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来了
时光倒流四十年，那时，我妈四十多岁。进入腊月，她就开始烦躁起来。
她的烦躁，从翻箱倒柜开始。
我妈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三班倒。六天早班、六天中班、七天夜班一个轮转，早中夜班轮换之间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她得做些工作日完成不了的家务，比如换洗床单、被里。衣柜里的那些布料，都是她下班或上班途中路过布店时淘来的便宜货。
大多数便宜货，是布店将一匹布卖到最后剩下的那一截，叫零头布。零头布嘛，依照碰巧遇上的人的需求来说，不是太长就是短了些。出手大方一点的，喜欢买长一点的零头布，她们说，那多出来的一点，正好做棉鞋或松紧鞋的鞋面。我妈不舍得。我家鞋子的鞋面，都是麻烦裁缝在套裁两条裤子时精打细算抠出来的。我有过一双灯芯绒棉鞋，两只鞋鞋面上的布纹走向一横一竖。若我妈买到的零头布长了一点，她会攒着，等到我们个子蹿高了过年时的新裤子短到了脚踝上面，她就从缝纫机机箱里翻出机头，装好皮带穿好线，用那藏在抽屉里的零头布，给我们的裤子接上一截。那一截，即便是那条裤子的“原配”，也与穿旧了的裤子有色差。
我最怕穿着这种裤子去学校。其实，我同学穿的裤子多半也是这种“款式”的，谁会嘲笑谁？那时一个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已悄然萌动。所以，那件果绿色的、的卡铜盆领外套，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妈有一丝恨意。
我妈淘来的便宜货中，还有一类是处理品，那块果绿色的卡布料，就是处理品。工厂在染色时出了差错，布料的一侧布边贯通着一条灰白的色带，很扎眼。后来，裁缝跟我妈商量，是不是就给小姑娘做一件紧身一点的两用衫？那条色带就可以裁掉。那时，大人给我们做的过年新衣，都照着棉袄罩衫的尺寸。我们长高了长壮了，它先是变成了能罩得住毛衣的两用衫、后来只能勉强裹住衬衫了。我妈不吭声地想了想裁缝的建议，摇了摇头。那件后身左侧有一条灰白色带的果绿色上衣，就成了我的惧怕，每每穿上，都会被与我互相看不上的同学指指点点。那年，我已上高一。
时过境迁后，来猜猜我妈在那一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她应该在想，我盼这件过年新衣已经一年，总不见得让我的盼头落了空。如果采纳了裁缝的建议，她就得再去替我买一块布料做棉袄罩衫。而我妈之所以从翻检布料那一刻起开始烦躁不安，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现缺一两块布料，那就得临时去布店补买。布店里当然不可能一直有零头布或处理品供应，那就得买正品，这是她极不愿意的。
有一年腊月头里，她把零零落落买来的布料堆放在床上后发现，缺了她自己和我爸的裤料。第二天她上中班，午饭后没有去睡那例行的一小觉，而是拉着我去长阳路大连路口的布店。
布店里人头攒动，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队。轮到我妈时，她还没有定下来买哪块布料。营业员一眼就看出我妈为难什么，就从铺排在柜台上的几卷料子中选出相对便宜的涤纶裤料“快巴”推给了她。我妈不太信任“快巴”，揪起一撮料子揉搓了几下再放手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但还是请营业员帮忙算出了套裁两条裤子需要的尺寸。付了钱出了布店，她把扎着印有店名的牛皮色薄纸的布料递给我，我回家，她去上班。她犹豫得对，用“快巴”做的裤子，一穿膝盖那里就鼓出大包，还收缩不回去。那条裤子，我爸穿一次就抱怨一次。
找齐布料后，在裁缝上门前三四天，我妈再度焦躁起来。
四十多年前，上海的市井人家多半有一个相熟的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往往是当年腊月的缝纫活儿收工之际，主妇们就会跟他约定明年上门的时间。他从不记下日期，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就会带着打下手的徒弟在那天早饭前准时敲响那户人家的门。
裁缝来了，客堂间变成了裁缝铺：缝纫机摆出了随时可供人使用的样子，边上或者对面，用铺板搭就的裁剪台上铺好了棉毯，就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使用熨斗腾起的蒸汽弥漫在客堂间里。
我喜欢裁缝来我家客堂间做衣服。我家的客堂间，像那时大多数人家的客堂间一样，用劣质水泥铺地坪，用石灰刷墙，木头门窗总有缝隙，所以，腊月里的客堂间，很冷。裁缝没来时，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复习功课，到十二点去睡觉时，两条腿能从脚一直冷到腰。裁缝来了，会在客堂间中央放个煤球炉方便他随时使用熨斗，客堂间里变得暖和起来，我就在堆着针头线脑的八仙桌上推出一个小角落，做作业。只是，那台平时我能决定听什么的红灯牌收音机，必须得让给裁缝做主了。
裁缝没来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剧。听的时候不知道那时的广播剧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读了大学中文系后知道，《看不见的收藏》《敦厚的诈骗犯》《法尼娜·法尼尼》等等，都是根据重量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听着由著名配音演员或电影演员用他们辨识度很高的音色来演绎茨威格、西村京太郎、司汤达笔下的人物，我做起作业来就不觉得是在“苦作舟”了。裁缝来了，我只能跟着他收听戏曲节目。他从苏北来，但在上海做裁缝已有时日，所以也听越剧、沪剧和评弹，可最合他意的，是淮剧。碰巧那天电台播放筱文艳吟唱《牙痕记》中的“十年不见亲娘面”，他会开心得等炉子上的熨斗热起来的那几分钟里，也会念念有词地琢磨怎么裁剪手里的这块布料好帮我妈省出尺寸更大的边边角角。有一次电台播放《牙痕记》时，正巧我妈也在家，就跟着裁缝一起听。听着听着，我妈突然说：“《探寒窑》更好听。”我从作业堆里抬头盯着我妈看了好一会儿。我完全没料到我妈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除了工资以外，裁缝一般会在我家里吃三顿饭一顿点心。裁缝不像泥瓦匠，吃得多吃得粗，他们要吃好一点，这好一点，无非是早饭里除了粥或者泡饭以外得有个大饼或者一根油条；午饭和晚饭呢，得有个荤菜，肉或者鱼；下午三点左右要有一顿点心，通常是水潽蛋加个桃酥或菊花酥等小点心。我妈在家，裁缝的正餐和点心都由她负责。若遇上我爸休息，我妈就会让我爸接手。每到这时，我爸就会口气生硬地拒绝我妈。每年这一次预料之中的吵架，让我妈很生气，觉得我爸是在没事找事，但我大概在读初中时就知道，我爸不是没事找事。我爸是个极度节俭者，坚决不花可以节省的每一分钱。一个裁缝来家里做衣服要付工钱，这是必须的；至于还要好菜好饭伺候着，他就觉得过分了。所以，老屋拆迁时从客堂间八仙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本繁体字竖排版的《红与黑》、扉页上有我爸的名字和“购于1957年4月曹家渡”的字样，我大吃一惊。
我爸会没事找事，但不敢耽误事。轮到他管裁缝一天伙食时，会早早起床去菜场买菜，且多半会骑上他的兰苓牌二手自行车，去三角地菜场。回家后又不厌其烦地“粗粮细作”。裁缝吃开心了，就特别愿意接受我爸的建议。那段法兰绒的裤料，米白的底色上印着深浅不一、粗细不匀的咖啡色线条。我爸说：“给我女儿做一条直筒裤吧。”裁缝把布料哗啦啦地抖开，举到窗口对着太阳看了又看，说：“做成直筒裤，好看。”我拒绝了我爸的建议。等我穿上按照老式小脚裤样式缝制的裤子去逛马路时，发现街上已在流行直筒裤，再低头打量自己的新裤子，唉唉。隔年，裁缝又来时，怎么裁剪阿姨送我的那块蓝色女衣呢料子，我没有按照我妈的意思做一件棉袄罩衫，而是听从我爸的建议，把它变成了一件马甲裙。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了结婚生子。
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同一宿舍的八个女生躲在寝室里嗑着傻子瓜子畅聊未来。这些读过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女大学生们，一个个发誓，毕业以后哪怕有了自己的小家也绝不学煮饭烧菜织绒线衫。当时只道是在骄傲地离经叛道，如今细细思量，打从记事起就看着妈妈被繁重的家务缠绕得精疲力尽，我们看怕了。
顺手就把书桌上的相架反转过去——相架里的照片上，我穿着白色西服、红黑格粗花呢裙子站在水边，开心地笑着。想要一条黑红格子的粗花呢裙子已经有些时日了，裁缝来一次我就跟我妈要一次。我妈的回答却是多年不变：“为了凉快才穿裙子，怎么能用粗花呢这种料子做裙子？”直到快要结婚了，我妈才让裁缝做了一条。没想到，这竟是裁缝最后一次来家里做新衣。那以后，穿衣戴帽这件事被慢慢地交给了流水线，而我妈，也在岁月的流水线上慢慢老去，老到连我爸都不认识了，老到离开了我们。
妈妈走的那一年，又到腊月，我去看老爸。进门，放下东西便上楼去翻箱倒柜。老爸笑骂：“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了？”我掏出一张照片举到我爸眼前：“我想找找看，我穿的这件绒线衫还在不在。”那是我跟老弟的合影，照片上我穿着一件镂空的花色繁复的绒线衫。老爸一看，“哦”了一声：“这件绒线衫我记得，是大红色的。你妈下了大夜班只睡两三个钟头就起来织这件衣服。本来是要织一件长袖的，绒线不够。”说着，他长叹一声：“你妈当年可真不容易。”想对我妈说的那声对不起，变成了泪水盈满了眼眶。我背对着我爸：“那你还跟我妈吵个没完。我记得每年裁缝来家里，你都要跟我妈吵一架。”老爸嘿嘿一笑：“这就是过日子嘛。”又说：“你现在不也天天忙着在厨房里煮饭烧菜？还开心得很。”可不是嘛。离开前我到妈妈的遗像前上一炷香。见我目光落在了遗像旁的几盘录音带上，老爸说：“你妈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听淮剧。”我抽出那盘录有筱文艳主演《探寒窑》的磁带，取出印有唱词的磁带封套：
“为什么自讨苦吃到寒窑？儿呀儿，你开门来，为娘我特地前来探望儿啊……”
旧物太多，没有找到那件绒线衫。回家路上我暗忖，下次要空出一整天来老爸家找纪念，顺便把那本《红与黑》也找出来。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时不到二十岁的我爸，怎么会把好不容易省出来的钱买了一本司汤达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