃抢劫被人殴打致死，导致一门人断根绝后的悲剧。现在我们的语言可能文明多了，似乎很少听人当面称人“寡妇”的。以前的人似乎不怎么忌讳这个扎心的字眼，我以为“寡妇”二字很冰凉，极乏人文关怀。《寡妇断根》写到牛氏离婚后再嫁遭到世俗批评时这样写：“说你个婊子不要脸，天天要嫁汉。”骂得轻巧，寡妇不嫁汉何以生存？

 俗话说，骒马驾不了辕，婆姨顶不了汉。其实，婆姨之所以顶不了汉，因为有男人有依靠。一旦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女人的担当便显了出来，这叫为母则刚。在我们这个阴盛阳衰的大家庭里，二奶奶是佘太君式的铁腕人物，她是这个家族中兴的关键。而我奶奶优柔寡断、忍辱负重，她是这个家庭存续的巨大牺牲者。如今，二奶奶早已归于黄土，只有我九十多岁的奶奶健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活着才是真正的王道。我常回到闵庄，听奶奶讲过去的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奶奶说，娃娃，我十六岁嫁到闵家门上，今年整整七十五年了。作为奶奶儿媳妇，我大妈和我妈都已八十左右，但目前都行动不便。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她俩分别坐在自家的屋檐下晒太阳，但已经没有能力自己走到一起。而奶奶行动方便，思维敏捷。她隔些日子来看大妈和我妈时，轻松自由穿梭于两家之间。

 奶奶当年秀外慧中、心灵手巧，是远近有名的巧媳妇。奶奶的巧，首先是锅灶活儿好。虽然我们家的物质生活一直不算丰裕，但奶奶总能把有限的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记得爆玉米花锅子尚未出现时，奶奶在家里用大锅把沙子炒红爆玉米花，伴着叮叮咚咚的爆破声，玉米花从锅里迸出，我和几个孩子在厨房地上捡着吃。这大概是最原始的土法爆米花。那时日子穷，我没记得吃什么好吃的，奶奶做的酸汤面是我吃过所有面食里的绝版美味。闵庄凡红白喜事，从掌面做馍馍到造席待客，都离不开奶奶。其次是针线活儿好，绣花、做鞋垫无一不能。我记得当年每一个重孙出生时，奶奶都给绣一个憨态可掬的布老虎枕头。可惜，待我儿子出生时，奶奶的眼睛不好使了，绣不成花了。奶奶还有一副好嗓子，她说年轻时在生产队她一直是领唱。去年夏天，奶奶的娘家郭家坑组织了一场女儿聚会，参加的老小闺女三百多人，奶奶竟然有点想去，四爹说，年岁大了，不赶那个场合了。我三妈也是郭家的女儿，来人接她时，让我奶奶唱了一首《东方红》录了视频带到现场播放。奶奶本名郭凤英，她不是郭兰英。她的歌我不做评价，但是，她那原生态的嗓子比郭兰英更响亮、更感人。

 奶奶生长的那个年代，战争不断、灾祸连年，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生了儿子怕抓壮丁，生了女儿得早早许个人家。一旦家庭发生什么变故或经历什么灾难，便将女儿托付给许配的人家，说来这也是一种保障或信托。那时候跑土匪，土匪来时尤其是年轻女娃闻风得躲起来，否则，就可能会遭殃。那时活动于盐池一带的土匪残部有什么高靴子、西番子等等。我在盐池作家周永祥的《乡风碎语》中看到了他对跑土匪的记述。周先生的记录详细清楚，而且能说明出处。奶奶说的时间我大概算了一下，高沙窝最后一次跑土匪应该是1948年。

 当年我们家有两驾牛的光阴。对于这个，我没有概念。想来在农耕社会，牛是大牲口，拥有两驾牛大概证明我们家的经济实力。南庄子的大太爷与奶奶父亲关系不错。大太爷能说会道，他那张嘴能把稻草说成金条，尤其擅长管媒。那时我爷爷刚刚死了老婆。当时郭家的日子过得拮据，大概是我爷爷给大太爷什么好处，大太爷又给郭家承诺过什么，比如周济点钱啊粮啊什么的。那时子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乱世里卖儿卖女的都有，况且，给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再让对方予以体面的物质补偿，也在情理之中。

 奶奶说她只知道爹要把她嫁到闵庄，但没说什么人，也没说多大年龄。爷爷娶奶奶时用的是一个牛车，车上搭了篷，还用什么布帐罩着，奶奶头上还蒙着盖头。奶奶说自己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嫁到了闵庄。成亲后发现自己嫁的这个男人三十多岁了。这个倒不要紧，关键是有三个娃。奶奶说她出嫁时送亲的只有她三爸三妈。爷爷陪娘家人聊天过程中，一会儿来一个娃，而且都叫我爷爷“大”。他们觉得不大对劲儿。原来这个男人的确有三个娃：一个女儿十一岁，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五岁。她很郁闷。按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她做三个娃的小姐姐倒是合适的。但是，她却要当他们的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狐狸满山游。她也没想过要逃跑，就是想过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所以，就老老实实过日子吧。

如果说奶奶嫁到闵庄有点“上了贼船”之嫌，那么，爷爷娶了奶奶，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人是应该感恩的，爷爷一直把大太爷当恩人待，只要大太爷上门，自然被奉为上宾。遗传基因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我没见过大太爷，我所知道的是他的儿子和孙子个个能谝能溜。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嘴上劲大的人，行动上就要打折扣了，这就是所谓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能说会道的大太爷和他的儿孙，个个日子都过得有点恓惶。我记事的时候，大太爷的儿子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有时吃得断顿了，便打发孩子提着袋子来我们几家借粮。说是借，没有还，也不用还。是我们家欠人家的情。

奶奶过门后的某一天，爷爷把三个孩子叫到奶奶面前，很严肃地说，你们妈死了，没有妈是不行的，没人给你们洗衣做饭。我给你们找了个新妈。你们看叫什么？叫妈吧！三个孩子不愿叫，奶奶也不想当。那就叫姨妈，孩子们也不叫。最后，奶奶说就叫孃孃。孃孃就是姑姑，孩子们觉得这个可以。于是就叫孃孃，奶奶给每个娃五毛钱。爷爷说，跪下，给孃孃磕个头。于是，三个孩子听话地跪下去给孃孃磕了三个响头。

奶奶说，刚结婚不久，西梁上爷爷的两个堂兄弟都来看爷爷娶了个什么样的媳妇。看后都坏坏地笑着，挤眉弄眼地向爷爷竖起了大拇指，说这回三哥可娶了个小娇娇。是啊，老牛吃嫩草，对一个二婚男人来说当然面子里子都有。所以，爷爷牙龇得像脚趾甲，光是个傻笑。奶奶说，刚过门她扎的是一双大辫子，还是姑娘打扮。老人们劝她说，女人结婚后不宜再扎辫子了，要绾成发髻。她自己不会绾，爷爷帮他绾，由于扎得太紧，头皮不舒服。奶奶索性还是扎起了辫子。后来，说的人多了，奶奶还是自己学会绾发髻。从爷爷给奶奶绾发髻这个细节，似乎能看出，我那倔强的爷爷对奶奶是疼爱有加的。这大概应了那句谚语“头笼的馍馍二房的妻”。

爷爷是个护犊子的人，尤其觉得自己的三个孩子没了妈，谁也不能欺负。同样是从小没妈的孩子，我舅舅家就不一样，他每每向我讲起他和我二舅从小受人欺负的血泪史，令人发指。我不止一次地对表弟说，你们家族的基因里大概是有恶的成分。这种事在闵家门上绝对不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闵庄的人要厚道得多。奶奶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个后娘与孩子们相处甚好。平时，奶奶做饭时，大姑收拾屋子，大爹帮她烧火。我的父亲还小不懂事，屋里屋外地围着大人转。爷爷不知从哪买了个推头的推子，奶奶就用推子给我爸推了个头。比起平时用剃刀剃的，这个发型漂亮。别人问起这叫啥头，我爹说，我孃孃说是学生头。

有时候，奶奶独自在家，想起爹把自己嫁给这么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不由得黯然伤神，兀自落泪。五岁的父亲搂住孃孃的脖子问：孃孃你咋哭了？随后，孩子们就把话传给了大人。几个妯娌和大姑姐等人便来劝她，给她宽心。伤心归伤心，眼泪擦干后日子还要过。奶奶和我爷爷又生了两男四女六个孩子，还不包括期间夭折的两个。可惜的是我爷爷命不长，他只陪奶奶度过了十七个春秋。在今天看来，爷爷的死轻如鸿毛，因为他为了捞一只羊掉到段记井里淹死了。这叫舍命不舍财。下井捞羊，二三十岁时身强力壮，且说可以。你都五十多岁的老汉了，还逞什么能？我爷爷的勤俭近乎到了吝啬的地步。尤其是“低标准”时，举家食粥。他要求盛饭时必须先在粥上撒把糠再盛，而且吃完饭必须舔碗。冬天的地软软都干在了地皮上，但是，爷爷放羊时每天都捡，攒多了卖钱。爷爷穿的袜子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以至于他死后被从井里捞上来，袜子怎么也脱不下来。陈记姑爷爷不得不拿剪子剪开。

爷爷去世那年奶奶三十三岁。那可是正活人的年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古话的意思是，寡妇再嫁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我们且不说立什么贞节牌坊，关键是寡妇的日子不好过。人说女人没有男人身无主，男人没有女人家无主。听老人讲，早些时候，在我的家乡有一种比较野蛮和愚昧的陋俗——抢寡妇。即如果哪家的女人守寡，一旦被别人看上，便纠集一帮人去抢。其实，这种习俗过去在一些地方很流行。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无妻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抢亲这天，男方要请婚后多子多女者八人，天色刚擦黑时在家里聚集，每人吃一碗大块羊肉，再给敬上三杯烧酒，然后在老人的指点下，这帮抢亲的人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祭祀用品来到女方家门口。如果事先商量好了，这时女方梳洗打扮，收拾停当，早早在家门等候。只要男方的人一来就会自动走出家门。女的一出门，抢亲的人便拥上去，将女人背在身上，两个兄弟各抬女方一条腿，急速离开，跑出百十步远时，放三响大炮。放下女方，摆上供品，男的半跪，女的全跪，烧了纸钱，祭了白酒，祭奠女方前夫，以示尊重和歉意。然后起身回家。接下来的一段路程女方就由其他抢亲者轮换着背。女方进了男方家门之后，不举行婚礼，直接进入洞房，但不许见灯。第二天早晨，新婚夫妇必须在祖先的牌位前叩头，以示这桩婚事成就。

如果是硬抢，男方家事先组织好抢亲队伍，做好充分的准备。天黑后派能说会道者前往女方家佯装说事，顺便观察家里的地形、院落及路径，看狗拴着没有，若是抢亲条件成熟，便发出信号。抢亲者迅速一拥而入，不由分说，由男方当事人强行背起女人，立马往外跑，其他人堵住女方家人，阻止追赶。直到女方被背到男方家里，其他抢亲的人一边撤退，一边为女方的前夫举行祭祀仪式。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带上丰厚的礼物上门赔礼道歉。整个过程像是一场战斗，有搜集情报、刺探信息的，有投石问路打前站的，有主攻队伍，有撤退掩护的，还有做善后工作的。这一套程序似乎严谨而有序。

对有心想出嫁又碍于“一女不事二夫”古训的女人来说，抢寡妇是对旧礼教的一种变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妇女的一种拯救。如果是真抢，或是悲剧，真抢的话女人没有半点选择权，这是严重违背妇女意志的。但假抢一定是喜剧。有时候，人家分明已经暗渡陈仓或珠胎暗结，但有碍于贞节牌坊的约束，于是心照不宣的一个“抢”字，让他们的婚姻形式更体面。

大多时候，对寡妇来说，不可能你想谁谁就来抢你，也不可能谁好谁才抢你。这类事每每听来都令我心惊，最初我不能理解，但这样的故事竟然很多。我中学同学二丫的奶奶就是她爷爷抢来的。许多老人说二丫和她奶奶年轻时很像。说她奶奶年轻时长得十分标致，可惜红颜薄命，婚后两年，短命丈夫就病死了。于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二丫的爷爷在他两个弟弟的帮助下，把她奶奶抢回了家，据说抗拒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从了。好在二丫爷爷还是个能人，据说后来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王二拴的奶奶是他爷爷抢来的寡妇。尽管抢成功了，而且给他生了儿女，二拴奶奶心直口快，提起这桩事时总是咒骂，说你爷爷是个牲口么。她说就在抢回家的当天，二拴爷爷用一毛口袋糜子压住她上身，霸王硬上弓，把她办了。要不然怎么能嫁他这个老驴日的呢。王二拴的奶奶生气了，就骂王家老的小的就没一个好怂。

在那些不幸的女人中也有被抢到至死不从，以命抗争的。母亲说她娘家有一个女人被抢后，整天又哭又闹，又喊又叫，被锁在屋里她就胡整，把大便屙在炕上，还抹得满墙都是，最后男方终于放弃。这种暴烈的女子毕竟太少，因为女人的名字本来就是脆弱。在旧社会，女人的地位本来就十分卑贱，一旦成了寡妇，就更加凄惨。再婚对她们来说是不敢奢望的，其实本来已经非常非常不幸了，人们还要雪上加霜，使其成为男权社会暴力掠夺的牺牲品。

我爷爷去世时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了，抢寡妇的事大概不会有了，毕竟是新社会了，寡妇再嫁也是正常的事。以奶奶当时的年纪，再嫁后少不了还要生孩子。盐池农村把这种同母异父的兄弟称作“隔山兄弟。所谓“隔山”，主观上认为是不亲的，至少是生分的。如果是同父异母的，他们认为血缘关系还近。本来奶奶有一次再嫁的机会，对方还是吃公家饭的。但是，当时当家的二奶奶挡住了。二奶奶说，你想嫁，可以。但是，你别像刘四的婆姨，过两天来看丫头，过三天来眊儿子，门也没有。

二奶奶说话可能不讲理。但是，这个腰子弯得像一张弓的老太太很牛。二奶奶自己有四个孩子，在奶奶没进门之前，二奶奶不仅养活自己的四个孩子，还同时养活大门和三门丧偶后留下的五个孩子。如果奶奶再嫁，二奶奶最终抚养的是十五个孩子，当然，这个时候年长的子女都已成家了。但是，她的原则是，闵家的娃你一个也不能带走，我养着。二奶奶无理剥夺奶奶探视子女的权利，这一招够狠。奶奶被唬住了，没有再嫁。然而，这一守就是孤枕清灯的将近一个甲子。按理说，二奶奶的做法是违背人性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但是，小寡妇有小寡妇的苦处，老寡妇也有老寡妇的难处。这一大家担子压在谁的肩头都是一份重负，最后她们选择了共同分担。

多少年后，在银川工作的大爷爷的女儿每年都要来看二奶奶，见了面一声“妈”喊罢，眼泪扑簌簌落下。我大姑妈先前也叫二奶奶“妈”，但因为叫我奶奶孃孃，怕这个后娘多心。所以，叫二奶奶“大妈”。她一来，正在忙乎的二奶奶听说了，拄着拐棍回屋，人还没进门，高兴得嘴里念叨着“姐姐来了，姐姐来了！”她是比着孩子们叫的。二奶奶拉着她的手说长道短的。吃饭时不停地夹菜：“姐姐你吃，你吃。”那样子比亲妈还亲。

说到我这两个爷爷的死，真是奇了怪了，二爷爷是为了捞斗子落井的，人捞上来后因为被冷水激了，不久辞世，虽说是死于食道癌，但与那次落井有关。而我爷爷掉下去干脆就没上来。他们活着的时候勤劳持家把日子过到了人前头，但是因福得祸，后来定成分时，我们两家被定了上中农，其他几个爷爷因为日子过得穷，被定为贫下中农。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因为成分问题我们两家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一个轮回之后，二寡妇和三寡妇的子孙们却把日子过到了人前头。我们该相信什么？与其说相信遗传基因，不如说是先人善德带来的福报。

人生无常，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也常和奶奶说起她再嫁的事。奶奶说，那时候人傻的，要不是你二奶奶，估计就嫁了。这话听得我心酸。半个世纪的煎熬，其中要承受多少痛苦。其实，在我看来，只要这世上多一个幸福的女人，今天，你是不是我的奶奶一点都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女人的悲剧。那次再嫁未果，我奶奶也和二奶奶拗了一段时间。二奶奶老谋深算。只要你不嫁，这些好说，我担待。这个劲儿过了，奶奶也就心死了。奶奶一生活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好多人见了我说，要搁旧社会，你奶奶百年之后一定要立个牌坊。唉，立什么牌坊，我们不需要这种荣耀，那是埋葬旧式女子青春的坟墓。 

二奶奶守半辈子寡，她一点都不遗憾，遗憾的是养了一个我二爹这个光棍，二爹是个三棍子砸不出个闷屁的闷棍。二爹有短暂婚史，他的那个女人很聪明很有本事，她能为自己的婚姻作主，坚决和二爹离婚。奶奶说，二爹的媳妇是二奶奶从小给订的娃娃亲。虽然都是亲戚，为了这门亲，二奶奶每年都给对方家帮粮帮钱。结婚一年半时，二妈开始闹腾。后来，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二妈跑了。那时家里也没有太多细软，她把被褥炕单之类的东西都用包裹打上带走了。第二天，家里人以为早上出工锄地去了。等中午锄地的人散了，还不见人。我奶奶是妇女队长，她说上午锄地，二妈根本就没去。

我爹会卜踪，他和我三爹顺着二妈的脚踪一直追到娘家门上。二妈到娘家并没有进门，而是藏在沙蒿里。毕竟娘家人受闵家人多年的恩惠，中断这桩婚事有点坏良心。再说，在当时来说，离婚怎么说都是件丢人的事。最后，还是娘家人好言相劝，把女儿送回来安顿她好好过。二妈回来了，但是，她不在家里住，每到晚上就到我奶奶家住。二奶奶最初挺硬，带着二爹来把人强拉硬扯往回找。但是，这个女人是癞蛤蟆吃秤砣——铁了心。她用手死死抱住我奶奶的腰，就是不肯回去。其实，她回娘家那段日子，已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法院最初不判离婚，进行调解，但是没调解成。

最后一次找来说理的人论这事时，二妈使出了致命一招，让在场的闵家人哑口无言。她这样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到你们家，从老的到小的都对我不薄，这个我没半点说的。但是，有一点，夫妻一场，总得传宗留后吧。今天在场的都是过来人，事情闹到这步，作为妇道人家，我也顾不上啥羞丑了。这样说吧，结婚一年半了，我没看见过我男人的精骨捻子。你说，就是头骟驴，还常常扑到草驴跟前闻个尿骚味呢。这句话的分量足有千斤，她一语道出了离婚的核心原因。男女之事应是无师自通的，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二妈看不上二爹，不和他同房。于是，在场的人就给我二爹挤眼睛。意思是你说话呀，说她在胡说。但是，我二爹一脸惘然、一语不发。他若真能识这个眼色，开那个窍，也不至于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以我在闵庄的成长经历看，男女之事只须师法自然，看看驴马牛羊和地上的虫虫、牛牛之类的“动物世界”，估计也就差不离了。但有人就是不开窍。我二爹是迷糊点，但智力没太大问题，干活放羊有一把子好苦力。虽然数数只能数到九，但也没啥，那时的文盲多得是。奇怪的是许多傻子结了婚都能生孩子，而他在这方面就是不开窍。

闵庄眯糊五爷是个十足的窝囊废，一个农民一辈子不会套个毛驴车。但是，娶媳妇生孩子他会，而且，他的老伴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等我记事时，他老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能看出她的大方与干练。如果不是包办婚姻，这朵鲜花肯定插不到眯糊五爷这泡牛屎上。眯糊五奶奶给他生了几个子女，个个都很出色。眯糊五爷的男亲家老丁，偶尔来女儿家浪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闲来没事就抹个纸牌消遣。眯糊五爷不会，只能在一边闲着。有一次老丁故意逗眯糊五爷说：“你也来摸两把么。”如果眯糊五爷实话实说，我不会，你们耍，啥事没有。他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吃了口闲醋，不阴不阳地说：“你们耍，别是有人看上你了么。”嫁了这么窝囊的老公，眯糊五奶奶除了恪守妇道为他生儿育女外，当然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在家里她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她没有想到蔫耳朵驴能踢死人。我七八十岁的人和老亲家摸个牌，你个老驴吃的是哪门子醋么？老太太下炕踮着小脚上去就给老头子一顿耳光。眯糊五爷活该嘴贱，自作自受。但这一来可把老亲家臊得不知所措，当天下午骑着驴回家了。

后来，有人说，二妈始终就看不上二爹。二爹虽然木讷，但在某方面也不至于不开窍。早年我老大妈常说，老二那个日囊怂不行么。结婚多少天，我常听墙根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有人说二爹也试图做了点什么，比如摸了揣了的。如果得到回应，可能一切水到渠成。但是，二妈反抗很激烈，她把二爹抠得身上到处是疤。而且裤带系几层根本不让碰。二妈在法庭说的那番话其实是倒打一耙的“苦肉计”。这个女人工于心计，的确不简单。这桩离婚的事到这里，闵家人算是颜面扫地。但是，两家人还在为挽回这场婚姻做着各种努力。可能有人还心存幻想，或许找人引导引导没准能和好，其实未必。后来，法院判决了离婚。这场错误的婚姻必须及时结束，对他们来说都是解脱。

巧的是，就在这事不久，兴武营蔡姓人家的儿媳妇生孩子晕血死了。严格地说，这是一起责任事故。产妇死亡原因是，她妈死得早，娘家没人，但婆婆因迷信看神婆，忌进产房。于是儿媳妇死于产后出血。蔡家的儿子在银川汽车八队开车，在那个年代，司机享受的基本上是国家干部待遇。于是有人牵线，二妈便很快嫁了过去。有一次，我参加了在银川汽车八队工作的表弟的婚礼。作为我姑父同行，蔡家人也参加了婚礼。我竟然与二妈坐在了一个桌子上。虽然她已是一头银发，但能看出这个女人的智慧与干练。她竟然还问了我好多关于闵庄的事，问她当年的几个妯娌，还说出了我妈的小名，说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小辣的儿子。

我奶奶守寡，因为爷爷死了，还有一堆儿女。而我二妈瞧不上二爹，如果让她守，守的是活寡。比起我奶奶，二妈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她用自己的反抗赢得了幸福，这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后来有人说，二妈太聪明太有本事，她就不是二爹的菜。强扭的瓜不甜。要是给二爹找个一般的女子，好歹一辈子也就过了。但是，二爹是一根棍，一根闷棍。守这样一个男人一生，的确是一种悲哀。我一直为二妈庆幸。否则，那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然而，我三爹在世时一直说，他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二妈，是她害了二爹。我觉得这话在逻辑上讲不通。如果二爹有能耐，再婚也不是个事，也不至于打一辈子光棍。

二爹虽然打了光棍，但一辈子有老娘照顾着，倒也没受太大的罪。四奶奶有个娘家侄子我们叫杨瞎子，和阿炳一样是个盲人。杨瞎子说他小时候兵荒多，男儿容易被抓壮丁。他妈把她当女儿养，当女儿养也罢，关键是给他吃的是女娃的药，所以，把眼睛吃瞎了。这个原因我至今想不明白。杨瞎子会拉二胡、唱酸曲。杨瞎子是个光棍，从小没了妈，大了也没人照顾，活得凄凉。他常来姑妈家走动。闵庄人厚道，他到哪一家都好招好待。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二奶奶家啃一块羊脊骨的样子，因为看不见，所以，啃得很狼藉，吃相不好，满手满嘴满脸都是油，看得让人难过。

杨瞎子吃好了会给大家展示才艺，他用搪瓷缸子做的二胡拉着曲子，唱《小寡妇上坟》《老寡妇上坟》，杨瞎子是憋着嗓子学女声唱的，唱得凄婉悲伤。我从未觉得好听，而是揪心。现在想来，这瞎子也真是瞎，你怎么连个心眼都不长？你唱什么不好？你也不想想，给你肉吃的我二奶奶、我奶奶，她们可都是寡妇呀。怎能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时我还太小，无法想象我二奶奶和我奶奶听这样的曲子的感受。后来，我想明白了，杨瞎子出不了远门，他也是偶尔在自己的姑妈家走亲戚，而被被善良的闵庄人礼遇。他哪知道二大妈、三大妈不幸的身世。

乡村病史

  过去，在医疗条件差的农村，基本上是大病躺、小病抗，重病只能等死亡。那时头疼脑热大都自己治疗。“扎针拔罐子，病好一半子。”只要感冒了，我爹先给扎针放血，然后给拔火罐。土办法不行再吃药。“头疼发烧，阿斯匹林一包，吃不好了再眊。”闵庄人还说：“头疼是鬼捏的，肚子疼是屎憋的。”鬼捏怎么办？那时的家庭妇女几乎都会祛邪送鬼。一般是用一把筷子蘸水，立在盛水的碗里，据说这样可以祈求过往的神灵，放过孩子，保佑平安。邪病也好，正病也罢，反正是骑驴捉尾巴——各有各拿法。

 父亲说他五六岁时，一次小腿骨折，爷爷在他腿上夹了两块木板子绑好再没管。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打石膏固定。后来，父亲给生产队打柴，满满一胶车柴装得像山一样。装柴要用叉，柴装满后叉别在柴上，卸车时，因为天黑，车上的老车户八爷没管柴车下有没有人就将叉往地下扔，没想到直接扎在我爹的争嘴窝，就是后颈正中处。扎得有多深不知道，但叉把还直直的没倒下，父亲也没倒下，当时有人扶着叉不敢动，叫来我二奶奶，在她的指挥下把叉拨掉，用旧布子缠了几圈没事了。我妈后来常说，你爸是个犟脖子，被叉那么扎了一次都没事，就那个样子当晚还吃了三碗面。

 我爹的骨头是硬的。但是，对于儿子，他爱之深、疼之切。我从小就是个病公鸡，他常带我四处求医问药。远近的医生看了个遍，包括一些江湖游医和黑郎中。如今看病要分医院，要分男科妇科儿科、内科外科等等。久病都能成医，那时凡是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能看病。兽医给人看病也见怪不怪。我先后让几个兽医给看过，最著名的是苏步井兽医站的禹工和磁窑堡兽医站的站长俞成。我记得俞成给牲口刚灌完药，手上沾的中草药来不及洗就开始给病人号脉。这么说来，我当年有病几乎看的是“驴科”。我们说猛药治病，兽医的共同特点是剂量大，而且制作粗糙。药抓好后用兽医站的铁碾子碾碎，细箩筛过，回去后用蜂蜜做成丸药。由于药面粗，做的丸药也不像药店里卖的丸药那样细腻，咬开后像驴粪，还有草纤维。上初中学校伙食本来就差，吃中药胃易寡，于是我将一半的药丸扔到了校园墙外。

 除了各种中西药外，我几乎什么药都吃过。各种偏方，比如猪羊鸡的苦胆、猪尿脬、蛤蚧、龟板、紫河车，甚至是蜥蜴差点都吃过。紫河车就是胎盘。闵庄的女人生孩子胎盘全部由家里人深埋，是不会给人的。我爹让人从灵武县医院买了一个胎盘，说是头胎男孩的。刚拿来血糊糊的，看着恶心。清洗后用瓦焙干研成粉末，用黄酒服用，什么异味也没有。我大爹得了肝包虫，手术后复发，再度手术有危险。于是有个兽医给开了兽用丙硫米唑大剂量服用，而且的的确确把这个病给根治了，如今八十多岁依然精神矍铄。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三爸好像是与上庄的外来户小童等几个年轻人喝了一场酒后，回来就发酒疯，又说又笑又哭又唱。按说酒醒了就应该恢复常态，可是，我三爸从此疯了。最初，三爸吃完饭把碗抛得老高老高，然后接住。后来，他觉得抛碗不过瘾，把我抱起来往空中高高抛起，然后再接住。我爸看见后眼睛瞪得圆溜溜，不让我接近三爸。几次想打他，说这是个人，还是你的个耍头子？是啊，当时我爸只有我这一个儿子，也是算是个宝啊。但是，说这些有用吗，三爸是个疯子。可我就喜欢三爸那疯样。我爸不在场时，我就找三爸，央求他把我高高抛起然后接住，特别刺激特别开心，我总是在被抛起后嘎嘎嘎嘎地笑。三爸抛累了，把我放下来，转过身让我给他抠痒痒。他一大早起来，对着太阳唱“高楼万丈平地起”“快把那亲人迎进来”等我叫不上名的歌。唱完后哈哈狂笑，那笑声在寂静的村庄里久久回荡。

三爸住过灵武神经病院，后来也不知咋治了，反正好了，而且结婚成家。关于三爸的疯病，七爹坚持说是相思病。他说什么疯病，是想要婆姨想疯了。说三爸疯病犯了的时候，抱着六爷爷使劲地晃。说来也奇怪，第二年给三爸娶了媳妇，从此就好了。有一年我小姑看病，遇见一个神官，人家说，你三哥有过疯病？小姑说有过，但早好了，现在孩子都大了。神官说，不要掉以轻心，三十九岁时可能会再犯，有个方子就是吃白狗肉。那些年，我三爸只要见了白狗眼珠子都发绿。向别人要过，也买过，也用羊换过。总之白狗肉没少吃。三爸今年七十了，他的疯病再没犯过，奶奶将之归功于白狗肉。

 有病不看，着急了求神问仙。在闵庄从来如此。有一年端午节后，南坡魁爷的“菊花”奇疼无比，他找到了神婆子去看。神婆子说是被一个穿一身枣红的女鬼拿住了。给他讨了几道符，吃了还不见效。直到又过了多少天后，一泡大便排出，才知道是端午节吃粽子吃得快，一枚枣核囫囵咽下去横担在了屁股门，直到化脓排出。这事成为闵庄的一个笑话。也有人说，神婆子说对了，让枣子卡住了屁股门子，可不就是被穿一身“枣红”的“女鬼”给拿住了么。

 我爹有几年得了胃病，总是治不好，他不时要去神官家去看。有一次让我带他去，那时我已上高二了。我说，敬神如神在，鬼神的事我是从来不信的，而且也没好话。人家说心诚则灵，我去了影响你在神面前的虔诚，你让你老儿子陪你去吧。我弟弟平时很少干活，一听说让他陪爹去看神官，平时不干活的他也不情愿，于是主动套上骡子车拉水去了。我爹这人，得了病总是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得的不是好病。虽然我也十八九了，却操不上什么心。你说当爹的要去看神官，儿子不陪他去多少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神官让爹躺在他家的炕上，手持三环刀念念有词地几番卜治，我爹说轻松多了。随后，神官又让我一手拿着黄表纸，手扶门框脚踩门槛给我爹叫魂，口中不知所云地念着“桃花娘娘”之类的咒语。中间几次我憋不住想笑，但忍住了。我爹的病最终还是大夫看好的。但他总是说，关于鬼神的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母亲六十九岁那年心脏病突发，我爹坚持说是老病，不必治疗。但我们坚持在银川心脑血管医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前一天，镇上免费给家里院子铺水泥地，农户不出钱，得管两顿饭。母亲住院这一个月，我爹在家里侍弄庄稼和他的那群羊，平时不会做饭的他只能将就着吃。我爹眼里，他的羊和庄稼比什么都重要。而我母亲只是一个奴仆而已。我回去一则看看我爹，一则给他和干活的民工做几顿饭。第二天是中秋节，我爹说，过节了杀只羊拿去吃。我说行。爷俩到羊圈挑了一只最壮的羯羊，在羊圈门口杀了。以往，总是要牵到屋里杀，现在没劲了。所以，把羊“就地正法”后用架子车拉回去剥皮。

  我爹家里活多，本来不打算去银川。可能想想心脏搭桥是个大手术，老伴一旦下不了手术台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我爹说我也去吧。其实，我不想让他去，我爹这个人一辈子心肠小，不担事。那年我儿子做扁桃体手术，他来医院看时，看到孙子疼痛的样子，他竟背过身抹眼泪。我理解老人的舐犊之爱，同时也笑他的脆弱。多大点事，至于么？ 在我看来坚强与韧性，应该是男人应有的品质。我就怕他在大事面前，表现出不淡定。

  到银川后，我把母亲从医院接回来，那天母亲气色尚好，也不像往常那么倦怠。我一进屋就剁羊肉，下锅前还向她咨询，她说，水漫过肉即可，不要太多，汤酽炖的肉香。我和媳妇在厨房里忙着，父母坐在客厅里说话。中间我过去几次，看到母亲眼睛有点红，我想大概是担心手术风险或者想得太多，交代些什么后事之类的，有点黯然。大概是受了母亲的指点，这锅肉味道极美，完全是母亲在老家大铁锅炖出的感觉。我不知道别人吃这顿饭的感觉，反正我的胃口很好。虽然，这一切做得貌似并非多么刻意。但是，我的内心有些许沉重与纠结。我清醒地知道，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这或许是我们一家人与母亲“最后的晚餐”。我极力以大块吃肉掩饰自己。我要大家都觉得，对母亲的手术，不要过分担忧。该吃则好好吃，该喝则好好喝。人生少不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要积极乐观地面对。

 吃完饭后，我和外甥开车把母亲送到病房。手术前不用陪床，我们就回来了。我与我爹聊了几句，他主动向我讲了与母亲的谈话内容。此前母亲觉得今年身体不好，尤其几次犯病时，母亲说：“我今年可能不行了。唉，我走了也没啥，谁给你洗衣做饭呢。”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我爹这样说：“临了临了了，还要麻烦儿女，花上一浪趟钱，也不一定有什么结果。”听了这句话，母亲身子往沙发一沉，脸色蜡黄，老泪纵横。她说：“我还指望你来给我宽宽心，你就说这话？”我爹的话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前半生从来没在乎过这个身边人，待我母亲简单粗暴，母亲隐忍一生。这些年老了，父亲才觉得离不开这个老伴，尤其是他生活自理能力差，以至于那天离开家前，换一身行头时连自己的衣服都找不见。这样的时刻，他说话竟然没有考虑我母亲的感受。听得我咬牙，几乎是责问：“有你这样说话的么？我妈要手术了，你羊宰上，从家里赶来看她，给她鼓点劲，她很高兴。做手术的事，你做不了主，你也挡不住，你说这句话多余不多余？回去这两天，我给你讲了多少遍，医院里请专家做，而且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很高。至于花钱的事，也不是事，有医保，而且盐池县实行大病二次报销，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做儿女的虽然谈不上富有，但在这个城市里姑且还算体面地生活着，我们有能力为我母亲治病。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农村医保政策，即使我们有困难，我们也有义务为妈看病竭尽所能。”

  我知道，听了这样的话，病中的母亲难免伤心，但谈不上是打击。因为平时动不动我爹对她就是训斥和责骂，她尽管得的是心脏病，但心理的抗打击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她的老伴她比我们更了解。我父亲不以为然，他说：“咋了，我说得不对？”我说：“当然不对。”这样的话缺乏人文关怀，缺乏人道精神。后来，我妹对我说：“你现在脾气太大了，你那样说老爹，你不见，说得他头都低下了。”第二天早上，我爹回去了，他的羊他的玉米大概望穿秋水地在等他回去，我也不想留他。手术前如果医生如数家珍地报上手术风险，他若在场，只有添乱。当然，临走时我笑着对他说：“回去把自己照顾好，尤其吃好。羊可以饿着点，地可以荒着点，那都不是事。你要是倒下了，我可顾不过来。我们在这边把我妈照顾好，十一回去给你收秋。”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如果手术失败，我父亲一定有话了，说你们不听我的，到头来人财两空。

  母亲七十三岁那年再度脑梗住院，治疗期间发生肠坏死，截肠手术后出现肠瘘，经过三个月住院治疗未果，被迫放弃，回家准备后事。我爹把人死后地下铺的稻草都找好了，母亲自己也给我姐姐妹妹交代准备麻衣和孝布。还叮嘱她们说，给她穿老衣时别哭，眼泪别淌在老衣上，这样不好。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母亲咽最后一口气。四年前的那次大手术花了十几万，已经算是挽救了母亲的生命。这次花费三十六万元。没想到一周后，奄奄一息的母亲还有三寸气在喉。这时，有人提议要不看看中医。我心说水米不进，看中医也得吃药啊。我舅舅在盐池联系了县中医院，我觉得银川的大医院都看不了，盐池的小医院能看？既然有人说了，我全当是了个心事，就开车拉着母亲，后备箱放着寿衣直奔盐池。然而，奇迹发生了。母亲在盐池中医院经过一周的治疗明显好转。县中医院当院长的初中女同学为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我们一个病房有两张陪同床位。盐池的亲戚朋友多，伺候母亲的姐姐妹妹说，在盐池陪床天天能睡个好觉，亲戚送饭的也多。在银川几个月母亲受罪，她们也跟上受罪。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母亲康复出院，结账时只花了六千元。且不说治疗费用，这个病房如果按宾馆的标间费付，一个月大概也得这个数。关于母亲这场病，我爹后来对母亲开玩笑说：“我见了趟难死的人，没见过你这么难死的。”

 我外奶奶三十四岁时出麻疹。麻疹就是天花，今天这种传染病早灭绝了。但是，我外奶奶出麻疹时没有招，只有一个偏方，找一只青山羊，活剥皮后用那股热气排毒。那时青山羊也没有能救下外奶奶。柱子的外爷爷被狗咬后，得的是狂犬病，发烧头疼、浑身无力，尤其是怕风，听不了水声，产生幻觉，狂躁不安。最后被家人绑在门板上。也有人说了个偏方，说是找到咬他的那条狂犬。活活取出热脑，第一时间给病人服下就好了。柱子三外爷找到那条狗，用两根椽子夹住狗头，剁下脑袋敲开取出热脑喂给发病的人吃了。但是，他外爷爷还是死了。至于柱子外爷爷得狂犬病是否是因翻寡妇院墙被疯狗咬的，一直是他们讳莫如深的事，只有宽婶骂人时提过。不过，有人说柱子三外爷杀的狗，的确是田寡妇家的。

 在闵庄，六爹的死至今是一个谜。六爹先前在马家滩石油队的石子里当过工人，会修自行车，算是有技术的人。回到闵庄后，六爹在耕田种地上不够下苦。相对于我爹这些吃苦耐劳的人，闵庄的人都认为六爹懒。在我看来，六爹只不过是会劳逸结合而已。如果我当农民，也会像六爹那个样子干活。不会像我爹那样，干起活来不要命。何必整天把自己累得苦兮兮的。实际上六爹在他家春种秋收，不误农时。只是平时爱串门子，干活时有点浪工而已。所以，六爹有病不但六妈不相信，闵庄的人都不相信。六爹念叨说要去看医生，六妈说，啥病？懒病，就是不想锄地。六爹自己骑上自行车出门看病，六妈就骂，你不看就能死下？

 六爹得病那阵子主要是拉肚子，可能是脱水严重，六爹乏得放羊时连棉袄都披不动，他把棉袄搭在骚胡背上。六爹得病期间没看过医生，只是想当然地对症吃了点药。最后一次由他妹夫用摩托车捎到神汉家时，神汉把六爹妹夫拉到一旁说：“人都成这样了你给我往来拉，你看一脸鬼相。”于是象征性地卜治了一番，就让六爹妹夫立马捎上回。神官说得极准。六爹坐着摩托车，一路上还好好的，但一进门扶到炕上人就不行了。六妈一看人真的不行了，看到死亡的突如其来，六妈急了，她扯着襟子说：“你死，你死，你死了我和娃娃咋办？”旁边的老人一把把她推开说，媳妇子，人都成这样了，说这些干啥？这时候，她才想起这个男人一辈子也没享过个啥福，这人不行了给吃点好的。家里有啥好吃的呢，柜子里有一瓶苹果罐头。她拿出罐头，慌忙中手都划破了，撬开后，用勺子往六爹嘴里喂。六爹哪还能吃进去东西，罐头糖水顺着嘴角全流到了衣襟上。一个生命就这样陨寂了。后来，有人说，拉肚子也能把人拉死，真是奇了怪了。也有人从六爹平时的蜡黄脸色看，他可能得的是肝癌。

乡村死事

  随着闵庄老龄化的加剧，近年来关于长者死亡的事越来越多，以至于说起某个长者，我有时搞不清他们是否健在。在盐池，唢呐可吹喜可吹丧，但在长城一带，一般喜事是不用吹手的。所以，只要唢呐一响，大概一定是有人要上路了。每年入冬以后，闵庄的唢呐声多了，一些高龄老人挺不过去，总要在唢呐声中与孝子贤孙作别。“千年琵琶万年筝，唢呐一响全剧终。”人生啊，不管你扯不扯蛋，最终都要完蛋。完蛋了销户还没完，这要销声匿迹。所谓入土为安，魂归故里，就是要彻底归零。送一个人上路，什么都不好使，唯有唢呐这家当。我不知道什么器乐夺命，我只知唢呐可追魂。一段唢呐之后，可能才算宣布剧终人散。

 关于闵庄死事，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春，那萦绕在耳畔漫长的唢呐声。我的老太太，也就是我爹的奶奶的死。老太太说来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她一直随我大爷爷过，大爷爷早年丧妻，没有再续弦。他也是随长子过，男人没有女人家无主。实际上老太太算是随长孙我大爹过。小时候，大人把孩子脖子后面的小窝窝叫“争嘴窝”，这个窝窝深的孩子据说爱争嘴。人老了，大概也就为了一张嘴，老太太留给我的记忆总与吃有关。老太太的好吃、会吃是出了名的。我老大妈人不错，脾气虽坏，但她对老太太照顾是没说的。脾气来了也常和老太太干仗，脾气过了该干啥干啥。一般来说，被晚辈顶撞或冒犯，老人会生气的。每当老大妈与老太太干一仗，人家不理她了，但老太太才不管呢。你不伺候老娘，老娘自己动手。有时家里人忙了，老太太就自己动手做饭。她不上厨房，就在炕上的火盆上操作。那时多用的是柴火，有时火着不旺，她就嘴搭上吹，屋子不仅有烟，还有灰尘。他常在火盆上烙饼子、煎包子，炕洞里烧茄子，老太太美餐一顿的代价是把堂屋搞得烟熏火燎。老大妈家的大梁、檩子、椽子乃至房上的席子，比谁家的都黑。

 那时候家里没有贮藏的地方，好吃点的东西都放在架上。所谓架，就是在屋顶的椽子缝拴个铁丝或绳子吊一块木板，然后把好吃的东西放在上边，一来是空气通畅，食物不易变质，二是防家里的猫狗，更主要的是防嘴馋的孩子偷吃。比如说，家里的肉臊子如果不放到架上，孩子闲了就偷吃。这可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时，家里来人，最好的招待莫过于一顿臊子面。

 有一次，老大妈和老太太干仗，老大妈很凶，老太太也不是善茬，一点也不让。干完仗，老大妈一甩屁股走了，也不给老太太做饭了。老太太知道架上有好吃的，但她拿不到。于是，她拿来板凳，踮着小脚上去，用拐杖往下捣。一盘奶皮子被她捣了下来，因为晾得很干很脆，都摔成了碎片，但这并不影响老太太的胃口，她在地上捡着吃。

 农村人说多子多福。在那个时候，老太太虽然随长孙，也算是众儿孙供养的，谁家吃点好的都有她一份。老太太能走动时，就让孩子去叫她。后来，老太太行动不便时，就用架子车去拉。再后来，就给她端到家里吃。老太太自己为嘴贪吃。 像我们这样的重孙子有二十多个，平时，她讨厌我们这些小屁孩，有时去她家了她就骂。但是，如果到老太太家叫她去吃肉，老太太满脸堆笑，而且显得异常大方，格外开恩。她挪到挨土炕北墙放的箱子处，摸出钥匙，打开箱子，把平时亲戚给她的吃的，或是几块糖、几片饼干塞给你，或是喂你一块水果罐头。对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这些都是稀罕之物。她给你东西时还要叮嘱一句：“快装起来，别叫你大妈看见。”要是大妈看见了，这无疑授人以柄，以后再干仗时，大妈就有了说辞，你把好吃的给那帮白眼狼填塞了。小孩子没出息，管不住自己的嘴。偶尔在老大妈家吃顿饭，她其实不小气，给你吃，但哪天惹了她，她会骂：“婊子娃娃，吃上仇了！”所以，自打懂点事后，在她家我基本上能管住自己的嘴。

 老太太活着不仅是享福，在闵庄，她更是一个象征。农村男人打媳妇是家常便饭，女人无论有理没理，只要挨了打，总是老太太为她们撑腰。老太太拄着拐杖就上门了，有时动口训斥不够，还要挥拐杖动手，该收拾的一个也不放过。但打完了，你谁家吃好吃的还得叫我。如果谁家吃了一顿肉没叫她，换了别人，顶多有点不悦，自己生闷气。但老太太不干，全端在脸上。她指着鼻子骂：“狗日的，厉害啊，你也能咽下去？”在吃的问题上，老太太一直是这么霸气。后来，我想，这也应该啊，因为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她的孙男嫡女。

 老太太身体好，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毛病。偶尔有什么小病，她基本上自己治了。记得她最常吃的药就是麻黄素。当时我纳闷，这药是万能的？啥病都治？老太太要买药，就让在大队上学的学生代买。别看她八十来岁了，但账算得很清楚。给多少钱买多少颗药清楚得很。比如说，你想耍个小心眼，贪污几分钱买洋糖，这骗不过她。那时农村人割庄稼，有人割上几趟子，就要坐在地界垄上吃几粒麻黄素。这些年来，从一些禁毒大案中知道，麻黄素可以用来造冰毒，我似乎明白了，老太太当时一定有药物依赖。

 老太太的死与我们这帮顽皮的重孙子多少有点关系。头年夏秋时节，闵庄下了一场大雨。小村的孩子平日里玩不上水，而老太太房子门前的一块洼地因那场雨积了许多水，我们便挽起裤腿玩水，从水里出来一个个就跑到老太太的屋里，拖泥带水地进屋，自然会把地给弄脏。老人烦，就骂我们：“狗日的，都给老娘滚！”而这群野孩子才不理她呢，相反，还嬉皮笑脸地逗她。老太太急了，拿拐棍比画着要打我们。我们一个个龇牙咧嘴地笑，老人更生气。她在炕上挪着，准备下地教训我们，结果一下从炕沿上摔了下来。摔到地上后老太太哭叫起来，我们都吓傻了，一个个撒丫子都跑了。老太太那次摔了也没有找大夫看。我不知是否骨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天起，老太太就卧床不起了。

 第二年正月二十七，记得是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老太太走了。老太太寿终正寝应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它何以留给我如此深的记忆，关键是老太太临走时带走了一个人。这近乎是我有生以来关于死亡的永远的谜。农村死人后要请阴阳先生批殃，所谓“殃”，与逝者的寿命有关。它的计算单位是尺。长寿的九尺，短寿者大概三五尺。但是，有时未必寿低就殃低。按阴阳说的，一个人本来能活七十，但活了六十九，他的殃算是高的。但是，如果能活一百却活了八十，那他的殃也不算高。阴阳先生根据亡者的生辰八字测算这些，同时确定停棺时间、出殡时间、下葬时辰等等。阴阳说老太太死的日子不好，得停棺七天后下葬，而且他要孝子们不能动哭声。哭丧是丧事上的一道风景。尤其死者咽气、入殓、吊唁、领牲、出殡、下葬等环节，孝子贤孙都要大动哭声。农村人死了最讲究的是哭丧，不哭是不行的，但阴阳先生适时提示：“行了行了，不让你们动哭声”。对个别哭得凶的，阴阳还骂呢。

 老太太活了八十九岁，当是喜丧。其实，也没啥好哭的，凡是哭的，大多是女人们跪在她的灵前，想想自己的心酸事，长一声短一声地诉说而已。因为停棺时间长，那些天前来吊孝的人也多，家里总有一大帮女人操心吃饭的事。那天饭后，我在厨房门口玩，四奶奶边洗锅边和厨房的女人们有说有笑地聊天：“妈完了，我还没好好哭呢，今天要好好哭一场呢。”吃完饭，四奶奶果然到灵前去哭。她可能把攒了几天的劲都用上了，但是，那长长的一声哭出去再没回过来。我记得当时有人把她从灵前抱到炕上抢救，又是掐虎口，又是掐人中。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四奶奶的脸像纸一样惨白，那是我关于死亡的最恐怖记忆。老太太走了，而且带走了她最贤惠最忠厚的儿媳妇，到阴间伺候她去了。关于四奶奶的死，用今天的医学理论解释，大概是脑梗、心梗、肺梗之类。但是，巧的是她恰死于阴阳先生在丧事上明示的禁忌。这是巧合吗？

 四奶奶是闵庄公认的好人善人，享年五十四岁。四奶奶有个绰号——老代表，可能是年轻时以劳模的身份出席过会议吧。四奶奶家在生产队队部旁边，大多时候她是全村的炊事员。她家在队部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多，四奶奶的厚道之处在于，全村人谁都能吃她的饭。尽管那时日子穷，但她人大方，自己家的孩子不吃也没事。所以，只要提起老代表，没人不说是好人。也有人说，好人，好人顶啥用？好人命不长。

 四奶奶的意外去世，让闵庄的一桩丧事成了两桩。老太太的丧事是有准备的，而四奶奶的死完全是意外。老太太出殡后，大家忙着给四奶奶料理后事。家里没有猪羊用来办丧事。各家过年时的肉也都吃得差不多了，吃不了的该酱的都酱了，该腌的都腌了，剩下的大概只有等二月二吃的猪头猪肘。于是，各家便捐出了猪头猪肘，用来待客，好歹算是把一桩丧事过了。

 关于四奶奶的死，人们最惋惜的大概是后来。因为她死时家里的子女还没有什么气象，后来一个个都过得红红火火，非官即贵。说起四奶奶都说她福薄，如果多活几年那该享多少福。当然，更有人说，正是因为四奶奶埋在了吉地，所以才有了儿女的富贵。如此说来，四奶奶所以急匆匆地走了，那是在为儿女祈福。这个谁又能说得清呢。

 人吃土一世，土吃人一口。在闵庄，死亡从零岁开始，期间各个年龄段都有人从这里告别人世。在闵庄停留时间最长的老人是东梁上的三太爷，这位老寿星活了一百零二岁。比之老太太的寿终正寝，四奶奶的意外去世，还有几位至亲都是因贫因病去世。我六爹活了四十六岁，到我们这辈，大哥活了五十一岁、六哥活了四十七岁、八哥活四十二岁。为什么他们的享年我印象如此深刻，因为他们都是我家的左邻右舍，他们的生命是从我的视线中消逝的。无论寿禄高低，无一例外地由一段唢呐送他们上路。奶奶说，这些娃娃不当活的，没活上个好人就早早走了。每年大年三十，闵庄的人要给亡人烧纸。第一摊是给列祖列宗以及那些孤魂野鬼烧，第二摊是给自己的爷爷奶奶烧，第三摊才是给自己的故去的父母兄弟烧。“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比之孤坟里埋的少年人，那些中年逝去的人似乎还不算最不幸的，至少他们逝后还有香火延续。来时有声去无声，人生无常亦有常。生命应是一场筵席，有先来的后到的，有迟到的早退的，更有缺席的。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