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初登1940年代后期沪上文坛
内容提要：1939年夏，来自苏北的高中生汪曾祺经上海远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文学院。七年后重回上海，在私立致远中学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教员。这段生活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家乡高邮和第二故乡昆明的丰富记忆，却一直无法消除他对战后异常混乱的大上海的陌生感与疏离感。他初登沪上文坛，目击了玄黄未定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复杂情势。正是在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汪曾祺完成了由西南联大校园作家向闻名全国的青年作家的身份转换，而沪上文坛的慷慨接纳也使他获得了“京派”文学后起之秀以及在寂寞苦闷中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作家的双重身份。
关键词： 汪曾祺 1940年代后期 沪上文坛 故乡记忆
“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汪曾祺1946年8月抵达上海。眼前这座东方大都市，他并非初来乍到，乃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1937年夏，日军攻占江阴，汪曾祺被迫离开就读两年多的南菁中学（1935年秋至1937年夏），闲居在家，旋又“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①，其间曾随祖父和父亲到远离高邮城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村子避难数月②，在那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订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③。
1939年夏，十九岁的汪曾祺结束高中学业，和一位在上海静安寺做和尚的高邮人结伴④，从高邮“御码头”坐船来到上海，跟先期抵沪的同乡朱奎元（高邮中学毕业，考入同济大学机械系，此时随校南迁昆明⑤）以及南菁中学其他几位同学聚集，由上海登船，经香港到越南北部城市海防，再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到昆明之后，这班江苏小老乡或求学或经商，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汪曾祺如愿以偿，考进西南联大文学院⑥。
彼时日寇已进犯华东、华南、华中大部，江苏各地（包括汪曾祺家乡高邮）许多难民纷纷涌向上海。十九岁的汪曾祺夹在难民潮中十分恓惶。据说因出门仓促，到了上海，幸得“贵人”相助，一些棘手问题才迎刃而解。
所谓“贵人”相助，或说跟船票有关，“爸爸的一个舅太爷之类的亲戚帮了他一个大忙。此人在江湖上久混，三教九流的人认识不少，而且身在青红两帮，帮内辈分还很高，似乎比黄金荣还高出一辈。他写了一个条子让爸爸去找黄金荣，黄金荣见后立即吩咐手下办妥此事。几天后船票便送到了爸爸的住处”⑦。或说是无法取得转道越南海防所需的法领馆签证，也是找了黄金荣才解决问题，但中介并非“舅太爷之类的亲戚”，而是曾为黄金荣看过病的某位姓郑的同学（一说朱奎元）之父⑧。
两种说法当中，日后与汪曾祺最有关系者乃“舅太爷之类的亲戚”。此君本名崔锡麟（1902—1987），字叔仙，自幼家贫，从十八岁高中毕业至二十六岁北伐军攻至高邮，一直做小学教师。汪曾祺祖父汪嘉勋小妹汪嘉玉不顾家庭反对，以大户人家小姐身份下嫁崔锡麟，因此汪曾祺称崔为“小姑爹”（江淮方言叫“姑祖父”为“姑爹”），汪家小辈浑称“舅太爷”。
崔锡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1928年北伐军开进高邮，他放下教鞭，考入江苏省训政人员养成所，翌年毕业，先后担任东海县代理县长，江阴、川沙县视察员，泗阳县第一科科长。因结识驻扎泗阳的二十五路军少将旅长王修身，做了西北军梁冠英的幕僚，曾任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少校秘书。崔锡麟还做过上海《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发行主任，全家迁居上海。崔氏又经二十五路军副师长戴介屏举荐，拜青帮“大”字辈“老太爷”张仁奎为师，因此在江苏和上海军界、政界、新闻界、帮会都“兜得转”。
抗战初期，崔锡麟以出色的办事能力为王修身部（此时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师）募集军资，出任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驻沪办事处处长。上海沦陷后他担心日军报复，离沪转战武汉，升任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和二十六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继续做筹募军资的工作。到了重庆又转银行界，先后担任福建省行、重庆分行经理，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经理。
1939年夏末汪曾祺“小姑奶”汪嘉玉携子女离沪，经香港、越南、云南入川，与丈夫崔锡麟会合⑨。汪嘉玉的行程与汪曾祺等人基本重合。即使汪曾祺在上海未能与“小姑奶”接头，单凭“小姑爹”（或“舅太爷”）崔锡麟的人脉，加上朱奎元（或某位“姓郑的同学”）之父的关系，合力解决船票或签证问题，也并非没有可能。
在云南昆明，汪曾祺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整整度过七年。1939年入学，本应1943年毕业，因严重偏科，须补考英语和体育，这才拖到1944年。又因为没按规定给印缅远征军做翻译，最终未能拿到毕业文凭，乃是在西南联大肄业。嗣后滞留云南，在昆明北郊“中国建设中学”（西南联大同学创办）教了两年半书（刚到上海一个多月完成的短篇《老鲁》专门写这所学校的生活）。1946年8月才从昆明经越南海防、香港，原路返回上海。
汪曾祺从昆明回上海的路线，按汪家后人说法，是“从昆明乘火车到海防，然后坐轮船到香港，再转船回内地。爸爸回乡和上学走的是同一条路”，“到了香港，妈妈先行一步回福建省亲，爸爸一个人留下来等船去上海”。这可从小说《牙痛》得到佐证：“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事把牙治一治’”。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同学之一（汪曾代其完成震惊闻一多的唐诗课程作业《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在北京京剧团长期共事的杨毓珉的说法又两样，“1946年西南联大潜回北平，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更是人心惶惶，各找门路。有钱的多从空中飞返内地，曾祺和他的未婚妻就属于这一类。施松卿家在福建，通邮后寄来一笔钱，于是双双飞返上海”。施松卿坐船回福州，小说《牙疼》可以为证。“飞返上海”倘若属实，就并非“双双”，而只能落在汪曾祺一人身上了⑩。或者他们确实从昆明“双双”起飞，但到香港后就各自坐船，奔赴福州与上海。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角吕纬甫说，人生往往犹如蜜蜂或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汪曾祺七年之后又来到“光复区”上海，不知是否也曾有过鲁迅笔下人物的这种感慨？
“小姑爹”崔锡麟与汪曾祺的上海印象
当时苏北已成战区，汪父菊生在镇江省立医院做眼科医生，带着第二任继室任氏寄居镇江（同行的汪菊生大哥以及汪曾祺大姐后来即长期定居镇江）。汪曾祺在沪期间的一些小说即取材于他1946年8月和1947年旧历新年赴镇、扬两地探亲的经历。
汪曾祺在镇江探望同样客居异地的父亲时，又碰到小姑爹崔锡麟。崔氏1946年1月由重庆调回江苏，任中国农民银行业务专员兼镇江支行经理、镇江银钱业工会理事长。汪曾祺离开昆明前夕，连续爆发了李公仆（1946年7月11日）、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刺惨案，一时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哀悼纪念活动不断。这种气氛通过报纸媒体也传到镇江。李公朴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山阳（今淮安），自幼随兄长在镇江上中学、当学徒，他的遇害对江苏本地人触动更大。汪、崔两家相见，小姑爹劝汪曾祺不要受老师闻一多的影响，赶紧在政界或银行界谋个体面职位，光宗耀祖。
不劳崔锡麟开导，汪曾祺本人做学生时，受超脱于政治的沈从文、杨振声等“京派”名师影响，对李、闻等“拍案而起”介入政治的态度虽给予理解与同情，私心却不以为然，曾当面给闻一多“直率地提出了意见”。师生一个“俯冲”，一个“高射”，争得面红耳赤，但并未伤和气11。汪曾祺后来以实际行动（尤其前后一贯的文学创作）显示其主观上希望超脱政治、“随遇而安”的立身方式，但这种狷介的态度与崔锡麟的混迹官场、和光同尘并不相同。年轻气盛的作家谢绝了小姑爹的劝诫，告别家人，只身又返回上海。
汪曾祺1939年夏经上海赴昆明上大学，1946年夏从昆明回上海，两次都与崔锡麟（或其影子）相遇，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关系匪浅。尽管汪曾祺很少正面提及此事，但1960年代改编《沙家浜》，他给胡传奎添上沪剧原作《芦荡火种》并没有的“青洪帮”背景。另外，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汪氏取材童年记忆的一系列高邮故里小说中，更频频写到“舅太爷”和“青红（洪）帮”。这些“小说家言”并不一定直接影射崔锡麟，但极可能关涉着汪曾祺早年与崔锡麟的接触以及在高邮乡亲中盛传的崔氏传奇经历。
1970年代末汪曾祺“复出”之后，跟崔锡麟仍有联系。1981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盘桓月余，见到许多亲朋故旧。恰逢11月1日崔锡麟八十大寿，汪曾祺也前往贺喜。二人相谈甚欢。崔锡麟赠汪一幅画作，并题诗曰：“多年兰桂喜还乡，嫩蕾居然放瑞香。一代文坛夸韵色，百花园里耐秋霜。品格清高邀众赏，蒹葭依附也增光。愿乘东风吐异彩，人间到处挹芬芳。”这首题画诗概括汪曾祺的文学成就颇为允当，至于说他本人“蒹葭依附也增光”当然是客套话。八十老翁未必认真拜读过侄孙辈的小说并从其中辨认出自己的面影，否则倒真的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了。
汪曾祺也欲调弄丹青以为贺礼，但既然小姑爹赠画在先，他只好恭恭敬敬写了三首七言绝句，为长者祝嘏——
其一
扁舟一棹入江湖，一笑灯前认故吾。
报国有心豪气在，未甘伏枥饱干刍。
其二
胸中百丈黄河浪，眼底巫山一段云。
犹余老缶当年笔，归画淮南万木春。
其三
抵掌剧谈天下事，挥毫闲书老少年。
高龄八十健如此，熠熠珠光照夕烟。
诗前小引曰：“小姑爹八十岁矣而精神矍铄豪迈健谈命作诗赋三绝为之寿”，落款“孙汪曾祺敬草，1981年11曰1日。”12
这都是后话了。
被归入进步作家行列
抗战胜利，“文艺界复员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边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一边“向政府请求协助”文化人“复员”事宜13。限于交通条件，只能让负有“接收”使命的军政机关优先。文化界全面“复员”的高潮延迟至1946年春夏之交，即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后。
汪曾祺赶上了1946年夏“复员”高潮的尾巴。因为只是肄业而无文凭，又一直耽于创作，迄无系统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没能像老同学朱德熙那样拿到大学教员的聘书，只能到“光复”后的十里洋场上海来谋饭碗。
当时“大后方”重庆、昆明、桂林、兰州等地文化人“复员”的主要目的地都是上海。“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由郑振铎、许广平、夏丏尊积极筹备，已于1945年底成立。一俟总会东移，立即与上海分会合并14。带着对1930年代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文化界的美好记忆，也带着战后重建新文化的憧憬，文艺家们跃跃欲试，希望能在上海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作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校园青年作家，汪曾祺一向生活在云南边陲。1939年夏从家乡高邮出发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时路过上海，但彼时一名高中生不可能在大上海留下什么踪迹。此番旧地重游之前，虽然已有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和散文《花·果子·旅行——日记抄》分别刊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2月25日1卷2期、1946年5月1日1卷4期）和1946年7月12日《文汇报·笔会》，但这种零星的发表也不可能引起沪上文坛怎样大的关注。在纷纷奔赴上海的文化人中，他只是一名无名小卒。
跟汪曾祺的情况形成巨大反差，那些经历了战争洗礼与馈赠的成名作家载誉归来，备受沪上媒体瞩目。诗人臧克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汇报》用《臧克家抵沪》为题，隆重报道这位曾深入战区的诗人：“不久以前，他坐了拖船由重庆东下，在南京小住之后，已于日前抵沪。此后，我们将会不时听到这位诗人的吟唱！”15平生不写日记的臧克家在自重庆到南京的长江干流航线上破例完成长篇日记《我在“胜利号”拖轮上》16。诗人写散文，妙笔生花，加上经历特殊又具典型性，故传诵一时。《文汇报》报道中的“拖船”即出典于臧克家公开发表的日记标题。
作为母亲河之一，长江干流在古代文学（尤其唐诗宋词及宋人笔记如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中备受关注。进入“新文学”时代，大规模描写长江干流的作品反而不多。屈指可数的只有1920年代末郁达夫中篇《迷羊》（写主人公沿江往来于安庆、南京、上海）、1940年代初萧红长篇《马伯乐》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写抗战之前与南京陷落之后溃散的军队与难民溯江西上）。此后详细从容地记叙上海至重庆的长江干流的作品，直到1946年“复员”高潮中才陆续涌现。就中翘楚要数臧克家《我在“胜利号”拖轮上》、诗人陈敬容日记体散文《大江东去》以及叶圣陶迟至1980年代初才出版的《日记三抄》之《东归江行日记》。汪曾祺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鸡鸭名家》《囚犯》《白松糖浆》《邂逅》根据他赴镇江、扬州两次探亲的见闻和感受，以独特笔法写长江沿岸各种人事，也颇有特色。
臧克家虽高调抵沪，日常生活却捉襟见肘。诗人原本随妻子郑曼所属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复员”到南京，但在南京遇见诗友林宏，他们在雾都重庆曾联合诗人曹辛之（杭约赫）、郝天航等办过“星群出版公司”，此时都很想去抗战胜利后新的文化中心上海再续诗缘。林宏告诉臧克家，在上海主编《侨声报》的陈流沙有意请臧赴沪主持副刊工作，正登广告询问诗人消息呢。臧克家闻讯一激动，就让郑曼辞去“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决心到大上海去冒险一下”17。
1946年7月下旬臧氏夫妇从南京坐火车至上海，“好似一叶孤舟飘在茫茫大海中”，只能投奔张自忠烈士之弟、山东同乡张亮忱家，暂作歇脚之处。幸好陈流沙兑现诺言，不久便如约请臧克家主编《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臧氏夫妇这才告别张亮忱，住进北四川路口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员工宿舍，“‘光荣而又惶恐’地成了大上海的一个市民”。
《侨声报》员工宿舍是“接收”来的一座日式小楼，臧氏夫妇挤在二楼一间曲尺形斗室，“室内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脱鞋，客人来访，席地而坐”。1930年代文友、山东老乡季羡林1946年8月从德国学成归来，就任北大东方语文系主任之职18，途经上海，盘桓数日，就睡在臧克家这间斗室的“榻榻米”上，“他的书箱一个又一个，把我这间小屋挤得更小了”19。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去国十一年，1946年夏回到上海，没有地方可住，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地方就在这里，时间是1946年的中秋节”20。
据臧克家二公子臧乐安回忆，当时父亲和后妈的住所，“外面是一条长廊，有玻璃门可以拉上，把整个走廊封闭起来。爸爸妈妈的房间很窄小，靠走廊的窗前摆着一张写字桌和一把椅子，靠西墙有一个小茶几，再往里一点是一个大床，脚头摆些箱子什物，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21。乐安和哥哥乐源初到上海，只能在外面走廊打地铺。这与当时两家小报记者所记完全吻合。
可惜《侨声报》副刊不久即被关闭，臧克家一度失业。一些小报还由此判定诗人只会创作，不适合当编辑。幸好《侨声报》员工宿舍还可继续居住。臧克家只能靠稿费维持生计。在上海两年半，他用功创作，出版了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也给唐弢主编的《文汇报·笔会》等刊物写过不少散文。他还进一步加大重庆后期就开始的小说创作的频率，出版了小说集《挂红》《拥抱》，许多短篇就刊登在郑振铎、李健吾合编的《文艺复兴》上。《文汇报·笔会》《文艺复兴》也是一个月后到上海的汪曾祺发表作品较多的地方。
饶是如此，诗人仍感入不敷出。一家四口月支起码须60万。郑曼不得不一边做家务，一边在财政局做临时工，办理屠宰场收税业务，月入28万贴补家用22。汪曾祺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戴车匠》主人公的已故街坊“老张”之子也“在湖西屠宰税上跑差”，这个看似信手拈来的特殊职业或许果真来自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的记忆，但无巧不成书，沈从文少年时代在堂舅黄巨川任警察所长的沅州警署当办事员，一项重要“职务”便是管理“本地的屠宰税”，《从文自传》对此有妙趣横生的描写23。汪曾祺熟悉沈从文早年这段经历，现在看到臧夫人郑曼竟也从事这个职业，由此激发灵感，将“屠宰税”写入小说《戴车匠》，也并非没有可能。
直到白寿彝、顾颉刚将他们为文通书局编辑的《文讯》月刊转给臧克家，情况才有所好转。臧家两位十六七岁的公子也由上海“孤岛”和沦陷期“剧坛盟主”李健吾介绍，到他的学生高宗靖做校长的私立致远中学读书，成为国文教员汪曾祺的学生。臧家兄弟还作为“贫寒子弟”受到特别照顾，与该校工友及驻校教员住在一起。
从“后方客”转变为“新上海人”，汪曾祺和臧氏一家不乏共同语言，何况他们还有共同的关系人李健吾和高宗靖。直到1978年5月21日，李健吾在与刚退休不久的高宗靖私人通信中，还为关心汪曾祺、臧家兄弟的当年致远中学高校长详细介绍他所知道的这三位的近况24。
1947年11月15日《文讯》月刊7卷5期推出第一个《文艺专号》，臧克家既约到前辈作家郭沫若《再谈郁达夫》、茅盾访苏游记《V.P.卡泰耶夫访问记》、叶圣陶《工余随笔》、朱自清《论百读不厌》等重头文章，也取得冯雪峰、李健吾、唐弢、艾芜、许杰、吕荧、戈宝权、范泉、金克木、方敬、碧野等1920—193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与编辑家的新作，此外还安排了汪曾祺、袁水拍、陈敬容、劳辛、刘北汜等1940年代涌现的新作家同台竞技，“因为篇幅和时间的限制，王统照、沙汀、吴组缃、蒋牧良先生的小说，杨晦、何家槐、田仲济先生的论文，以及徐迟先生的四百多行的译诗，只好旷隔两月，等到来年二月十五日的第二个《文艺专号》来和读者见面了”25。
《文讯》1941年创刊于贵阳，1946年在重庆复刊，均为“综合的学术性的月刊”，以文史类学术文章为主。1947年6月15日七卷一期起迁至上海，不久即由臧克家接手主编，每期增加一点文艺作品，“那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备’进去的”，诗人不过瘾，这才有了“文艺专号”的创举。在首期“文艺专号”上汪曾祺小说《落魄》不仅被推为第三方阵新作家之首，还被排在目录突出位置（居金克木、方敬、袁水拍、戈宝权、唐弢、雪峰、范泉、陈敬容、李健吾、劳辛之前）。也许因为编者看重《落魄》在当期的《文讯》所有稿件中最像小说、篇幅最长，而汪曾祺讲述扬州人在昆明“落魄”的故事以及全篇强烈的反战厌战情绪也最富典型意义吧。
对汪曾祺来说，在《文讯》“文艺专号”闪亮登场，最重要的还是被臧克家明确归入与“我们”同一“色彩”和“态度”的进步作家行列——
在这个大时代的极端苦闷和挣扎中，文艺有它的一份责任。然而矛盾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想透过作品去听时代脉搏的跳动，但是，去约文章的时候，却先郑重声明：“不能太刺激”——杂志如果必须有一个“个性”，那么就让“色彩”算我们的“个性”吧。但是，这并非大敞着门，上面贴着：“来者不拒”，我们是有所取，有所不取的。这就要看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态度了。26
尽管京沪两地“进步”作家从1946年开始就对执教于北大的沈从文展开新一轮“围攻”，但在将近一年半同城居住、阅读作品、听取两位公子对学校老师的印象之后，诗人臧克家仍将沈从文高足汪曾祺明确视为进步的青年作家，这对上海时期汪曾祺的文坛定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臧克家大汪曾祺十五岁，两人先后于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1940年代上半期在西南联大师从闻一多，都为闻所欣赏，但此前并无任何交集。抗战“复员”到上海，他们竟有了一段特殊因缘。臧克家做了汪曾祺的学生家长，比臧克家晚到上海十来天的汪曾祺则成了臧在沪期间主编的刊物《文讯》郑重推出的青年作家之一。
汪曾祺1946年8月抵沪，起先借住于西南联大老同学朱德熙家在静安寺“庙弄”的“本家老屋”27，常随朱德熙走亲访友。其中一位老友、无锡人朱南铣是1943年夏毕业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研究院）硕士，也是朱德熙在上海私立正始中学的高中同学。生性豪爽的朱南铣在福州路“老正兴”请朱德熙、汪曾祺等吃螃蟹、喝绍兴酒。朱、汪两人烂醉如泥，朱德熙只好将他们安置在附近小旅馆过了一夜28。
朱南铣（1916—1970）虽然学哲学出身，但酷爱文史研究，在考证曹雪芹家世生平、开创性地研究中国象棋史等领域卓有建树，1950—1960年代曾化名“一粟”编纂《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卷》。胡适1960年5月30日读到《红楼梦书录》，在日记中问道：“一粟不知是谁？”1940年代后期朱南铣也供职《侨声报》29。与福州路平行的泗泾路壹号《侨声报》社紧邻“老正兴”饭馆，生性爱热闹的臧克家无论是否也参加了那次豪饮，都不排除朱南铣在席上可能跟老同学们谈到刚来上海的他这位新同事臧诗人。
汪曾祺在上海一年零七个月，正值1930年代“京海之争”余波在历史巨潮冲刷下即将酿成南北文坛彻底决裂之际。左翼激进文化界一起青年作家对“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的“围攻”尤为突出30，所谓“有毒皆备，无恶不臻”31。但至少在楼适夷1949年初将汪曾祺指认为“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幻美的倾向”的“追随者”之前32，上海《文汇报》（唐弢、柯灵主编）以及重要文学刊物《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文艺春秋》（范泉主编）、《文讯》（臧克家主编）、《人世间》（凤子主编）、《文艺工作》（孙陵主编）等等并不计较汪是沈的爱徒。他们只看汪曾祺作品的质量与倾向，予以善意而宽容的接纳。这就使汪曾祺可以暂时脱身文坛激烈论争的旋涡，“沉酣”于高度个性化的创作，在玄黄未定的“严肃的时辰”取得骄人成绩。汪曾祺作为“京派”后起之秀的身份定位也因此多少有所冲淡，他在1940年代后期文学史现场的归属与色彩始终显得多元而驳杂。
“黄浦江呻吟”与“苏州河叹气”
各路“复员”机关和“接收”人员蜂拥而至，十里洋场一度显出病态“繁荣”。叶圣陶1946年2月9日返沪，第一周暂寓霞飞坊35号三楼妹夫江红蕉家。二楼即开明书店同事、老友王伯祥寓所。另一同事也是老友和姻亲夏丏尊住霞飞坊3号。叶圣陶次日上街，“自外滩经白渡桥，入虹口区。达三角地菜场附近，沿路出售日人旧货之地摊栉比，较之汉口，尤为大观”。他先去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祥经里”，察看开明以“巨大顶费”为同人“分租”的六幢小楼。午饭后与同事沿虬江路往西越过淞沪铁路，经宝山路、河南路，步行至福州路开明书店总店。一路所见，“热闹情况且胜于八年以前”33。
5月8日郭沫若由重庆飞抵上海，5天后田汉为之设宴洗尘，郭席间赋诗，开头就说“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34。夏末秋初邵荃麟和妻子葛琴从武汉抵沪，一走出火车北站，最初的感觉也是上海变化不大，“仿佛这九年历史竟是一张空白，而我的离开又回来，仿佛就是昨天和今天，中间并不曾有什么间断似的”35。汪曾祺七年后从云贵高原北归，也是“适从山里来”，不知是否同样觉得“不曾有什么间断似的”？
然而好景不长。“五子登科”的现象愈演愈烈。物价和失业人口持续飙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间寄予厚望的新政协会议刚刚开过，“和”与“战”的天平立即摇摆不定。1946年夏秋之交，“一般论调均以为分裂之局已成，此后将为长期之争战。和平不可致，建国徒成话头，国家地位益低落，人民生活益困顿，前面似唯有一团黑耳”36。虽然上海市面尚称安定，但有形无形的硝烟通过报纸和无线电频频传来——
无线电绞死春天——
深夜，黄浦江呻吟。
苏州河叹气，
睡梦里还有人盘算着，
柴米油盐，担心一早起
报纸又带来什么坏消息。37
年轻的诗人们的敏感神经震颤了，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绝非出于臆想——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
拿张报，遮住脸，
等待南京的谣言。38
最突出的民生问题莫过于住房极度紧张。从重庆回上海的夏衍在周恩来指示创办的《建国日报》（前身为《救亡日报》）写过一则补白，讽刺“接收大员”与所谓“地下抵抗工作者”强制接收（不惜乱贴封条），人为加剧租房紧张——
（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
（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更是封条。
《建国日报》只存在十二天就被查封，但夏衍这则补白不胫而走。它实在生动描画了当时上海社会的实际。39
对绝大多数“复员”来沪的文化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租房。茅盾夫妇1946年5月26日从广州一回到上海，就发现房子难找40。他们1930年代与鲁迅、叶圣陶、周建人等文化人在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比邻而居，三上三下独栋洋房相当宽舒。如今再住回去，“却只占得一间房，还是朋友从自己的住房中匀出来的”。茅盾后来听人说，“（抗战）八年来上海的住房面积未增一平米，而人口却增加了近两倍。原来一户中等收入的人家可以住一栋小楼，而现在占有一层楼已算万幸了”41。
将自己住房“匀”给茅盾的这位“朋友”就是住茅盾楼下的范泉，他当时编辑沪上影响力仅次于《文艺复兴》的大型文学期刊《文艺春秋》。和茅盾住在一起，“能经常聆听他的教导，并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关怀和扶持”42。范泉不仅与叶圣陶同住西川北路，《文艺春秋》所依托的上海永祥印书馆在福州路380号，开明书店在福州路268号、272号“西中和里”，两处相距数百步，范泉也有很多机会向叶圣陶请教43。1947年8月15日《文艺春秋》五卷二期刊发汪曾祺“心理小说”《绿猫》，1948年3月15日6卷3期又于头条位置隆重推出汪曾祺另一篇写实风格的小说《鸡鸭名家》，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学眼光或许就得益于茅盾、叶圣陶对范泉的影响与指导（无名氏认为汪曾祺当时最好的两篇小说就是发表在《文艺春秋》上的《绿猫》和《鸡鸭名家》44）。
比汪曾祺大十岁、同为沈从文弟子的萧乾1946年6月下旬被《大公报》从英伦召回上海，负责撰写国际要闻、重要采访与特写，同时主持文艺副刊。汪曾祺在上海时期许多散文皆经萧乾及其助理刘北汜（汪曾祺西南联大同学）之手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文艺》。萧乾带着中英混血的娇妻初到上海，起初几无立锥之处，“上海租房子非有金条不可，然而我不但那时身无金条，生平也没有见过那玩艺儿”。辗转搬了六次家，最后在复旦大学兼职教新闻和英国文学，这才住进复旦“徐汇村”一幢两层日式联排公寓。萧乾一直感念复旦曾为他这个在海外漂泊七年的游子提供栖身之所。就是在那座小楼里，他将过去所写的小说、散文和特写分别结集出版，“对前半生的文学工作做了一次回顾”45。
1946年11月3日星期天，萧乾夫妇和同在复旦执教的靳以开派对，在“紧凑而舒适”的新居招待了茅盾、叶圣陶、洪深、李健吾、巴金、赵家璧、王辛笛、卞之琳、马宗融、陈望道等一众文化界师友46。曾经供日本中下级军官享用、战后分配给复旦大学的日式小楼群，许多还保存至今。进门右手是厨房，一二层共有二大二小四个房间，两层楼之间的木板楼梯尽头是厕所，内部空间十分“紧凑”，小家庭住还算“舒适”，人一多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萧乾只有同时开放上下两层，外加底层落地窗外面妻子圈起来的小块草坪，才能盛下这么多客人。即便在偏僻的江湾五角场，这样的居所还是令众多文化人啧啧称奇。
在上海原来有家、战时有人看守的“复员”者也会发现过去的家已面目全非。1946年2月25日胡风携妻、子回沪，住进永嘉路由老岳母带着外甥女看守八年的老宅。老太太没有收入，只好出租三楼和亭子间，底楼也被房客堆满杂物。等到女儿女婿和小外甥回到上海，一时竟无法清退租客。对方无处可去，所谓“补偿费”开出天价，不予满足就绝不搬迁。胡风一家四口加上老岳母只能挤在二楼。
回沪一个多月，胡风总是为房客的问题苦恼着。此事甚至惊动了忙于“和谈”、频繁往来沪陵两地的周恩来副主席，他特别请即将随中共和谈办事处撤出上海的冯乃超嘱咐胡风，“为房子的事，千万不要惹出麻烦”47。除了偶有作品在同刊同期发表之外，目前尚无材料证明汪曾祺与胡风有交集。汪曾祺好友唐湜每年有两三次登门拜访胡风48。当时正着迷于汪曾祺小说和散文的唐湜会不会在一心提携新作家的胡风面前说起过汪曾祺呢？
1930年代跟胡风一起战斗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只能像在重庆一样，继续借住于各方面都有“关系”的姚篷子在福煦路和威海卫路之间所开的“作家书屋”二楼的一间小屋里49，此地紧邻致远中学，雪峰也有文章跟汪曾祺小说登载于同刊同期。
夏衍奉命从重庆飞回上海，配合《新华日报》发行上海版，争取恢复《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最终未能出上海版，《救国日报》改名《建国日报》也仅仅昙花一现。这段时间夏衍一家四口挤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至德里岳父家。奉命飞赴香港之前，他才为家人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重华新村”找到一幢房子，跟胡绳一家合租50。
胡绳并未论及汪曾祺，但他到香港后曾撰长文，分析“七月派”青年作家路翎的小说过于看重孤立无援的流浪汉形象，未能把握作为阶级而觉醒反抗的底层民众51。这样的批评其实更适合于汪曾祺小说。汪曾祺一度与路翎齐名，唐湜“汪曾祺论”就重点阐述了汪与路翎的异同。
坚持“苦住”在“孤岛”和沦陷期上海的文化人住房也很局促。李健吾向汪曾祺热情施以援手，一举解决了汪在上海工作和居住的大问题（汪曾祺1983年夏创作的短篇小说《星期天》反复提到此事），但李健吾本人的住所一波四折。这位抗战时期暨南大学教授、上海“剧坛盟主”一度跟神经质诗人孙大雨一家合租在上海有钱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真如火葬场附近一幢二层楼联体别墅。两家经常闹得不开心，李健吾、尤淑芬夫妇不得不搬到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多福村五号。抗战胜利后李健吾又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75号颇为豪华的华业公寓，但很快因害怕惹眼（或说是“劫收”得来，或说是蒙了清华老同学、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琇的照顾），更因物价飞涨，只能由黄佐临介绍把房子“顶”给演员金山、张瑞芳夫妇，李健吾本人则于1947年10月搬到东宝兴路173弄9号菜场附近一所公寓安家52，成为凤子、叶圣陶、臧克家、范泉、茅盾等人的邻居。
跟李健吾一起被汪曾祺写入小说《星期天》的话剧/电影演员中叔皇居无定所，到处打游击，一度通过人情关系借住在汪曾祺执教的致远中学教员宿舍，直到婚后入赘岳家，才有了稳定的居所。比起中叔皇，汪曾祺已经相当幸运了。
也有特殊情况。郭沫若一家大小1946年5月8日抵沪不久，便住进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北四川路之间的狄思威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一座花园洋房。据说那是马思南路“周公馆”（中共“和谈”办事处）出金条为郭沫若“顶”下的53，很快就成了上海进步文化人的一个活动中心。
经济实力雄厚的开明书店用“巨大顶费”为员工“分租”同在一个小区的“六幢”小楼。巴金、萧珊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住回好友索菲、已故三哥李尧林留下的霞飞坊59号上下三层联体别墅（上海人称“新式里弄”）。叶圣陶（开明书店）、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志同道合者长期协力经营业务较为稳定的出版社，自己又有版税收入，但像他们这样的进步作家和出版人毕竟不多。战时“文协”许多作家回到上海，只能像萧乾、冯雪峰、胡风、臧克家以及臧克家的老师杨晦那样一面给报馆杂志做编辑，一面写文章赚稿费；或在大中小学兼职，勉强维持生计。
1946年2月老舍赴美讲学，由叶圣陶代理其中华文艺家协会总会常务理事之职，开明书店因此更加积极地支持全国文教事业，拨专款赞助各地（包括上海）“文协”，并直接“救助贫困文友”，“对困窘之会友三十一人，各致送八十万元”54，此外还经常宴请途经和居住在上海的作家朋友。汪曾祺就曾出席开明书店1946年冬在绿杨邨的一次饭局55。巴金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坚持为青年作家出版书籍，“真正有价值的书，即使销路不好，还设法印来”56，其所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集就有汪曾祺的第一本书《邂逅集》。
“一个美丽的慷慨的破碎了的梦！”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直至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惨案”（特务乘乱殴击庆祝政协会议召开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民主人士），普通民众曾一度沉浸在和平建国的希望中。1946年开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分裂与冲突迅速公开化，当局高压也随之加剧。胜利之初在重庆宣布废止的书报检查制度到了“收复区”上海死灰复燃57，加上出版准许条件苛刻，新办报刊基本免谈，恢复旧报刊也得办理各种手续，加之纸张控制严厉，当时上海私营小出版社虽多如牛毛，从“大后方”回上海重操旧业的进步文化出版人却步履维艰。
一向注重以办刊来团结培养进步青年作家的胡风几经努力，1946年4月终于在上海出版了《希望》第1集第4期，但半年之后（1946年10月）就不得不宣布停刊。臧克家倒是在陆续赶到上海的重庆时期文友曹辛之、刘岚山、林宏、穆天航、陈敬容以及原本在上海的王辛笛等人协助下，恢复了“星群出版社（公司）”，但也只能用以书代刊的方式印行《诗创造》，而且很快被列上黑名单，直至出版社被抄，臧氏本人于1948年底偷偷离开上海，只身逃往香港。
政治高压使文化人动辄获咎。1946年5月1日《新民报》成立上海分社，吴祖光应老板陈铭德、陈季惺夫妇之聘编辑副刊“夜光杯”，“多次触怒过官方、主管当局，害得总经理打躬作揖，连连认错，甚至受过警告、停刊”，最后吴祖光跟臧克家一样也不得不紧急逃亡香港。当时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只有捡吃的，捡喝的，没有捡骂的”，腐败的文艺审查机构神经过敏到专门“捡骂”，害怕一切讽刺的声音，“永远把自己摆在挨骂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会有人夸奖他、赞美他”58。这情形也恰如一位青年诗人所描画的——
一梦三十年，醒来到处是敌视的眼睛，
手忙脚乱里忘了自己的真正的仇敌；
漫天飞舞是大潮前红色的蜻蜓，
怪来怪去怪别人：第三期的自卑结。59
如此高压之下，文化的萧条可想而知。著名演员白杨甚至认为“复员”后上海演剧业反而赶不上“孤岛”和沦陷期，更不能和雾都重庆相比，“从重庆到上海已经小半年，我怀念重庆。在重庆的时候！生活有着希望，胜利是一个理想，我们吃苦耐劳，在舞台上卖命流汗，心理永久觉得充实，有着力量”，“但是，胜利了。希望破灭了”，“我们曾经那样热切地想象着，战后演剧蓬勃的景象，现在是完全相反，极目回顾：荒凉而又破败”60。白杨尚且如此，一般演艺人员的处境可想而知。
李健吾的学生、1930年代中期就开始活跃于上海剧坛的高宗靖（艺名“夏风”）认为“戏剧商人”对演员太苛刻，演员出于“兴趣”投身戏剧，往往填不饱肚子，更别说养家糊口。被逼无奈，他不得不将兴趣和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界，贸然来沪的汪曾祺因此才能容身于“夏风”所创办的私立致远中学。就在汪曾祺执教致远那段时间，“夏风”还不得不偶尔去外地“跑单帮”。致远中学唯一的三层楼建筑第二层有间屋子挂着“六河沟煤矿有限公司”招牌，“时见国民党官员王正廷出入”61，这或许也跟高校长的经商活动有关。
经济萧条，文化荒凉，总是伴随着现实的怪异与恐怖。抗战胜利之初，沙逊大厦临街顶部竖起巨幅广告牌“庆祝胜利”。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的典礼上，蒋氏老调重弹“礼义廉耻”的训词，于是“庆祝胜利”又换成“礼义廉耻”。邵荃麟、葛琴夫妇1946年夏秋之间“复员”来沪，临时住在北四川路临街一幢小楼上，直至1947年3月离沪赴港62。作为“后方客”走在上海外滩的荃麟抬头看到远东第一高楼沙逊大厦用“年红灯”打出灼灼发光的“礼义廉耻”四个大字，低头则看到“那些装着啸声器的美军汽车从马路上发疯般飞驰”63。
叶圣陶日记没有提到沙逊大厦的“年红灯”，但也记录了当时上海街头怪异而恐怖的气氛。趾高气扬、“发疯般飞驰”的岂止美军汽车，当时“特务之组织殊庞大，人数将五六十万人”。“每日午刻发放警报，以代午炮，齐一时刻”的“不祥之声”也令人“闻之不欢”64。私立致远中学教员汪曾祺和学生们不仅每天能听到“午炮”，学校围墙外边还常有“抓强盗的车”呼啸而过。正在上国文课的汪曾祺灵机一动，当场在黑板上给学生命题：《假若这辆警戒车是来抓我的》65。
汪曾祺1947年6月所作微型小说《年红灯》也写到“我”在某条马路对面高楼上看到几个工人在安装巨大的“广告铁架子”，“这东西，无话可说，很伟大！竖那么个架子的工程可以盖好几间屋子了吧。架子上几个大字，每个字比一间屋子还大”。几天之后，“我”又看到工人油漆这铁架子，并给“几个大字”装上红红蓝蓝的“年红灯”。汪曾祺看到装有“年红灯”的那几个大字很可能就是邵荃麟在沙逊大厦看到的“礼义廉耻”广告牌。两个月后，汪曾祺又把《年红灯》重写一遍再次发表。第二稿明确交代那装有“年红灯”的几个大字竖在“江边”。上海只有一条黄浦江，“江边”装有巨幅广告的高楼很可能就是沙逊大厦。这几个大字广告牌在汪曾祺抵沪之前就挂上去了，小说写工人正在新装广告，或许是为了谨慎而有所避讳吧。
刚到上海两个月的胡风“宛若掉进了一个海里。茫茫滔滔，一望无际。有深不可测的无数的洞窟，有各自长着特别爪牙的无数的水兽，有此起彼落的无数的风涛变幻”。胡风看到在这个海里各人做着个人的梦，“英雄梦者有的做成了‘英雄’，黄金梦者有的得到了黄金，家人美酒梦者有的享受了美酒佳人……，但那些安居乐业梦者就不免十之八九受到了事实底打击。至于那些光明梦者呢，如果他们还不至于‘颓然睡下’或‘望而逃走’，那么，祝福他们罢”，“这是一个污秽的海，我已经游泳了两个月了”，他满心希望在上海这个“新文艺底中心地，曾经是五四底一个主要的旧战场”重整旗鼓，结果却只见“上海现在正被黄色刊物所泛滥”66。不足两年，胡风也一样逃离上海，远遁香港。
满怀希望“复员”来沪的各路文化人一两年后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上海。汪曾祺在上海也只住了一年零七个月。但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将终生难忘。
1947年1月重庆文通书局决定将《文讯》月刊搬到上海，但“一直到了四月初，本刊仝人才全部东来。我们的意思，本来想在‘五四’以前把第一期印出来。但各种接头的事都要重新开始，一个月实在不够。我们度过了这个纪念日，便索性从容一点”67。刚在重庆获得文通书局编辑工作的诗人陈敬容1946年6月中旬被派往上海。她是文通书局较晚“东来”的“仝人”，除了编辑书局的图书，也作为“编辑者”参与《文讯》编辑工作。臧克家发表汪曾祺小说《落魄》，可能也经过陈敬容之手。
陈敬容携幼女沙灵娜和丈夫由重庆出发68，乘船沿江而下，在南京改乘火车，“半个月的旅程——由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长江、铁路、轮船、木船、火车、热挤、生病、淋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六月下旬一个炎热的雨夜十点半抵达上海北站。在不远处找到某同事家。因为戒严，陈敬容一家在大门紧闭的弄堂口无论怎样高声喊叫也无人回应，只好让三轮车拉到北四川路某个小旅馆胡乱对付一夜69。
因为无法忍受丈夫（诗人沙蕾）的荒唐与暴戾，陈敬容不久即抛夫别女，开始了“打游击”的流亡生活。文通书局不能给她提供“即使只够一张床的地方”，“除了偶然而又偶然之外，我很少在一间屋子里住到半年以上”，总是“被迫迁出”。若非前辈诗友王辛笛（或蒋天佐）慷慨相助，陈敬容肯定无法逃脱“露宿街头”的厄运70。她离开重庆时已预感“复员比逃难还苦”71，想不到来上海之后，遭遇竟这般凄苦——
上海，这是个丰富的海。
这是个丰富的海，而我们
是一枚针，投进海里便再找不到
自己——
干杯，干杯！这是上海，我们
来吮吸这个海，也被这个饕餮的
海——吞噬。72
青年小说家汪曾祺告别美丽宁静的彩云之南，来到“浮嚣”的黄浦江畔、苏州河边，要想寻个适合的住处，难度绝不在大他三岁且有固定工作单位的诗人陈敬容之下。起初他只能借住在紧挨着静安寺的愚园路“庙弄”老同学朱德熙家。西南联大高才生朱德熙早就由闻一多举荐获清华大学教职。1946年7月他和夫人何孔敬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上海探望母亲和弟弟妹妹，何家也随着女婿女儿从住了三十年的昆明搬到上海。朱德熙在上海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赶去清华报到73，临行前他托母亲和一家人照顾8月来沪、借住在朱家的汪曾祺。
朱母彭楚秀女士很关心大儿子的这位同学，但朱家人多（朱德熙兄弟姊妹八个），住处并不宽敞。汪曾祺只能在过道打地铺。汪曾祺女儿汪明后来恰巧成了朱德熙妹妹朱然的同事，她从朱然处得知“朱德熙的弟弟妹妹当时都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虽然与爸的人生观格格不入，但是对他都很有礼貌”，朱然“每天一早笑眯眯地跟颓在地铺上”的汪曾祺打完招呼，就跑去参加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在朱然这些进步青年的眼里，哥哥德熙的这位老同学“简直没个人样儿”了74。
在战时困苦却宁静的联大校园成长的年轻作家汪曾祺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豪迈宣布，“写小说实在是个高贵的职业，如果写小说也算得是职业。我们这个国度的气候真不佳，了解的温情开不了花，多有几个想写小说的，哪怕，写小说的呢，我们的国度将会美丽些”。联大校舍固然简陋，“但是你打量进出其间的人脸，都染有点书香剑气，在战国时代当得起‘士’的称呼”75。这位自信可以用一支笔让“我们的国度”更美丽、满以为“当得起‘士’的称呼”的大学才子一到上海，竟然生活无着。父亲主导的原生家庭早已重组，自己又与在福州教书的恋人施松卿相隔两地。人海茫茫，前途暗淡。汪曾祺一度陷入无边的彷徨愁闷。
幸亏刚“复员”回北京大学不久的沈从文从北平“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一通，说我没出息”。沈从文信中还重复了临离开西南联大时对爱徒的教训，“千万不要冷嘲”76。汪曾祺另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说得更详细：“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实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77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通过老友李健吾的关系，让汪曾祺得以进入1946年春夏之交刚取消高中部的私立“致远中学”，并有了暂可栖身的一间住所“听水斋”，由此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特殊的上海时期。
注释：
1 汪曾祺：《悔不当初》，《汪曾祺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
2 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
3 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4 《受戒》开篇就说，高邮的和尚“有上海静安寺的”，看来此言不虚。
5 参考徐强《汪曾祺致朱奎元书信之本事及系年》，《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6 汪曾祺：《自报家门》，《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5—266页。
7 参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一部分《岁月留痕》，汪朗执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
8 参见陆建华《汪曾祺的回乡之路》，《北京文学》2009年12期。但陆氏此说后来又变为“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见陆建华《草木人生——汪曾祺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
9 崔锡麟、汪嘉玉夫妇事，参见崔锡麟遗作《抗日活动片段》、崔开元《一世蹉跎成晚节——忆先父崔锡麟》，均收入《高邮文史资料》（第6辑），高邮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版，第36—50、136—146页。
10 参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一部分《岁月留痕》，汪朗执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汪曾祺送施松卿上船后自己赴上海”，参见徐强《人生百味——汪曾祺年谱》，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2页。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永远的汪曾祺》，金实秋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09页。
11 汪曾祺：《觅我行踪五十年》，《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6页。
12 崔锡麟、汪曾祺互相酬答之事，参见陈其昌《崔锡麟和侄孙汪曾祺》，《走近汪曾祺》，姜文定、陈其昌主编，汪曾祺文学馆2003年编印，第102—103页。汪曾祺贺崔锡麟八十寿诗又见《汪曾祺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13 14 《文艺界复员问题正向政府请求协助中》，《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21日。
15 《文汇报》1946年7月29日第四版“文化街”专栏。
16 臧克家：《我在“胜利号”拖轮上》，连载于《文潮月刊》1946年1卷5—6期至2卷1—3期。
17 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1期。
18 36 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3），《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19 臧克家：《长夜茫茫终有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20 季羡林：《痛悼克家》，《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209—211页。
21 臧乐安：《天伦父子情》，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22 参见1947年11卷5期《一四七》画报“上海通信”《访臧克家》，以及1947年7月18日《世界日报》第4版幼殊《访作家臧克家》。
2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3），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24 李维音编《李健吾书信集》，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
25 《文讯·文艺专号》1941年11月15日。
26 克家：《缀在末角》，《文讯·文艺专号》1947年11月15日。
27 何孔敬：《长相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21页。
28 汪曾祺：《未尽才——故人偶记》，《汪曾祺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7—98页。
29 参见朱锡勋《著名红学家朱南铣》，《红楼梦学刊》1992年2期。此文可以补充、纠正汪曾祺对朱南铣的回忆。
30 参见初犊《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泥土》（第4辑），1947年9月17日。
31 张羽：《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评〈中国新诗〉》，《新诗潮·新诗的方向问题》1948年7月版。
32 楼适夷：《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香港）《小说》月刊第2卷2期，1949年2月1日。
33 参见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新文学史料》1986年1期。
34 64 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全诗为：“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喧嚣声震耳，内战复何有？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
34 63 荃麟：《我回到了上海》，《文萃》1946年9月5日2卷46期。
37 陈敬容：《无线电绞死春天》，《诗创造》1947年7月第1辑。
38 袁可嘉：《上海》，《中国新诗》1948年第2期。
39 50 57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3、381、364页。
40 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2），《新文学史料》1986年2期。
41 茅盾：《抗战胜利后的奔波——回忆录三十二》，《新文学史料》1986年3期。
42 范泉：《记茅盾》，《范泉文集》（第2卷），上海书店2015年版，第39页。
43 范泉：《记夏丏尊·叶圣陶》，《范泉文集》（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44 无名氏1980年5月22日致司马长风信。后来无名氏将此信题作《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收入其书信集《鱼简》。此处引自“无名氏全书”之《鱼简》，远景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45 萧乾：《怀念上海》，《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
46 54 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4），《新文学史料》1986年4期。
47 胡风：《回忆录·重返上海》，《胡风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页。胡风返沪时间，若按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946年2月28日所记“（胡风）前日方到”，应该是1946年2月26日，这里姑从胡风晚年回忆录的说法。
48 唐湜：《忆胡风》，《翠羽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9 胡风：《回忆录·重返上海》，《胡风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647页。
51 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刊于1948年3月1日版《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生活书店总经售。
52 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3期。黄佐临介绍金山住进李健吾在陕西南路的寓所，参考韩石山《李健吾传》的说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传说顾毓琇照顾李健吾住进华光大楼，参见唐湜《忆李健吾先生》，《文史月刊》2002年2期。
53 胡风：《回忆录·重返上海》，《胡风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55 汪曾祺：《寻常茶话》，《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页。
56 194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出版界”专版“人与书”专栏引巴金语。
58 吴祖光：《从上海到香港》（1946—1949），《新文学史料》1996年1期。
59 袁可嘉：《南京》，《中国新诗》1948年第2期。
60 白杨：《从重庆到了上海》，《大华图画杂志》1946年4期。
61 林益耀：《汪曾祺与致远中学》，《文汇报·笔会》2009年1月23日。
62 刘北汜：《最后三年的〈大公报·文艺〉》，《新文学史料》1993年1期。
65 张希至：《我的初中老师——汪曾祺》，《你好，汪曾祺》，段春娟、张秋红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66 胡风：《上海是一个海》，《希望》1946年2卷1期。
67 《写在卷首》，《文讯》月刊1947年第7卷第1期。
68 陈敬容散文《大江东去》（一至七）始终不提丈夫和女儿，似乎她孤身一人完成了从重庆到上海的江上旅行。这里采用陈敬容和沙蕾之女沙灵娜的说法，见沙灵娜《怀念妈妈》，原载《诗探索》（Z1）2000年5月15日。
69 陈敬容：《大江东去之七·到了上海》，《陈敬容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70 陈敬容：《迁居》，《陈敬容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71 陈敬容：《大江东去之一·复员比逃难还苦》，《世界晨报》1946年6月25日。
72 杭约赫：《复活的土地》，《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73 参见何孔先《回忆德熙师在昆明的二三事》，《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74 汪明：《君子之交坦荡荡》，《老头儿汪曾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页。
75 《匹夫》，原载1941年8月31日至9月25日昆明《中央日报》，署名“西门鱼”，引自《汪曾祺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63页。
76 《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页。
77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7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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