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5年第12期｜张惠生：往事如烟
一
烟是从那个高高的烟囱上冒出去的，说白不白，说黑不黑。或许这就是烟应有的样子……二十多年了，那些烟总在我的脑海里飘荡着，挥之不去，思之伤心。
他死了！他得了绝症必死无疑，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但他走得如此之快，却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
他叫何明宇，是个一辈子跟税收打交道的人。
何明宇长得有点儿老相，皮肤很黑，头发很硬，脸盘儿很方，眼睛很大，嘴唇很厚。厚嘴唇一咧，脑门上就挤出些抬头纹。他身上总是穿着那套蓝税服。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省了买衣服的钱，二是穿着它说话管用。
他曾告诉我，他小时候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将一生跟钱打交道。母亲听了高兴地摸着他的头说：“看来我儿这辈子不缺钱花了。”算命先生却眯起双眼笑而不答。
何明宇小时候家境不错，又是独苗，有幸比同龄人多读了几年书，十几岁便在村里干了会计。一天晚上，村支书到他家说，县税务局要村里找个能写会算的年轻人去公社税务所收税，他觉得宇儿这小子账头挺好，人又老实，决定让他去。就这么着，何明宇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小村子，到税务所干起了收税这行当。那年是1961年，何明宇十八岁。
后来根据何明宇的工作表现，县局想把他调回去，可他死活不干，甚至提出要到县里最偏远的山村去收税。他主意已定，谁也没办法，好在想去那个地方的人也不多。就这样，1971年冬天，在何明宇从事税收的第十个年头，他只身去了山后夼村征收点，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他独自待在山沟里，春来冬去，走村串巷，一分一厘地收税，风雨无阻，勤勤恳恳。
这就是那个从我笔下脱颖而出，上报纸，上广播，上电视，一夜之间成为全省税务系统劳模的税务干部何明宇。可是，我竟想不到就是这个何明宇，居然做出了一件至今都令我难以置信的事儿。
二
198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媒体要采写来自一线的典型人物。我在各部门提供的材料中发现了何明宇这个名字，看了他的事迹简介后，第二天便动身去了他所在的县税务局。
“你说的这事儿是真的？”
“我咋能在局长面前说假话！”
“你敢与他当堂对证？”
“敢！”
我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前正准备敲门，无意间听到了里面的对话。
“请进。”
我随声走进屋。
“您好。您是刘局长吧？”
“是。您……”
“我是报社记者张平生，我是来……”
“知道，知道。市局昨天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您先请坐，老何这会儿正从山里往回赶呢。”刘局长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不过这事儿……”刘局长欲言又止，把目光投向他对面的人，“有人来告他了。”
“告他？”我问。
“是。”那人抽着烟，理直气壮地答道。
“请问您……”出于职业习惯，我问那人。
“个体户。你是记者？”他回答后又反问。
“是。”我点点头。
“这就更好了。”说罢，他吐出一口烟，乐了。
“告何明宇？告他什么？”我看看那人，又看看刘局长。
“告他受贿，告何明宇这个专管员心太黑。”那人说话时，一脸正气。
“谁呀，背地里跑局长这儿说我心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看见坐在刘局长对面那人时，脸一下沉了下来。
“你俩熟？”刘局长问。
“那当然。”那人笑着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
“常打交道。”何明宇冲那人一笑。
“你们先等一会儿。”刘局长把脸转向我，“他就是你要采访的何明宇。老何，这是报社的张记者。”
我伸手，他没握。
“采访？记者？还有他？你们这是唱哪出呀？”何明宇指向个体户。
“没他，他是凑巧赶上了。”刘局长解释说，“你跟张记者先到隔壁去聊聊。”
“等等。”那位个体户沉不住气了。“局长，刚才你不是说当堂对证吗？现在他人来了，记者也在，怎么……”
“我不走。”何明宇冲着那位个体户又是一笑，“说吧，不就那点儿事儿嘛，有啥了不起的，大不了脱下这身税服我回家种地就是了。”
我闻到了火药味儿。“对簿公堂”真要在局长办公室上演了。
守着我，守着刘局长，守着何明宇，个体户把这个税收专管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如何向他索贿受贿的事儿酣畅淋漓地讲了一通，最后还掏出个小录音机，作为何明宇向他索贿的证据。
人证物证俱在，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
“哟，有心眼儿，留证据了？这就好办了嘛。”面对证据，何明宇反倒平静了，“我问你，一开始是不是你主动给我钱的？”
“是。”
“我要了吗？”
“没要。头一回是我硬丢在你那儿的，可后来就是你打电话要了。”
“是，我要了。哎，我问你，咱俩非亲非故，你为什么给我钱？”
“还不是图能少交俩税钱嘛。”
“那怎么又跑这儿来举报了？”何明宇不温不火地说。
“你小子心太黑了，要起钱来没个头儿，我这么个给法，钱比交税还多呢。”个体户有些动怒，声调高了许多。
“这么说，行贿不如交税了？”
“按你这么个要法，我宁肯交税。”
“哈哈，哈哈……”听到这儿，刘局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伴着这笑声我也了解了真相。
那位个体户第一次给何明宇扔下钱走了以后，就再没露过面。何明宇几次给他打电话，也总是避而不接。无奈之下，何明宇才想出这个以毒攻毒的下策——每月按时向那位个体户要钱，再用要来的钱替他交税。何明宇按月要钱，要得那位个体户吃不住劲儿了，才有了这出“对簿公堂”。
有必要再说一下，这并不是老何做出的那件令我至今都难以置信的事儿，不是的。
三
离开刘局长办公室，我提出随老何一起回山后夼村看看。“山沟里有啥好去的？”何明宇不想让我去，但我去意已决。
山后夼村有些偏远，山路崎岖。老何告诉我，山后夼村征收点负责三个村子的税收征管，每个村子都隔着一座山，他在这里逢五排十地翻山越岭去集市上收点儿零散税。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
村头一个小四合院，院门上方挂着一块横匾，写着“中国税务”四个大字。小院收拾得挺利索。墙边放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屋檐下有两只水桶和一根磨得发亮的扁担，扁担旁边还有个大瓷坛子，坛口四周凝结着盐花，这些盐花在秋日落霞的辉映下散射出许多好看的亮点。院里北房三间。东屋是老何睡觉的地儿，一张炕、一领席、一床被褥，叠得方方正正的；西屋是他办公的地儿，放着一张三抽桌，抽屉上着锁，一条木凳和一块小黑板。最引我注意的是墙上挂着的两幅字画，一幅画着兰草，一幅写着：老老实实收税，清清白白做人。
那天晚上，老何熬了一锅白菜粉条炖豆腐，炒了一盘咸菜丝，炸了一盘花生米。我们俩炕头一坐，腿一盘，聊了一夜。在我的试探下，老何告诉我他当初来这里收税的原因有两个。
那时他还在公社税务所收税，有次抓了一个偷税的，税款不多，可偷税人仗着自己有点儿背景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当众指着老何的鼻子吼骂。时年二十几岁的老何哪里吃得住这个，他一拍桌子说道：“你小子听着，这回我要是不叫你老老实实地把税钱交了，我就不姓何！”
事情闹僵后，当时的老局长到公社驻地跟何明宇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没有涉及偷税这事儿，只是将他这些年来的工作赞许了一番，夸他作为税务干部是再难得不过的了。赞许之后老局长告诉他，鉴于他的工作表现出色，局里想调他去县局税政股主持工作，他再三叮嘱何明宇，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后来我才品出这个味儿来，”老何苦笑了一下，“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只想着拼个鱼死网破。结果……我一气之下坚决要求来了山后夼村。”
“噢！”我听到了想听的。
“后来那小子到底是一分税钱都没补交，到今天我也咽不下这口气。窝囊，窝囊啊！他凭什么狗仗人势地不把我这个税官放在眼里啊？到山后夼村的那天晚上，我把门一关，就坐在这儿，一气儿喝了两瓶二锅头，醉得我头痛了两三天。”
我醉眼蒙眬地注视着老何，极力窥探这个强悍而朴实的汉子那颗曾经被打击过的正直心灵。生活总会碰到挫折，但挫折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变得老练，甚至变得“狡猾”，就像老何的那场“对簿公堂”。
“……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为他愤愤不平，但仍急切地想知道另一个原因。
老何把头低了下去。
“这个原因除了我，局里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依旧低着头，“但今天我一定得告诉你。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当典型。我到山后夼村也算是……逼上梁山。她，她……跟人通奸。”
老何的声调很低，但仍让我惊愕不已。我瞪大眼睛，明白这个“她”指的是谁。
“祸不单行就是祸不单行！局长跟我谈话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知怎的，我突然很想回家。我穿上衣服锁好门，在漆黑的夜里一溜烟儿往家赶。就在走过我家屋后的时候……”说到这儿，老何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是我老婆和……就是我走后接替我的那个会计。”
我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
“我听见那个会计说：‘怎么总是这样？俺家几个兄弟在村里能一手遮天，你怕啥？’天哪！我当时就愣住了，眼前一个劲儿地冒金花。我肺都气炸了，顺手捡起一块砖头狠狠朝后窗扔去，然后又一口气跑回了公社驻地。”
我递给他一支烟，看到他的眼里满是血丝。
“我咽不下这口气！可我一个小职员又能把他咋样？我爹，我老婆，我儿子，我，哪个敢跟他们兄弟对着干？后来我老婆向我下跪讨饶，说就是杀了她也不再干那种事儿了，她可以当牛当马侍候我一辈子，就是别不要她。我当时啥话也没说，连来山后夼村也没告诉她。”
“噢……”我听到了不想听的。
“此后好几年，我除了过年，平时就没回去过。我老婆一个人拉扯儿子，侍候我爹。爹临终前把我叫到跟前说：‘儿子，可怜可怜你媳妇吧，这些年她遭了多少罪啊。做那缺德事儿的不是她呀。’说完这话，我爹就咽气了。我大哭一场，不为我爹，也不为我老婆，是为我自己。我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一切都做得像个人样儿。尽管我没能斗过那个偷税的小子，起码也勇敢地斗过。可在家里我又像什么呢？我连保护自己的女人都做不到！我一个人跑到山沟躲起来，拼命工作，认真收税，我想这样就会淡忘那些不顺心的事儿。可我错了，这是在折磨自己，折磨家人！我有时常常问自己，这样做还是个男人吗？”
老何说最后这句话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射出冷冽的目光，直刺我的心。我避开他的目光，仰头干了桌上那杯酒。我的胸口一阵火辣辣的，是辣？是苦？说不清。
四
那晚过后，我似乎重新认识了这个在山沟里收了二十多年税的汉子。他的坦言更加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避开那两件事儿，伏案三昼夜，《告出来的好税官》一气呵成。
《告出来的好税官》登在了日报头版的醒目位置，并在全市引起了轰动。但这篇报道轰动的同时也惹怒了何明宇。他到报社找我，刚一见面就怒气冲冲。我俩为把他树成典型的事情大吵一架。
“张平生，你太不够朋友了。说好了我不当典型，不当典型，你却发了那篇东西。”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眼球里又充满了血丝。
“老何，那两个原因我都没写进去，还不行吗？”我的报道丝毫没触及他的半点儿隐私与伤痛，我觉得他待我实在不公。
“你知道的，我不愿当典型！”
“你不愿当典型那让谁来当？你能再找出一个在山沟收税二十多年的税务干部吗？你说，能吗？”
“张……张……张平生，我说不过你。你说话不算话，叫啥朋友？算了，不跟你瞎扯了，权当我没认识你这么个人。”
气急之下他一甩胳膊走了。我叫他，喊他，他头都没回。
老何不仅成了典型，还当了劳模。第二年五一劳动节，他参加了市里组织的英模报告团，在全市十几个县市区进行巡回报告，还在全省税务系统作了事迹介绍。省局局长听了他的事迹以后感慨万分，亲自去了一趟山后夼村，并给他带去一台十九寸的彩电，回到省城后，又亲自把他的事迹材料送到省长那里，省长看了以后连连夸奖，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培养出这么好的税务干部，实属不易。后来，老何成了省劳模。
我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人生价值。每每想到此，我便觉得十分欣慰，也为老何高兴。但在欣慰之余又生出几分抱怨：你老何能有今天，还不是当初我横下心要写你吗？总不该这么一走了之吧？
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我俩又见面了。
传达室打来电话说门口有个人要见我。我下了楼，见何明宇等在那里。
“老弟，不管我上次怎么对不住你，今天有件事儿你一定得帮我。”他语气急促。
老何告诉我，县政府号召村村办企业，山后夼村的村支书抓耳挠腮了好几天，终于跟南方一个出产注塑机的厂家取得了联系。村支书发动全村人集资买机器，好不容易凑够钱，去了南方，可这一去连人带钱都没影儿了。
“他是不是携款跑了？”我说。
“不会，绝对不会！我了解他。”老何肯定地说。
“那是……有什么不测？”
“村里人也这么说，这几年经常发生这种有去无回的事儿。”
“那你来找我……”
“想求你帮忙在南方的一些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啥的，花多少钱我给你，多登几个地方。这是一条人命和乡亲们一点点凑起来的十来万块钱哪！”
“你放心，我这就联系那边的好哥们儿，寻人启事一定会尽早登出去。不过能不能找着这位村支书……”
“那就……听天由命吧。”
老何把村支书的相片和有关材料递给了我。
“老弟，你一定得多上心，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老何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深深感动了我。我想，老何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山后夼村的事儿与你有何关系呢？
五
按照老何说的，我草拟了寻人启事，也请了几位南方报社的朋友帮忙。寻人启事很快刊出，可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村支书。这事儿之后，老何对我又有了些好感，有时会打电话来问问我忙些什么。
年底，为了写一篇关于税收收入的报道，我再次去了老何他们县的税务局。采访之余聊起老何。刘局长告诉我，何明宇这个劳模真是树对了，甭说这些年在税收上没出过一点儿事儿，就是他待的村子也是人人夸好。当劳模以前是这样，当了劳模以后更是这样，这让局里特别放心，特别自豪。按说老何这个岁数也该回城歇歇了，可他是在山里树的典型、当的劳模，现在让他回来，不太好开口。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直到这时我才觉得当初把何明宇写成典型大概算是我的罪过了。如果他不当劳模，或许现在早带着老婆孩子进城享清福了。我心里有些发酸，离开税务局后谁也没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去了山后夼村。
那天下了大雪，车不好走，到山后夼村时，天已经擦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老何住处，没承想，老何不在。我在车里等了大约一个钟头，才见雪人似的老何回来了。他看见我，显出几分惊喜。
老何切了盘咸菜，炒了花生米，我们俩又一次盘腿在土炕上坐了下来。灯光下，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老何，他老了，瘦了，那双大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神了，两鬓多了不少白发。
“甭看，老了。”老何跟我碰了下酒杯。
外边刮起一阵北风，雪花悄悄地从窗缝挤了进来。
“老何，我当初也许真的不该把你写成典型，如果……”面对眼前有几分苍老的老何，我觉得有些内疚。
“当就当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老何倒是不在乎了，“你看，不当劳模，我哪能看上这么大的彩电呢？咱不说这个啦。老弟，我儿子腊月里要结婚。”
“是吗？”
“这两天就想打电话告诉你。巧！你来了！我儿子的喜事无论如何你要去的。我一个人在山沟里这些年，外边也没啥朋友，你赏个脸怎么样？”老何抬起脸，眼巴巴地看着我。
“去，我一定去。”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祝福他，而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向老实人赎罪的机会。
“好。你真让我高兴。”他举起杯痛快地干了一杯。
“唉！人上了岁数，想想以前，越发觉得我老婆不容易啊。如今她把孩子拉扯大了，要做婆婆了，这喜事我一定要办得好一点儿，无论如何我得让她高兴一回。”老何说着，冲我笑了。那厚嘴唇一咧，不光是脑门，整个脸都折出许多皱纹来。
我看着这张脸，好像在这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读懂了很多东西，但又有好多东西还没有读懂，真的没懂。
六
老何的儿子叫何光。小伙子二十八岁，性格有几分像老何。当年没考上大学，因眼睛近视，当兵也没过关。两次挫折并没让他气馁。他报考了农大函授生，一边学园艺，一边把家里的几亩地改成果园。几年下来，不仅果园有了收成，爱情也结了果。
何光婚礼那天，我如约而至。酒席摆在老何自个儿家的院子里。老何穿了一套崭新的税服，人显得精神多了。
我送给新郎新娘一套园艺科技方面的书，给老何的老婆买了一件外套。
“兄弟，你……你这叫我说啥好，说啥好哟！”老何的老婆脸涨得通红。
“嫂子，拿着。”
“好，好。谢谢兄弟，那……那我就收下了。”老何的老婆没征求老何的意见，只是看看那衣服又抬脸看看我，看看我又低头看看那衣服，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个来回才接过去。
百年好合的喜酒把人们喝得喜洋洋的。何家这个小院，在几十年的岁月里，绽放出它最美好的一面。
老何喝醉了。他摇摇晃晃地把亲戚朋友送走后，回到屋里又开了一瓶白酒。
“来，老……老弟，咱……兄弟俩再来……一瓶。”他把税服扣子全部解开，我看见了税服里面的破棉袄。
“你别喝了。”老嫂子一边收拾残羹剩饭，一边小心地对老何说。
“干吗……不喝？我高兴。我得……喝。喝个痛……快。”他不容分说地将一瓶酒分别倒在两只碗里，递给我一碗，然后自己歪歪斜斜地端起另一碗。
“老何，你醉了。”我想阻止他。
“什……么？你说……什么？我醉……醉了？不，我没醉。老弟，我……我这心里头……我这心……”人醉了以后思维大都有些混乱。老何说到这儿，张着嘴再也说不下去了。半晌，两行泪水从他那有些昏花的眼里扑簌簌地淌了下来。
“老何，你……”
“别管我！谁……都别管……我！”老何说着将酒一口气喝干净，然后把碗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伴着那瓷碗破碎的声音，老何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他扯开嗓门大声喊：“老天爷，你……知道吗？我何明宇今天高兴……啊！”
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税制改革，山后夼村的那个征收点撤销了。老何回到了县城，分到了国税局，在直属分局的办税大厅负责税务咨询。另外，按照市局安排，对省级劳模进行特别关照，还分得了一套房子。
老何回了城，住上了新房子，我前去祝贺。
“我这辈子不就是收了点儿税吗，到头来竟享受这待遇。有愧，有愧呀。”老何看着我，话说得很虔诚。
聊起税制改革，老何大加赞赏。
“好，这税改太好了！”他的口气十分坚定，坚定得不容别人置疑，“不说别的，单就税务干部手里没有了那么多特权这一点，就是税改的明智之处。”
老何告诉我，过去专管员管户的做法弊病太多。对于企业或纳税户来说，专管员就是大爷，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尤其是像他这样长年自己管着几个村子的，要想私下捞钱太容易了。他说，不是那些税务干部不好，换了谁都容易那样，那种征收方式给执法者留下的缝隙太大了。
“公开、公平、公正，”老何拿眼瞪着我说道，“你知道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想听他说。
“最重要的是公开呀！你想，只有公开了，才能公平，才能公正。一切公开了，你就能少犯错，少出事儿。”他说这话时，又死死瞪着我，仿佛是我犯错捞到了好处一样。
“这话有道理。”我躲避老何的眼神。
“要是早点儿这么办，那该多好，该多好啊。”老何感慨万分。
这之后我又见了老何三回，他又重复说了三回好。我就想，老何呀老何，你眼看都是要退休的人了，再好与你能有多大关系？
不，我错了！这场税制改革与他有关系，与他太有关系啦！
八
又过了半年多，我突然接到老何的电话。他得了肺癌。
放下电话，我直奔医院。老何躺在病床上，样子有几分可怕。人瘦了好几圈，脸上好似就剩下一张皮，两只眼睛深深凹陷下去，眼珠子却向外鼓着，原先黑白相间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我握着他的手，那手干干的，硬硬的，仿佛一使劲就会断裂。老嫂子两眼红肿，不停地用毛巾给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你来了。”他声音微弱，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我来了。”我回答他，一时又不知再说什么好。看着眼前的老何，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个满头黑发、一脸憨笑的何明宇。我扭过头，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有几句话要跟老弟单独说。”他挥了挥手，老嫂子会意，把毛巾递给我后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
我坐在病床前，拿毛巾给他擦汗，感觉到他的手正在不停地抖动。
“我早料到会这样。”他说，“因为……我有一块心病，心病啊，你知道吗？”
“老何，你冷静些，慢慢跟我说。”
“我很冷静，我从来没有这样冷静过。”他叹了口气，然后闭上眼睛，“你还记得我曾为寻人启事的事儿去找你吗？”
“记得。”
“你还记得村支书没了，十来万也没了？”
“我记得。”他的话使我想起当年他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我的心病就出在那钱上啊！”
静，病房的空气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当时因为钱凑不齐，村支书让我从税款中借两万元给他暂用。”
“你给了他？”我恍然大悟。
“没有。我没那么做。那是税款，我怎么能说借就借呢？”
“那……”我如堕雾中。
“可我看村支书急成那个样子，心里不好受，想来想去便把自己攒了多年的两万块钱给了他。他说等机器运回来一开张，顶多三个月就能还我，结果……结果你是知道的。”老何微微摇了一下头，“我儿子腊月就要结婚，那是我为儿子准备的钱哪！我想用这钱好好给儿子办喜事，让我老婆和儿子高兴一回，也算我何明宇没白做回男人。”
“无奈之下你就……”我已经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是这样！我私自挪用了税款。”他的眼直直地看着我，“我当时真的无奈啊！收来的税款就锁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开开锁我就能把它拿在手里，就能啊！”
我这才恍然大悟。正是这个原因，正是老何开开抽屉就能拿到那两万块钱，所以他才那样称赞税改。
“我……能理解。”
“理解？有什么用？一念之差。我对得起谁？我没有勇气告诉任何人，包括老婆和孩子。如果不是要死了，连你我也不会告诉的。”他一阵急促的喘息，脸白得像张纸。我想叫医生，他拼命拽住我。
片刻，他平静了许多。
他接着告诉我，从那以后他千方百计地省吃俭用，把工资中除了给家里的那部分，全都攒了起来，把给省劳模发的补贴也全都存了起来。他想攒够钱悄悄放回那个抽屉里。可谁知税制改革了，他待的那个征收点没了，他那些任何人都无法查出问题的台账全部交到了局里。两万元的税款再也无法放回那个抽屉里了！
我顿时想起，冬天去他那里的时候竟连白菜粉条炖豆腐都没有了；我又想起，他喝醉酒解开税服，里面是一件不能再破旧的棉袄。我还想起，他摔碎碗时脸上的泪水，原来不是因为幸福……
看着眼前病入膏肓的老何，我欲哭无泪。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他叹了一口气接着对我说，“现在，我求你帮我办一件事儿。”
“你说，我一定给你办！”
“那好。”他极信任地点了下头，然后从褥子底下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一个皱皱巴巴的存折。
“这里头有一万七千五百多元钱，如果……你觉得我还值得你可怜的话，就请你再给我补上两千多块钱。我会告诉儿子，是我生前借你的，让他如数还你。”
我刚要说话，他伸手制止了我。
“你……听我说。”他又一次使劲握住我的手，“我离开后，你把这笔钱交到局里。记住，一定要等到我死了……死了以后！一定要把钱交到局里。你答应我，答应我呀！”
看着老何那绝望又虔诚的神色，我的眼里充满泪水，用力地点头配合他。半晌，好像确信了我的许诺，他松了手，昏花的眼里流露出欣慰，好似得到了解脱。
我原来以为，那欣慰和解脱足以使他羸弱的生命得以短暂持续。谁知，当我从银行里提出一万七千五百元钱再去医院时，他离开了人世……
九
何明宇的追悼会在县殡仪馆举行。
吊唁大厅里布满花圈，前来悼念的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老何穿着崭新的税服，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木然地站在悼念的人群中，静静地听着刘局长代表众人向何明宇所致的悼词：
……何明宇同志把一生的心血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税收事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何明宇同志的一生，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一名税务干部，无愧于税务系统的一名劳模。何明宇的荣誉是我们集体的荣誉，何明宇的自豪是我们税务人的自豪。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以劳模为榜样。让我们……
我走过老何的灵柩，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他的脸上好像仍然挂着一丝掠不去的阴影，眉宇间似乎挤满了内疚和痛苦。
我心里像压着一座大山……我走出吊唁大厅，背着挎包踉跄着奔到一棵松树前，用晕涨的脑袋不停地撞击着树干，那些华丽的赞美依旧在我耳边飘荡。我知道，老何应该是平凡的，是光荣的，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劳模。可我肩上的挎包里却装着那整整两万块钱的税款，装着老何最后的遗愿。
天哪！我该怎么办？把这钱交给刘局长，实现自己的承诺和老何的遗愿？可一个劳模没了，没了！领导的关怀，大伙儿的敬仰，以及他何明宇一生奋斗不已的心血，不就都要化为乌有了吗？
我抬起头，远处，一缕青烟正从烟囱向昏沉的天空散去，说白不白，说黑不黑……老何，那就是你！
“我该怎么办呢？”我仰视苍天，不知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何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