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返乡叙事”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典型的叙述模式，关仁山小说中的“返乡叙事”独特之处在于，返乡者在返乡之后从事乡村建设，而非寻求乡村慰藉或再次离开。正是这种“返乡叙事”再造了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农村新人”形象。如此乡建类型的“农村新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性”而有对城市与乡土两种文明持守主体间性的视野、乡村建设主体性自觉，结构性地回嵌于乡村等新质。或许基于为乡村建设提出方案，关仁山建构这些农村新人形象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存在着返乡动力机制的臆想化、乡村回嵌再适应的悬空化、形塑乡村建设主体旧模式化等内在限度。为避免这些限度，创作主体需要将时代的文化征候，社会的情感结构、城乡中国语境下的乡村复杂性等方面囊括进返乡叙事之中。

关键词：关仁山 返乡叙事 农村新人 再造 限度

返乡叙事是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典型的叙述模式，主要以主人公在接受城市现代文明淬洗之后的返乡背景及情节构成相对完整的故事。这种模式的主要叙事内容是：返乡者如何描绘、凝视乡村；乡村亦如何迎对他们的归来。若以返乡主人公的身份为分类原则，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知识分子返乡。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师陀的《果园城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贾平凹的《高老庄》、李佩甫的《生命册》等。在这种类型里，返乡者代表着“现代”与“文明”。通过他们的观察，乡村或显示与现代性的落差，是须批判与改造的对象；或受到现代性侵蚀后的裂变与异化而令人焦虑。二是农民返乡（含农村知识青年）。这种类型多见诸1980年代之后的乡土小说，原因在于自1980年代始，国家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不但有了自主生产经营的权利，也有了流动的自由，从而现实中的农民返乡现象自然就多了起来。文学对此多有表现，如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等。关仁山小说中的返乡叙事属于农民返乡这一类型，主要作品有《九月还乡》《天高地厚》《麦河》《金谷银山》等。深入探究这些作品，我们能发现其“返乡叙事”在百年乡土小说的返乡叙事传统中的独特性。关仁山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返乡叙事”，建构了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农村新人”形象。本文分析这种“返乡叙事”究竟建构了怎样的“农村新人”形象，进一步分析理解乡土小说发展演变的趋势，以及时代、社会、国家与农民成长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结局或开始：“返乡”叙述成规的突破

传统乡村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农业生产方式则直接取资于土地。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1因此，传统乡村中的农民是不需要流动的，走出土地与家乡的机会并不多。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民走进城市的机会亦日益增多。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城乡二元分治格局，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自1980年代以来，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废除，统购统销制度被终止，家庭承包经营在乡村全面实施，如此使得农民获得了流动的自由；同时，伴随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之，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农民进城务工谋生变得寻常，由是，农民“进城—返乡”的现象自然地增多了起来。

这番现实情形，在198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中多有表现。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千方百计想进城，进城之后由于走后门的事情被揭发，最终返回高家村。德顺老汉等乡村中的善良的人们，不时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高加林。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自小在草原长大，有深爱着他的奶奶、索米亚，但长大成人后，决计离开草原去寻找远方更大的世界。在经历城市的红尘喧嚣，感受人生无常与沧桑之后，他又重返草原寻找曾经的恋人索米亚。虽然世事沧桑流转、物是人非，索米亚己经为人妇、为人母，但白音宝力格还是收获了故乡草原给予的内心辽阔与安宁。贾平凹的《浮躁》中的金狗，通过招工考试进城当了记者，由于揭露当地的权力家族一些黑幕而身陷囹圄，出狱之后决定返乡，人生经过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与多年前的恋人小水终成眷属。显然，这些19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的返乡叙事，有着相似的叙述程式：一心向往城市→进城遭遇挫败→返乡之后，乡村是疗伤之所。

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的返乡叙事则略有不同。返乡主体也是一心向往城市，也是在城市中遭遇挫败；但返乡之后，乡村已不再是疗伤之所，或是因为衰败与荒凉，或是人心变异与伦理裂变，成为了再一次想逃离的地方。如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在城市里打工，饱尝苦难与艰辛，多年未归乡。临近春节之际，他思念妻女心切，急迫地返乡。在返乡之后，家乡破败、贫困的情形，令这个想在家乡陪伴亲人的乡下汉子再次选择进城打工。刘庆邦的小说《回家》中的梁建明进城找工作，陷入了传销公司骗局，好不容易逃脱回家。返乡时不敢走村里的大路，而是绕道村后的烂泥坑爬着回家。因为村里人都认为他在轻松、干净的茶叶公司上班，害怕村民的探问与嘲讽。晓苏的《老板回家》中的朱由离开了贫困的油菜坡，在县城开了餐馆，成为了村里人人仰羡的大老板。五年之后，当朱由返乡时，村民争先恐后地割肉、摆酒，迎接这个大老板回来。当得知朱由是因为破产返乡，想在村里讨一口饭吃时，聚集迎接他的村民便一哄而散。乔叶的《紫蔷薇的影楼》中的刘小丫、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都有过在城市做“小姐”的不堪经历，返乡之后，小心翼翼地竭力隐瞒这段沾有污迹的青春岁月，惴惴不安地忧虑着随时可能“引爆”的人生危机，一旦曝露，准备再次逃离。

不难看出，这些乡土小说中的返乡叙事，不同点在对待乡村的情感基调上存在差异：1980年代的返乡叙事，多把乡村视作疗愈的“桃花源”；1990年代的返乡叙事则认为乡村应该逃离的是非之地、绝望之所。相同点是在叙述返乡主体之返乡的动力机制、行动策略等方面如出一辙：一是返乡者之所以返乡，无不源于城市带来的挫败或伤害；二是返乡者在返乡之后的行动，亦不外乎两种：或者等待乡村治愈，或者再次决绝地离开，却从不尝试对乡村做出任何改变。概而言之，“返乡即是结局”。当然也有个别作品写到了返乡者在返乡之后，试图为乡村做些改变，叙述却亦是刚开头便煞了尾。如贾平凹的《浮躁》叙述金狗返乡之后打算购买机动船在州河上发展客运事业，但小说没有进一步叙述金狗对乡村的改变。

以上两端，均显示这些作家的返乡叙事，还依然在百年来乡土小说固有的“窠臼”中流连。百年来乡土小说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稳定的叙事范式：启蒙式与牧歌式。前者以现代性视野映照乡村社会之落后与愚昧，批判乡村黑暗、愚昧与落后，表达愤激与绝望，鲁迅的《故乡》、萧红的《生死场》等即如是；后者以农业文明的立场，反思与批判现代文明，视乡村乃和谐、宁静、人性之所在，是自然人性、优美牧歌的承载地，废名、沈从文等人乡土小说的精神蕴含莫不如此。细分析，这些小说的返乡叙事还是在这两种叙事范式中徘徊，尽管借助了“返乡”这一情节框架。正如前述，这些小说均写到返乡主体无一不在城市中遇挫与受伤，然后返回乡村试图寻求慰藉，尽管最终乡村提供的价值归依有异。这表明作家还沿袭着早已有之的城乡二元对立之道德分野的价值理念上，恰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 将乡村与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典时期”2。因此，这种把城市想象成罪恶深渊、道德洼地之价值定位与道德评判，还依然是对城市恐惧的批判老路，把乡村定位于诗意牧歌承载地的旧模式。另外，小说对返乡主体返乡之后的生活描绘仅止于返乡（要么无为地寄生于乡村，要么无望地再次逃离乡村），缺乏进一步展开，这表明作家对乡村生活新变的疏离与陌生，对乡村认知依旧固化在诗意“桃化源”想象上，对乡村重建的价值理念与进路，更是缺乏进一步的思考。

关仁山小说的返乡叙事则完全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是，返乡不是结局，而是一种新的开始。如果说一般返乡叙事的逻辑链条为：“进城→返乡→乡慰或离乡”，那么关仁山的返乡叙事则把这种情节链条转变为：“进城→返乡→建乡”。这正是关仁山小说的返乡叙事，对多数小说的返乡叙述成规的一种突破。其小说着重叙述返乡主体在返乡之后多面相的生活，聚焦于他们将在城市储备的现代要素与乡土进行有机链接，开启重建乡村社会、推动乡村发展的人生新阶段。不论是《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天高地厚》中的鲍真，还是《麦河》中的曹双羊、《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其返乡皆非缘于对城市的怨恨而离开，而是想开启一种新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返乡之后的行动选择，不是寻求牧歌式乡村的抚慰或者是乡村失望之后的再次逃离，而是以其个人能力、资本或者家庭力量，对固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农民旧有的认知范式进行能动的反思与解构，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成为乡村重建的践行者，探索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路径。九月返乡之后，自己宁愿作出牺牲，夺回了村里被征用的土地，并用自己辛苦挣来的二十万存款，帮助村里开荒，发展乡村经济；鲍真同样是在返乡之后，亦积极参与开荒、兴办工厂、竞选村长。曹双羊回归乡村，决心做土地的守护神，推广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化农业。范少山原在北京城里卖菜，返乡时目睹白羊峪的贫困，决心带领村民共同富裕，振兴白羊峪。总之，关仁山着力书写这些返乡者于返乡之后，以文化、资金、技术及智力反哺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从而使其返乡叙事与其他作家截然有别。

二、田园将芜胡不归：再造乡建类型的“农村新人”

所谓“新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召唤而走在特定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思想品质、行为方式、身体形貌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社会制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农村新人”自然指走在乡村各个变革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恰如张胜冰指出：“作家在塑造农村新人时，当然主要应从本质上去把握，要看他们是否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的根本要求，我们在理解新人时，也主要应从这里入手。”3由此而言，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农村新人。如在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叙事小说中，出现了梁生宝（《创业史》），刘雨生（《山乡巨变》）、李双双（《李双双小传》）等农业合作化新人。在1970—1980年代的乡村改革小说中，有高加林（《人生》）、孙少安、孙少平（平凡的世界》），金狗（《浮躁》），门门（《小月前本》），禾禾（《鸡窝洼人家》），隋抱朴、隋见素（《古船》）等代表改革时代精神的新人。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代表意义的“农村新人”形象，真实地表征了特定农村变革阶段的时代精神。

与这些“农村新人”相比，关仁山小说中塑造的返乡“农村新人”有何特殊性？艾略特说：“任何诗人，任何艺术家，都不能单独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评价，就是对他与已故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的评价。我们不能单独地来评量他；必须把他置于已故的人中间，加以对照、比较。”4依循这一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把关仁山小说中的这种返乡叙事所建构的“农村新人”形象，放在文学史过往的“农村新人”中间，借以对照，以确定关仁山小说的返乡叙事中再造“农村新人”的特质及其来源。正如前述，关仁山小说中的返乡叙事最突出的特征，乃是着墨于返乡者在返乡后的生活。返乡后的生活展开的内容，主要是返乡者从事乡村建设，勠力推动乡村发展。也正是通过这种乡建生活的叙述，关仁山建构了不同以往文学史的独特“农村新人”形象。

其一是这类“农村新人”颠覆性改写了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传统中国农民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以精耕细作的“种地”为生，由此派生出超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亦如学者贺仲明所论：“或者说就叫‘农民性’——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完整地体现在具体的个体农民身上，但是它们确实构成个体农民基本的精神主导和性格逻辑。”5譬如，传统中国农民信奉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害怕风险的保守主义、重视眼前实际利益，以及内向狭隘的心态。关仁山塑造的这些返乡“农村新人”已全然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性”，呈现新的时代语境下特有的全新农民特征：一方面，他们职业生涯的起点通常是“非农工作”，返乡之前都有过非农行业的锤炼，都具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如曹双羊此前与人合开煤矿、范少山在北京经营菜摊。返乡之后，他们在农业经营方式方面，都倾向于对利润追求与对规模经营的渴望，与传统农民追求安全第一、规避风险的经营策略彻底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将“农业”视为“创业”，其目的全然不像传统农民为了个人或家庭之维持生计、温饱糊口，而是追求财富增长，带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获得重生与发展。

其二是这类“农村新人”对城市与乡土两种文明持守一种“主体间性”的视野。即不再把城市与乡土文明两种文明视为绝对对立、相悖，互不相容的结构，而是两种对等的文明，没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他们认同城市文明，主动以城市文明重建自我，推进乡村发展；同时认为乡村亦可现代化，农民也可以共享现代化成果。九月、鲍真、曹双羊、范少山在返乡之前都经历了从农村脱嵌到城市再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们接受城市现代性改造的起点。“城市改造着人性，而且每一类城市都在产生着自身的个性类型……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6正是因为有入嵌城市的经历，返乡的他们视野更加开阔，见识更加丰富，在思维理念、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方面，比起乡村留守者更有优势。他们通过文化、技术及智力反哺乡村建设。九月用自己在城市赚来的二十万，为村里投资开荒；鲍真也是积极参与开荒、办厂。曹双羊返乡之后，倡导农业的企业经营模式，范少山则是返乡之后，利用城市智力资源，发展有机生态农业、电商、休闲旅游等新业态。这一切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中的“农村新人”，或者把城市与农村直接对应于道德分野，认为进城是一种道德滑坡的表现，如梁生宝尽管与徐改霞两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心里互相爱着对方，当得知徐改霞要进城当工人时，梁生宝便觉得两人志向不同而分手。或者执念于城市乃是现代文明的唯一处所，脱离农村才是通往现代文明的唯一道路。如高加林不满于农村生活环境，想方设法成为城里人。当因为“走后门”被人举报，不得不返回农村之后，他则显得痛苦不堪。

其三是这类返乡“农村新人”具有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这些返乡者嵌入城市后，早已认同、接受了城市现代性的改造，熟谙城市生活的行为规范，在城市里有着自己的适意生活。曹双羊与人合办煤矿，在城市里有丰厚的资本积累。范少山在北京经营着菜摊，并在郊区有房。即便九月、鲍真虽然在城市里有过不甚光彩的经历，但亦有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返乡的缘由，不是像1980年代小说那些“农村新人”因融入城市受阻或者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而是基于个人自身的生活逻辑、乡土情感的动力机制，主动选择离开城市而回嵌于乡村，开展乡村建设，成为乡村建设的带头人。如九月返乡虽然带有几分尬尴意味，但返乡之后，仍然意识到乡村的改变，需要依靠农民自身去努力。鲍真在遭到爱人梁双牙的误解而被抛弃后，依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乡村建设中，积极竞选村长、兴办村企业，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曹双羊返乡之后，推动土地的流转，大力倡导农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范少山目睹家乡的闭塞落后与乡亲们的贫困境况，决意返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自主创业，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梁漱溟曾在1930年代指出彼时中国的乡村建设存在着“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问题，“我们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乡村要求，不能发动乡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7由此言之，关仁山笔下这些“农村新人”有过农村生活经历，对乡村所特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社会交际以及行为习惯非常熟悉，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其主动、积极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正是农民承担起乡村建设的历史责任主体的体现。相形之下，像梁生宝、萧长春这些“新人”虽然有承担彼时历史语境下的乡村建设之历史主体责任意识，但更多是外在政治使命的驱动，也无在城市长期生活的经历。1980年代的高加林、孙少平、赵巧英则只有一心向往城市，逃离乡村的强烈愿望。发家致富后的孙少安，虽然有帮助贫困乡亲以及兴办教育的义举，但尚属农民的传统道德意识觉醒的范畴，缺乏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更没有对乡村发展有系统的现代思考与作为。

其四是这类“农村新人”是多维度地再“嵌入”乡村，深度联结着乡村建设的各类现代资源。所谓“嵌入性”是由波兰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交易行为通常是嵌入在包含着信任和信赖的长期关系之中的，这种关系能消除交易的对立性。8后来，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并引入社会学领域。基于对社会结构分析，他把“嵌入”细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指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到与他人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后者指行动者嵌入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嵌入社会文化系统、价值规范等结构之中。9很明显，按照此种 “嵌入性”分类法，高加林、金狗、隋见素等“农村新人”之回嵌乡村，是一种“关系性嵌入”，即回到与自己与他人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他们返乡之后，还只是嵌入自己曾经熟悉的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如高加林之于德顺老汉、刘巧珍等，金狗之于小水、韩文举等。这些“农村新人”没有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多元关系之中，亦没有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相反地，九月、鲍真、曹双羊、范少山等人返乡后则是“结构性嵌入”，包括制度性再嵌入、资源性再嵌入、关系性再嵌入。制度性嵌入是指他们返乡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及地方政策，推动乡村建设，如鲍真借助国家土地流传的政策，开展农业规模经营，建立生态示范田，曹双羊亦能清晰把握国家的农村政策与农业发展趋势，利用国家调整土地制度的契机，推广土地流转，发展农业企业化经营，范少山顺应国家农业发展趋势，注重有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资源性再嵌入是指他们依靠在城市储备的现代智识、生产技术、资金、市场意识及人脉资源等要素反哺于乡村建设，九月、鲍真都是利用城市的资金助推乡村发展，曹双羊依靠在城市中与人合办煤矿的积累的财富，返乡创办麦河集团。在选择耕种项目、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农业管理方面，均得益于多年在城市里打拼得来的智识。范少山之所以能带领村民种植出中国第一个不打农药、永不腐烂的“金苹果”，离不开农业大学孙教授的支持，同时之所以能种植出有机谷子，亦与农业技术站的站长帮其分析土质、对大面积土地进行科学规划有关。为发展乡村旅游，他与担任钢铁公司的同学合作开发项目。关系性再嵌入是指他们重返乡村场域之后，仍然受到原有乡村关系网络约束的同时，又建构了雇佣关系、劳动合作、股份合作等新的关系形式，因为他们实行的是专业合作社、集团公司等集约化、现代化等农业生产经营策略，不同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等人致力于个人发家致富，以独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为主。

总之，关仁山形塑上述特征的“农村新人”，是人生起点二度的出发，即返乡之后在重建乡村中重拾意义。其在现代性素养的储备、对待乡村的情感向度、私益与公利兼顾等方面，均超越了以往文学史上的“农村新人”形象。更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乡建类型的“农村新人”，清晰地表现出对乡土文明的亲和对现代性追寻的双重面向。他们的出现，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与城乡发展内在机制演化的显征，亦体现了关仁山对中国乡村建设之路的文学思考。

三、理想主义的归途：“农村新人”再造的内在限度

正如前论，关仁山通过返乡叙事建构了文学史上殊为独异的“农村新人”形象，这些新人形象最大的不同是：返乡之后从事乡村建设。据此来看，“农村新人”之返乡的深层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回嵌乡村之后如何适应？以及乡村建设怎样开展？这三个方面自然是小说的叙事重点。或许是对现实乡村复杂情形缺乏深度认知，或许是极度渴望从文学角度为乡村发展提出理想方案，关仁山在这些方面的叙述均显露出理想主义的色彩，由此导致对“农村新人”塑造，陷入了返乡动力机制的臆想化、乡村回嵌再适应的悬空化、形塑乡村建设主体的旧模式化等内在限度。

除了九月的返乡带有几分被迫色彩之外（因为“卖身”被村支书从县城公安局秘密领回），鲍真、曹双羊、范少山等人之返乡，虽然是主动，但似乎都显得颇为突兀而猝然。鲍真进城最初进的是针织厂，后来南下深圳，买原始股票发了点小财，在城里学会了喝酒吸烟、玩麻将、唱卡拉OK，听音乐会。于她而言，城市的生活方式已然谙熟。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一首歌，突然之间，勾起思乡之情，她就想起了家里的牛和鸽子，于是决定返乡，回到了蝙蝠村。曹双羊最早与人合股开煤矿，在城里又开了方便面厂，并且娶了城市的姑娘。对他之所以返乡搞土地流转，小说写得颇为神性与玄虚：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曹家的坟地塌了。曹双羊问瞎子白立国，这是什么征兆。白立国告诉他说，是你老太爷想你了，你在外发财，他并不高兴。你太爷最爱土地。他盼你回村搞土地流转哩！听罢白国立的话，曹双羊趴在地上听了一会地声，然后表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同意回来搞土地流转。范少山与来自贵州的恋人在北京有了自己经营的菜摊、还买了车。春节回老家时，他看到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因贫困而自杀了，为其上坟时引发了感慨：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他表示自己要当超人，来拯救白羊峪。一个人从城市脱嵌到再嵌乡村，绝非简单地理意义的空间位移，而是涵括着复杂的动力与阻力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包含社会关系的行动。因此，他将行动划分为目的合理性行动（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和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的行动）、情感行动（由现时的情绪和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和传统行动（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等四类。10按说，这些“农村新人”在城市中皆有着各自适意的生活图景，返乡自当是多种理性叠合的行动，既有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亦有情感理性。但很显然的是，关仁山叙述他们返乡动力，或是一时情绪波动，或缘于一个梦的征兆，或触目生情要当“超人”。虽然小说不等同于现实生活，关仁山如此写法，或许旨在增强小说的戏剧化效果。然而，“任何文学作品本身内在地都具有社会性。作品中交织着各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作品形式的每一要素无不渗透着活生生的社会评价”11。因此，即便是戏剧化情节的设置，须有社会生活逻辑作为支撑，否则塑造的人物，只能让读者感到仅是传达某种理念的符号。

当返乡成为既定事实之后，由于经历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之脱嵌，以及城市生活的体验，返乡者必然要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在初返乡村之际面临着场域转换带来的惯习重置困境，即场域转化后的嵌入梗阻问题：首先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怎样重新调整；其次是如何弥合城市生活逻辑与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与地方伦理规则的张力；再次是返乡之后推行农业市场化生产与单个、普通农户的生计如何有机嵌套；最后是如何重构村社关系的问题，即过去平等的邻里、乡亲关系与新建立的雇佣劳动关系之间的逻辑冲突。按照巴赫金的说法：“情节的目的是把人置于各种不同的境遇中，让境遇揭示人物，挑起矛盾，使他们相遇并发生冲突。”12小说如果设置若干情节，把这些返乡的“农村新人”置于上述境遇中，更能揭示新人的性格魅力，以及折射当下乡村的复杂情形。但关仁山似乎没有耐心，书写这些“农村新人”由缺席到进场再到融入的转变之心路历程，或者说有意悬置了“农村新人”对乡村再适应的过程。具体言之，这些“农村新人”从城市重归乡村场域之后，没有丝毫表现出对重拾乡村生活的不适，在长期接受城市文明的熏染之后，没有面对乡村惯习的困惑，亦无现代市场理性、乡村固有人情伦理之间的徘徊与纠结；而是如天降大任的“卡里斯玛”，直接进入推动乡村建设的状态。如九月返乡之后的生活心态，小说仅轻描淡写地叙述了她在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感觉乡间也少了什么。随即小说叙述的是九月感觉日子很好，土地也很好，憧憬着将来开大农场。已然有都市气质的鲍真在回嵌乡村之际，亦无生活转场之后的调适问题。小说借同伴荣荣与其对话，把鲍真返乡后的心理、精神状态，简化为一种传统诗意的归田园居的心态：“她不知道鲍真姐为啥心态那么平和，脸上也灼灼地放光了，这是在城里从没有过的气色。荣荣问她用啥好化妆品了……鲍真就说，到野地里撒撒欢儿，就是咱还乡女人最好的化妆品。”13很显然，如此书写方式，对其返乡心态的描述，还是一种动辄牧歌化乡土的传统惯性思维。在《麦河》中，对曹双羊之回嵌乡村场域的再适应叙述则显得更抽象化，小说仅描述其住在城里想村里，在村里之后又想城里的徘徊心态：“隔三差五地回村住，当然住在村里又想城里的那个家。这样弄来弄去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家了，你们说这是啥心态呀？”14另外，其返乡遭遇的最大梗阻也仅是个别村民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金谷银山》没有书写范少山从繁华京城重返偏远山区的“心理过渡”——或几许失落，或迷茫、纠结，而是叙述其决定返乡之后，便立即进入了乡村建设的“超人”状态，挥斥方遒，激扬智识，一路攻坚克难。事实上，现实中的乡村精英在回流乡村场域之时，消弭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之间的张力、重构村庄新的内生秩序，外在的社会影响力转化为村庄内部影响力……这一切需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关仁山则直接书写“农村新人”返乡之后，便迅即能与多样复杂的乡村容嵌环境实现良性互动耦合，未免显得过于理想化。

回嵌乡村之后，“农村新人”的主要使命便是重建乡村。正如前论，这些“农村新人”与以往文学史的“农村新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具有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亦多维度地再嵌入乡村。但综观小说对他们探索乡村建设路径及方法的叙述其限度亦很明显。一方面是书写乡村建设路径的单向度。小说描述这些“农村新人”返乡之后，重建乡村的向度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即聚焦于乡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努力改变乡村的贫穷。无论是九月的自掏存款，为村里买地开荒；还是鲍真的办奶牛场、酱菜厂，试验水稻田养殖、搞生态农业，皆是如此。曹双羊回乡流转土地，除了带有几分救赎自我的色彩外，亦是让鹦鹉村的乡亲富起来，同时自己的方便面工厂有稳定的面粉原料。范少山搞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改变贫困绝望的小山村“白羊峪”。早在1930年代，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一切努力于乡村改进的事业，或解决农民问题的，都可宽泛浑括地称之曰‘乡村运动’，或‘农民运动’；——类如乡村自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农民合作运动，农佃减租运动等皆是。”15尽管今天乡村振兴的现实语境已经完全不同于梁先生所处的历史语境，但他提出乡村建设须多维、立体的，涵盖乡村治理、乡村教育、经济、农民组织化等向度，于今而言，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16，正是对乡村发展道路的系统性要求。遗憾的是，关仁山塑造的这些返乡“农村新人”形象，所做一切大多停留于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层面。这种情形恰如学者张静所言，是“经济式”处理农村问题的取向，即一切都是要寻找乡村有效致富的道路。17这表明作家有着思想的局限性，对乡村建设缺乏立体、系统思考。另一方面，形塑乡村建设主体并未脱离旧模式。虽然这些农村新人不再是道德完美的典型，亦具有文学史那些新人未曾有过的新型素质，如市场意识、生态意识、互联网素养等，但形塑他们的方法，却还是旧有的建构乡村“卡里斯玛”的模式。小说叙述他们在乡村重建的道路上，几乎很少写到集体性的乡村规范、乡村组织治理体系、对乡村建设的规约、渗透，而重点描绘的都是他们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如鲍真开过牛奶厂、酱菜厂、利用土地转包机会成为种粮大户，后来发展生态农业，闯荡北京市场、创立农产品品牌，一路眼花缭乱地“打怪升级”。范少山亦是如此，小说多次提到范少山喜欢小说《创业史》，喜欢梁生宝。“范少山还是喜欢看《创业史》，提醒自己个过紧日子，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18这也从侧面传递出作家形塑新时代“农村新人”时，对过往时代新人建构“蓝本”的因袭。

从现实来看，返乡农民之所以回归乡村创业，投身于乡村建设，遵循着多重逻辑的规约。一般而言，基于自身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桑梓情怀、熟人网络等复合因素，是其返乡的生活逻辑；在乡村立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收获更多经济效益，是其返乡遵循的市场逻辑；国家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农地流转制度的设置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拓宽，是其返乡的社会逻辑。关仁山曾经表示：“都说，今天农民融不进城市，回不去故乡。他们泣血的灵魂在半路上挣扎。我作为写现实农村的作家很痛心，永远找不到出路吗？果真是这样吗？这是真实典型吗？”19或许他太想为那些回故乡的农民找出路，树立新典型，虽然敏锐地观察了这种返乡潮流，但似乎有意或无意地盲视了这种返乡潮流的运行逻辑，从而引致上述限度的出现。

结语

纵览百年乡土小说中的返乡叙事传统，其潜在精神向度纯然是抱持着批判的姿态（要么批判乡村，要么批判城市）。关仁山小说的返乡叙事却体现出建设性姿态，恰如他曾经夫子自道：“写乡村的作品仅有批判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能力，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20从此角度而言，在百年乡土小说中总体批判的格局中，关仁山返乡叙事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其笔下的九月、鲍真、曹双羊、范少山等“新人”形象，对财富增长的渴望与追求，对城乡关系的重新认识、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均显示出文学史上“农村新人”从未有过的新质。这些回嵌于乡村之乡建类的“新人”形象谱系的出现，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至新阶段的典型征候，亦昭示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群体素质的提升与思想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二元中国向城乡融合中国转型，在都市生存困境、社会怀旧思潮、乡村重建愿景、市场利益导向等合力机制的作用下，返乡或入乡现象日渐增多。可以说，返乡现象具有透视中国城乡关系的嬗替、社会文化潮流的脉动、中国乡村场域深层结构变迁的窗口价值。这就要求创作主体，需要将时代的文化症候、社会的情感结构、城乡中国语境下的乡村复杂性等方面囊括进返乡叙事之中，否则返乡的文学书写，必然存在缺乏现实生活逻辑、理性思考不足，艺术技法单调、陈旧等限度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史视野下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重释研究（1942—2021）”（项目编号：22BZW16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页。

2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3 张胜冰：《当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

4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5 贺仲明：《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出发》，《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6 [美]沃思：《人性与城市生活》，《城市社会学》，[美]R.E帕克等著，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51页。

8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53页。

9 参见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0 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11 12 [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的片断》，《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359页。

13 关仁山：《天高地厚》，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14 关仁山：《麦河》，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15 梁漱溟：《各地乡村运动消息汇志弁言》，《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7 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初版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8 关仁山：《金谷银山》，《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19 20 关仁山：《让农民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